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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15(2004)02-0066-08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　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困难和风险。全党同志一　定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深入研究和慎重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　展代价问题。本文专题探讨列宁晚年发展代价观创新的历史背景、思维逻辑和科学内涵　，旨在深刻理解其与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理论的新概括新贡献之间的一脉相传关系，概　括和吸取其对于我国新世纪新环境新发展具有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启迪意义的科学观点　和方法。
    一、在探索“三个规律”的实践中确立判断发展代价的根本标准
    社会发展代价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素之一，一般指实践主体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　中所承担的风险、付出的成本或产生的负面效应，通常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收　益、正面效应相对应的否定性因素。列宁紧密结合经济文化落后俄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的实际经验，运用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辩证法”，在对“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　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中极其重视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代价问题，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实践性和创造性。
    1.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提升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认　识水平。列宁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两种不同模式的选择、试验和后果，在总结　历史经验中，引起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欧美发达国家走　向社会主义的构想，是以这些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民主政治深　入人心、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为立论前提的。这是一种在资本主　义社会母体中大致完成的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到政治变革的发展顺序。基于这种特殊的　历史前提，他们设想其发展代价主要存在于革命时期和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阵痛”　；新社会一旦诞生，将结束人类社会在阶级对抗、异化中发展的历史，进入人的能力和　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这种构想对于革命胜利后热情高涨、憧憬未来的苏俄　共产党人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内战结束后的“战时共产主义”企图用行政强制手段消　灭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因素，以“强攻”战略速战速胜，显然是这种理想　化模式的尝试。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这种主观上想规避风险、不付代价、不产　生负面效应的“直接共产主义的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　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P184)
    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　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2](P368)列宁这里的“文化革命”，一是　指“纯粹文化方面”，即普遍提高公民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二是指文化的“　物质方面”，即高度物质文明；三是指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即伴随着经济文化发展，　不断改革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不断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明素质和工作　效率，不断提高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意识与能力。完成上述广义“文化革命　”的繁重任务，是极其艰巨和困难的。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历史的差距，首先必须　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其次要在不同起点、彼此实力悬殊的　综合国力竞争大考场上不断接受马拉松式的考试。这就必须充分调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　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必须经过迂　回曲折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付出成本，缴纳学费，产生某些类似于发达依飞稀≡鱿帧⒛壳叭匀淮嬖诘母好嫘вΑＵ饩托枰凑墓膊橙苏啡鲜逗痛矸⒄购汀》⒄勾畚侍狻?br>    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创新，开创了区别于“欧美构想”的“建设苏俄群众　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列宁从两种体制和发展模式的鲜明对比中得出的重要结　论之一，就是“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这　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1](P231-232)所以　，必须抛弃脱离时代和本国实际的空想模式，清醒地有意识地以“退却”、“让步”、　“妥协”即付出代价的方式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冷静应对，趋利避害，自觉增强防范风　险、降低成本、抑制负面效应的意识和能力。这是列宁采取“围攻”战略即通过社会主　义国家权力控制下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间接、迂回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全新的　“基本的发展路线”。[1](P232-233)现在看来，由于受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　观念束缚，列宁未免夸大了这方面的风险和代价。不过，这反而更加体现出列宁从国家　发展大局上权衡利弊，直面风险和代价，谋求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勇气和战略眼光。
    2.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现发展自己的历史　根据和历史机遇。面对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颠覆的现实威胁，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　国家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发展自己仍然具有客观依据和现实可能性。首　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指出，在以资本输出为重要特征　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新特征。许多落　后的国家已经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范围。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已经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虽然帝国　主义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封锁和　围剿等等，使全球化进程暂时处于停顿、夭折境地，但是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其次　，闭关自守是人类文明的大敌，也是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　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　系起来。”[3](P167)苏俄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唯一正确和明智的选择就是在应对　风险、付出代价的条件下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应对风险、付出代价的目的只有一　个，即运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最新技术成就和先进管理经验改善苏俄落后的产业，首先　改善租让企业进而改善更多群众的生活状况，从而“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　”。[3](P16)再次，西方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和交往，决不是富国对穷国　的单向施舍，更不意味着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别自动消失。苏俄具有广阔的市场、廉价的　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等吸引外国投资的优势。资本的逻辑就是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向全　球扩展，尽量在市场前景乐观、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低廉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开发。尽管有　些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客极力主张封锁、包围乃至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追逐　利润和摆脱自身经济困境的经济必然性总是最终战胜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使　世界经济在曲折和斗争中日益趋向全球一体化。“封锁我们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很脆　弱。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　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　P332)基于上述分析，列宁提出，西方国家最迫切、最实际、最突出的利益，就是要求　发展、调整和扩大同苏俄的贸易，尽管双方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会　长期存在，“但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2](P71)基于对人类社　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坚定信念，列宁在外交工作上确立了和平主义和发展对外贸易两大目　标和任务，要求苏俄外交人员在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　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求发展经济、技术、贸易交流与合作之同，存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之异，千方百计利用西方阵营的矛盾和裂痕，争取和团结主张和平主义的力量，同他们　发展贸易关系，孤立和分化主张侵略扩张的顽固势力，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安　定的国际环境。
    3.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确立以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基本物质　生活状况的有效改善作为衡量发展代价的根本标准。“战时共产主义”失败的教训使列　宁认识到，执政的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领导地位正面临由革命向建设转变新时期新任务　的挑战。“应当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　已经到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　经验。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　。现在没有这种经济基础，我们所应当做的正是这件工作。”[1](P195)在革命时期，　共产党人作为革命党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宣言、声明、布告和法令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我们　的新社会理想和任务，以激励和鼓舞群众为美好未来自愿做出牺牲和奉献。革命胜利以　后，摆在执政党面前的已是另一类的任务：向群众兑现以往的承诺，把美好的蓝图变成　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些可称为“小事情”的广义“文化任务”。这时群众要看执政党领　导国家建设的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你到底会不会建设新社会，能否实际推动国家经济　和社会发展，能否有效改善群众基本物质生活状况。他们不再容忍执政党仅仅停留在表　态和承诺上，不再满足于使政治变革的成果仅仅是一纸宣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　革要服从、服务于促进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一根本目的和任务　。如果片面追求某些“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不能促进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不　但不能避免发展的正常代价，反而要付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失信于民的沉重代价，　从根本上动摇新生政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二、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必然代价
    列宁客观、冷静地分析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代价产生的原　因和性质，严格区分基于历史环境和社会规律而产生的必然代价与由于主体认识和实践　上的失误导致的、可以避免的无谓代价，领导俄共充分发挥求实创新精神，审时度势，　抓住发展机遇，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困境和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　。
    1.现实国际环境同原来的构想和预测不同，使落后国家应对来自外部的风险和代价具　有必然性。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的本来含义是，俄国首先爆发社会主　义革命，它作为导火线同时或很快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国家权力的　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无私援助俄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　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几乎没有风险和代价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构想。　俄共在内战结束以后延续“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以此作为决策的国际环境因素的。直　到1921年7月，列宁仍然这样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　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　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1　](P40)然而，列宁热切期待的发达国家的工人革命迟迟没有到来，苏俄被迫在一个落后　的、经济破坏比别国更厉害的国家里孤军作战，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得到发达国　家平等互利的援助。苏俄的生存和发展不能把希望寄托于遥远未来的可能性之上，必须　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矫正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政策，从拒绝风险和代价的空想模式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必须立足于探索受到拥有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的西方国家包围历经磨难　而贫穷不堪的苏俄的应对之策，从而“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　[1](P41)实施这种发展模式，有时不得不付出高于正常发展成本的代价，不得不承受某　些带有负面效应的实践后果。历史给俄共的选择只有两种：“我们要生存，就不应当闭　眼不看这个事实。或者是立刻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或者是向他们交纳贡赋。”[1](P51)　前一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盲目冒险，无异于自取灭亡。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沉溺　于幻想和愚蠢，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根本不可能有不付出代价的发展机遇和条件。这　就要求苏俄在国际交往中大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发展社会主义，以一定的风险和代　价换取西方国家参与苏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是一项长期推行的基本国策，“只要资　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他们做生意。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去同他们谈　判，这一点我们能够办到”。[2](P4)
    2.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特殊国情决定其付出代价具有必然性。代价的付出及其大小，　更主要地取决于作为前提存在的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实力、发展目标和实践主体的　能力素质。首先，落后就要挨打，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的时代差距迫使苏俄付出代价。　实行租让政策固然要付出代价，但这样“就可以立即增加产量，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而　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做到的这一点。”[3](P150)为了达到利用西方技术和资本迅速发展　生产力这个值得追求的紧迫目的，付出代价既是别无选择，也是有丰厚回报的非常手段　和措施。其次，愚昧就会被骗，历史转折时期实践主体的素质不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要　求，迫使苏俄付出代价。列宁指出，在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时期，许多共产党人领导和管　理经济的本领不如西方国家的普通店员，缺少文化，缺少管理经验，在开始阶段总会犯　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历史会宽恕他们的。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学习经济文化建　设的新知识新本领，需要付出正常的学费。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者，则不需要付出这　种代价，“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几百年的生意，他们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生意上的　。”[2](P3)因此，只要我们在世界体系中还处于劣势地位，“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　、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　”[1](P51)再次，有些共产党人自以为是，以为权力、热情可以代替专业知识、技能，　结果社会还得为他们付出无谓代价。列宁批评当时苏俄相当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素　质远远低于西欧国家公务员，缺乏对新事物新知识的敏感和热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严重，他们不是“在领导”，而是“被领导”，因此人为增加了社会运转的成本，人为　造成某些本来可以避免和减轻的负面效应。此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发展生产力，　必须承担伴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来的负面效应。
    3.在必然和合理限度内主动有意识地通过付出代价谋求发展，是共产党人执政能力和　领导水平的重要体现。付出代价，自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客观情势要求我们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列宁说，我们一方面要进行宣传鼓动，加速美好　未来的到来；另一方面要有本事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使　我们得到好处，使新生政权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去。尽管资本主义有各种弊端　和危机，“但是同它们比起来，我们的文化水平最低，生产力最不发达，工作的本领最　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也许令人很不愉快。”[2](P244)但是正因为我们直率地　承认自己落后的事实，正因为我们为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所花的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我们才一定能够以其他国家梦想不到的速度赶上他们。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发展自己　就必须与发达国家发生交往和联系。资本的本性驱使它尽一切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不　可能给落后国家提供“免费的午餐”。希冀不付出代价就能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取　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只能是一厢情愿，犯了把未来与现实相混淆的错误，在现　实经济生活中要碰得头破血流。摆脱贫困和落后，最积极、最主动、最有效的办法，就　是撇开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客观冷静地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正视并勇于公开　承认自己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果断付出追赶先进、实现跨越式发展所需的必然代价　。这不是软弱无能，而是执政的共产党人有气魄、有力量、有希望的表现。
    三、凡是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发展利益的必要代价就要毫不吝啬地付出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理解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自己所付出代价的合理性必要性，一直　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当时苏俄国内就有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　本主义制度”，是“不相信工人阶级”等议论。欧美国家的部分共产党人看到俄共竟然　实行“退却”政策而嚎啕大哭。这种错误观点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在过去长时　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　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4](P206　)列宁在对租让政策的反复解释中，批评那种只见差别，忽略同一，把两种社会制度抽　象对立起来，不去结合实际研究两者之间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关系的具体形式和机　制，忽略或怀疑社会主义在交往中维护和发展自身根本利益的片面性；阐明了利用资本　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所付出代价的合理性、必要性问题。
    1.付出必要代价谋求自身发展有助于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坚持社会　主义根本制度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则是巩固政权的根　本措施，二者是统一的。实行租让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同丧权辱国的旧制度下的对外关系　不可同日而语，它是基于历史环境和发展目标不得不做出的局部牺牲。租让要解决的最　急迫的中心问题，是从国外弄来一些消费品，首先迅速甚至立即改善租让企业工人的生　活状况，同时也改善其他工人的生活状况，这是工人群众所急切期盼的，因而是能立竿　见影获得回报的发展代价。共产党人没有权利不去立即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为了尽快　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打破对苏俄的封锁，列宁提　出吸引外资甚至不惜让外国资本家拿走2000%的利润。这样做归根到底是利大于弊。相　反，“如果我们由于偏见而不能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那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困　难，从而使苏维埃政权的信誉扫地。”[3](P168)租让的确意味着苏俄允许资本主义经　济成分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但是这种代价是有限的，可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会因此遭到毁灭。这是因为，租让是拥有主权的苏俄同西欧资本直接签订的一种特殊　的正式书面租借合同。根据合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工厂、原料、矿山等　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的身份，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　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3](P150)契约双　方是权利与义务平等的法人主体。出租者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权利和义务，这是基于　国家利益的自觉选择，不存在丧失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承租人在约定的条件和期限内是　这一部分国家财产的占有者和使用者，这只是在获得必要补偿的前提下所有权与使用权　的暂时分离，不必担心这样做会全盘恢复私有制。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掌握在代表人民　利益的国家政权手中，它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对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实施监督和管理，　规定其活动的范围、条件和限度，使之成为“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　资本主义”。[2](P290)
    2.付出必要代价有助于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　跨越式发展。发展先进生产力是永远摆脱贫困和落后的根本措施，因而是社会主义国家　长远利益之所在，为此更要不惜代价，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投资。“全俄电气化”是苏俄　当时确立的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蓝图，而闭关自守不可能实现“全俄电气化”。　因此，“我们打算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只要资本家帮助我们实现我国的电气化，我们　不应当因为要给他们几亿公斤石油而惋惜。”[1](P53)为了使苏俄运输业实现现代化，　苏俄以“贵得不得了”的价格从发达国家订购了几千台机车和几百辆油罐车。尽管如此　，列宁仍然认为这表明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这终究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大工业在　实际帮助苏俄恢复经济。列宁指出，经济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用资本家的　双手、资本主义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气魄和本领。实行租让政策，　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1](P50)，目的就是要“依靠资本主义来改　善自己的状况”。[3](P163)付出必要代价可以赢得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资　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　一切”。[1](P51)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意识重新建立的、作为发展自己的手段来使用的　“非常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　阶级抗衡和斗争。”[1](P50)
    3.同发达国家的交往与合作有得有失，归根到底是利大于弊。在得失、利弊并存的格　局中，列宁善于从大局、全局、长远着眼权衡利弊，在付出的代价中看到收益，看到转　化，看到根本价值需求的满足。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没有代价的付出，就不可能有更高　的回报。苏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自己，“全部困难就在于要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吸引西　欧资本的办法。”[3](P301)吸引外资在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实行优惠政策，以便“　使它们有充分的可能同我们来往，保证它们的利润，有时可能是比应得的更大的利润。　”[2](P298-299)只有这样，才能使哪怕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及其政府也不得不同我　们做交易。租让决不是单纯的付出，“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　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3](P212)外资带来的雄厚资金、先进技术设备、　管理经验和国内紧缺产品有利于加速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通过租让企业这个窗口，有利　于工人掌握先进技术，有利于经营管理人员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改善本　国企业的落后状况。租让企业的工人在为外国资本创造利润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生　活，并为自己的国家提供税收，创造财富，减轻就业压力，他们并没有像有人担忧的那　样由国家的主人变成资本的奴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对于保持工　人阶级的先进性也是有益的。因此，列宁提出，不要怕让外国资本家来，不要怕他们欺　骗我们，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希望他们来，在这个问题上，要抛弃墨守成规、回　避矛盾的心理，同各种偏见作斗争。“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无疑能帮助我们迅　速(在某种不大的程度上)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当然要以某些牺　牲作代价，要以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3](P212)为了发展先　进生产力，牺牲某些眼前和局部利益是值得的。只要在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利益，就不要　犹豫不决，丧失机遇；不要吝啬，因小失大。列宁要求边疆共和国的共产党人在对外开　放方面胆子更大一些，步伐更快一些，大胆利用自身的地域和资源等优势，“应当立刻　在经济上依靠同资本主义外国的商品交换，不要吝啬：就让它们得到几千万普特宝贵的　矿产品吧。”[3](P186)
    总之，付出代价，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手段只有服从、服务于目的，才具　有合理性；付出代价的前提是趋利避害、利大于弊，有助于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　政权的巩固。为达到同一目的付出的代价程度越低、越小，越是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列宁阐明的关于新经济政策发展代价的合理性、必要性思想，对于我们如何理智地对待　风险和代价，善于权衡利弊，化退为进，化险为夷，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以极小的代价换取更大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无疑是有启迪意义的。
    四、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列宁称租让合同是经济领域中的“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是俄共为实现社会主义理　想而同资本主义进行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租让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对我们　有利而无害，这要取决于力量对比，取决于斗争”。[3](P212)以最小的风险和代价换　取最大的效率和效益，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关键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在于提　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1.扞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坚守“双赢”底线。首先，租让是有前提和原则的，决不能　伤害甚至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我们在丝毫不取消国有化的条件下把矿山、　森林、石油资源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工业品、机器等来恢复我们自己　的工业。”[1](P50-51)在对外交往中要千方百计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我们不做有　损我国权利的事。”[1](P438)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谈判和让步的余地。其次，　付出必要代价是吸引外资的有效手段，必须达到“双赢”目的。允许这些风险、代价、　让步和消极方面存在的底线，是“双赢”，是利大于弊，从总体上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　，对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有利。“这是我们有意识地作出的牺牲。……而我们也必须得到　我们所需要的好处，即增加产品数量和在可能情况下既改善租让企业又改善非租让企业　中我国工人的生活状况。”[3](P175-176)实践表明，列宁为苏俄制定的国际交往中的　“双赢”原则是行之有效的。尽管苏俄在资源、劳动力、市场等局部利益上做出种种让　步和牺牲，但从全局利益上看，“新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社会制度方　面的任何东西，只要政权还掌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而对于苏维埃政权　的巩固，看来目前已经谁也不会怀疑了。”[2](P290)再次，“双赢”的结局不会自动　到来，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租让合同的每一项条文都带有战争性质，因为每一项条　文的制定都要经过一场战争。因此，必须善于在这场战争中保卫自己的利益。”[3](P1　64)不要指望同我们来往的“生意人”会自动给我们各种好处，共产党人要勇于和善于　在这种特殊形式的斗争中扞卫和维护国家利益。
    2.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善于根据通行的国际规则谋求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列　宁意识到，在多样化的世界上，“要把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租让制同苏维埃观点结合起　来，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P163)这里的关键是要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转变　观念，转换角色，学会新的斗争方式、方法和手段。一是要积极适应现实环境，确定能　够实现的有限目的。在这里，我们利用承租人对资本利润的追求，达到引进和发展先进　生产力、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的实际目的。这个实际目的是有限的，并不奢望同我们合作的外国投资者都成为共产主　义者。列宁说，如果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想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同西方强国签订条约，　想在租让合同中体现共产主义原则，那就要把他送进疯人院。二是要转变角色，把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根本价值需求，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去　同他们谈判、订合同的，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是发展贸易，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因为我　们在这里是以商人身份出现的，除了生意人的原则外，在这里我们不能提出任何别的原　则。”[2](P35)双方联系的基础是各自的经济利益，都要求做生意。“我们希望做有利　于我们的生意，而他们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2](P70)尽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不同，双方仍有共同利益，可能走到一起来，达到互利、双赢的结果。列宁发现，当时　推行封锁政策的部分西方国家最迫切、最实际、最突出的利益就是要求发展、调整和扩　大同俄国的贸易，这就同苏俄有共同利益，在谈判和签约时必须考虑和满足对方的这个　基本需要。三是要按通行的国际规则办事，不能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　于人。外国资本家是依据外国的条件、外国的标准办事的。这些条件、标准以及投资者　的利益要求都集中体现在通行的资本主义法律之中。所以，同外国投资者谈判和签约，　不能仅仅依据俄国法律，也要引用和依据资本主义各国的法律。这样才能消除他们的种　种顾虑，不会怀疑我们的开放政策是随心所欲，凭空臆造，不会担心他们的财产和利润　得不到法律保护。“这是一个相当实际的标准，它所根据的并不是资本家最害怕的共产　主义的幻想，而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我们保证，在签订这些合同时，租让合同的各种条　件、各个方面、各项条款都不会超过资本主义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个基本原则是一分钟　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应当根据资本主义的关系来证明这些条件是资本家可以接受的，并　且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应当能从这里面得到好处。否则，一切关于租让的　议论都是空谈。”[3](P161)
    3.善于学习经济文化建设的本领，增强抵御风险、减轻代价的能力。高素质人才是治　党治国之本，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根本保证。学习的必要性、紧迫性，首先是由新　时期新任务的特殊性决定的。列宁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明白这样的道理：“在这里既然　摆脱了困境，就要有本领做生意，有本领赚钱，有本领摆脱困难的经济状况。这是个很　困难的任务。我们正在致力于这个任务。我希望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旧任务之间的　距离是多么大。”[2](P299-300)同外国资本谈判本身就是运用妥协和让步来维护自身　利益的艺术，这个全新的任务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不是仅有忠诚、勇敢、　拼体力就能成功的。学习的必要性、紧迫性，其次是由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力量对比特别　是主体素质方面的差距决定的。面对如此困难、复杂的新课题，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必须把共产党人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做一个有见识　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但事实上“我们还远没有使自己成为强者，能　独立自主，能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任何资本主义的交易，不管这种交易多么难，我　们也能做成，也能弄清它的实质并予以解决。”[2](P300)当时苏俄对外经济交往中合　格的谈判人才奇缺，即使少数从书本上学习过西方金融知识的人面对真正的金融家，由　于缺少谈判经验也不知所措，难免不上当受骗。所以，列宁反复强调，进入和平建设时　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培养大批适应经济文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因此，新经济政策除了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之外还有学习的意义。学习的中心　内容是学习做“文明商人的本领”，即学习领导经济文化建设的本领，学习市场经济的　规则，学习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的知识和经验。从“按亚洲方式做买卖”到“按欧　洲方式做买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整整一个时代。这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执政的　共产党人面临的特别困难的任务，也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为了尽快学习新知识　，掌握新本领，聪明的共产党人不怕向资本家学习；要更新观念，放下架子，学会“做　生意的本领和管理的本领”。[2](P395)为了给干部提供学习的环境和保证，列宁主张　苏俄国有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建立合营公司，“利用合营公司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这　是恢复我国工业的唯一途径。”[2](P332)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珍惜这些学习的　机遇和条件，争分夺秒地学习新知识新本领，绝对不能使学费白白付出。
    4.敢于和善于运用国家权力特别是法律手段扶正祛邪、趋利避害，实现国家利益的最　大化。列宁反复强调：共产党人敢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很重要的因素就　在于它代表人民掌握着国家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具有思想政治方面的优势。越是利　用资本主义发展自己，越是要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越是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无　论政治工作或党的工作，都必须继续做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抛弃旧的方法，改用崭新　的方法。”[2](P300)和平建设时期要特别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趋利避害，实现国家利益　最大化。“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和权限仅限于纯粹政治范围，司法机关则担负着监　督、限制、制止和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为经济活动的健康　开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的重任。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双重性，法律的职责和作用也是双　重的。既要依法鼓励和保护人们发财致富，又要严格监督和严肃惩办那些“滥用新经济　政策”的人。“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　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　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　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1](P428)保护合法经济活动、个人财产和打击违法　犯罪、惩处非法暴富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同时要贯彻从严治党治官的方针，加强对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并且　“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非党人员加倍严厉”。[1](P426)列宁坚信，只要国家机关坚　强有力，廉洁高效，依法行政，就一定能使苏俄境内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　“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就一定能规避风险、减少代价、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最　大化。
    收稿日期：200西安政治学院学报重庆66～73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陶玉泉20042004列宁晚年在探索“三个规律”的实践中，确立起以必要代价谋求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　生活改善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判断社会发展代价的根本标准；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国家　在困境中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必然代价，是为换取更大利益有意识做出的牺牲；凡是利　大于弊、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发展利益的必要代价就具有合理性，就要毫不吝啬地付出；　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守“双赢”底线，认真学习新知识新本领，增强应对风险、减轻　代价的能力，主要运用法律手段趋利避害，善于应用国际规则谋求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探究和借鉴列宁晚年的发展代价观，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列宁/发展代价/必然代价/必要代价/利益最大化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02CKS001)霍桂桓






李红霞　女，1978年生，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实习员，1007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s Method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World's History
  Yang Shi-hong/Zhu Ying-ji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Relation,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 65,China/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llege,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 071,China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陶玉泉(1951-)，江苏阜宁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军队政工理论研究》副　主编。 作者：西安政治学院学报重庆66～73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陶玉泉20042004列宁晚年在探索“三个规律”的实践中，确立起以必要代价谋求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　生活改善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判断社会发展代价的根本标准；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国家　在困境中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必然代价，是为换取更大利益有意识做出的牺牲；凡是利　大于弊、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发展利益的必要代价就具有合理性，就要毫不吝啬地付出；　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守“双赢”底线，认真学习新知识新本领，增强应对风险、减轻　代价的能力，主要运用法律手段趋利避害，善于应用国际规则谋求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探究和借鉴列宁晚年的发展代价观，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列宁/发展代价/必然代价/必要代价/利益最大化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02CKS001)霍桂桓

网载 2013-09-10 2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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