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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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N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3)02-0005-03
  人类进入21世纪,新世纪人类的命运将如何?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人类的命运与科技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至今,现代科技革命更加蓬勃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并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浪潮接踵而至。与此同时,我们亦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充满病态的世界:天空弥漫着烟雾,土地越来越贫瘠,海河充满着污染。这种病态不仅弥漫于自然界,也充斥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当代人面临着丧失自身存在根基的危险,有人将此归罪于科技发展。于是,生活的辩证法演绎得相映成趣: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声讨科技之声不绝于耳。
    一 科技何以成为批判之的
  欧洲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降,其文化一直是以高扬理性而自居,“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人们践覆的尺度。17至18世纪,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的主体性力量得以逐渐确证,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对科技无批判的乐观主义,导致科技理性逐渐膨胀。科技理性作为理性之光,被赋予科技、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的内涵。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从自然束缚、愚昧无知和贫困中解脱出来,而且迷信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人类的福祉,自由、民主和幸福的生活随着科技理性之光的照耀而即将来临。但是自19世纪开始,由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利用,使得资本强加给科技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趋凸现。科技革命虽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并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机器对人的奴役、生态危机、贫困饥饿、核威胁等诸多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经济危机等使得人们对当下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人类虽然获得了物化的世界,却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即当代人遭遇了虚无。于是,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又成为现代人思想探究的问题。尼采的“上帝死了”乃是当代人遭遇虚无的最早觉醒。“上帝死了”,意味着超感性世界对现实世界失去了意义和作用,因为“超感性领域成了感性领域的一种不牢靠的产品,而随着这样一种对它的对立面的贬降,感性领域却背弃了它自己的本质”。[1]当代人正处于存在之焦虑和不安之中,正如雅斯贝斯所指出:“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2]现代人之所以陷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生存处境,根本在于其世界观出了问题。实证理性的极度膨胀,价值理性的日益枯萎,把现代人逼入了“意义的空场”。同时,在很多人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当代科技基础上的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理解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由此出发,人们认为“全球危机”、“价值虚无”、“意义迷失”诸问题,需要从解剖科技入手,并将诸如此类的问题归罪于科技本身,进而要求科技对此负责。正是在这样的理念误导下,科技成为众失之的,声讨科技之声不绝于耳!
    二 对科技的批判
  希望越大,失望越甚。当人们对科技抱着极大的愿望并将一切都寄托在科技身上时,科技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带给人类希望的福祉。于是心理的落差引发的对科技的批判之情骤然升级,从而对科技的态度由无批判的崇敬和迷信,中间经过不信任、怨恨、嫉妒,最后到对科技的诋毁和公开的敌视,从一个错误的极端走到另一个错误的极端。而对科技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却缺乏应有的冷静和思考。由此导致对科技的极端批判,陷入反科学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
  现当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立足于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基础上,追溯西方近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自觉反思和总结,认为正是科技的“原罪”使得当代人遭遇虚无,从而发起对科技理性和科学技术的猛烈抨击。他们主张科技天然地与人本主义相敌对,科技的极度发展及其对人的统治使得人丧失精神生活,生活世界被科技排挤到边缘,人类曾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尊严彻底扫地。尼采在说到现代科技时认为,科技不能为人生提供目的与意义,它只能在对象领域中得到可以确证的有关“真”的知识,科学无法进入人的信仰世界,它只能作为一种工具服从于人生意义的探求,只有人的意向性之光才能给世界以意义。胡塞尔在谈到欧洲科学危机时认为,实证科学在根本上排斥了“探问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使得当代人落入一个不幸的时代。他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3]由于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和资本的联姻,一方面促进了现代财富的日益增长,一方面也加剧了对现代人的奴役。物的“主体化”和人的“物化”的增长,使得人成为“非人”,反而物却成为“人”。所以海德格尔把现代科技比作“座架”(Ge-stell),他认为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之中,“座架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作为如此这般受促逼的东西,人处于座架的本质领域之中”[4],并认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5]因此,认为现代科技并非是中性的东西,它天然地包含着对自然的掠夺和对人的强制。
  而在对当代科技的批判中,要数法兰克富学派为最甚。法派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理论出发,从人在技术社会的异化状态作为切入点,展开对当代科技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科技不但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因此,技术的进步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代价的,因为“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6]而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和意识形态。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发达工业社会一种新的控制形式,认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并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他指出:“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护并巩固自己。”[8]由于政治意图已经广泛地渗透进不断进步的技术之中,马尔库塞声称技术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技术不仅为人对自然的掠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基础,为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作辩护,而且从根本上排除了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要求。所以他指出:“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9]法派的另一主将哈贝马斯在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借助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观点说明科技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指出“社会的不断‘合理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化密切相关。”[10]技术的合理性保护了统治的合理性。“科学技术本身以公共的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的形式,开始替代过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起着一种替代意识形态的作用。”[11]所以哈贝马斯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由解放的潜在力量转而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思想依据的手段。因此,哈贝马斯突出地把科学技术直接作为他的批判对象,并认为科学技术必然产生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 批判的批判
  如上所述,综观现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和思想家对科技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的批判。科技进步本来可以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改善,社会结构日益合理,从而使人变得自由、自主和富于创造性,但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科技造就了一个物质上富裕的社会,却使人日益成为技术、物质产品的奴隶,技术对人采取了全面的统治。于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产生了失望悲观的情绪,并认为科技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困境和危机。问题在于他们把科技和科技异化等同起来,从而对科技异化的批判直指对科技本身的批判。显然,这样的逻辑是有失推敲的,这无异于我们在舞剑时剑法不熟或握剑不当而伤了人,然后把这一切结果都加罪于剑本身,说“剑不是东西”。这一逻辑的一个根本错误在于对科技采取了“宿命论”的形而上学态度,即认为科技能够离开一切因素而独自地发挥魔力,从而片面地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其实,科学技术要成为现实的作用力,必须首先使自己“物化”,而这却需要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和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离开社会制度、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因素而夸大科技的作用,强调其唯一作用和单向决定性,无疑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前,亦有一些国内外学者譬如海德格尔,从科技的本质在于追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的认识出发,认为科技的发展必然地包含着对大自然的掠夺、对人的奴役,从而必然导致“全球问题”、“价值迷失”,并把当代科技当作“全球问题”的“罪恶之源”而加以讨伐。其实,这种看法亦有失偏颇。事实上,科学技术追求的是利用资源的效率的最高化,而不是利用资源的总量的最大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约化生产”。在良序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下,科技是能够使人类仅仅利用较少的资源就可以满足同样的生活需要,但是在现实具体的生产生活中,由于受各种利益和不同动机的驱使下,使得现有的技术得不到充分的推广,新的技术总是不被用来以较有效率的方式去满足人们旧有的需要,而是被用于制造新的奇特产品,挑逗人们畸形的消费欲望,甚至被少数人用于达到其邪恶目的的工具。所以,“全球问题”、“价值迷失”的根源并非由所谓具有“原罪”的科技而起,而是人们对贪婪利益的不择手段的追求所致。就科技本身而言,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追求真理、尊重事实的特性。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和历史进步的巨大杠杆。因此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不仅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为这种过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把科技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所造成的种种负面效用归罪于科技本身,并片面夸大科技的消极作用,从而陷入反科学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坑。这是当代科技成为批判之的的根本所在,也是人们对科技无批判地“拒斥”之缘由。
    四 我们的选择
  毋庸置疑,现当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和学者通过对科技的反思和批判,进而探究存在之真理,乃是发人深思的。长期以来,西方文明在世界的统霸,技术理性成为我们追求的真理,从而对感性生命的价值关怀一度采取了不应有的漠视乃至无视的态度,而今对技术理性、科学技术所作的深刻反思,对于我们重新确立生活的目的提供了一种契机和参照框架,为我们确立全新的科技理念具有极大的帮助和启迪,亦为我们尽力避免重走西方人曾走过的弯路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
  由于当今快速的通讯手段,使得西方最新的理论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这无疑对于我们了解世界理论发展之前沿,参与世界前沿问题的讨论,具有很大的意义。然而,在引进西方一些理论学说的过程中,国内不少学者却采取了无批判地全盘照搬,并以“与世界同步”而自喜,而完全不顾中国当下顽强的事实,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任何理论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其真理性在于它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对于当代科技,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全盘接受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一切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我们可以成为“理论的同时代人”,但我们要切记自己还不是“历史的同时代人”。
  今天,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回避全球化的挑战,同时,我们也正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这样的处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该从何处着手呢?对此,邓小平同志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根据当代科技对生产力的极大作用的事实出发,深刻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12]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现代化一方面靠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是通过疯狂的海外扩张,残酷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完成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今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会通过对他国的掠夺来建立自己的现代化基础,我们只能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大力发展高、精、尖的现代科技,创造出高效率的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去开拓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其实质在于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在科技竞争中,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因为就理论上而言,每一项新的科技突破都为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一次契机,但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应有的财富积累和知识积累而无法参与,科技革命的实际结果是贫富分化加剧,发达国家仍利用最新的高科技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和平”地掠夺资源和财富。如今,中国正面临着多重的挑战,农业现代化远没有实现,工业现代化刚刚起步,又要应对后工业文明的压力。此时此境,我们该怎么办?邓小平同志又意义深远地指出:“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3]当中国还有许多老、少、边、穷的地区由于科技极度落后,还处于刀耕火种,并以毁坏大量的自然资源以获取少量的食物去满足生存之需的状况时,我们靠什么来改变这样的落后局面呢?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时[14],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呢?一靠先进的科技,二靠科学的管理。
  至于说到“科技带来”的“全球危机”、“意义危机”,笔者相信“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15]解决“科技带来”的“问题”同发展科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事实上,当代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资本主义矛盾依然存在,但由于科技革命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丰富的社会财富,使得资本主义矛盾得到了较为缓和的解决,其社会结构也得以良好运行,保证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今天发达的西方国家从现代工业社会逐渐步入后现代工业社会,仍是建立在其强大的科技进步基础之上的。历史是诚实的老师,痛苦的经历是生动的教材。反科学并不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道路,我们应该牢记在历经苦难中收获到的一个重要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确立崇尚科学、追求真理,造福于民的全新科技理念。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5~7,22B2科学技术哲学毛勒堂/董美珍20032003该文针对现当代国内外一些学者和思想家对科技所采取的无批判的批判进行了分析,并在剖析他们科技观的基础上,揭示了他们陷入反科学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认识根源和逻辑错误,最后作者结合中国实情提出了自己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科学技术/科技异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批判毛勒堂(1970-),男,哈尼族,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云南师大经济政法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董美珍(1971-),女,汉族,复旦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作者: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5~7,22B2科学技术哲学毛勒堂/董美珍20032003该文针对现当代国内外一些学者和思想家对科技所采取的无批判的批判进行了分析,并在剖析他们科技观的基础上,揭示了他们陷入反科学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认识根源和逻辑错误,最后作者结合中国实情提出了自己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科学技术/科技异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批判

网载 2013-09-10 21: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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