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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同文馆·历史学经典教材译丛”首部译作出版的《史学导论》①，是英国着名学者约翰·托什教授为英国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课程撰写的教材。由于该书涉及了西方史学各流派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诸种观点，而成为我们了解与把握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便捷读物。但是，由于在史学的基本指导理论方面，西方与中国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在浏览、阅读该书或引用它的某些基本观点时，必须坚持好我们的基本理论，把握正确的方式、方法。特提出以下几点供参考。
　　其一，综观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课程的教学用书，大体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知识介绍性的②，是将历史学各方面的知识予以概略性地介绍，目的在于让学生们对历史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种写法的要求是全、新、俗。全就是全面，要在历史学基本知识的介绍上尽量做到全面；新就是时新，要在历史学知识介绍上与历史学发展方面保持同步性；俗就是通俗，要在写作上尽量通俗易懂。这种“史学概论”写法适用于初涉史学领域的学子、甚至一些非专业人士阅读。另一种是系统介绍某一种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和方法③，往往是按照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部分架构予以介绍，目的是使学生们系统掌握一种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和方法。而就中国的历史学概论编撰而言，主要是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兼顾其他相关知识的介绍。这种写法的要求是体系的严整性、深刻性和“论”与“史”的结合性。体系的严整性是指对某一理论的介绍要有一定的逻辑体系，能够按照一定逻辑层次关系阐明该基本理论的逻辑结构；深刻性是指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以解释历史研究中遇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论”与“史”的结合性是指在理论介绍中引用历史实例，既增加说服力，又便于领会。这种“史学概论”写法适用于已经具有一定辨析能力的高年级、甚至研究生阶段的学生。两种写法的“史学概论”各自的优缺点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成书方法的优势就可能是另一种的劣势。
　　托什教授所着《史学导论》无疑是第一种成书方法的“史学概论”。其优势或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该书涉及的历史学基本论题具有广泛性。从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历史学的功能、历史资料的类型及其运用、历史学的命题类型、历史解释的必要性，以及历史知识的局限性、社会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历史意义的探究，乃至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等等，可以说是从史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乃至研究方法，无不纳入该书的论题、并给予深入浅出的解释和讨论。二是该书展示的西方当代史学发展信息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及前瞻性。此书原本成书较早，它的第一版印就于1984年。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史学研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学术氛围发生重大变化，文化史研究异军突起。有鉴于此，托什教授于本世纪初对该书做了重要修订，印行了第三版。其中增加了“历史意识”和“有关意义的各种理论”两章，并对一些章节的内容进行了大幅改写，包容进史学理论的各种最新进展。书中鲜明地反映出托什教授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抵制，及对文化史研究不断增加影响的介绍和评价，使本书的理论内涵随历史研究的进展而得到最新的充实。现行的中译本是依据最新的第四版翻译的。因此，该书为初入门的学子、以及对历史学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较全面了解西方史学理论现状的平台。
　　但既然它是采用“史学概论”的第一种成书方法，因此，相比第二种成书方法的特点，该书又不免有着某些“劣势”或者说不足。最为明显的是，作者对自身所持的理论思想、以及涉及的西方史学不同流派的理论思想均缺少体系性的全面阐释；而在解析史学基本论题中存在的不同观点时，其评价也多采取折中论的立场。
　　我们在肯定该书的同时也指出它的欠缺，想要提示的是，当我们通读了全书以后，可以说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现状有了一个横向(或说是横断面)的认识；但它并不等于对西方史学各主要流派的理论思想有了系统性的纵向的了解。如果想要对某个流派的理论思想体系做全面的认识与把握的话，还有待进一步做专题性的探究。而有了横向的认知，就为对各流派做纵向、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初步的知识准备，并有助于拓宽思路、开阔视野。同时，托什教授在书中对各流派不同观点的剖析也会给予我们以启示，有益于我们辨别其中的是非曲直。
　　其二，对于历史学的基本指导理论问题，中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一个具有根本原则性的命题。新中国的史学，看重基本指导理论的一元化原则，即自觉地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共同把握、运用的史学基本指导理论，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在唯物史观指引下进行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以探寻和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西方史学则在基本指导理论上推行多元化。所以，综观西方史学界，可谓是流派林立、各执一说。《史学导论》第八章“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描绘了这种图景：“一些历史学家强烈地赞同一种特定理论导向；一些历史学家承认一种理论出发点所能提供的推动作用，同时抵制任何将理论强加于历史证据的做法；其他历史学家则将任何对理论的运用视为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应有的自主性的恶意侵犯。”(《史学导论》，第181页)不仅如此，即使在赞同一种特定理论导向的历史学家中，对于特定理论的解释也并不一致，各有侧重点。他们对指导理论持这种多元化的态度，是基于他们认为历史研究者不可能从历史研究中求得某种确定无疑的真理或客观规律，只能各自按照自己选择的角度各言其是。
　　这里特别提示中西方史学在指导理论方面存在的本质区别，目的有二：一是，促使人们充分认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及其具有的对历史运动的强大解释力，增强对它的信心。马克思从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从事赖以维持生命的社会物质生产出发，探究了社会生产力持续进步的历史轨迹，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展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社会理论能够超越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理论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形成了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冲击。当前，一些学者以借鉴西方史学、与西方史学接轨为名，否定唯物史观，放弃指导理论的一元化原则，主张在史学领域推行指导理论的多元化。对于这种思潮，要以清醒的头脑加以辨识，给予坚决抵制。对于才跨进史学领域的年轻学子，这种要求可能有一定困难。不过，通过认真阅读这本《史学导论》，对西方史学有一个横向认识，对于辨识这种思潮会有很大助益，无形中可以提高“免疫”功能。二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西方多元化的理论中吸取有益的成分，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本书作者托什教授对于重要史学论题都有自己明确的观点。但他不是采取平铺直叙的写法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展析西方史学界就该论题的不同观点、并给予直截了当的反驳与批评，来阐明自己所持的观点。这无疑会增进他的思想观点的深刻性，使他对自己观点的阐释更具有说服力(该书之所以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横向了解西方史学现状的便捷平台，正是得益于这种写作方式)。而这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示范，即：我们对于西方史学理论、对于西方学者对特定历史对象的探析，均应采取辨析的态度，对于其中正确的部分、合理的成分，予以借鉴、吸纳；而对其中错误的部分、违反科学认识的成分，明确地予以批评反驳，加以拒斥。对于本书作者托什教授的观点，也不例外。托什教授在英国史学界是一位资深教授，但他在本书中阐释的观点也并非都是可取的。在我们阅读时同样需要加以辨识，把握其精华之处，弃其糟粕成分。
　　举例说，托什教授本人是赞同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的，而在书中相关章节讨论最多、最详细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他指出：“马克思的诋毁者过分夸大他思想中一些具有较少吸引力的内容，认为他是与一种苍白无力的决定论和一种有关人性的愤世嫉俗观相联系。除了数量非常有限的读过马克思本人着作或有关他着述的学术评论的人外，大多数人都持上述观点。”(《史学导论》，第191页)我们还可以从书中的相关论述中认识到，托什教授对马克思理论的许多理解是非常到位的。如在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他引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他们一定要把我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从而指出：“马克思并未设定一种单线式的演进道路，所有人类社会都注定要严格遵从。”(《史学导论》，第194页)再如，在阶级界定问题上，托什教授也有着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不是根据财富、地位或受教育程度——在他那个时代通常使用的标准——而是非常具体地根据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来界定阶级。总结自古代社会以来所有种类生产方式特征的劳动分工导致了阶级的形成。”(《史学导论》第195页)“就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意指维持生产需要的劳动分工与合作、及其从属形式——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史学导论》，第192页)托什教授明确反对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理解为一种僵化的决定论，他强调：“很明显，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使它自身能够做出一种决定论解释，马克思的几处表述也能够如此加以解释，但他的全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并未表明他是以这样一种僵化的方式来看待两者关系的。”(《史学导论》，第193页)如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但是，托什教授又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视为一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类型的理论，这反映出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曲解之处。如书中讲：“化约主义意指先验地选择实在的一个层面作为最重要的层面，然后根据这一层面对其他层面做出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弱点也许就在于，它不承认人们可能会由于与生产无关的理由而介入某种事物。”(《史学导论》，第203—204页)这种论断显然是对唯物史观的曲解。我们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和由它推导出来的整个体系绝不是先验地确定的，而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④。马克思的确将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生产能力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但并不等于否认人类其他方面活动的作用，只是这些活动发挥作用的程度是要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这又怎么能指责马克思未考虑到人们在生产以外的活动的作用呢?这显然是一种曲解。
　　又比如，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这是史学概论类着作首先要涉及的问题。对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是一个从19世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学科起就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方主张历史学能够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他们宣称：“历史学，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而另一方则主张按照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范式来建构历史学，他们声称：“克莱奥，一位缪斯”，意指历史女神是艺术女神，同科学无缘。此后，历史学能否作为科学加以建构就成为关注对历史学进行理论思考的学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从书中的叙述看，托什教授是从科学观念变化的角度论证了历史学能够成为科学。他认为，实证主义科学观已经过时，将归纳逻辑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证主义的有效性已经失去其可信性。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承认科学研究也是有科学家主体意识介入的，因此与历史学接近，由此而承认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可能性。托什教授还指出，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是充分发挥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这对破除过去那种认为科学家不带任何主观价值判断、从事纯客观研究的观念，以及由此把被认为充满主观价值判断的历史研究排除在科学范畴之外的做法，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托什教授在这里只是指出，不能因为史学家在研究中拥有价值判断就将历史学排除在科学范畴之外。那么，如何才能将历史学真正纳入科学范畴、或科学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呢，托什教授并未交待。我们认为，这种本质属性就是对研究对象所具有规律的探寻。《不列颠百科全书》(2006年CD-ROM版)对科学的界说是：“关于物质世界及其现象的知识体系，那种知识体系必须包含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试验。一般而言，科学包含着对于涵盖普遍真理或根本规律的知识的追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界说是：科学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由此可见，能否揭示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才是历史学被纳入科学范畴的根本标准⑤。而且，托什教授在历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还表现出一种折中主义观点，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他指出：“无论将历史学界定为一门人文学科、还是一门社会科学，都将是对它部分特性的否定。人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坚持认为历史学应被归为一种类型、而排斥另一种类型。历史学是一门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学科，它所具有的无尽魅力和它所具有的复杂性恰恰归因于它超越了两者对立的事实。如果历史学仍要保持它的全部活力的话，这种具有中心地位的双重性质就必须继续被承认，不管在逻辑一致性上将会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史学导论》，第45页)我们并不否认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马克思自己就力求使他的《资本论》成为一部具有艺术性的作品。大概在马克思的心境里，科学应是其本质，艺术乃是“美学的”表达方式。如果把“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视为各占一半的合成物，那就只能是折中主义的“四不像”了。
　　总之，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一定要有辨识的态度，多问几个“为什么”。但这绝没有贬低该书价值的意思。它是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各种观点、并能够跟踪西方史学理论最新发展的一本值得阅读的教科书，而且写得通俗易懂。但既然介绍的是西方史学理论的观点，自然应有一个辨识扬弃的问题。
　　注释：
　　①约翰·托什着，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国内这种写法的“史学概论”包括：葛懋春主编的《历史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
　　③国内这种写法的“史学概论”包括：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李振宏着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⑤可参见：庞卓恒、吴英：《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吴英：《克莱奥是否真同科学无缘》，《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世界历史京136～139K1历史学吴英20082008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世界历史京136～139K1历史学吴英20082008

网载 2013-09-10 21: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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