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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日在上海领教工坊前沿沙龙讲座的录音整理

貌似一脉相承、绵延不息的「中华文明」，一直高度依赖于内亚文明的秩序输出。

我们要考虑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首先要考虑的是背景和格局，先把自己在坐标系中的相对位置搞定以后，其他的具体的条件才会有意义。如果相对位置没有搞定的话，其他的仅仅通过线索本身还不能展示出充分意义来。

规则产生和演化：

人类的文明，我把它解释成一个规则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其它的因素虽然有，但其实都是由规则生成和演化派生出来的。这样就可以引出一个附带的推论，它会颠覆有很多习以为常的见解，我们认为或以为是盛世的东西，其实往往不是规则产生和演化最重要的阶段。它们与其说是规则产生的地方，倒不如说是消费规则的地方。真正规则产生的地方，就是我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原始丰饶」来称呼它，很大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都产生在人类文字和文明以前的时代。为什么会产生在这个时代？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解释，恰好就是因为文字和文明的产生，导致了管制系统的加强，因此原先在无文时代，比较自由而多元化的演化，在文明和管制体系产生以后，反而变得缓慢和单一了。

这样说有很强的证据。对人类民生最重要的所有的发明，比如耕作技术、畜牧技术、人类驯化的大多数动物、植物和各种技术，这些对人最重要的东西，全都是在文字产生以前诞生的。而文字产生以后，唯一产生的东西就是官僚制度和国家制度，而发明的速度反而是减慢了。

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是一种达尔文式的生态演化产物，那你就可以看出，规则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最大限度的产生和演化。它应该是多元的，应该存在着许多个彼此之间相对孤立的小生态环境，局部规则在这样的小生态环境中间，能够充分的产生，在它产生做大以前，不会受到太多的干涉。它要有一定流动性，但是流动速度是有限的和缓慢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小生态环境，以及各种不同的局部规则，要通过相互渗透接触和碰撞，不断地深化和演进。但是，速度不能快到席卷一切的地步。如果存在着席卷一切的高速度的交流的话，那么这个交流的速度之快，就足以使某些在局部环境中产生暂时优势的规则，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就扫平广大区域里面的众多规则。就像某种突如其来的黑死病，这种传染力一下子可以消灭一大批人口一样。这种环境之是不利于规则复杂度的演化的。要么就是简单和平铺的规则替代一切；要么就是没有充分的时间，因此即使有规则，也不可能延伸到充分复杂和坚强的地步。

符合这个条件的地方，在文明和文字产生以前，几乎是全世界；在文明和文字产生以后，反倒只存在于某些特殊地区，特别是文明的边缘区。而文明的核心区，表面上看是最繁荣，光华最盛的地方，恰好是消耗得最厉害的地方。它之所以光华最盛，恰好就是因为它以前积累较多，而现在还没有到消耗完的地步。如果你处在正在积累和生产的阶段，那你燃烧的光是不会很亮的，等你燃烧光度最亮的时候，实际上经常是你生产的速度已经赶不上燃烧的速度了。烧光了以后接下来就要变成灰烬了。

高地、湿地和草原：

我们回顾文明最初产生的状态。因为它多元化的程度，比文明产生以后要大得多，所以笼统的区别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要求精确的话，只要求大致上有一个线索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分为三种在时间上有交错，但是先后顺序还是很明显的类型：高地型，湿地型和草原型。他们产生的速度，大致上的顺序是，首先是高地，其次是湿地，最后是草原。这三种不同环境演化出来的规则，对后来的文明演化起了不同的作用，跟这个时间差很有关系。不是说所有地方都是先高地，再湿地，再草原，大致上的顺序是这个样子，局部是可能有很多例外的。

同时最早产生文明的地方，就是西亚这个地方，这个时间顺序大致上是靠得住的。留下记录最多的地方，比如说是两河和埃及，情况是很明显的。最初产生文明的地方是在高地，比如说，下埃及还是蚊子横行沼泽地的时候，上埃及的高地首先产生了邦国。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淹在水底的时候，上游的马里王国，耶利哥城邦这些地方它已经存在了。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因为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因为你要开发湿地是需要大量有组织的劳动力，如果组织性不太强，只是人数较少的部落的话，你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同时能够战胜蚊子，能够修建水利系统，这是技术已经有一定进步的证明。人类文明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技术水平应该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准。而高地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的生态比较丰富，有森林，有乔木，有草，而且气候比较适合人类居住，它不太潮湿，没有什么有害的疾病，和蚊子之类的传染病。小部落在这样的地方是容易扎根和生存的。

所以最先产生出来的城邦和文明，不是在低地而是在高地。他们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进入低地了。从进入低地这件事情对文明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达不到一定的门槛就进不去，可以说高地的最初的文明，主要是自发秩序，而低地产生出来的文明，则设计色彩非常浓厚，尤其在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通过放射性碳十四的断代测试，表明苏美尔文明的开端可以追溯至距今6000年前。在距今约4000年前结束，被闪族人建立的巴比伦所代替。这里发现的含有楔形文字前文字的最古老的石板被定期为距今约56世纪前）是定居文明的始祖。它最先产生的特点是什么呢？神庙这个设计者的作用。现在看来，好像有很多苏美尔城邦，它就是在原先不适合居住的沼泽地上，排干沼泽地以后建立起来的。原先是沼泽的地方，排干以后，差不多是最肥沃的土地。像尼罗河边和幼发拉底河边上的土地，那里比高地上、山坡上土地要肥沃多了，你只要有技术能力，把这些地方开发出来，那么农产品产量一定要比高地上要丰富的多，但是这需要一个组织者，组织者一般是神庙。

它有一个特点，它一开始划分出来的土地，都是方方正正的，好像美国各州的边界一样。如果是自然形成的土地的话，那么它的边界应该是犬牙交错的。整齐的边界那就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且，这些土地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拨给神庙的，由神庙负责充当各种 — — 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充当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公共事务的收入所用的土地。这些城邦的设计性质非常明显，神庙一开始处于核心地位，囊括了现在很多事务，一部分政府的事务，一部分民间慈善组织的事务，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事务，同时还兼任着什么旅客的招待所啦、金融服务中心啊、契约的保管者之类，各种五花八门的任务，都是由神庙集团来负责的。

从最初这样造成的地方，可以说，按照当时的标准，应该是人间乐园，《圣经》里面伊甸园如果你从语言学角度上考虑的话，它其实翻译出来就是正直人士的家乡，它的地点是可以在地球上可以找到的，就是伊拉克中南部到阿拉伯北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记载过，有四条大河，其中有两条叫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它现在还在伊拉克流动。另外两条大河，它的痕迹也可以找出来，你从卫星图上就可以找出来，它们在现在沙特阿拉伯北部，在古代这条河流是的确存在的，但是后来气候变得干燥了，它们已经变成沙漠了。但是伊甸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圣经》说得没错，这四条大河的的确确是同时在这块土地上奔流的。这个地方因为被周围所有的人羡慕，所以就像人间乐园一样，于是在它消失后很久，还留下了伊甸园的传说。

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重大的弱点，通过刚才的描绘也可以看出来，它的规则的单调性是惊人的。像马里王国这样的组织，它还带有一定的部落色彩。现在留下来的某些非常古老，可能有七八千年以前的记录，显示说是它国内有很多多元化的政治组织，有很多政治组织是马里王不能控制的，所以国王这个头衔你也不能够理解成我们现在理解的国王。只不过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翻译方法，就勉强把它称之为国王。有很多特殊的政治实体，你对它进行人口统计都是做不到的事情。它的体系是一个多元的嵌合体，更接近于中世纪欧洲那些王国。而不大像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样的国王。

而苏美尔建立起来的城邦，它神庙统治下来的地方，让人联想起什么呢？让人联想起印度西北部那些城市，印度河那些失传文明的那些城市，让人联想起印加帝国（11世纪至16世纪时位于南美洲的古老帝国，重心区域分布在安第斯山脉上，其版图大约是今日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一带，中心位于今秘鲁库斯科），用计算机方式来管理，一切搞共产主义的印加帝国，令人联想起一个许多共产主义者设想一个井井有条的乌托邦。它有一个贤明的管理阶级，把一切都给你规划得很好了，它的游戏规则是异常单调的，但它的产品（人口产量、作坊产品）极其丰富。用生态学的角度来考虑它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它就像是一个高度良种的小麦或水稻品种，基因是很单调的，产量是很高的，但是抗病力是很弱的。如果发生了瘟疫，它很容易大片大片地死光。但是不发生瘟疫时候它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一般人理解的文明，就是第二种类型的文明，在湿地建立起来的文明。一般来说这种文明能够供最大量的人口，可能人类的80–90%以上，都是来自于这种湿地的人口，能够建立起大帝国和强大的官僚机构，能够供养大批知识分子，能够建立巨大的神庙和公共建筑物的文明，全都是处于这个类型的。如果从人口角度来看的话，你很容易认为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但是从规则角度来看它不是，它恰好是产生的规则最少、最单调的地方。

然后是第三种文明，第三种文明是产生最晚、草原型的文明。有些人把它称之为游牧文明。但是实际上是它的复杂度比游牧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实际上你认真考察的话，包括成吉思汗他们，就没有哪一个所谓的游牧部落是真正完全依靠游牧来生存的，或者完全依靠牲畜来生存的。他们不能独立存在，他们的某些至关紧要的物质需要通过交易，从其他周围的文明中取得，而自己没办法产生。所以这种文明一定是次生型的文明。它如果最早就产生出来，而且只有它没有别人的话，它自己就生存不下去了。它演进的过程，从最初开始，跟其他的建立了高地和湿地文明那些部落组织，没有明显差别。毋宁说它跟这些人是有共同祖先的，只是在这些走入其他途径的文明，产生出大量的剩余物资以后，形成一种挤压式分工的局面，迫使它在失去了原先的许多可以共同活动的空间以后，必须退到一个更加边远的草原地带以后，更加依赖草原以后，寻求新的技术突破，然后产生新型的文明。

军事技术与军事贵族：

这个文明的重要性在哪呢？它产生了对后来全世界影响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军事技术，通过军事技术产生了军事贵族。而在次生型的大多数文明当中，军事贵族制度是他们宪法制度的核心。你把大多数宪法制度，包括古希腊城邦，和近代欧洲的日耳曼人的宪法结构，追溯到它最起源的原点，都可以追到军事贵族这个原点上面来。而次生型的文明，即使原先有其他的模式，它也被历史抹掉了，真正能够维系下来的都是这个模式。

像苏美尔城邦，和早期埃及那些文明，它给你一个很大的感觉，好像是和平的性质非常严重。像那些建立苏美尔城邦的神庙，他们建立的城邦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他们似乎是不知战争为何物的。祭祀集团并不强调武力，他们强调是什么？他们意识形态能力和计算能力，他们测量土地，分配土地，建立契约，仲裁各种纠纷，好像背后没有明显的或者特别强大的武力集团支持，只凭着传统和习惯的权威，就足以使他们城邦的各个阶级服从了。

但是后来产生的文明，特别是雅利安人入侵以后的文明，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军事色彩是异常突出的，军事贵族始终在统治权力中间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他们最初产生于被挤压的状态，世界被早期文明瓜分完毕以后他们被挤压到了那些不足以供养大量人口的地方，但是这种压力迫使他们做了很多重要的技术创新，在军事方面，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来自于他们这个集团。贸易方面，运输方面，可能有不止一半的创新是来自于他们这个集团，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来自于建立湿地的农耕集团，所以经常对这点是估计不足的。

而后一种变化就是草原型文明进入世界以后造成的第一波后果。他们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极大地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加快传播的速度，也就是意味着缩短了孤立系统独立演化规则的时间，这对后来历史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个来自于草原系统的技术发明波，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在青铜时代记载着很清楚的就是马拉战车这个技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代文明，差不多就是由马拉战车的武士制造出来的。由于马拉战车的存在，又导致壁垒拦截技术的升级。像喜克索斯王朝（喜克索斯人（Hyksos）是古代亚洲西部的一个混合民族，喜克索斯也译希克索。于前17世纪进入埃及东部并在那里建立了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约前1674年至前1548年）。他们推翻了埃及虚弱的第十三王朝（首都孟菲斯），统治了中和下埃及一百多年。喜克索斯人将新的战争技术如复合弓、马和马拉的战车引入埃及）的入侵，对埃及和现在巴勒斯坦南部那些地方的要塞建筑技术，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后来建立起来的要塞有双层防卫体系，就比以前埃及旧王国时代那种简简单单的用石头和土块堆墙的技术，要先进多了，它们有缓冲系统，第一道城墙被打破了，第二道城墙还能够继续坚守。

周王朝的崛起：

像中国最早的王朝，商周王朝，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战车技术是从两河流域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地方输入的。因为他们战车的结构和形式，跟中东地区相似度太强了，而且时间又晚了一千多年。而且商王朝最初开始的时候，它对周围部落军事优势，主要依靠它对战车的垄断，而这种战车的垄断被打破的时候，例如像牧野之战，周王朝也能够动员上百辆战车，投入战斗。这时候殷商王朝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地理位置是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在周人崛起之前，有理由说殷商这个集团，他们相对于东部南部的各个集团，是垄断了通向中亚道路的和技术输入道路的。但是周人崛起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这个地缘形势非常接近、非常适合于截断这条道路，可以合理推算出周人在利用它跟草原更加密切的接触，实现了一场军事组织的革命。

殷商和周朝之间他们军事组织非常不一样，殷人建立的定居点论人口来说，至少是不如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的，据点中间有很多只有几百，顶多上千居民。但是它动员力度相当彻底，经常出现上万名战士出动的格局。比如说是基本上所有男丁都是习惯于作战，甚至商王殉葬的坟墓中间，还有女武士。武士跟奴隶不一样，商王也用大量的奴隶来殉葬，但是武士恐怕是自愿殉葬的。因为你很难强迫他们殉葬，他们很可能像后来秦穆公时代的三良一样，是出于对宗主的忠心而自愿殉葬的，殉葬的过程中间还携带他们的杀伤性武器。他们并不像奴隶那样是被捆绑的，或者被杀了献祭以后殉葬的，而是带着他们的武器一起殉葬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周人的军事制度，所谓的「天子六师」，这应该是后来整理过的说法，但是即使考虑到整理和歪曲的程度，也可以看到它的军事义务不是普及到全民的，而是一个高度精英的集团，由他们垄断专门负责军事技术。而周人的平民生活，比殷商要和平得多，从《诗经》里面和其他记载来看，周人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平民阶级，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大需要打仗的。像《诗经》七月中描绘那样，他们要生产出各种产品，去给他们的领主服役，去用这些产品供养他们领主，但是他们自己不太必要打仗。打仗是领主的事情，领主的军事专业化程度，比商王要高。商人差不多是全民皆兵，但是专业化程度不是很高：基本上是最低级的，最穷困的人，在墓葬里面只有几个陶器的人，他身上都带着一些像是弹弓啦、投石器之类的东西。高级的武士或者贵族就有很复杂很华丽的武器，武器上面还有漂亮的装饰，说明他是个地位很高的人，诸如此类的，但是区分不很明显。你看不出商朝的高级武士专业化程度，跟普通的也要打仗的平民之间差别有多大。但是在周王朝时期，这个差别就非常之大了。

能够参加「天子六师」的那些贵族，他们是要经过严格训练的。这些严格训练的程度，痕迹在孔子时代还保留着的，孔子不是教君子六艺，其中就包括驾驶马车和射箭技术么？这肯定是非常专业的东西。贵族子弟，像孔子这样的小贵族，在成年的时候大概14岁左右，通过成年礼的标志就是，他要参加家族的祭祀，其中包括射箭的仪式。这种仪式你也可以说带有一种游戏性质，带有礼仪性质，但是最初的目的和最根本的目的，肯定就是让贵族子弟，从小就要学习必要的军事技术。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战车的意义就跟后来二战时期坦克车差不多。如果有一方没有战车而另一方有的话，有战车的一方基本是赢定了的。能够驾驶战车，这在当时一定就代表了当时的高科技了。

而战车的车是需要有一个小集团，一个像足球运动员一样，相互配合，高度互信的一个小组来支撑的。如果相互配合不好是很危险的。像春秋时期就有很多记载说，因为国君得罪了马车夫，欺负了他，然后马车夫在作战的时候，故意不给你好好驾驶，甚至故意把国君的战车驾驶到敌人队形里面去，结果导致自己一方的军队失败，甚至出现国君本人被俘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看出这些马车夫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定是贵族子弟或者是其他什么非常重要的人才能够担任，绝对不是像后来，纯粹的无产阶级，为了干活挣钱，而且是非常下等的无产阶级干的活。

在孔子和庄子的记录中间，当时有些着名的驾车手名气是非常大的，交涉的都是上流人物，这也说明一些问题。应该说，这种技术发明，在商朝时代还不存在，而周取代商朝了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一个地理位置比较接近于中亚草原的部族通过接触了中亚的先进军事技术实现了军事革命，又通过军事革命实现了政治制度和宪法制度的革命。这个制度上的革命，直接影响到孔子所崇拜的周礼和以后儒家的形成。

为什么这个技术来自中亚？到底还是因为中亚是草原上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它是军事演化速度最快的地方。因为西亚和东亚不是平行结构，就从地理的封闭度来说，西亚是核心，印度是边沿，而东亚就是边沿的边沿。印度是一个比较外围的地方，东亚就是比印度更外围的地方。如果从叙利亚到印度其实很容易的，波斯或者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进入北印度是不太费力的，但是反过来唐玄奘或者法显这些人从东亚进入印度，那就是非常难的事情，无论是从南洋的海路，还是从中亚的陆路都是非常难的事情。东亚大陆是更封闭的地方。你如果把殷周这些事情，对照一下西亚，马上就会发现，西亚类似的入侵比东亚要频繁得多。跟它们相比，殷周一直到秦之间的变革都不算是刺激性很大的。而西亚这个地方，从加息特人（原居于札格罗斯山脉中部。公元前16世纪初占据巴比伦，建立加息特王朝）入侵到雅利安人入侵，基本上几十年就一波，草原和定居各势力之间的冲突是异常激烈，军事革命不断展开，它的战车技术产生的时间比东方要早得多。

秦国与赵国：

秦始皇引以为荣的军事编组，在亚述人和新巴比伦人看来根本谈不上是先进。有很多证据就表明，秦赵两个军国主义强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军事革命，都跟中亚传来的技术有关系。可以说是中亚因为竞争比较激烈，杀戮比较残忍，它的军事专业化和军事革命速度比东亚更快。东亚是个比较边缘的地区，主要是输入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

到了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周穆王去会西王母的传说并不是在西周时期产生的，而是在战国时期产生的，而时代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差不多。而赵人特别强调昆山之玉的运输线，这跟他们赵武灵王以后对云中和代郡的经营很有关系。因为赵人控制通向中亚的道路，这个地理位置不如秦人方便。但是他们有办法通过云中（代北）、代郡，相当于现在晋北到察哈尔省那条路线；云中、朔方呢，就是通过河套，越过内蒙古草原向西走的那条路线。照赵人记载，因为穆王传说主要是赵人制造出来的，昆山之玉从这条路线来的，越过河套这一线，通过赵国，然后通向洛阳。赵武灵王企图从以云中南下袭击秦国。它的军事革命，使赵国由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变成战国后期唯一能够抵抗秦人的国家，这肯定都跟胡服骑射有关系，因为文人没有把这些事情讲得很详细，所以他们就勉勉强强说了胡服骑射这些事情，但是他这个军事革命肯定包括许多很细节的东西。

它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春秋时期，兵车技术消失，赵人和秦人在长平之战动员的军队，肯定是一种新型的军队，它的原型应该也是来自于中亚的。昆山之玉输入的肯定不仅仅是玉石，因为玉石在先秦是祭祀仪式和士大夫阶级的装饰品中代表品级和尊严的特殊事物，所以他们的记载特别强调玉石这个东西，但是输入东西一定不是只有玉石。我想最重要的东西还是组织的形式，组织和编制的形式才是最重要的。

战国后期，行政革命基本上是军国主义革命一个附属品。所谓郡县制，它的军事色彩是非常明显的。它最先不是作为行政机构而设计出来的，「郡者君也」它还带着个君字旁，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军事制度，在边境和殖民地产生出来的。然后在边境和殖民地训练成熟以后，在战争压力进一步加大，有必要全民动员的时候，再普及到内地，甚至普及到包括首都在内的核心地带。军事编伍体制，在西亚就对应于加息特人和亚述人所掀起来的那种军事革命，这些军事革命在《圣经》里对以色列王朝灭绝的描绘中，表现得很清楚。

巴比伦人，在和米底人（Medes）结盟、消灭亚述人以后，在进攻巴勒斯坦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多军事技术，后来出现在白起进攻楚国和赵国那战争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搞出了很多很专业化的类似军事技术。骑射，各种拿着油瓶的放火队员，拿着破城锤的攻城队员，诸如此类的，是有高度技术化的组织。现在有些人考证说，墨家之所以在战国时期产生，就是因为军事技术的缘故，催生了各种专业技术的发展，而墨家是特别擅长于守城的。他们最初的来源很可能就是工匠行会这种人，各种工匠行会掌握一两种专业技术，为各个诸侯国效命，因为跟战争的关系特别密切，反而催生出了强烈的和平主义意识形态。还有人推测说，墨家入秦对秦的军国主义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无论这是不是墨家搞成的，至少秦赵这两个军国主义国家，他们的军事革命，引用中亚技术，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与他们地理位置是有异常密切的关系。

秦亡汉兴以后，终汉之世，可以说是中原王朝军事技术基本上是处在即使不是退化也是处在停滞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以后的发展。广土众民的大帝国比较容易选择用金帛贿赂游牧民族的方式维持内部的稳定，而不像赵国这样的小国，在强烈的竞争压力之下以比较快的速度跟上军事革命的步伐。

这样做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这样做使帝国内部的压力减轻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帝国内部的不设防。可以通过把东亚地区搞成一个比较封闭的实体，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封闭是有代价的。意味着你在王朝开始时候，你跟中亚方面技术落差还不是很大，在王朝结束的时候，这个落差就变得很大了。而封闭的结果就是，你自己发展速度和竞争压力比较低，边区那些哪怕是很小的部族，它的竞争压力都很大，传递速度就很快。所以渐渐落差会扩大。最后落差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边境会全线崩溃，然后帝国会瓦解成一系列小国。你也可以说，以后两千年的东亚历史，这个故事是不断重演的。

按照比较正统的观念来说的话，你会把王朝本身看成是正统，把崩溃看成是不值得注释的一个小插曲。但是从技术角度来看，恰好相反，崩溃所代表的是一个先进技术突然涌入一个技术低洼区的产物。你可以说得刺激一点，等于是一场发生在陆地上的鸦片战争，一个因为自我封闭而逐步停滞的帝国，人口虽然多，但是技术却比较单调的帝国，被那些人口虽然比较少，但是技术竞争激烈的先进的少数族群突破了边境。突破了边境的过程中，在帝国解体过程中，帝国原有区域的技术，突然发生了革命。但是革命的结果，通往下一轮统一的时候，这样的故事又要重演。

五胡十六国的入侵肯定是扮演了类似的军事革命。而西魏北周，建立隋唐的过程，可以看成是新一波的入侵和革新，残唐五代，一直到辽金元这个系统，又可以看成是一批新的边区武士系统的入侵。每一次都伴随着军事制度的改变和政治制度的相应改变。

2013-07-23 10: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