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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年近98岁，钱学森的去世仍然让万千国人深感悲痛，这绝不仅因为他一生成就非凡，更重要的是，人们一直能够感觉到这位老人伟大的人格力量。三年前，当温家宝前来看望时，钱老机敏地摆脱相互恭维的官场俗套，把话题转向了当今中国乌烟瘴气的教育现状，说出了温家宝并不想听的话--

“（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如此高龄的老人，对外面的事情依然如此了解和关心，不能不令人深感惊讶。但是，钱老的忠告未能改善糟糕的现状。温家宝并无作为，“周济捣蛋”又肆虐了三年，钱学森不得不带着遗憾而离去。

如果钱老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知道更多，他的遗憾不会仅限于教育的失败。离美返国前，钱学森曾对采访记者说：“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三联《生活周刊》2009第41期）钱老的理想在他生前实现了吗？显然没有。不错，钱老帮助中国获得了火箭、卫星和原子弹，为国家赢得了尊严，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耀，但是，仅有火箭和原子弹就能够使多数中国人活得快乐和有尊严吗？

以钱老之敏锐，我相信他生前已能感觉到，今日中国发生着一个他不曾料到的危机，教育的失败，只不过是中国悲剧性的整体危机之一部分。百余年来，无数怀抱救国理想的英烈，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今日的中国终于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国家实力，但拒绝放弃一党专制的中共元老，却把大权交到一群庸才和奴才的手中。这些人除了沽名钓誉和谋取私利，并不知道要把这个国家带往何处。钱老对人才难出的感叹，表达了他对中国前景的隐忧。

与钱老同感忧虑的老人，又何止他一个。上周，一条网上新闻受到众多关注：民主党派人士、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竟然在一次会议上嚎啕大哭。这位任玉岭同样是工程技术出身的老人，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调查。10月26日，他在北京举办的“2009年首届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上，分析群体事件时几度哽咽，道出一系列怵目惊心的事实和数字，与会者受到极大震撼。

任玉岭说，从1993年到2003年，群体事件发生率平均每年递增17%，从1万起增加到6万起，从72万人增至302万人；08年6月瓮安事件后，群体事件发生频率更高，规模更大；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国家机器的投入，挤占了三农和教育开支；国外大学生创业率为20%，中国不到1%。国外万人创办企业数量是45个，中国才9个；中国看守所关押人员的75%是青年，其中的75%又是盗窃、抢劫。

流览各种媒体，中国每况愈下的治理危机和社会危机已无法掩饰，更加无法掩饰的是当权者面对危机一筹莫展，除了讲空话，就是下死命令，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正在加速滑向孙立平教授所说的“不可治理状态”，纵有忧国忧民之士，也无可奈何。无论是直言忠告还是献计献策，当权者都听不进去，因为庸才和奴才本非治国之才，让他们当权，只会混一日算一日，得过且过。

为什么中国的杰出人才只有在危难时刻才有出头机会？为什么盛世之下总是庸才和奴才辈出？钱老的去世令中国人不得不对这些问题再做思考。

中国人都喜欢说爱国，但一个拥有如此众多爱国者的国家，为什么会如此苦难深重？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百姓活得不快乐，活得没尊严？

中国精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那就是国家尊严永远高于个人尊严，爱国就要学会忍辱负重，甘作奴才。这种偏见使奴才哲学在中国大行其道，是今日国家陷入奴才治国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人才难出的重要原因。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创意天才非常在意个人尊严，而庸才和奴才则不以为然。

若不是当年遭到美国政府的人格侮辱，钱学森会回国吗？这恐怕已是永远难解之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钱老虽然用自己的才华维护了祖国和个人的尊严，但看到这么多同胞活得没有尊严，他还是会深感遗憾的。

网载 2015-05-23 23: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