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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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邵燕祥,在回顾自己从1945年到1976年这30年的创作与生活道路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①
  两行字概括了邵燕祥的前半生。政治上的殉难者,联系邵燕祥被打成“右派”和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际,不难理解。文学上的牺牲者,恐怕只有联系邵燕祥的早期也即40年代后期的写作与50年代后的变化来思考,才会有更深的体会。
  邵燕祥是一位早慧的诗人。他1933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就展现了写作的才华。在汇文中学上初一时,第一次作文卷子发下来,语文老师仇焕香先生批道:“……非率尔操觚者可比,是从何处抄来?”课后,邵燕祥向老师解释是自己写的,没有抄袭。老师将信将疑。待第二堂作文,他特别留意邵燕祥,见其果然是当堂独立完成,才相信了弟子,从此成了忘年交。1946年后,邵燕祥开始向外投稿,从这年4月到年底,便在北平《新民报》“北海”副刊,发表了40多篇小品。那时,他去位于东交民巷西口的新民报社去领稿费,编辑先生以为他是替家里的大人来,当听说他是领自己的稿费,编辑说:“看你的文章,以为是40多岁的人写的哩。”② 这时的邵燕祥做着文学的梦,他给自己规划了这样一条路:20多岁写诗,30岁以后写小说,40岁以后写剧本。以邵燕祥少年时代出众的文学才华和异乎寻常的勤奋,如果赶上一个适宜的创作环境,他的创作规划是有可能实现的。不幸的是,后来面临的一系列狂暴的政治运动,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他那个美好的规划也成了泡影。
  邵燕祥的诗歌创作,是从1947年开始的。他的诗大多发表在北平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国民新报》、《诗号角》,天津的《大公报·星期文艺》,上海的《诗创造》等报刊上。此时的邵燕祥,初出茅庐,创造力正旺,头脑中没有后来的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所以这阶段他的写作尽管是锋芒初试,却已相当成熟,并隐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948年7月27日邵燕祥在北平《国民新报》发表了一首短诗:
  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
  我敢于走下地狱
  到地狱和天堂的路只是一条
  诗篇燃着熊熊的火……
  我将冲过第十七层地狱
  挂起地狱里从没有过的太阳
  (《短唱·二》)
  这是在风雨欲来的大变革的时代,诗人为自己画的一幅肖像。“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体现了诗人的胸怀与追求。匕首是武器,也是战士的象征,这是诗人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里必然的选择。诗,则是他的挚爱,他的追求,他生命中须臾不可离的东西。在邵燕祥看来,匕首与诗,战士与诗人,并不矛盾,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应当说,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便是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走过来的。
  40年代后期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平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但中共地下党和它的外围组织已十分活跃。这是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与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决战的前夜。邵燕祥在日本投降之后,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种种恶行;城市经济的崩溃,人民生活的贫困化,使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46年初,邵燕祥从他的老师仇焕香先生处读到了一本油印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书中所提的建立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所吸引。1947年他参加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于10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此时的邵燕祥,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但是在文艺观上却还没来得及统一到党的文艺路线上来。如他所言:“在1949年前的地下活动的日子里,我还没有读到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形成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那时诗里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③ 但是由于诗人生活在方生的与濒死的两种势力决战的前夜,他已有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尽管他主观上没想用自己的诗歌写作为政治服务,但是当他坦诚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诗句中的时候,他的诗便自发地呈现了一种倾向性,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心声。
  为了理想而献身,把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使这阶段邵燕祥诗歌显出了英雄主义的品格。邵燕祥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后,不止一次地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志送别,并深深地羡慕他们,但他牢牢记住了一位被他当作兄长的大同志的话:你留下,每个留下的战士都是插在敌人身上的一把匕首。于是他这样写道:
  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胸上
  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除非我被拔掉
  而我是没有死亡的/因为匕首的身体是钢铁
  你震惊于钢铁的声音吧?/你目眩于钢铁的闪亮吧?
  是的,我是钢铁/钢铁,没有死亡!
  (《匕首》)
  诗句是那么强烈,情感发展又是那么自然。读着它,我们能体味出荆轲式的冲天豪情,夏明翰式的壮怀激烈。这样的诗句是与热血和生命一起喷射出来的,体现了诗歌与生命的同一。此诗无论是放到40年代后期的特定环境中,还是放到邵燕祥的全部诗作中,都是上乘之作。
  这种匕首式的诗句在此时邵燕祥的诗歌中可多处见到。1947年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遭到破坏后,诗人写出了用以自励的座右铭:“教我怎么不想起/鲁迅:/迈出大门,/不带回来的钥匙。//准备着牺牲,/做着敢死的事,/为的是光明,/为的是生!//我们不能赤膊上阵,/学会壕堑战/在战壕中。//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药/是/不来的!’”(《韧的战斗》)《箭楼》一诗,则借古老的被遗落的箭楼,抒发少年壮志的胸怀:“我要驰骋在负载我的道路上/把荒野的尸布撕破/把天空的棺盖射穿……”(《箭楼》)
  除去这种充满英雄主义的励志抒怀之作外,此时的邵燕祥还写了大量触及现实的作品,诅咒黑暗,鞭挞腐朽,饱含激情的句子中闪耀着强烈的批判锋芒。《病》一诗,透过主人公病中的感受,传达出了对黑暗时代的控诉:“可怜的世界是块溃烂的疮疤;/疮疤上长满肥白的蛆虫。/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天哪!/无罪的囚犯攀着铁槛,看着遥远的蓝天”。《蚊子》是对那些吸了血还要哼哼叫的邪恶势力的蔑视:“倘如你落在我的胳臂上,/倘如你只吸一口血,/我/对你“原谅”。//然而我憎恶,/憎恶你的瞎唱:/在谈经典,还是说掌故?/我不再吝惜/一巴掌”。《金菩萨》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反动统治者:“你的命运注定毁灭和零落/感恩的歌声不属于你/连坟墓你也不配占据一座/因为那泥土是我们的/金发的太阳也只把我们抚摸……”
  不过此时的邵燕祥,已不是一个旧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他已找到了革命的依靠力量,看到了胜利的前景,因此他在诅咒黑暗的同时,也有对自由的呼唤,对光明的向往。《给伏尔加河船夫》是对理想中获得了光明的国土的礼赞:“当我听见大北风/吹来了船夫的歌子,/我的眼睛在古中国之夜/看见了/伏尔加河上/在闪闪地发光啊。/在白天,在夜里,/白桦林还是在沙沙地唱呢。/而奴隶的命运/却已经死掉了,/已经死掉了,/被你们亲手埋葬了!”1948年正当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人民革命武装节节胜利的时候,诗人写下了《风雨鸟》,呼唤风雨,呼唤革命:“太阳从瓦解的土地上/敛起了灰白的光辉。/我听到……远方海一样的天空/有呼唤风和雨的鸟在叫,/渐渐近了,渐渐近了,……鸟们叫来大堆亮灰的云彩,/我和酿雨的云彩赛跑而来。/风雨鸟飞近来了,/云的腿搭下来了,/风的足音雨的脚步杂沓来了!/整个的土地在骚动呵。”《长江上》则是在得知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五一”口号后,写下的解放军横渡长江的预言:“好像长白山的森林/一例被天雷劈倒,/带着狂啸的风/不尽的长江,从天边/滚滚而来了呀!//好像长白山森林里的白鸟/复活在长江上,/一队风帆/驭着滚滚长江水,从天边/展翅飞来了……”
  纵观上述这些匕首式的属于时代强音的作品,可以发现,这全是邵燕祥心灵的自然流露,由于他此时已有了明确的政治立场,所以他的这部分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但是这种自然流露的倾向性与后来的“为政治服务”,则有明显的区别。如邵燕祥所言:“我与地下党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党组织也没有干预到我的写作。而我逐渐有意地改变文风,改变题材的选择,那完全出于自愿。”④ 正是由于没有受到促迫与干预,邵燕祥这类作品中还可以有自己的独特的判断。比如那首最先发表的新诗作品《失去譬喻的人们》,指控权力者宰割人民、发动内战,但具体指的谁,诗中并未点明,这在政治上也许是不鲜明的。但这种不点明,恰恰也使这首诗与一般的檄文有了区别,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在不同时代的读者读来,都可以有自己的联想与体会。
  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在高擎着匕首的同时,又高高地举起了诗。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是诗人,他写的不是檄文,不是传单,而应是诗。那时的邵燕祥,很少直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但是从他的创作却可以看出,他已有了对诗歌本体的自觉。
  率意而为,自由抒写,不受羁绊,是邵燕祥早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他在回顾1947年的创作时说:这一年“写得更多的是诗,长的短的,民歌体的自由体的。年末写了大量我名之为‘长短句’的小诗,次春陆续发表了一部分;说是诗,其实是分行记下的情感的波动,理性的闪念,只不过表明一个年轻人的思维很活跃,也很自由,没受到什么教条的羁绊”。⑤ 邵燕祥这阶段的诗,呈现出他后来的创作中很少见的那种心灵的自由感,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矫情,没有造作。他的诗既有针对当时形势的剖析,又有个人情感的抒写;既有对现实的针砭,又有对光明的礼赞;既有直抒胸臆,又有曲笔隐喻;既有一二百行的长诗,又有两三行的超短诗……邵燕祥这阶段的写作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是就其涉及的内容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写法的无拘无束而言,却是他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写作远不能企及的。在1985年出版的《晨昏随笔》中,邵燕祥谈到了他40年代后期一组《拟〈金沙江上情歌〉》的写作:“1947—48年顷,我读了刘吉原记录的民歌集《西南采风录》,沙鸥、薛汕编的《金沙江上情歌》,又读了李季采用陕北“信天游”写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拟歌谣体的《马凡陀的山歌》。这些一洗书卷气的诗歌,以其刚健清新吸引着我,征服着我。我当时都有一些仿作。”⑥ 下引的三首,便出自1948年初邵燕祥所写的《拟〈金沙江上情歌〉》,虽系模拟之作,从中却可以看出诗人的才情及多种笔墨:
  哥是青天太阳伞,妹是山背朝阳花;情哥探头追到晚,小妹香遍一满洼。
  韭菜妹吃恋到久,芹菜哥吃想得勤;一朝沿墙牵手种,半盅清水也散心。
  郎是青草长年绿,妹是阳雀叫半春;青草年年青到远,薄情阳雀一时亲。
  邵燕祥在“五四”的摇篮北京出生、长大,他求学的中法大学就在北京大学所在的沙滩附近,他也常常在北大的民主广场徘徊。“五四”精神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解剖,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对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对邵燕祥心灵的塑造是终生的。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穆旦这些明显带有现代色彩的诗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邵燕祥。现收在《找灵魂》中的《密誓》与《寂寥》,是邵燕祥少年写作的较早的文本,写唐明皇的两位妃子——杨妃和梅妃的情感生活,其绮丽的语言、阴柔的风格、唯美的色调,能够看出何其芳《画梦录》的影响。从“我们有绞死绞刑者的绞刑,/我们有颠覆阴谋者的阴谋”(《金菩萨》)这种融智力于激情的句子,我们能看出卞之琳智性与感性交融的现代主义技法的渗透。至于“生活像苛性碱一样腐蚀着光阴,/时间底里程还我以清新。/凄厉的丧钟凝止而飞散,/在镜里温习一遍自传,/堕落,和无边之感激,/乃埋在疑惧的心底”(《偶感》)这样的句子,其深奥的玄思与晦涩的表现,无疑能看到穆旦的影子。邵燕祥虽然没有追随冯至去写十四行,但冯至20年代诗歌中青春与爱的主题,其沉思的品格、独特的生命体验,对邵燕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冯至的《蛇》、《瞽者的暗示》启示了邵燕祥对象征的迷恋,冯至的长诗《北游》中的句子“这里有人在计算他的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银,/这里的人,眼前只有毒菌”,无疑地启示了邵燕祥对现实的富于诗意的批判。
  “五四”新诗发展对现代性的诉求,制约着邵燕祥40年代后期作品的风貌。比起50年代的《到远方去》、《在今晚的公路上》、《青春进行曲》等直抒胸臆式的作品,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作品,其表情方式要丰富得多。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象征与反讽的大量使用。
  50年代的邵燕祥多用描述性、铺陈性意象,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喜欢使用间接意象,特别是象征意象。象征意象尽管历史悠久,如黑格尔所说:“‘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那是艺术的开始。”⑦ 但是被大量地集中地使用,还是在现代诗歌中。在现代诗人那里,象征体与本体的关系,有着一定的任意性,因而诗人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读者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这样便大大增加了情感的包容量与表现领域的宽度。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当然不能有对解放的直接呼唤与歌颂,于是诗人便采用了曲笔,“要没有晴天就都得死/我们/命定是阳光的儿子//歌颂晴天的,不是蝴蝶/是我们,是隼鹰/我们也都像隼鹰一样/扑着强健的翅膀/为晴天放哨//我宁愿死去/若要我去做阴天的俘虏/我是多么喜爱晴天/可又是多么难得/我相思着,我守望着”。这里的“晴天”当然不是谈自然界的天气,而是用象征的笔法,表达了对解放的渴盼。与此相似,《港湾》则表现了对理想的憧憬:
  向往着蓝绿的/港湾,/贝壳像滩沙/铺满。
  在港湾,/忘不了海的/苦痛的痉挛;
  在沙滩,/忘不了老蚌/悲哀的嗟叹。
  然而我,依然/向望着/港湾。
  《橘颂》从自然界的橘生发而来,但已不是作为植物的橘的再现:
  你寂寞而悲哀,面对/冷然的欣赏的眼睛,/还以冷然的不睬/你怀念你的母亲和兄弟们,/在遥远的温暖的土地。
  你有一切美丽的文章和颜色,/宇宙底智慧之启示。/橙黄橘绿不是色彩底点缀,/从青到黄写着你生长底过程。/白花开出你底素洁,/绿叶泄露你底活力。……
  你是自由底子民,/你是太阳空气与水底三和土。/光明烛照下长成底,/不是懦弱的子孙;/把你置诸荒庭中,/是屈辱了你底贞节。
  这首诗借用了屈原的诗题和诗心,透过对橘的美好形象与高尚气节的描写,塑造了一位时代新人的形象,这既是诗人礼赞的对象,但也不妨看作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写照,是诗人的自我形象的一个侧面。
  邵燕祥诗歌中反讽的出现,与40年代后期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症候有关。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价值观念被颠覆,反讽就成了一种颇有前卫性的变构力量。而且,反讽并非仅仅把矛头指向受讽者,同时它也深深受到诗人的气质与个性的制约。从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作,到50年代写讽刺诗而罹祸,到1958年后以旧体诗形式写的“打油诗”,到他的锐利而深刻的杂文,我们能感觉到邵燕祥眼光的犀利和骨子里的幽默感,这是他成功地运用反讽的心理基础。
  即使是写那种匕首式的作品,邵燕祥也不全是金刚怒目式的愤怒声讨,而往往是巧用曲笔,以反讽出之。请看这首《钉子》:
  好啊,钉子,/我曾见你/把耶稣/钉上十字架。
  我们歌唱,/你跑上我们的嘴;/我们噤声,/你还紧钉住沉默?
  如果义正辞严地声讨一下国民党箝制舆论固然痛快,但现在借用“钉子”这一意象,由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钉子与封住现代人嘴的钉子,类比说下来,产生反讽效果,使小小的一首诗,既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又有了锐利的思想锋芒。
  再如《币》:“说大话,使小钱儿,拿张纸,说是金圆儿,这样的官家,溜了崖儿!这样的弦子,折了弦儿!”,则是对国民党统治时期货币贬值的写照,平实机智的歌谣式语言后边,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长诗《金菩萨》是对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的送葬歌:“这座古庙便是你宫殿/还记得鸠工落成那一天/有多少高贵而佛心的善人/曾挂着念珠跑来欢宴/叫来个戏班子舞蹈歌颂/声震屋瓦地闹翻了天……/只是这古庙今天颓圯得可怜/无数砖瓦的缝隙裂在你眼前/好像是一万只侮辱的黑手/无情地撕破你镀金的脸……”。诗人没有疾言厉色,而是通过金菩萨这一意象,利用语言结构的对比造成的反讽,鞭挞了反动、腐朽、罪恶的统治者。
  以上,我只是粗略地疏理了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的大致脉络,更认真的研讨,有待于未来。我相信对邵燕祥那一阶段作品的研究,将会引起更多的读者和专家的重视,这是因为——
  其一,对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的研究,可以充实现代文学史对这阶段诗歌创作的叙述。40年代后期是邵燕祥诗歌创作的起步阶段,也是其创作成果相当丰富的一个阶段。但由于时代原因,邵燕祥40年代的诗作在解放后能与读者见面的极少,只是新时期以后在《邵燕祥诗选》等集子中有零星几首,直到世纪初才在《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中披露了一部分。由于很少接触到邵燕祥40年代的作品,一般论者和文学史评论邵燕祥,均是从他50年代写作开始谈起。现代文学史对40年代诗歌创作的叙述,邵燕祥也是缺位的。现在看来,邵燕祥这阶段的写作与“七月派”、“九叶派”在精神上有密切的关联,邵燕祥的某些作品,放到“七月”与“九叶”诗人中也丝毫不逊色。忽略对邵燕祥早期诗作的研究,对邵燕祥来说欠公正,对书写一部全面而客观的文学史也是一种损失。
  其二,从对邵燕祥整体诗歌写作的研究来说,对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的研究,为邵燕祥后来诗歌创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邵燕祥50年代乃至新时期以后的作品,都可以在40年代后期作品中溯到某些前因,这既包括他作品的长处,也包括某些局限。早期所写的《愁结》一诗,是对陷于苦闷中的同代人的慰藉:“你的眉毛/只为了深锁/才生得美丽。//成天在上面/打些个愁结,/怀念着明天,/怀念过去,/怀念过梦境,/怀念现实。/这些怀念,/是愁结。//但是我祈祷/你打开这/美丽的愁结,/让眼睛的秋水/汩汩地流过去,/让我的凝睇,/从这一条秋水中/摆渡给你。”这是在阴霾的时代,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调子与50年代的诗全然不同,但是这种对青春的关切和对话式的表情方式,却与后者有着相通之处。邵燕祥早期写作中有时过于散漫而缺乏节制,这一毛病也沿袭到50年代。邵燕祥在《晨昏随笔》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在1952年11月间写的《到远方去》初稿,有242行,严辰同志读后认为芜杂。他放了几个月后,重新删改与压缩,定稿时仅为40行。以这个眼光来衡量邵燕祥40年代写的几首长诗,也确实有可以压缩的余地。
  其三,对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的研究,可以与邵燕祥50年代的作品做一对照,从而发现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是如何被“规范”,被塑造成为一个“政治抒情诗人”,被引导到“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上,路子越走越窄的,从而让我们牢记历史的教训。以邵燕祥自己的个性、修养和偏好,假如没有40年代后期的烽火连天的战争,假如没有那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假如没有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邵燕祥也许会沿着30年代何其芳的道路走下去。但是40年代后期这风云变幻的时代,已不允许邵燕祥去构建自己的象牙之塔。等到1949年以后,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化,邵燕祥40年代后期所写的大多作品就很难发表出来了。因为这种自发的政治抒怀,其内容不一定符合宣传规范。邵燕祥曾举一例:“在50年代时,有一位党报的高级编辑,又是诗人,看到我1948年写的短诗《旗》:‘旗的手在招展,旗的心在跳……’竟问:‘什么旗?为什么不是红旗?’”这种政治对创作的干预,官员对诗人的“修理”,使得邵燕祥在解放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无拘无束的写法,而去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而使诗风与40年代后期比有了重要的转变。
  注释:
  ①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7页。
  ②邵燕祥:《瑞金大楼》,《邵燕祥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③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3页。
  ④邵燕祥:《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7页。
  ⑤邵燕祥:《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3页。
  ⑥邵燕祥:《拟〈金沙江上情歌〉》,《晨昏随笔》,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5页。
  ⑦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
  ⑧邵燕祥:《从二百四十二行到四十行》,《晨昏随笔》,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2页。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83~19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吴思敬20072007
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为了理想而献身,把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使他的诗歌显出了英雄主义的品格。同时,他这阶段的诗具有他后来的创作中很少见的那种心灵的自由感,没有矫情,没有造作,率意而为,不受羁绊。对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的研究,可以充实现代文学史对这阶段诗歌创作的叙述,并可与邵燕祥50年代的作品做一对照,从中发现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是如何被“规范”,被引导到“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上,路子越走越窄的,从而让我们牢记历史的教训。
作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83~19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吴思敬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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