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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中介”这一极为普遍的物质属性和认识范畴，虽然在德国古典哲学论着中，是最常见的哲学概念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论证赋予科学意义的重点观点之一。但是，在我国，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长期以来，以提倡斗争哲学为名，对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中介”这种重要现象，不但没有进行必要的、科学的剖析，而且一概加以简单的否定。早在60年代初期发起的批判文艺创作中的“中间人物”运动，把一大批文艺作品和作家都打入了“另册”。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而且极大地挫伤了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和两头小，中间大的重要论述，都是重要的“中介”思想。但在实际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常常不承认中介，而且在制定计划指标或确定工作任务时，则追求的是“左”那一头的高指标。对“中间大”这一客观事实，不仅不予以充分的重视，而且往往视“中间”为落后，进而发展为中间就是反动。对“中介”这一重要哲学范畴予以简单的否定，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形而上学、唯意志思想的泛滥、行动上走极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更是人为地划分“左、中、右”，在政策上往往把“中间”和“右”作为打击的对象。其结果不仅是简单的否定了“中间大”这一多数，人为地将这一多数推向对立面，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长期地不加分析地批判所谓中间思想，否定“中介”这一极普遍的社会现象，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右惧中”的社会心理和越“左”越革命的畸形心态，进而发展酿成极“左”的十年浩劫。哲学的错误，造成社会指导思想的错误，这些众所周知的教训，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全面地、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全党拨乱反正，推翻“两个凡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的1979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出现了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次新的繁荣，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历史上最好、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时期。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到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志着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获得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理论，研究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存在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气候与条件。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无论是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还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战略，都有一个互为中介及对其规律的认识问题。所以，从哲学和实际上都提出了一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介理论的问题。
　　事实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对中介现象及其规律性问题已经开始进行某些有益的探索，提出过不少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对与此相关的认识范畴，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形成了争议。这些不同的争议主要是围绕着认识范畴展开的，认识范畴是感性与理性两个范畴，还是感性、知性、理性三个范畴？如果从认识过程加以考察，是由感性到理性两个阶段？还是由感性到理性要经过一个互为中介的知性认识阶段？对这些有争论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从中获得新的知识，不仅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残余，避免形而上学和唯意志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二、中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一切事物互为中介比比皆是。从规模上讲一切事物从小至微观或超微观的基本粒子、大至宇宙的发生、发展过程，都实际存在着互为中介的结合，渗透等极为普遍的现象，并由此构成客观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功能的综合性。如果从系统的层次性考察，那么宏观是介于微观与宇观的中介，而微观与宇观则是宏观延伸的两极。所谓微观就是微观物体和微观现象的总和。而宏观则是宏观物体与宏观现象的总和。宇观则是指地球、行星范围以外的、人类可以借助于仪器直接观测而不能以物质手段加以变革的物质世界。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一般的认识规律从空间上讲，是从宏观粗略的认识开始向微观与宇观两极延伸不断地深化的；而从时间上讲，则是首先认识客观对象的现实状态，即从现在的认识开始向两端延伸，一端是反思过去，一端是预测未来。这就是地质学家熟悉的“将今论古”和“将古论今”的中介方法论，提出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连续性发展规律，也就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中介性与认识中介性的深刻一致性关系。经济学家认为中观经济是介于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交错、重迭的中介现象；从规律上讲，中观以部门、地区为单位，微观则是以企业或某一经济活动为单位。而宏观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从系统思想加以考察，微观是中观的子系统或要素，中观是宏观的子系统或要素；从联系方式上看，微观与中观，中观与宏观之间都有部分的交叉、重迭的复合现象，并且中观是联结微观与宏观的中介。宏观与微观经济相互作用，一般需要经过中观的过滤、传递、放大才能体现出来。同样人们认识客观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个从中观开始向两极延伸的中介方法论问题。
　　科学是生产力，但科学只有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正如钱学森教授讲的现代科学体系是三个层次，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基础科学要经过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两个中介的转化，才能转化为现代生产力，所以，要紧的是要研究它们互为中介的转化过程、机制、特点。最近有的学者对社会科学的生产力属性进行探讨，并提出社会科学通过一种“社会技术”的中介转化为生产力的可能性。自然科学是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问题。要紧的是要由理论转化为技术，并通过技术的中介实现这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而社会科学则是研究人类的社会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它是回答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不能离开人与人的关系孤立的存在，同样人与人的关系，也要依靠一定发展水平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存在。任何条件下的人类生活都必须以生产为基础，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又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关键又是技术这一中介。自然科学只是研究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和技术的问题，在社会科学则是研究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及其相关的问题。而生产力诸要素中，人的因素，人的知识化和知识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社会科学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揭示社会生产的运动规律，特别是生产体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规律，从而得出科学的理论、观念和范畴同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一种非直接的联系，因而具有中介性。斯大林曾指出：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民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的联系。上层建筑通过经济基础这一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总之，科学的生产力属性，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与生产力的联系，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间接的，都必须通过联系科学与生产力的中介——技术或“社会技术”来体现。产品经济只有通过商品与货币这两个中介物的充分发展，才能转化为商品经济。哲学认识世界只有通过方法论这一中介，才能实现由认识世界向改造世界转化。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方法论这一中介可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提出，哲学中介化的趋势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物理学实验充分证明，“中介”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范畴。水的三态转化，由液态向固态转化要经过一个“过冷区”，由液态向气态转化要经过一个“过热区”。“过热区”与“过冷区”就是质态转化的中介。要认识三态转化的规律、特点，主要是揭示“过热区”及“过冷区”形成的机制、特点以及转化的条件如温度、压力等。在物理学中，物体从无序到有序，其间存在着若干中介环节，如物质内部的粒子在加热条件下运动，要由远程有序经过无序过渡而呈现近程有序。又如数学中零是联系正与负的中介等等，可以说一切事物的转化，无不具中介性。
　　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规律加以考察，当人们在粗略地考察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时，往往容易觉察出两极的对立，事物之间的界限往往也是清晰的。然而，当人们一旦深入作过细的考察又会发现两极的对立又是不可分离的而且界限又变得模糊了。当人们从静态的观点考察事物时，往往又可获得事物的态势的精确结论。然而从动态观点加以考察，又会发现事物发展态势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均说明一切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互为中介的，一切事物的转化都有一个互为中介的过渡环节，或互为中介的融合、渗透阶段。由于事物联系的互为中介的多样性，不同事物之间融合、过渡实现转化的复杂性，呈现出客观事物的态势具有中介性。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上便是主体之不清晰性。这就是认识主体的中介性与客体的中介性之间的深刻一致性关系。换句话说，呈现不同事物之间联系的中介性和对立的不充分性。即亦此亦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立的两极、差异的双方，总是互相渗透、融合，并由中介环节而贯通的。正是事物与它们之间一系列互为中介的联系，造成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和在客观上的逐渐消失。所以，人类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之间不可能存在着一条“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但是，人们对于各种在几何空间或结构上互相联系的事物，根本无法通过穷举中介来逐个加以研究。所以，人们常常是在认识客体的具体认识场中，按认识的需要和可能，把客观事物物质运动形式联系的中介环节加以人为的省略，以保持客观事物的界限由模糊转化为清晰，使事物在态势上呈现两极的对立状态，并于从两极的对立中揭示其规律。正如数学分析中研究曲线的规律，往往是把曲线假定为趋于无穷小的直线状态，并根据直线方程的求解方式解决复杂的曲线运动。人们认识事物的模糊本质，常常假定为精确的客观，揭示其规律，进而运用所认识的规律，近似地模拟模糊的本质，这就是以精确代替模糊的研究方法。人们熟习的抽样调查，实际就是这种模糊精确化的方法。因为从任何方面抽样的代表性，都无法代表无限多样的复杂多变的客观事物，只能近似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但是，对于中介发达的事物，如果省略中介，不仅不可能实现认识的精确化，反而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特征的正确把握。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必须认真考察各种复杂多样的中介现象，从而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有些中介问题的处理需要加以精确的定量处理，还需要运用模糊数学的理论与方法，揭示其中介现象及其规律。任何对立的两极都要经过互为中介的环节而转化。所以，认真研究中介的性质、特征、类型，对于揭示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化的机制、特点、规律，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及其规律，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般的中介类型是：第一，事物之间本质的差别或对立经过互为中介的融合形成新质或新的复合功能的融合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第二，经过互为中间的过渡而形成一种混合型的统一体，其特点是具有不稳定性或可变性。可见，对立面互为中介的特点，就是指对立的两个范畴，其中每一方都要通过与对方的直接联系，或者说在与对方的相互映现中，间接反映它们指示的客观对象本身，并由此反映客观对立面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是被人为的抽象概念加以割裂或否定，而辩证思维则力图以对立范畴互为中介的形式使之重新恢复或再现。
　　在同一复杂事物中，在矛盾的双方存在着亦此亦彼。在中介环节上，矛盾的对立双方互相交融在一起，它可能既是此物，又是彼物，因而呈现亦此亦彼性。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既不是此物，又不是彼物，因此又呈现出非此即彼的对立性。矛盾的对立双方交叉、融合的结果，组成丰富而复杂的矛盾运动的整体性，以致于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内，人们无法把它们简单地一分为二。在两个对立面之间起着特定联系的中介环节，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功能的综合性，是一切客观事物中介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模糊是绝对的，而精确是相对的，是模糊的精确。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看出，模糊寓于精确之中，并贯穿人类认识事物的一切过程中。精确认识不是绝对精确，而模糊程度比较低，是模糊认识的特殊表现。精确认识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模糊和精确作为对立，只存在于它们互相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在每一具体认识活动中，模糊性和精确性是互为条件的，彼此渗透的。既不存在纯模糊的认识，又不存在纯精确的认识，这同样是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以及矛盾运动转化的多样性，是它们呈现的亦此亦彼的中介特征。
　　矛盾的同一性的基础在于对立双方的共性，在共性的作用下，对立的两方彼此包含，而每一方又必然向另一方渗透和施加影响，这样，在对立面之间就形成某种处于中间状态的特殊环节，即矛盾运动的中介性。从性质上看，它集对立双方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从态势上看，这是对立双方的交融、结合，表现为二者的“均势”平衡。恩格斯指出，中介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对立之间的亦此亦彼的环节，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1]。列宁在《逻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一切都是互为中介(vermittelt)，连成一体的，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打倒天国——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2]这就极为深刻地讲明了中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同时也说明了一切事物的中介性，特别是一切对立的两种态势的互为中介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介理论的重要思想。
　　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局限于直接联系。大量存在的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并无直接联系、彼此毫无关系的东西。这些事物通过处于它们之间一系列联系的中介，或强或弱地相互影响着、制约着。要么是直接联系，要么是非直接联系。但无论是那种联系，都存在着互为中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中介的内蕴就是人们在把握这种或那种间接联系的过程中，对那些处于间接联系的事物以及起媒介作用的客观对象的概括。对于任何一个发展系列来说，那些作为居间联系环节的中介，并不是某种偶然的外在的东西，而是客观事物之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和必须经历的阶段。因此，就一个发展过程而言，中介现象是一切事物质态的转化或发展的中间环节。不了解这些中介环节，就不能真正懂得事物的发展，也难以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统一物内部非本质的普遍存在，决定了对立面之间的中介环节存在的普遍性和对立的相对性。客观上对立面本来是通过非本质的差别作为中介联成一体的，这就把对立的范畴联系起来，使每一方都以另一方为中介，从而与自己所显示的那一客体环节的本来面目相符合、相一致。就是说，对立范畴的每一方都不可能纯粹直接地、而要通过媒介间接地反映所指的那一客观环境。这就是对立或差异互为中介的实质。
　　三、个性、中性、共性之关系
　　既然中介具有普遍性、客观性，那么就得承认中介、认识中介，承认中介有没有非中介的个性和共性的普遍和客观存在！显而易见，之所以强调中介，这是因为人们对中介常常忽视的缘故。事实上，中性是联结个性与共性的一种物质运动过程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有机整体，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系统特性。有的学者侧重从动态考察事物发展过程，则发现事物呈明显的阶段性。有的学者侧重作静态的宏观考察，则发现事物具有显着两极对立状态，呈现非此即彼的个性特征。如果从哲学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加以考察，便会发现事物具有如下的主要特征：从肯定否定规律来看，事物的发展是由肯定阶段→过渡（中介）阶段→否定阶段，并不断由再肯定，再经过渡而再否定，不断更新、发展的。过渡（或中介）是事物的矛盾运动过程由肯定发展为否定必经的一个阶段或环节。正如两种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如果没有一个过渡或中介环节，便不可能实现由旧体制的否定走向新体制的肯定转化。如同我们承认矛盾对立面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一样，矛盾的发展也不可能从它的肯定阶段跨越中介直接跃到否定阶段，人们决不能简单地划界线，以确定新旧事物之别。任何具体事物即便是采取突变方式而形成的新质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然要经过一个或长或短，或明或隐的中介环节或阶段。这就是肯定否定规律呈现的中介性。从质量互变规律同样可看出，介于量变与质变之间的中介，有的学者称之为“序变”。事物的发展就是由量变引起“序变”，“序变”的必然结果是质变。可见研究质量互变规律的关键是承认“序变”的问题。前面提到的水的三态转化中的“过冷区”，“过热区”就是“序变”。经济上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由自然优势向产品优势转化，由产品优势向市场优势转化。第一要依靠科学认识客观自然的规律。第二要遵循所认识的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自然并实现产品优势，而这一转化必须要实现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只有依靠技术的优势才能使科学转化为工程技术的优势，实现市场优势，这一转化还必须靠经营管理科学。有的学者称之为“社会技术”。没有“社会技术”的优势，同样不可能实现由产品优势向市场优势的转化。这两个转化都有一个或几个互为中介的问题，其实这些互为中介的现象实际上就有一个由量变向质变飞跃的问题。一个是由科学转化“技术”，一个是由社会科学理论转化为“社会技术”，而这两种性质的技术，都可看出是由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序变”。因此，“序变”应是质量互变规律的一种普遍现象。从矛盾规律来认识、以对立统一观点来考察中介，就是要看到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对立形成过程中融合为亦此亦彼性的中介。从严格意义上讲，任何对立的两极，只是从粗略的角度考虑，是人们根据认识的要求人为地省略了若干互为中介的环节，而呈现出的对立状态。所以，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又有一定的假定性。这正如数学家研究曲线的运动规律时假定曲线为无限小的范围内以“直代曲”的研究方法。
　　总之，从经典哲学的辩证法三大规律考察，诸如过渡的阶段性，融合的中介性，或序变的多样性，都呈现客观存在的显着的或不显着的三分性，或呈现或长或短的三阶段性。三个复杂多样的事物发展过程，既呈现系统的整体性，又呈现层次的可分性以及结构的复杂性。而且由于同系统多元要素的结构与功能的差异性，必然呈现出既有非此即彼的特殊性（个性），又有亦此亦彼的中介性，更有客观事物的统一性即共性。这就是个性、中性、共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真正地把握事物的规律性，“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3]。列宁强调的两个“一切”和一个“中介”，就是要我们全面地、客观地考察事物矛盾运动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联系，包括直接联系、间接联系。只有对个性、中性、共性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过细的考察，才有可能真正把握事物的一切客观规律。这就要：第一，认识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第二，认识事物发展过程的中介性及其中介规律；第三，揭示事物发展的共性及其一般规律；第四，要揭示个性、中性、共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又要揭示其转化的机制、特点、规律。
　　四、认识范畴及认识发展规律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的认识也是有规律的。一个是认识的主体，一个是被认识或被反映的客体，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而只有通过认识的实践并借助于实践手段，才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样便由主体、客体、活动（包括实践手段）构成了认识发展的三要素的整体性。探索它们三者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的过程，便是探索人的认识发展规律的过程。
　　就主体而言，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值关系，即决不是要么完全反映客观事物的一切现象及其规律，要么不反映。在任何情况下，人的认识只能近似地反映客体。这是因为认识主体的目的、能力和实践活动的发展与变化，和客体的发展与变化，常常是不同步的。要么是主体的认识能力和价值活动的发展与客体的变化不相适应，要么是人们从直观感觉的信息获得到进行理论性的信息加工处理，人的认识总是要受到理论、心理、情感、习惯和价值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人们又总是本能地利用联想、想象来填补思维的逻辑缺陷，这就必然导致人的认识之不完全性和不充分性。因此，人们只能近似地反映客观真理。
　　从主客体活动的过程而言，无论是认识和实践的形式，能力或水平，还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中介，都具有历史的制约性。由于任何时候人们的可观察变量，均有一定的局限性，人的认识同样具有近似的真理性。所以，任何时候人们的认识总是要受到可观察量的制约和条件的局限，人的认识永远具有中介性。实际上，人的认识发展规律，就是认识近似客观规律的问题。人的意识或人们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永远只是取决于联系主体与客体的中介的能动性的发挥。客体的中介性与主体中介的深刻一致性，决定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实际上只是反映客体的发生、发展和转化过程中的中介性特征。所以，人的认识发展规律，本质讲是为获得中介性的规律。为要认识中介，又必须认识特殊，只有深刻的揭示特殊，才能深刻地认识中介，只有深刻地认识中介，才能进而把握一般。
　　一般说来，人们的认识秩序，总是从认识具体事物开始其认识活动，只有对个别事物特有的性质、特征获得深刻、全面的了解，才能推动认识的渐次深入发展。人们要真正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关键是要认识实现两个飞跃之间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这就是个性→中介性→共性渐次深入的认识发展规律。
　　其实，早在康德、黑格尔的着作中，对人类的认识范畴就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三个范畴，并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论证和肯定。认识的低级阶段表现为感性认识。中级阶段则是亦感亦理的知性认识。这种知性认识往往是通向真理的桥梁。认识的高级阶段，则表现为理性认识。对于这三个范畴的认识规律问题，虽然在理论界还是一个争议的问题，但实际上，任何人在探索真理的长河中，无不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经过认识的中介而进入理性认识。从严格意义上讲，理性的认识，只是一个逼近真理的认识过程。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深化人们的认识。中介的客观性，决定了人类的认识，永远有一个承认中介，认识中介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认识的三个范畴问题或认识的三阶段的普遍性和客观性问题。感性和理性认识这两个范畴，则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概念了，但对知性这一重要概念，则有必要稍加说明。
　　所谓知性，就是人类认识的中介，这种认识的中介，既包括认识范畴的中介，又包括认识方法论的中介。从范畴的中介而言，它是介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中介。其特点是既具感性认识的某些特征，又具理性认识的某些特点，还具有特殊的概括和抽象的规律性。由于这种概括和抽象又是尚不深入的概括，没有抽象出共性的理性范畴，因而又具有某些感性的色彩。它的基本特点是：第一，抽象的不深入性。知性认识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的认识，是关于事物特殊规律的规定性认识。而不是对无限复杂多样的特殊概括的共性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以说，这种认识是一般的特殊规定性。如对中观经济，虽然这种中观经济规律的认识是在特定的中观范畴内，它有普遍的适应性，但它的认识还有待于向两极延伸，因而所获得的中观认识的规律性自然具有不深刻性和局限性。虽然中观认识既有微观的某些特点和规律，又有宏观的某些特点和规律，但并不是三个层次上渐次深化认识概括的物质世界的一般规律，因而所获得的普遍适应性和规定性，还没有形成哲学的抽象和理论的概括，即共性的认识。所以这种认识的规定性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二，知性认识具有规定的同一性或人为的同一性。规定的同一性，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把复杂的事物各个方面的因素、属性、关系，从统一体中人为地抽象出来求得的同一性，是把复杂的事物加以人为的简单化。这样从简化的事物中所揭示的规律性，必然既有客观的统一性规律的一面，又具非客观的随意性的一面。这种揭示事物规律性的方法，又是人们经常自觉或不自觉遵循的认识方法。所谓自觉就是人们根据认识的需要和可能，常常有意识地采用一些假定或人为简化事物的复杂参数，进行定性或定量的研究，从而获得简化了的事物规律性，运用这种规律模拟复杂事物的规律性，这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在处理自然和社会问题中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也是哲学认识论的一种极常用的方法论。所谓不自觉就是人们虽然没有人为简化复杂事物，而是力图揭示复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但由于认识的局限和事物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实际难以统一，而又人为的统一，所得到的规律性知识，显然具有客观性和非客观性的两重性，既有合理的认识，又有人为的非合理的认识。如果只停留在这一知识性认识阶段，而不加以深化发展，那就有可能抹煞事物的变动性和多样性，就可能陷入脱离实际的主观随意性。第三，知性认识的狭隘性。由于知性认识具有抽象的普遍性和规定的同一性，它只看到特定范围，更看不到规定与非规定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它们三者之间的内在规律性；同时，知性认识只看到简化事物的同一性，而没有从简化的同一性进一步恢复事物的本质面貌并探索其规律性，往往在对客观事物进行静态观察时，忽视在动态和发展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因此，知性认识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知性认识，而直接超越式的认识，必然扩大其主观随意性的方面，获得的理性认识显然不能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所以，遵循渐次发展的认识规律，重视知性这一重要的认识发展的客观过程，深刻地揭示人类的认识发展规律，从而更自觉地遵循认识的客观性和渐次深入发展的认识规律，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重视知性认识这一重要阶段，才能有助于我们克服形而上学，推动科学进步。只有认识知性，才能有助于有效地克服经验主义，使经验上升为理论。
　　从认识方法论上理解中介的意义，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中介现象，无论是一切差异经过中介阶段融合，还是一切对立经过中间环节而过渡。一种是经过融合的中介质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种是经过中间环节而过渡形成的不稳定质态。它们二者的共性就是亦此亦彼性和多功能性。但前者往往形成多功能的综合优势，后者则形成多功能的抗衡性，因而增加其内耗性。如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就是吸收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各自优势，形成了多功能的综合优势，但目前两种经济体制模式在转轨变形的过程中，由于旧体制的抗衡，增加其内耗性，这是两种模式转换过渡的一种显着特点。问题的关键是要认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并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
　　有两种认识途径：一种是由个性→中性→共性；一种是由中介性的认识向两极延伸。即个性中性共性。
　　从规模上讲，就是从中观向两极延伸的方法，或由宏观向微观宇观两极延伸的方法。这就要认识中介的性质、规律、特点，并不断向两头延伸，从而把握共性。从时间上讲，是认识现实反思过去，预测未来。这就是时间中介方法。这是因为只有认识今天的现实，并对现实的事实、现象加以考察，获得知性认识，然后才能反思过去，并预测未来，从而建立连续的思维过程。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一个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今天决不是昨天的直线延伸，而是连续中的飞跃和发展过程。只有从纵横兼顾的思维中，在深刻地认识中介现象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并向两极延伸，反复实践，认识多次，才有可能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要深刻地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仅要重视纵向的中介方法，还要重视横向的中介方法，而且选择的典型一定要有代表性。如果认识一个中观地区，就既要有先进的经济起飞的因素，又要有后进的因素。只要选择的典型有足够的代表性，并进行深入的、全面的考察，就能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但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是规定性的一般抽象，是知性认识的范畴，只有进一步向两极延伸，不断深化人们的认识，这样获得的规律，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如果要探索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规律，那就要选择在宏观范围内有代表性的中观经济区，并从对中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特点，作深入的考察，获得中观规律的认识，并不断向两极延伸。如深入向沿海地区作比较研究，又面向世界考察不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发展规律，并与中国经济发展作比较研究，不仅要认识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它们作深入、全面的考察和了解，而且更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作深刻、全面的剖析和了解，这样不断由中观向两极延伸，并作多向的横向比较分析，就能逐步获得规律性的认识。
　　还有诸如动态的中介，静态的中介，都是中介方法论的补充和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哲学中介论的发展趋势和相应的中介方法论，均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五、“四个转化”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由于新技术和高技术的拥有量和使用量的优势，形成了一场新技术革命的巨浪，冲击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领域，并形成一种强劲的现代化思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国家已实现了由小生产向大生产，小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小科学向大科学，小教育向大教育四个巨大转化并向纵深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商品本身就是联结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中介物，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进而也成为不同劳动相交换的中介物。市场也是一种中介，也是联结劳动者与消费者关系的中介场所，进而也是一种经济关系的中介。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市场）的扩大，又出现了货币这个中介物。这个中介物的发展，使商品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商品交换的方式日益多样化，从而要求商品有越来越多的品种和数量。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出现了由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化。但资本本身也是一种中介物。马克思说，资本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就是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资本就是联结这种关系的中介。它的产生是社会化生产的需要，交换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以及交换的商品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化大生产为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和为满足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需要。两者之间的矛盾同样呈现着日益增长着的尖锐化倾向，于是便导致了社会革命。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种所有制根本不同的社会生产和交换，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无论哪种社会性质的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作用都离不开商品、货币等中介物的充分发展，其相应的价值观、效益观、竞争意识、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样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对商品、货币这两个中介物的揭示，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大生产活动中的资本和货币这个中介物的发生、发展规律，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规律，进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了科学的论证，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然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以他们对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以及市场这一类中介物的性质、特点、功能与作用，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因而他们设想，社会主义是在实现了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同时，实现由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的转化，由于可以取消资本这个中介物，进而可以取消商品、货币这两个中介物。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导致的信用制度的产生，进而蓬勃发展起来的银行这个中介物，曾有深刻的揭示。银行作为联结货币与资金的中介，货币持有者与商品生产者的中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股票、证券等，都是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中介物。可惜我们后来把它们都当成具有阶级烙印的东西加以否定了。认为这些在社会主义都是不应存在的。列宁、斯大林从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对商品与货币的这两个中介物的认识，虽有发展，但总体上讲，仍然是产品经济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只是在斯大林的晚期，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的商品市场的客观规律，使得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但他只承认在消费领域内商品与货币这两个中介物的作用，而不承认在生产资料领域内商品与货币的作用。因而他的商品经济思想，严格讲只是一种半截子商品经济思想。至于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三十年，基本上是苏联的产品经济模式加小农经济的思想。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把由社会经济进步所产生的一些中介物、中介组织统统加以否定，于是商品、货币受到限制，银行的功能萎缩，股票、证券、期货被取消，一切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各类社会中介组织都消失了，社会成了非此即彼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内在联系被人为地割断，封闭、割据、相互掣肘，使得我们的经济大大地落后了。至于与此相联系的价值观、效益观、竞争意识、思维方式更是十分浅薄。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社会化的大生产与小农意识的对立和抗衡的局面，严重地束缚了我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所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要不要发展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系列中介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就有一个理论上如何认识中介现象及其规律的问题。对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曾长期否认它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作用。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的一个漫长的社会发展的中介现象。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转化，但它毕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而且作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排斥市场经济中应有的一切中介物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无论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化大生产，还是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化大生产，都将在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发挥它的作用。特别是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是从昨天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我们是拖着一条很长的封建主义辫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没有去剪封建主义的辫子，而是不加分析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加分析地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加以批判，因而对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一系列中介物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作用的长期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缺乏认识，对市场经济中的一切中介物同样缺乏应有的认识。现在我们提出研究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一切中介现象及其规律，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介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所谓经济上的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转化，并进一步发展系统化的市场经济、信息化的市场经济和科学化的大经济、人才化的大经济，而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市场与各类中介物、中介组织的功能的充分发展，及由它们沟通的生产与消费的联系。由此引起了消费观念的巨大变化，从单一被动的消费转变为多样主动的消费。而多样主动的消费则要求高水平的生产，要求更大范围的市场和流通能力，要求更灵敏的市场信息和应变能力，以此，才能使劳动者有更高的水平和更主动的经济能力。这就不仅要求劳动者实现知识化和知识的现代化，而且要通过发展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一系列中介物，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统一。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刺激生产，两者之间存在着决定与促进的关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只有高水平的社会化生产的充分发展，并由此引起了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一系列中介物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如局部市场向统一市场发展，国家市场向国际市场发展，单一的商品优势向综合多样的商品优势转化，这就需要有一系列中介物、中介机构、中介场所应运而生。这些处于“中介”性质的物体都是有自身运行发展的规律的，都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与之相伴随，也有其自身的现象。由此，必须引起人们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新变化。诸如全球意识的增强和整体观念的建立等。可见，联系生产与消费的各种中介物——包括商品、信用、银行、证券、股票、期货和各类市场本身愈是充分发展，愈能促进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人们的观念更新。因此，认真研究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一切中介物的发生、发展规律，不仅能更深刻地认识市场经济一般的本质，而且能更深刻地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特别是在我国正在发展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结构，探索各种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又可以服于社会主义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小科学向大科学，小教育向大教育的转化。大科学最重要的重点是适应大生产的需要而出现的，它摆脱了生产与科研、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分离状态，摆脱了所谓小科学任意研究的局限；同时，大科学观摆脱了小科学观的机械决定论和机械分解论的束缚，代之发展的大科学思维方式，即系统决定论和模糊认识论。反映在认识论上的特点：既重视事物之间的非此即彼的特殊性，更重视亦此亦彼的中介性。科学和技术是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东西，具有亦此亦彼的特性。但只有技术带有最明显的中介属性，可以说，它是科学与生产之间的桥梁。通常意义上讲的科学是生产力，实际上是由联结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经济的中介——技术和技术市场实现的。而且只有技术这个特殊的中介物愈发达，技术商品化程度越高，科学的生产力、竞争力、决定经济成就的功能就越强。所以，考察科学、技术的商品化程度及其规律，同样是认识大科学、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之间一致性规律的一种中介方法论。由此可见，大科学的特点：一是理论上趋于统一；二是认识上的整体性和亦此亦彼的中介性；三是技术上的综合性和商品性；四是组织上的联合协调性，最重要的是造成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在互为中介的一体化中协调发展的趋势。
　　由此，进而提出了人才知识结构的综合性和职能的多样性的需求模式，相应地促进了由小教育向大教育的转化。开放的大教育观，应该实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方式互为中介的教育的融合或过渡。从智力开发的整体性和系统的可分性加以考察，不难看出，开发的主体与被开发的客体以及联系主体与客体之中介——各级、各类教育，是智力开发的主要手段。揭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转化规律及其特点，要紧的是要认识转化的中介物——各级、各类教育的规律、特点，并遵循所认识的规律，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智力开发，这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发达的教育，便不可能有发达的智力开发，没有发达的智力开发，便不可能实现有效的经济开发和文明建设。这是一切发达国家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所证明的一条真理。实现小教育向大教育的转化，对我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实现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由教育与经济以及教育内部实际存在的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化。这两个转化越迅速，联系主体与客体促进其双向转化的中介物越发达，越能适应全方位智力开发的全民性、适应性、多轨性之间协调发展。这也是解放两个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
　　总之，无论是小生产向大生产，小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还是小科学向大科学，小教育向大教育的转化，其实质都是突破了个别的、封闭的结构向开放的、综合的多元结构、多功能的联合优势的发展。使其在“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4]。从实现生产、经济、科技、教育四个领域内个别的差异和对立经过互为中介的融合或过渡，引起个别功能和性质发生变化而进行新的综合，发生新的质变，从而形成新的功能，发挥新的作用；或者个别功能和性质只是部分地发生质变而呈现出过渡型的组合特点。并且，四大领域在实现四个转化过程的同时，必然会出现四大领域综合发展的趋势。
　　四个转化与四个综合的共性是：第一，系统的整体性和多功能性。第二，结构要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三，多层次交叉的中介性和认识的模糊性。第四，开放性。这四个特点决定了事物之间或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随机性。由此促使人们重视对这一复杂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如果仍然沿用机械决定论，或机械分解的思维方式，那就势必要走入对复杂事物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死胡同里。所以，要紧的是从四个转化与四个综合矛盾运动过程中，揭示个别矛盾运动的方式、特点以及矛盾的孕育、萌芽和发展向对立面转化的复杂过程及其规律，揭示个别矛盾向互为中介转化的多样性的特点、规律。这就是要认识同一过程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多样性和随机性。任何一种复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既有非此亦彼的对立状态，又有亦此亦彼的中介性。为要深刻地认识生产、经济、科技、教育四个转化的机制、特点和规律，要紧的是要揭示它们在转化过程中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如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中介，市场中的所有中介物的发生、发展规律，特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的运行机制、特点及其规律，联系智力开发的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各级各类教育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特点、规律，进而揭示生产、经济、科技、教育四个领域相互渗透、融合、促进的互为中介的现象及其规律等。只有深刻地认识发达国家实现四个转化过程中的新情况、新特点，以便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特别是对我国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的多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实现四个转化的机制、特点及其规律的认识更有特殊的意义，诸如市场发展的新特点及其规律，科学技术商品化的新特点及其规律等，进而使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获得更高层次的认识。
　　六、改革中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两种新旧体制模式正处在转换过程中，新的经济体制的活力正在日益增强，旧体制的功能正在逐步削弱但仍在起作用，两种模式互为转换的中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从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要紧的是要认识两种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认识由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机制、特点及规律，以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然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都是社会赖以进步和发展的鼎立三足。如果没有这三项主体改革的配套协调发展，任何一项改革都难以最终获胜。这促使我们不仅要从纵向考察新旧体制模式转换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而且要从横向考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之间互相影响和促进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这就从改革的总体上提出了认识中介现象及其规律的问题。
　　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从而建设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保持两个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5]这“三个坚定”都是为了一个中心，为实现分层次的现代化。分层次目标的确定本身便是中介思想的体现，是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是要从共同理想这一中介目标向最高理想过渡。所以承认不承认分层次的中介目标，承认不承认中介的客观性，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深刻再认识体现。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6]明确这一点极为重要。它告诉我们现阶段的任务只能是由温饱型向富国富民的小康水平转化，12亿人民开拓致富是当前的主要问题。而要致富，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统一性和深刻一致性，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改革，要紧的是要认识改革的规律，遵循改革的客观规律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认识“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之间互为中介协调发展的规律。为此，一是要揭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中介以及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互为中介的层次理论，要揭示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互为中介的内在联系及其互相转化的机制、特点、规律；二是既要从纵向考察两种体制模式，发展模式互相转化的中介及其规律，又要从横向考察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一切领域内的互为中介协调配套改革的规律；既要了解他们的个别性质、功能、作用如何促进两个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两个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又要了解它们互为中介的联系及其转化的规律；三要探索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互为中介的规律、特点。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实际上是一种互为中介的双向转换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这种双向转换的过程和转换过程中互为中介的现象及其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重工业为主线，强调发展速度、产值、产量，但对平衡协调、效益、人民生活的改善则有所忽视，造成三大产业的失调以及高积累与高投资，高积累并没有形成高消费，在投资膨胀的同时是消费萎缩，于是出现了一方面是某些生产领域的大量不足，而另一方面一些生产领域的产品又严重过剩，进而出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调现象。而与这种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模式，就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统一的指令性计划任务，统一的产品调拨与产品分配。全国搞一个发展模式、一个管理模式，相应便是纯化公有制的观念，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的程度越高越好，越纯越好。只有不断提高的纯化的公有制，纯化的产品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纯化的对立面便是非纯化的混合型经济，这就样必然对国家、集体、个人多种经济成分互为中介的混合型经济予以否定。纯化的产品经济削弱和排斥了社会生活发展所必须的一切中介物的作用；同时在管理思想上，实行封闭的纵向计划管理，排斥横向经济运行机制和竞争机制。这同样是一种否定中介非此即彼的管理思想。总之旧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模式造成的一种僵化状态，要害是否定中介的客观性，否定以中介为特点的混合型经济的多功能活力。
　　我国的经济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开始形成，并开始走出了一条速度与效益，产品的质量与数量，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的新路子。转换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过去单纯追求速度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逐步改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目的的发展模式，并从总体上正在实现向温饱型的转化。第二，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由过去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不均衡发展转化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的选择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按“优、需、重”的原则，择优考虑已初步形成的优秀或成长型的优势产业；择优考虑那些处于影响全局发展的薄弱环节的瓶颈产业，或能带动全局发展的新型产业；择需考虑满足人民当前需要和长远利益；择重考虑既要有均衡协调的观点，又要有侧重的工作方法和指导思想。第三，发展方式由过去的数量型、外延型发展转向以质量型、内涵型为主，由不均衡型转向均衡协调的发展模式。
　　从这两种模式的转化过程，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是转换的渐进性，二是转换方式的多样性。这两个特点说明，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及演变不仅是复杂的渐进的过程，而且是一切事物量的积累，质的飞跃必经若干互为中介的环节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一切事物的发展方式均具有多样性，即具有亦此亦彼性。如速度与效益，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农、经、重之间，都有一个协调性发展的问题，有一个认识诸多因素互为中介的亦此亦彼性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和进一步实现小商品经济向大市场经济转化。要实现这两个转化，要紧的是观念的转化和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和新思想的拓展，为此，要深刻认识商品与货币特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结构条件下，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特点及其规律。当前要紧的问题，第一是认识改革发展的不均衡性，揭示搞活农村经济与搞活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剖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大中企业与中小企业改革发展的不均衡性。认识不均衡性，重要的是要探索如何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规律，促使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军工企业如何由产品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市场经济优势。第二是配套改革协调发展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配套问题，如搞活企业内部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管理诸要素如何配套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宏观的市场调节与行政调节如何协调均衡发展的问题；微观与宏观互为中介的中观经济发展的规律、特点的问题。如横向经济联合面临的专业化、股份制和企业集团兴起和发展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和其它一切领域内的改革如何配套的问题。还有如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关系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等等。
　　所有这类问题都是一项巨大而复杂多变的配套系统工程。系统内的不同层次之间各个要素、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有互为中介的融合、渗透并使个别的功能和作用向综合协调发展的特点，同时也有一个互为中介的过渡问题，不承认或不善于分析这种过渡环节或阶段的性质、特点，操之过急或停滞不前都是错误的。
　　值得重视的是在全国正在兴起的横向经济联合，它的特点：一是企业集团化的趋势，横向经济联合的规模在逐渐扩大，联合的内容多元化；二是初步形成了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横向经济网络，进一步冲击着条条块块分割的僵化模式，进一步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也为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基础；三是联合本身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专业化、股份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总之，这种联合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冲击着传统的纯化公有制的观念，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结构。由此引起了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中介物产生出许多新特点，人们相应的价值观发生许多新变化。例如分配理论，有的学者提出的按劳、按营、按资分配。按劳分配、按营分配的结合，必将激励企业的每一个职工，不仅要关心他的劳动成果付出的劳动代价，而且要关心他的劳动成果是否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能否转化为价值，这样必然加深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系。激励市场的充分发展，从而可以大大促进实现三个转化的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即通过市场与货币的形式由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由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由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同时，按资分配的原则，对股份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对我国在资金短缺而就业矛盾突出且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和下一世纪中叶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之，按劳、按营、按资的分配理论是一种互相补充，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性分配理论。又如与多元化结构相适应的综合化全方位开放市场体系，综合化、多样化商品优势的兴起和发挥，综合的、多样的金融市场优势的兴起和发挥等等，必将进一步促进联合经济的发展，增强多元化经济的综合功能。同时，多元化又是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有可能实现宏观的优化控制，从而发挥宏观计划的优越性，这样就有可能把市场经济的优势和计划经济的优势真正统一起来，从而发挥这两者的整体优势，促使有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
　　对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现在首先要从市场经济这一观点加以考察，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出发，自然首先看到的是大中型企业只有设备、技术、人才的优势，才有产品的优势，但如何由产品优势实现商品的优势，则很少过问。所以，其着眼点必然是如何抓产值、产量，而对利润、效益则有所忽视。至于如何实现产品优势向商品优势转化的问题，便不是企业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国现在的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往往与产品优势相对应的则是商品经济的劣势。而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两种对立的经济体制模式，实现互为中介的融合或过渡，实现一个优势转化为两个优势，既有产品的优势，又有市场的优势。两个优势的互为融合，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的优势，要实现这种转化，要紧的是观念的转化和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同时，要深刻地、全面地认识这两种对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管理模式同步协调转化的特点、规律。既要看到这种双重模式转化的过渡性，确定相应的过渡政策，又要看到这种双重模式转换过程中的融合性，即两种双重模式互为中介的融合，而引起个别功能、性质发生变化，进而驱使其个别的劣势转化为新的综合优势，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统一，生产与消费的统一。竞争机制的作用将使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切中介物、中介组织、中介场所、中介关系的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七、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互为中介的特点
　　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互为中介的特点是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发展重要特点，这些新兴学科是在原有学科基础上的继承与扩展，其最重要的内涵是发展和创新。这就是学科发展在纵向上的互为中介的问题。如从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前者是揭示宏观领域内的物质运动规律，后者则是揭示微观领域内的物质运动规律。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存在着明显的继承与发展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而“边缘”则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的横向联合与渗透的互为中介的结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7]这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横向综合、融合、渗透的结果，将是科学的发展趋势。这种综合化的趋势，首先是自然科学内部和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而后又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综合化程度的日益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复杂问题，如空间开发、海洋开发，地球深部开发，地区发展，生态问题等等。对这类问题的规律性的认识，往往需要多学科联合，需要发挥多学科的联合优势；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的交流和合作有了新的条件。不是把没有联系的学科凑合在一起，也不是相联系的不同学科简单交叉，而是不同学科在差异中经过互为中介的融合而产生的新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首先表现在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质上的统一，其次表现在它们共同的认识和方法论上的统一性。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形式及其规律。而物质的统一性和物质的普遍联系性，便成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互为中介阶段融合而呈整体化的哲学依据。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它们研究对象不是某种物质的特殊的运动形式，而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某个特定的共同方面，主要是结构、属性和数量方面，因而横向延伸到各个领域。至于同一门类或不同门类两种和两种以上学科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更是一种极为普遍地互为中介的双向交叉发展，如数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技术技术经济学等数以千计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并且正在向多学科、多门类结合、渗透的趋势在日益增长着，显示了复杂的交叉和互为中介的发展特点。
　　（附图　）
　　质交叉区——中介型学科
　　由此可知，四个不同门类、不同学科性质的对立或差异经过互为中介阶段融合，或互为中间环节而过渡，使其个别学科的性质、功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重新形成新的学科结构的中介领域，这个领域就是马克思在140年前所预言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将是一门科学。这“一门科学”的性质是多学科渗透、多功能系统组合，形成互为中介的综合优势。它的特点表现为理论上趋于统一，技术方法上趋于综合，科研组织上的联合。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切都是互为中介(vermittelt)，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8]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9]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哲学四大门类交叉、渗透的结果是图中所示的“C”逐步扩大并兼容A、B、E、D。首先在几个交叉点如A'是A与E的交叉，其次C'是A与D的交叉形成自然辩证法，B'是B与E的交叉促进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出现了社会科学精确化、模式化的发展趋势。诸如计量经济学，计量社会学……等等。D'是B与D的交叉，出现了社会科学哲学化的趋势。可见探索新兴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发生发展规律，要紧的任务是探索多学科、多门类联合、渗透而形成的互为中介的学科结构多样化和功能综合化的特点及其规律。一般的规律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宽阔的交叉地带生长出来的一系列新学科，诸如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等。新的科学群体化现象日益增强，它是当代自然观与大科学观发展的必然产物。交叉的本质是自然的，它是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综合的必然产物，它的形成则是社会的。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实践，首先是社会实践为它提供了充足的活力；其次社会实践为其理论化提供了社会的支点。为了说明各门学科之间在不同的门类和不同层次之间互为中介的融合、渗透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特别用钱学森教授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来分析，现代学科之间互为中介这是一条规律。他提出的九大门类三个层次，而三个层次过渡，上升到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都需一个互为中介的桥梁。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为中介是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为中介是历史唯物主义，以此类推的互为中介之新学科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生观、美学……九类等。
　　八、实现两个飞跃的中介
　　实现感性向理性的飞跃，关键是联结感性与理性的知性这一环节。而实现理性向实践的转化，理性与实践相联系的中间环节关键仍然是中介的问题。诸如社会技术、社会舆论等均是值得重视的中介现象。可见实现两个转化的共性是认识或揭示转化的机制、特点及其规律，要紧的是揭示其中介现象及其规律。一是感性向理性转化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二是理性向实践转化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实现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实现由理性向实践的飞跃。正如毛泽东同志讲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10]。认识客观世界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揭示理性向实践飞跃的特点及其规律，就要认真探索理论转化为实践，或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机制、特点、规律。我们讲的创造性的工作，就是指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但是，理论不能直接改变现实，不能直接创造生产力，这是由理论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理论只是事物的本质的揭示，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它的特点是抽象性、间接性，而实践活动则是按人的意志，有目的去变革客观实际（包括价值的认识，在头脑里有构想的实践）的活动，它的特点是具体性和现实性。这就形成了抽象性与具体性，间接性与直接性或现实性的矛盾。这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本质特征构成的特有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性决定了理论不能直接地改革现实，不能直接的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但理论必须也只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在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这就又提出了一个探索理论与实际对立中介阶段的融合或过渡的问题。理论必须也只有经过互为中介的融合或过渡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达到变革客观世界之目的。任何理论的正确性，只有在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才能被认为是经过检验的真理，否则任何理论的真理性，只能是半截子的真理或没有被证实的真理或不完全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又提出了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而这种检验又是有条件的：其一是变革现实的目标要求清晰和明确，否则无法检验，并且检验的客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也涉及可观察变量与可控制变量的一致性等。否则难以检验。只有明确的检验目标，相以稳定的检验客体，又是在可观察变量与可控制变量的范围内，通过实现由理论向实践转化过程的考察，从而逐步认识它们之间的转化机制、特点及其规律。现在对这个极为重要和极其复杂的问题，理论界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还处在自由向必然的认识阶段。一般认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至少有明确的实践思想和很强的实践意识，如实践目标的设想即优化的目标涵数，以及为实现优化目标涵数按系统层次、要素确定的实施方案及其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能实现认识的主体与客观的真正统一。其二是实践的力量环节，如舆论（理论宣传与政策宣传）的广泛性，组织力量实施的合理性和有效的管理等。其三是实践方式的环节，如手段、试验、反馈等。手段是指实施方案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科学技术手段是否先进。试验是探索性的活动，既是对具体的检验，又是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并根据反馈的信息，不断地对客体进行再认识。只有这样不断的经过渐次深化的互为中介的若干环节，而且按严格的程度和步骤，为实现其理论目标而不断在实践中通过互为中介逼近优化目标。从而实现由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由此不难看出：第二个飞跃和第一个飞跃一样，同样要经过互为中介的若干环节。认真考察分析这些互为中介的特点以及促进转化的外部条件、内部机制等中介因素，无论是实现第一个飞跃，还是实现第二个飞跃都是至关重要的。实现第一个飞跃的互为中介的环节或必备条件，首先要求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并符合实际；其次是要有科学的方法处理感性材料如民意测验、概率统计，特别是善于动用运筹理论和计算机手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加工等互为中介的认识工作，进而使知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从而实现由感性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获得理性的或规律性的认识。而只有不停顿地实现由理论向实践的飞跃，才能使理论真正为两上文明建设服务。不断地经过互为中介的环节进行渐次深入的循环，不断地经过互为中介的知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这就是一切事物互为中介的转化规律与一切认识互为中介的认识规律之间的深刻一致性关系。
　　总之，认识中介、重视对中介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不仅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具有极为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理论，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运用中介理论侧重分析了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介以及发展新兴交叉学科的中介，并试图从中认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2][8]《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
　　[3]《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90页。
　　[5]《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单行本，第1页。
　　[6]《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10]《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责任编辑　刘昌果　赵建伟
　　
　　
　　
　　
社会科学研究成都56-73B1哲学原理刘茂才19951995 作者：社会科学研究成都56-73B1哲学原理刘茂才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2: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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