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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理论上，孙中山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平等为现代化方案的基本前提；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建立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为现代化方案的基础。而在实施和推行方面，则致力于将理论化为实践，直接促发国民革命，并以三民主义理论作为推进实施的权威武器。孙中山倡导的现代化，具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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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一部中国现代史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认识。回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不难看到，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始终不渝的政治实践影响了时代和以后的历史，他的日臻完备的三民主义构成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善的中国现代化方案，化为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研究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影响与贡献，总结历史上先进中国人搞现代化的经验，无疑是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的。
　　 一
　　现代化一般指的是工业革命后兴起的以工业文明为核心内容的世界大潮，它以生产力跳跃式的迅猛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诸方面的更新与重构革命。然在被迫开放的中国却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先行国的殖民掠夺和现代文明的示范效应，于是，在双重刺激下，中国内部产生了现代化动力。
　　近代以降，建设一个现代强国以与西方列强比肩是数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全社会为之奋斗的目标。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少数“先知先觉”——有特殊经历、怀强国之梦的志士仁人与“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官僚们首先认识并发起的。早期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已对旧制发生怀疑，办洋务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器物层面上予以初步的尝试实践。从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虽提出了全面变法改良的主张，却拘泥旧制而难以超越。然人们寻觅现代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表现得愈益强烈。其中能贡献一个局部甚至比较全面的方案者并不少见，然比之孙中山却相形见绌。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三民主义及其《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建了一个可称之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体系，虽不乏粗糙，却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国家的要素。民族、民权、民生大致分别相对于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工业化三大当务课题，形成了一个当时中国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可资操作的现代化方案，他也为此目标的实现而付出了毕生精力。
　　第一，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平等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基本前提。开埠后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与工业文明而展示其优越性的同时，更以战争、赔款、割地而根本上阻断了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满清集团暴政压迫、丧权辱国叠加其上，使近代中国交织着复杂的民族矛盾。诚如马克思在论述爱尔兰民族斗争时指出的：“民族解放……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①ａ］。故民族主义列为三民主义之首决非偶然，辛亥前“反满”成为其中心内容更与此有关，“振兴中华”，首当“驱除鞑虏”，孙中山一再强调：“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②ａ］。鉴于清廷已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要障碍，故“反满”口号及其内涵本身即具有扫清道路的直接现实性与极大的社会动员意义。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反帝。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并一再指出：“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国民之独立”［③ａ］，而必须通过“反满”方可实现反帝“瓜分”之目的。他后来又说：“辛亥之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瓜分政策”［④ａ］。这与其视为时代之局限，不如视为时代之要务。
　　现代国家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共享现代化成果。早期孙中山已力辟“今之革命，复仇其首”的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以博大的胸怀去争取各族人民参加斗争，即使“满人”亦“许为同等之国民”，甚至“许可入党”［⑤ａ］，以建立一个广大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背后体现出现代政治原则。正是循此理路，辛亥后提出“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以实现“五族共和”［⑥ａ］。然此说也因只重五族而忽视其他５１个民族而遭他人诟病。但以五族代表中华民族比之于满清独尊、民族歧视是一大进步，也是辛亥时期的一种共识。武昌首义后各省代表会议上否决孙中山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议决代表五族共和之“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即为一证［⑦ａ］。到了２０年代孙中山自己也否定“五族说”，“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⑧ａ］各族人民“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⑨ａ］。不过，他的“民族同化论”又引起非议，“必要时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⑩ａ］。对此不可简单地看，细细分析，此论另有深意：一是由人数众多相对发达的汉族去扶助相对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共同发展；二是欲由此造就美国、瑞士那样的将国内各族“合一炉而治之”的新民族，使中国“造成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地位”［①①ａ］，“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民族主义”［①②ａ］。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形成统一民族的磨合过程长达百多年［①③ａ］，而在各民族大致定位、十分成熟的中国则不具可能性。然此论对于今天如何在市场经济发展与一体化的趋势中，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现代化则有现实意义。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在晚年臻于顶峰，反对民族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民族自决”取代了以前的口号，表明了思想认识的升华。
　　第二，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构成了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题，也是实现民族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其合法性依据是主权在民，最高形式是民主共和。这与源于“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主权在君”的君主专制判然两别。
　　近代以来许多人不同程度提出了政治变革的方案，龚自珍倡“更法”［①ｂ］，魏源主张“一变古今官家之局”［②ｂ］。王韬则认为“变法自强”首应改革政治，“泰西”三种政体中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均“不无流弊”，惟“上下相通”的君主立宪制最合于中国［③ｂ］。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均有此共识［④ｂ］，至康有为、梁启超时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全面方案。他们也都对共和制表示过兴趣，如王韬盛赞其“善”［⑤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列为未来目标，梁启超极颂卢梭《民约论》，谭嗣同更欲“冲决君主之网罗”［⑥ｂ］，却都不主张立即实行。
　　孙中山主张直接建民主共和制，针对中国人“缺乏共和知识程度”论，又说：“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要使之入塾读书也’，又通理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今日中国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⑦ｂ］。现代政治并非上天先赋的，而要靠全体国民共同创造，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学习，使用与共享目的。难道“此时不取法于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他明确指出：“君主立宪制不合用于中国”［⑧ｂ］。从兴中会“创立合众政府”到同盟会《宣言》，孙中山将今后的现代政治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轮廓：“今日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重申“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⑨ｂ］
　　张磊认为孙中山民权主义发展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为“转捩点”，而国民党一大《宣言》“标志着这一跃进的完成”［⑩ｂ］。这一划分是恰当的。这以后孙中山民权主义确有一个大飞跃。首先，批判军阀暴政。“八年来之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①①ｂ］。地底“陈土”是什么？武人、官僚、政客是也，“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方能使“国基巩固”［①②ｂ］。其次，西方政制并不完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①③ｂ］。这种认识决定了他两个重要态度：一是学习苏俄，“近来苏俄新发明了一种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得多”［①④ｂ］。日后的“以俄为师”政策于此已露端倪。其次是独创一种新型政体。“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①⑤ｂ］。目标指向的是防止“少数人所得而私”，使人民真正掌握政权。故“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并从中国古代制度中发掘资源弥补“三权分立”之不足，创造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原则。这一“民权运用”之方式：即实行普选制、倡导政党政治、权能区分，力主“地方自治”以“移官治为民治”等等［①⑥ｂ］，都是针对中国国情而对政体所作的最具创造性的改革。再次，平等与自由。他认为“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①ｃ］故“平等是第一要义。”国民又应是自由的，一大《宣言》“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②ｃ］这种自由只有在民主制下才能真正获取，“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不住。”［③ｃ］
　　第三，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民经济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基础，也是三民主义的归宿。“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④ｃ］其核心内容按孙中山的说法是：“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
　　孙中山花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土地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历来关注的大问题，历代社会动乱、农民起义均直接间接地与之有关。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耕者有其田”是古来国人向往的理想化境，是治国安邦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孙中山经多年酝酿而提出了“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步骤与方法，通过“土地国有”方式达到“平均地权”的目标，既防止土地过分兼并于少数人之手与预防资本主义之“祸患”，又彻底“解决农民自身问题”以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资本，进而为建设强大的国家与促进社会进步创造强大的社会动力。他在后期正式提出了“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⑤ｃ］，“才算是彻底的革命”［⑥ｃ］。其具体方法则是由国家按地价收购地主土地，授田或租田给农民，但主张用改良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手段进行，“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就仿效俄国的激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农民便不能抵抗。”［⑦ｃ］无疑，这是一种与“没收地主土地”不同的土地改革路径，从中折射出为实现现代化而求得社会稳定、防止失序的良苦用心。
　　节制资本包括“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两大内容，其中心点则是发展资本主义。他看到了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试图在新生的共和国中既享受资本主义生产力带来的福祉，又力避其缺陷危害，从而创造一种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在《实业计划》中得到了充分表述与显现。包括铁路、交通、港口、冶金、矿山、工业及国家与私人资本发展的方法等六个宏大精详的计划，《实业计划》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空想”，今天重读此书，常为其构想之壮伟而振奋，为其预见之准确而震惊，可称之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第一个完整系统的战略蓝图。过去人们过多地把目光集注在“平均地权”上而忽视了“振兴实业”思想。其实，这方面，孙中山的认识更全面，方案也更系统、更具体。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物质动力，它带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孙中山对此极为重视，一个国家“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⑧ｃ］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观点；利用外资、对外开放，以交通带动工业全面发展。其实，他的“节制资本”严格的表述是节制私人垄断资本而非节制一切资本。如他提出的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即由政府垄断兴办煤铁、水力、路矿、土地开发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业，以此为主导适当扩展私有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功用，以及优先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原则等等，都卓有预见性，即使在今天也极富参考价值。现代社会的高福利原则指向的是成果为全社会共享的现代原则，孙中山已对此作了安排，“实业由国家经营，所得利益由大家共享”，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安乐，都不致受财产不均的痛苦。”［⑨ｃ］这在市场经济发展注重个人利益的今天亦有借鉴意义。
　　 二
　　仅仅是理论方案的全面完整，至多不过是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教材上比别人多占几页。评价一个思想家，关键在于其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力度与实现程度，以此维度衡之，他人望尘莫及。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首开风气，康有为、梁启超则影响了一代人，然其理论在其所处的时代乃至日后均未得到实践。而孙中山不仅提出了中国现代化方案，更重要的是在日后相当程度得到了实施与推行。
　　首先，孙中山亲手将理论化为实践。他首任大总统后即着手实现自己的理想。颁布了改元建历、剪辫易服、移风易俗、保障人权、解放贱民及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和文教新闻改革等３７项法令。有人认为这些法令措施因为政时短而未得到充分实施，其实不然，影响实际已及整个民国时期。其一，《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与国体，这个被毛泽东称为“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①ｄ］构筑了一道无形的障碍，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的旋起速败，与《约法》精神深入人心不无关系。其二，这些措施在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黄炎培回忆道：“辛亥以后，（１）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２）‘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都没有了；（３）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裹脚；（４）鸦片没有一时消灭，但较辛亥以前渐减，……（５）满族倡始而渐及汉族的男妓，辛亥后逐步地消灭。”［②ｄ］其三，即使是北洋政府也不得不仍在相当程度上沿袭南京临时政府之旧制。袁世凯１９１２年８月所颁民国礼制２章７条，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女子礼为鞠躬［③ｄ］。究其实脱胎于孙中山所颁之法令［④ｄ］。北洋制度法令也频多沿袭孙中山当政之旧制，甚至由此深化之。据北洋农商部所编之《农商法规》统计，仅１９１２—１９１６年间公布的有关奖励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即达８６项之多，内容涉及矿政、农林、工商、渔业等各方面，促进了工商业发展［⑤ｄ］。如１９０３—１９０８年注册公司为２６５家［⑥ｄ］，而《公司条例》与奖励投资条例颁布后，１９１２—１９２１年已达７９４家，年均为８０家，比辛亥前增一倍以上［⑦ｄ］。革命的掘墓人成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固为时代使然民心所向，但这种时代与民心的造就却与孙中山多年的革命主张与现代化理论的宣传分不开的。
　　其次，直接促发了国民革命。２０年代初，孙中山适时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与共产党的帮助下，共同发动旨在“扫除”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障碍”的国民革命，明确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为谋目的之到达，不得不从事于障碍之扫除。”［⑧ｄ］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空前社会运动，自太平天国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大动员。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⑨ｄ］继工运后１９２６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在全国开展，新三民主义以其宏伟目标和“耕者有其田”的具体诱人内容而为广大农夫所接受。毛泽东在写于次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发动起来的农民干了１４件大事，集中在打击绅权与树立新意识形态两方面。“如今是委员的世界呀，你看，屙屎都碰了委员”，“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①ｅ］孙中山三民主义已深入农民心中，成为一种“最时髦”、运用“最广泛”的学说，自由、平等、民权出自农民口中，甚至路上碰见不肯让路的地主，农民都会愤然喝道：“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②ｅ］正是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基础上，“党军”才能顺利北伐。无庸讳言，新三民主义的普及促发了大革命，在几千年封闭落后的中国农村中普及与宣传了现代化理想与具体目标，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全面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三，国民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政党，是以承认、信奉三民主义为理论前提与终极思想的。１９２７年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更将三民主义作为凌驾法律、宪法之上的绝对真理与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与古代独尊儒术一样，成为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依据，任何异端均被排拒在外。进而将这种认同要求强加于全体国民，《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规定：“中国人民须服从并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这就意味着凡不服从拥护国民党、不认同三民主义者，即无国民之权利甚至资格！１９２８年９月公布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宣称：“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毫不隐讳对政治权力的全面垄断，从而使三民主义通过以党统军、以党控政、以党治国。以党的意识形态号令天下，达到全面控制、彻底整合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之目的。
　　今天看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将三民主义改造变形后使之在中国全面推行长达２２年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三民主义从一种现代化理论方案经国民党阉割后在相当程度上加以实践。无论是政制党制如五院制度、“以党治国”、地方自治等和军政、训政、宪政以及所谓的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利权的外交政策，抑或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建立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与回归传统文化等等，理论上均出自孙中山的初衷——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很大程度上已发生畸变与异化，其政治操作规范、政策实施步骤也无不由此而来。而北伐的完成与１９４２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约又成为其标榜孙中山理论实践者与遗嘱执行人的重要资本。二是“清党”后国民党垄断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剔除了其中的革命要素，三民主义的基本结构由此发生了质变，民权主义变为一党专政独裁，民族主义则以儒家文化为符号，民生主义演为官僚经济，从而使之丧失了新文化运动后最具社会动员力的核心内容，社会离心力随之产生。国民党从现实功利出发将三民主义改造成为可以给其各项政策提供全部合理性依据的意识形态，然重构后的三民主义却因其缺乏理论内涵的完整性与对现实的可释性，使之最终难以发挥整合社会、指导与推进现代化的作用。正是出于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不同，国民党内派系之争、军事厮杀究其原因无不与此有关。邓演达反对“曲解”三民主义而另组第三党；汪精卫指责三民主义复古化而揭橥“十三年改组精神”，另建改组派；胡汉民则称把三民主义马克思化、释迦化、术士化、流氓化流通是不可宽恕的错误。地方实力派也以“为主义正名”而与中央争斗不绝、内战绵绵。可以说，国民党既因三民主义而揽政立国，又因违背其本义而丧失民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第四，三民主义已成为新民主革命时期基本一致认同的中国现代化纲领，孙中山及其理论已成为民国时期的绝对思想权威。从国民党内部看，尽管派系林立、纷争不已，却惊人地划一高唱“信奉孙主义”，自称为其忠实的信徒，从未有过跳出这一圈子而另立精神权威之举。从中国社会来看，五四后各党各派各界有识之士都在描绘不同的中国现代化蓝图，由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更由于其方案的全面系统与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故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而成为民国时期人们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与新三民主义及其他党派人士的主张大致吻合，表明了目标的基本一致，这才有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携手共同廓清现代化障碍、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国民革命这一现代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刻。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在为公布第二次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①ｆ］１０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在现在抗战的阶段和战后彻底实行民主共和国的阶段，都是三民主义的阶段”［②ｆ］，翌年在对抗大学员演讲时又强调：两个“半”的社会性质引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大家要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③ｆ］他在１９４０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与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新旧三民主义区别，真释与伪释、真做与假做之分，以及对比了三民主义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异同，认为“两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然在现阶段，中共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仍然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④ｆ］。
　　 三
　　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认识与正确评价无疑是需要时间的，在孙中山诞辰１３０年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持续深入开展的今天，再来看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所的贡献，不难发现具有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可操作性与前瞻性四大特点。
　　特点之一，全方位对外开放。后发外生型国家搞现代化的首要条件与必要条件是对外开放。孙中山总结了闭关锁国与被迫开放的历史教训，提出在保持国家独立与主权完整条件下，主动实行开放的政策。我国“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⑤ｆ］“凡我们中国应兴的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利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⑥ｆ］不仅要“取法乎人”，更要“取法乎上”，引进最先进的东西，机器要最新式的，人才要最好的，政治制度要最民主的，“要从最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⑦ｆ］引进后须根据国情加以改造丰富，五权理论、三民主义无不如此。而其开放引进内蕴的深意即由此获独立平等之国际地位，“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如何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⑧ｆ］孙中山知识结构是中外并重，２０年代尤注意吸收西方现代各领域新思想新知识，据姜义华研究，仅从其上海故居中发现的实业方面的藏书目录中可见，无论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工业革命、经济史等宏观历史与理论，还是具体的交通、港口、铁路、城市规划与管理、银行、信贷、货币等各类西方着作达数百本之多。［⑨ｆ］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其成果为广大人类共享的过程，尤其对现代化后发型国家来说势所必然。孙中山正是在这一点上，契合了时代潮流。
　　特点之二，与时俱进。现代化需要持久的变革与不断的进步。转型时期中一些当年的先锋人物转瞬成为落伍者与绊脚石，而孙中山则紧随时代步伐，不断实行自我扬弃与自我革新，这在近现代史上确是罕见的。他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①ｇ］因此，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②ｇ］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他一生不断进步。早期上书李鸿章未果，使之从改良转向革命，“不得不稍易于强迫。”［③ｇ］辛亥革命后为扞卫共和制度与袁世凯之流作不懈的斗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长达１０年。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表示欢迎，接受了中共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纲领，重释三民主义，使国民党重获生命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妨说，孙中山的一生，确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取的一生。
　　特点之三，可操作性。任何一种现代化方案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方有实际意义。以往学术界多循定论而否定这点。其实孙中山方案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指出方向，宏观思考大处着眼，更在于适合中国国情而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在撰写《实业计划》构想东方大港选址时，曾特嘱邵元冲“调查乍浦、澉浦一带之海塘，为石塘，抑系土塘，谓如无书可查，宜亲询该处土人，以期确实。嗣余查得浙江水陆道路记等书，图说颇详，乃举以相告，总理遂据以为规划东方大港之资，此一端，足证总理计划之切实，不凭臆想也。”［④ｇ］
　　特点之四，前瞻性。确实，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许多内容在当时难以实现，人们也因此讥之为“理想化”、“空想”。古往今来的哲人思想家之伟大恰恰在于其为时人乃至后人指明了奋斗目标。孙中山从如何实现超越——使中国在短时期内迅速赶上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出发，不仅对当时也对未来作了规划，他在１９１２年民国肇建时即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还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要能预见将来，我们必须是有远见的人。”［⑤ｇ］今天看来，孙中山的中国现代化方案中既有对现实的思考，更有对长远的洞见。他的现代化战略构想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极富创意，如以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互补关系，发展经济以交通为先导，保持主权独立对外开放等，都是我们经几十年摸索后才悟到的。其民主与法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说仍有现实意义。而其开发长江流域以中下游上海为龙头、建设全国铁路系统、辟建东方大港、北方大港、开发浦东等一系列具体计划与设想，许多都与今人不谋而合或现在正在实施进行的，其科学的洞见性与卓越的前瞻性令人拍案叫绝！
　　今天的历史是过去历史的超越，也是过去历史的发展。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⑥ｇ］在现代化运动深入发展的今天，总结前人搞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借鉴孙中山现代化方案及其实践的得失，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与现代化视角去重新审视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发展的贡献，可以少走弯路，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得更快些。
　　 （作者：忻平，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责任编辑：谢宝耿）
　　①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②ａ《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第６０５—６０６页。
　　③ａ《总理全集》，第２卷，第１５９页。
　　④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５２５页。
　　⑤ａ⑥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８１、４６７页。
　　⑦ａ虽经孙中山力争，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仅被定为海军旗，直至北伐胜利，张学良“东北易帜”，方取代“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⑧ａ⑩ａ①②ａ《总理遗教》“演讲”，第３８、４２页。
　　⑨ａ《总理全集》第２集，第８２页。
　　①①ａ《孙中山集外集》，第５３３页。
　　①③ａ对美国民族与文化的认识至今有“熔炉说”与“拼盘说”两种，参见余志森等：《浅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华东师大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①ｂ《龚自珍全集》上卷，《乙丙之际着议七》。
　　②ｂ魏源：《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序》。
　　③ｂ王韬：《ｔāｏ＠①园文录外编》卷１《重民（下）》。
　　④ｂ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陈炽：《庸书·议院》；陈虬：《治平通议·开议院》；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新政论议》等。
　　⑤ｂ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１６。
　　⑥ｂ《谭嗣同全集》，第４０页。
　　⑦ｂ①①ｂ①②ｂ《孙中山选集》下卷，第１５５—１５６、４２３、１５７页。
　　⑧ｂ《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２８０—２８２页。
　　⑨ｂ《孙中山全集》第２卷，第１３２页。
　　⑩ｂ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①③ｂ①④ｂ①⑤ｂ《孙中山选集》下卷，第７０７、７２２、７６４页。
　　①⑥ｂ《总理全集》第１卷，第９２４页。
　　①ｃ《总理全集》第１卷，第３１９页。
　　②ｃ③ｃ④ｃ《孙中山全集》第９卷，第１２４、２９４、３７７页。
　　⑤ｃ《总理全集》第１卷，第３１９页。
　　⑥ｃ⑦ｃ《总理全集》第２卷，第４９８、４９８—４９９页。
　　⑧ｃ《孙中山全集》第２卷，第３３４页。
　　⑨ｃ《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２４５页。
　　①ｄ《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１２７页。
　　②ｄ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１卷，第６８页。
　　③ｄ《东方杂志》第９卷，第８号（１９１２年９月）。
　　④ｄ《丁祭除去拜跪》，《申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５日。
　　⑤ｄ张骞：《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３—７页。
　　⑥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７３页。
　　⑦ｄ《五四运动档案资料》，第６页。
　　⑧ｄ《孙中山全集》第１１卷，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⑨ｄ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①ｅ②ｅ《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①ｆ②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１１），第６２８、６０３页。
　　③ｆ《党史研究资料》，第１０—１１期。
　　④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０７５页。
　　⑤ｆ⑥ｆ《孙中山全集》第２卷，第４８１、４９０页。
　　⑦ｆ《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２８２页。
　　⑧ｆ《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３４０、５２页。
　　⑨ｆ姜义华：《孙中山〈实业计划〉战略构想详析》，载《近代中国》第１辑，第２４８页。
　　①ｇ②ｇ《孙中山选集》下卷，第７６４、７０６页。
　　③ｇ《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３４０、５２页。
　　④ｇ邵元冲：《总理学记》，《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９５页。
　　⑤ｇ《孙中山全集》第３卷，第５０３页。
　　⑥ｇ《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２２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弓加屮下加又
　　
　　
　　
学术月刊沪77-84K3中国近代史忻平19971997 作者：学术月刊沪77-84K3中国近代史忻平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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