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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５年５月，美国图书馆学家安德森（Arthur James Anderson）［（１）］编纂的《林语堂精摘》（Lin Yu tang:The Best of an Old Freind）出版。林语堂在为此书写的《序》中说：“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了。”林语堂显然已有死亡的预感。他要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和总结一下自己８０年来的历程。１９７４年，出版了他的《八十自叙》（台湾远景出版社）。这是林语堂耄耋之年之作。林语堂开卷就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这真是画龙点睛，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他一生思想性格的特殊性，证明林语堂还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林语堂在《论语》时代的合伙人、挚友徐ｘū＠①［（２）］在肯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林语堂在文学史中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徐ｘū＠①一语道出了林语堂以自己的存在为文学史家们出了一道难题。
　　林语堂确实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主要难度还是在于林语堂本人思想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的多重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他集古今中外文化因素于一身，中西结合，融古会今。任何事情，哪怕是苍蝇、臭虫、抽烟、戴帽、吃糍粑、睡觉……林语堂都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变成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或两种文化选择的大题目。别人极力掩盖的，正是他要暴露的，别人梦寐以求的，他会不屑一顾；他不仅不回避矛盾，还以“一捆矛盾”自诩。正是这些特点，造成了林语堂在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
　　林语堂本身就是“一团矛盾”，“一团连自己也理不清的矛盾，外人要去清理出头绪来，自然更不容易。”［（３）］因此，研究和评价林语堂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给林语堂的头衔很多，“高人雅士”、“幽默大师”、“语言大师”、“一代宗师”、“一代哲人”、“中国大文豪”、“数千年中国文明所钟毓出来的奇葩”有之；骂他是“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洋奴”、“袁中郎徒子徒孙”也有之；说他“前期是战斗的，后期是绅士”，早期是“叛徒”，后期“投身美帝国主义”有之，认为林语堂是“爱国主义者，不能全盘否定”，甚至毫不隐讳地说：“林语堂不是反动文人”［（４）］的也不乏其人。
　　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知名度很高，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１９７５年４月，在国际笔会第４１届大会上当选为总会副会长，这是国际笔会成立以来，亚洲人担任此职务的第三人。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又名《瞬息京华》）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０日，美国总统布什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到他访问东南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的感受。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我们国家要成功，我们便必须重新领悟这些话的意思。”表明至今林语堂还在影响美国人的“中国观”。［（５）］
　　但是，褒贬之间，千里之谬，反差太大，令人吃惊！究其原因，除了认识上的差别之外，４０余年的“隔绝”是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读书界，包括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师生，在不久之前，有不少人对林语堂的了解还定格在３０年代作为论语派的“幽默大师”身上，而对１９３６年出国以后，饮誉世界文坛的林语堂，知之甚少。其实，林语堂享年８１岁，离开大陆的４０余年，出版译着三、四十部，小说、传记、散文、论着、译文等，包罗甚广。绝大多数作品，通常有七、八种版本。其中，《生活的艺术》最为畅销，出版以来，美国已再版４０次以上，被译成１０多种文字，畅销于欧美１０多个国家，成为中产阶级的枕边书，历经四、五十年而不衰。随着改革开放，“隔绝”现象逐步消除，林语堂的研究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林语堂从１９１８年发表处女作《汉字索引制说明》（《新青年》４卷２期），同年又发表了《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致钱玄同）》（《新青年》４卷４期），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林语堂近６０年的文学生涯，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语丝》时期，主要是１９２３年到３０年代，发表论着７０余篇（部）；二、《论语》时期，从１９３２年《论语》创刊前后到１９３６年出国前后，发表论着２００篇（部）；三、侨居海外时期，从１９３６年侨居美国到１９６６年定居台湾，出版论着近３０部；四、晚年写作时期，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逝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要想回避林语堂这个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复杂情况，林语堂研究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从现有的林语堂研究资料来看，研究与其创作不同步，也不相称。我们将林语堂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即：１９４９年前为形成时期；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为萧条时期；１９７９年以后为发展并将正形成高潮时期。第三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资料发掘为主，第二阶段资料发掘与理论研究并重。
　　　　一、１９４９年以前，为林语堂研究的形成时期（或称为“前期”）
　　这一时期，最先批评和研究林语堂的是鲁迅；林语堂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胡风的《林语堂论——对于他底发展的一个眺望》（《文学》１９３５年第４卷第１号）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杂文。
　　还在参加“语丝”派行列之前，林语堂就赞赏“宽容”的处世哲学，提倡“我佛慈悲之人生观”（《幽默杂话》），奉劝鲁迅不要太严厉，褒杨周作人的妥协行为（《林语堂致周作人（书信），１９２６．２．２》），附和周作人鼓吹“费厄泼赖”，主张“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鲁迅针锋相对地写出《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９日，载于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０日《莽原》半月刊第１期），批评周作人、林语堂，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着名论断。
　　鲁迅的批评既坚持了斗争原则，又顾及他与林语堂的友谊，因此易为林语堂理解和接受。特别是过了两个月，正是林语堂主张要予以“宽容”的段祺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３·１８”惨案。林语堂云：“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打狗释疑》１９２６年４月２日作，初收《剪拂集》）“３·１８”惨案后林语堂曾画了《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先后撰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语丝》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９日第７２期）、《讨狗檄文》（《剪拂集》）、《打狗释疑》诸文，以表示响应鲁迅“打落水狗”的号召，“对狗宣战”，以“语丝”派打狗运动的急先锋而蜚声文坛，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成为鲁迅同一战壕的战友。［（６）］所以，胡风把《语丝》时期誉为林语堂的“黄金时代”。胡风的《林语堂论》详细分析了林语堂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但是，胡风的立意，并不是为了赞扬林语堂在“语丝”时的“战绩”，而主要是批评林语堂在３０年代所提倡的“幽默”、“小品”、“性灵”。提及过去，只是为反衬现在。胡风代表了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的最高水平。
　　１９３２年９月，林语堂创刊《论语》，形成了“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的局面，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不断撰文批驳林语堂及其“论语派”的文学主张。鲁迅的《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杂谈小品文》等，和聂绀弩的《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徐懋庸的《金圣叹的极微论》和《大处入手》、茅盾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等，都批评了林语堂及其幽默闲适文学，是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文献。
　　面对左翼作家的批评，林语堂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幽默——性灵——闲适”的文艺观，并撰文答辩。这次论战本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一次论争。其实，鲁迅虽然从当时的文化斗争视角批评林语堂及其“论语派”，但并不否定作家的林语堂。他在答复斯诺列举“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时说了以下几个人：“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
　　１９３６年８月，林语堂携全家移居海外。４０年代，国内对他评论不多。１９４０年林语堂第一次回国观光，有人送他一个头衔：“林语堂——抗战的观光者。”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４年，林语堂第二次回国观光，先后在蓉、桂、滇、湘、陕等七省，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讲话，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部分作品中，攻击苏联、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鲁迅、徐懋庸、曹聚仁、郭沫若等人，又受到一些报刊和左翼作家的批评。《云南日报》发表署名西南联大同学的信，说林语堂“硬是开倒车。”曹聚仁的《论〈瞎缠三官经〉的东西文化观》、郭沫若的《啼笑皆是》和《新辜鸿铭》、田汉的《伊卡拉斯的颠落——读林语堂先生〈论东西文化和心理建设〉》、崔航的《林语堂的面目》等，代表了当时文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其中，郭沫若的《啼笑皆是》专评林语堂的《啼笑皆非》，认为这是林氏着作中最不成功的一部，到处都是“啼笑皆是”。崔航评论林着《枕戈待旦》，揭露其在这部小说中虚构内容，歪曲事实，要美国支持国民党，把枪口对准中国共产党。据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回忆：“我的《枕戈待旦》出版，遭到读者冷落。”Agnes smdley揭露说，何应庄付给其２万美元。林语堂立即予以否认。［（７）］这些文章，在理论深度上并没有超越胡风的那篇《林语堂论》。
　　　　二、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９年，林语堂研究的萧条时期
　　林语堂在３０年代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主张，遭到左翼作家和《文学》出版特刊的批评；４０年代，在其言论和作品中，多次反对苏联和斯大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批评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１９６６年又定居台湾，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由于这些原因，其研究也就形成了“禁区”。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将近３０年里，林语堂着作在大陆未再出版过，林语堂研究无人问津。
　　１９７３年，美国安德森在其所编的《林语堂着作年表》之前有一段赞词，对林语堂评价极高。该赞词说他“一身融汇了东西的智慧”，“其思想合理中节”，“其风度，其气质，古之仁人，不能过也”，“於人生则因林见树，由大识小”；“若谓文化人中龙凤，林氏当之无愧也。”１９７５年初，安德森又在其所编的《林语堂英文着作及翻译作品编目》一书的前言中再度评价，赞许林语堂是“最令人赞佩，最罕见的人”。虽然有过誉之嫌，但能说明林语堂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林语堂定居台湾以后的１０多年里，其着作的中文版基本上整理和翻译出版齐全，为台湾林语堂研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资料。林语堂８０寿辰时，曾虚自送给林语堂一幅立轴，题词是：“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了介绍给世界”。林语堂周年时，台湾《传记文学》在３１卷６期、３２卷１期连续开辟专栏，举行纪念活动，发表了谢冰莹、徐ｘū＠①、陈纪莹、陈石孚等多人的文章，回忆了林语堂的生平，评价了林语堂的思想、为人和作品。陈纪莹说：“他爱国家……是个爱国主义者”。陈石孚说：“语堂先生是……伟大作家、翻译家……他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而且几十年来未尝衰退。”几乎所有发表纪念文章或讲话的人都认定，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文学大师”、“语言大师”、“文豪”，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台湾者学者看来，林语堂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评价，不能不说有许多溢美之词，但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
　　　　三、１９７９年以后，为林语堂研究的发展时期
　　１９７９年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重新全面贯彻执行，林语堂研究开始步入正常轨道，进入了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１、１９７９年到８０年代中期，为冲破“禁区”，发掘资料阶段。
　　这一阶段，学者们首先以极严肃认真和严谨求实的态度，伸入了“禁区”。陈有淦的《评“论语派”》（《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施建伟的《论语派与〈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等文，都是以客观的原始资料为依据，论述“论语派”的两面性和林语堂的矛盾性，提醒人们注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和“论语派”不可一笔抹杀，应在批判的同时，给予应有的肯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唐ｔāｏ＠②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对林语堂的散文作了概略的评述，终于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给林语堂让出了一席之地。
　　其次，学者们从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入手，具体分析了林语堂接受鲁迅批评，由赞成周作人提出的“费尔泼赖”又转变成“痛打落水狗”的急先锋的全过程，恢复了他在“语丝”时期的历史面目。主要论着有林志浩的《林语堂述评——兼谈他同鲁迅的关系》、张梁的《林语堂论——兼论鲁迅和他的交往与斗争》（《文学评论——丛刊》之６）、康永秋的《论鲁迅和林语堂》（鲁迅研究文丛）之３等。
　　三是从文学流派入手来评价林语堂的文学活动、如万平近的《老舍与林语堂及其论语派》（《新文学论丛》１９８４年第４期）、施建伟的《语丝派的分化和论语派的岐途》（《南开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及上面已提到的陈金淦、施建伟论文等。
　　上述论着没有任何人提出要为林语堂“翻案”，而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展示出大量被长期淹没的史料。在有关林语堂大量史料被批露出来的时候，新闻界着名人士徐铸成坦率地说出了“真心话”。他说“‘厦大’文科的局面是林语堂开创的，鲁迅也是在林语堂的敦请下到‘厦大’的，但这些却象被人遗忘，尤其是因为鲁迅批评过林语堂，林就更是万劫不复。”他还说：“他（林语堂）是五四以来着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也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按其生平，林语堂也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媚骨的文学大师。”［（８）］这一讲话，对刚起步的林语堂研究无疑是一种推动。
　　这一阶段林语堂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认真地发掘史料，凭借史料评价林语堂。
　　万平近的《林语堂生活之路》（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４年第３、４期）是这阶段的重要文章之一；实际上是对本阶段林语堂研究的一次小结。
　　万平近的《林语堂论》（１９８４年底完稿，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版），是填补林语堂研究空白的第一本专着。这一开创性专着的问世，标志着林语堂研究已从资料发掘开始过渡到资料发掘与理论研究并重的新阶段。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序言中明确肯定林语堂为文学和文化学术活动”做过不少益的工作”，而且还颇有见地指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及比较研究中的积极贡献。
　　除此外，还出现部分全面评价林语堂的论文，如《林语堂评传》（张梁）、《林语堂论》（方云）、《林语堂》（施建伟）等。
　　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在台湾出版的林语堂着作陆续引进大陆，如《林语堂文集》（台北开明书店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版）、《无所不谈集》（台湾多家出版社出版）、《林语堂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１９８２年９月版）以及台湾远景出版社的小说等，特别是《林语堂经典名着（１—３５卷）》（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的引进，对大陆林语堂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２、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为林语堂研究的资料发掘和理论研究并重阶段。
　　８０年代中期，以万平近的《林语堂论》为标志，林语堂研究从第一发展阶段过渡到第二发展阶段，并形成了１９８８年至今的第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８年以来，６年中共发表了１００多篇（部）论着，另有３０来种相关专着的有关部分论及林语堂，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从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的，主要论着有万平近的《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福建学刊》１９８８年第６期，）、陈平原的《两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其人其文》（《读书》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等。他认为：“林语堂的知识涵养中包含了乡士文化、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三种文化在他身上也免不了相互冲击，使他产生种种矛盾和困惑。……不论矛盾多少，作为一个文化人，一身兼有多种文化涵养，毕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林语堂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对于林语堂的审美观，学者们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的：一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探讨；二是在“幽默”范畴内，从论语派的流派特性、幽默观的构成和比较中进行探讨。
　　陈平原的《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文艺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及其专着《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版）、孟建煌的《从林语堂的早期生活和创作看其欧化主张的来龙去脉》（《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等，都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切入林语堂的审美观的。
　　同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另一部分学者的兴趣却在“幽默”的范畴。庄钟庆的《论语派与幽默文学》（《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９年第３期）、施建伟的《林语堂和幽默》（《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等，从论语派的流派特征，从时代和文学的关系来评价林语堂及其幽默文学，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决不人云亦云。施建伟的《林语堂幽默观的发展历史轨迹》（《文艺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张健的《精神的伊甸园和失败者温婉的歌：试论林语堂的幽默思想》（《文学评论》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等，都从林语堂幽默观形成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来揭示林语堂幽默观的独特性。
　　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第三编·第七章　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与“闲适”文学思潮及期演变》（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版），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评价“幽默”与“闲适”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过程，认为“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林语堂先后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了‘幽默’与‘闲适’的文学思潮。《论语》和《人间世》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文学思潮。而《宇宙风》则代表了这两种文学思潮的合流和演变。”
　　这一阶段，从文学流派入手来研究林语堂的不多，有孙旭升的《林语堂与〈语丝〉派》（《西湖》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等文。
　　对具体作品研究，是这一阶段林语堂研究的一个新特点。万平近的《〈赖柏英〉和林语堂的乡情》（《台湾研究集刊》１９８８年第３期）、《谈〈京华烟云〉中译本》（《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０年第２期）、《评林语堂着〈苏东坡传〉》（《福建论坛：文史哲版》１９９４年２期）。黄万华的《〈京华烟云〉两题》（《牡丹江师院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徐学的《孔孟风骨，幽默文章》（《台港文学选刊》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吉士云的《〈京华烟云〉和作者林语堂》（《江苏广播电视报》１９９０．１．２０）、阿弘的《林语堂小说三部曲》（《天津日报》１９９０．１０．２６［（９）］）和台湾胡有瑞的《林语堂无所不谈》以及冯亦代的《林语堂的〈瞬息京华〉》、沈栖的《林语堂散文创作简论》（《上海师大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等，都是各具特色的评介论着。梁建民和沈栖合着的《林语堂散文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４月版）选了２６篇具有代表性的散文进行研析，是一种较好的专题研究论着。
　　林语堂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是这一阶段林语堂研究的另一个新特点。其研究涉及到的内容有：语言观和教育观［如陈冠英的《林语堂与交际法》（《西北师大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１年第３期）］、宗教观［如田纪绚的《略论林语堂的佛教观》（《漳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恋爱观［如施建伟的《林语堂的三次恋爱》（《名人传记》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编辑出版思想等。
　　近１０年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给林语堂让出一个席位，并用一定的篇幅介绍林语堂及其作品，改变了过去那种不正常的局面。一些相关文学论着，如《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幽默艺术论》（薛宝琨）等，都给予林语堂一定的地位和评价。
　　这一阶段，全面评价林语堂的论着逐渐增加，质量逐步提高。主要有施建伟的《林语堂在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８月版）、《林语堂在海外》（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以及吉士云的《林语堂传略》（《文教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３—４期）和甘竟存和吉士云合作的《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即出）等，在同类论着中，唐ｔāｏ＠②的《林语堂论》（《文艺报》１９８８．１．１６）独占鳌头，不仅因为唐先生当年与林语堂有过直接交往，这使他的理性分析具有坚实的感性基础，而且还由于他以散文作家的卓越的艺术思维和手笔，并借用周作人关于“两个鬼”的提法试图解开连林语堂自己都无法解开的“一团矛盾”，这种独创性的思考对整个林语堂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林语堂在大陆》和《林语堂在海外》，是施建伟试图全面“如实地描绘这‘一团矛盾’中的种种矛盾，为的是让人们了解真实的林语堂”的姐妹篇。作者在《写在后面的话》中说：“只要把林语堂的文化活动还原到当年的历史背景里，林语堂的悲剧在于他完全忽略了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当时的‘文化落差’和国情落差。当自己的同胞在重庆的防空洞里奄奄一息时，当黄泛区的大姑娘穷得只能顶锅盖出门时，林语堂却口衔烟斗，悠然自得地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中ｍíｎｇ＠③茶、赏雪之类的闲情逸志，对三、四十年的中国人民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的。……”
　　“３０年代初，是林语堂的中西文化溶化论由前期到后期的过渡时期。”
　　“后期，林语堂以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的角色向西方读者宣传东方文明确实收到了相当效果，在西方世界确立了东方文化传道者的形象。可是当他企图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扮演传统文化弘扬者的时候，国内的文化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救世的药方。……”
　　“晚年，林语堂以‘一团矛盾’自诩，这是他对自己的准确的估价。他的后期的中西文化溶化观自然也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矛盾的特征。”
　　上述论着，基本上承袭第一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尽可能客观地评价林语堂，施建伟认为，现在林语堂研究还远远不够，而且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不要急于对林语堂盖棺论定”。［（９）］但是，也有个别学者直接了当地为林语堂“翻案”，如彭显忠的《林语堂并非反动文人》（《语文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这一阶段，资料发掘相对少于理论研究的论着，但这并不意味着林语堂研究的资料工作已经功德圆满。恰恰相反，目前的情况，仅仅说明，在上阶段的资料大发掘的高潮过去之后，已进入难度更大的纵深开掘，今后只有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获得新的成果。
　　１９８９年７月，《文汇月刊》同时刊出林语堂的《自传》和施建伟的《林语堂出国以后》，报刊竟相摘转，电台广播消息，吉士云的《林语堂传略》等也被其他报刊摘转。社会舆论的热点表明，１９３６年林语堂出国以后的情况，是林语堂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
　　曾与林语堂一起筹办《论语》的９２岁章克标老人的《林语堂在上海》（《文汇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１０期）一文，透露了５０多年前自己与林语堂交往的一些逸事；在此之前，章先生还在香港《明报月刊》、《读者良友》上分别发表了《林语堂与我》、《闲话〈论语〉半月刊》等；１９９１年，又在《上海文史》第二期上发表《着述生涯六十年：“林语堂的一生》一文，引起了读者与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施建伟的《林语堂与幽默》、《林语堂和赛珍珠》、《林语堂和鲁迅》、《林语堂的“一团矛盾”》和〈八十自叙〉》、《南云楼风波：鲁迅和林语堂的一次误会》及沈栖的《林语堂晚年的散文》、吉士云的《林语堂着作编年》和《文人眼中的林语堂》和吴禹星的《试论三十年前半期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等文，都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陈濑渝的《无言的诉说——参观台北林语堂故居》（《团结根》１９９０．４．１４）一文，首次向大陆读者披露了林语堂故居的详细情况，成了当时林语堂研究中的最主要的资料收获。
　　这一阶段，林语堂着作的出版也开始得到重视，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话》等散文集，以及《京华烟云》、《红牡丹》、《赖伯英》等小说，成为中国大陆上当时出版林语堂着作最多的一家。其他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林语堂的小说以及论着多种。
　　这一时期，在林语堂研究中成果最丰、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位学者：一个是福建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万平近先生，从１９８４年以来，先后发表了１０来篇（种）论着；另一个是华侨大学文学院暨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施建伟教授，从１９８３年以来，先后发表了２０余篇（种）论着。这样，在林语堂故乡——福建省，形成了林语堂研究的中心。遗憾的是，在二、三十年代，与林语堂有过交往或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目前尚健在一批老学者，却很少人涉足林语堂研究。
　　林语堂在海外４０年，台湾学者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据统计，台湾报刊上发表林语堂研究论着１００余篇，但绝大部分属于纪念回忆性文章，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在林语堂家属的配合和支持下，近几年来，台湾的林语堂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１９８５年，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将台北阳明山仰德大道二段１４１号故居、林语堂生前所有藏书、作品２０００余册、一部分手稿及有代表性的遗物捐赠给台北市政府。同年５月２８日，在其故居成立“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公开向公众开放。每年约有２５００人前往纪念图书馆参观。
　　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所着的《林语堂传》（台湾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的出版，为研究林语堂的生平、思想、家庭、作品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将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的林语堂研究。
　　“毋庸讳言，对林语堂的研究与其他文化名人的研究相比较，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１０）］
　　综上所述，林语堂研究，大陆积累了他前半生的资料较多，研究论着多出于中青年文学研究者之手，理性色彩较重；而台湾的优势是林语堂后半生的史料较丰富，回忆、评论文章的作者大多与林语堂有过交往，感性色彩较浓。两者如能取长补短，互相协作，林语堂研究定会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注：
　　（１）安德森：美国波士顿西门斯学院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
　　（２）徐讦：台湾作家，３０年代与林语堂一起创办《论语》月刊，也是林语堂的挚友。
　　（３）（５）（９）（１０）施建伟《林语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１９９２。
　　（４）（７）（８）吉士云《林语堂传略》，文教资料，１９８９，（３—４）。
　　（６）梁建民、沈栖《林语堂散文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于
　　＠②原字弓加山下加又
　　＠③原字艹加名
　　
　　
　　
文教资料南京067-08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吉士云19951995 作者：文教资料南京067-08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吉士云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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