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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学是如何生成的、有什么特点以及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怎样的传统等问 题的讨论，自然不能忽略与世界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样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与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虽然五四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也与 世界文化、文学中的民间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属于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对五四 新文化、文学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则是勿需质疑的事实。有人认为：“民间文学运动 与历史深远的五四运动是瓜连蒂结的。许多民间文学运动的领导人，本身就是五四运动 的积极参与者或崭露头角的观察者，这就使民间文学和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运 动史上最可能被定性为孪生事实的两大运动。”①这一观点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 文化、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过 程来看，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方面，它是与五四启 蒙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传统。
　　 一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倡导“到民间去”，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建设新文学 的愿望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受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理论的影响。在“到 民间去”的这一文化运动中，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态度是不同的，从政治、教育、 文化、文学的不同角度去认识民间，对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评判和行为目的也就有差异 ，民间在他们思想、情感世界中也就有了不同的面貌，为了更确切地说明不同“民间” 之间的差异，我们把民间区分为“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 空间、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三个层面，并在三者的联系与对撞中理解现代知识分 子所赋予的民间的内涵。概括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与“民粹派”思想密切相关的民间观，后来与革 命实践相结合，经过瞿秋白、毛泽东的努力使之成为政治符号和国家权利意识形态的符 号。李大钊是最早号召青年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我们青年应该到农 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放农村的事，是万 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 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 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②为此，他呼唤青年 人投入到社会改造的洪流中，扫除乡村落后的垃圾，担负起教育农民的使命。响应李大 钊的号召，1919年1月，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该团的宗 旨是“增进平民之自觉心。”③在他们看来，民间、农村、农民、平民的内涵是没有多 大差异的，他们眼中的“民间”主要是指现实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知识分子的价 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价值立场，民间是承担其社会改造使命的场所。(二)以刘半农 、沈尹默、胡适、周作人、顾颉刚、常惠、董作宾等人为代表，以《歌谣》周刊为核心 。在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倡导中，发现民间文化形态的美学意义并纳入新文学的构建过 程中。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虽然都对民间怀有热情，但对“民间”的态度也是有差异的， 从文学的角度说，胡适、刘半农对民间形式的生命活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从审美的 角度肯定民间文化形态中的精神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对民间世界充满了浪漫的想象， 他们所认同的民间不是现实的自在的文化空间，而是与此相关又有重大区别的文化的审 美的世界，这一民间的价值认同，与他们的启蒙立场是一致的，民间、启蒙、文学是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三)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既充分吸收和肯定了民俗艺术中积极健康的生 命力，又强调批判民间、提升民间以达到启蒙的目的。周作人对民间的这种二元态度与 鲁迅是一致的。对民间的认同与排斥，都与他们的启蒙思想有关。五四时期，现代知识 分子对于民间的这三种态度，在漫长而又动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有沉浮和消长，影 响和制约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第一种“民间”，在由政治信仰转换为文学精神的过程 中，对于新文学的影响是复杂的，拟另文论述，在此主要讨论与新文学的生成、建设密 切相关的第二、三种“民间”，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如何发现“民间”的意义、构建新文 学的传统等文学问题。
　　 二
　　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首先是从如下两方面开始的：(一) 对来自于民间的口语、白话语言的重视。他们把民间的白话语言作为新文学建设的基础 ，宣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胡适不仅在1917年 1月《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的主张，作《白话文学史》( 一卷)并提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而且自觉地把民间口语引入新诗地创作 中；(二)与重视民间语言相关的是始于1918年春的民间歌谣搜集和整理。这两者共同构 成了新文学产生的民间文化背景。如果说前者是发现了民间活的、生动的语言在打破旧 文学陈腐的语言形式方面的意义，那么后者则重在发现来自于民间的思想、情感是以一 种怎样的形态为新文学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于“白话文倡导”的过程及资 料已有多种文章进行了阐释、说明，而对于后者的注意似乎不够。④实际上，刘半农、 周作人、沈尹默、胡适等人对于以民间文化形态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民间文学有着极大的 热情，他们这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在1918年春天发起了征集近世歌谣的运动，得到了时 任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从5月底开始，刘半农的“歌谣选”陆续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前 后共登出了48首，“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一时的风气”。⑤1920 年歌谣研究会成立，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持，并于1922年12月创办了《歌谣》周刊，专 门搜集、发表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谣和研究、介绍与民间文学相关的文章。据胡适在1936 年《歌谣》周刊的“复刊词”里统计，在1922年12月——1926年6月这一段时间里，《 歌谣》共出了97期，字数至少有100万，其中有研究古今歌谣和民俗学的论文，有各地 歌谣选，有歌谣专集，所发歌谣总数是2226首。“歌谣研究会前后共收到歌谣13000余 首。出版物除《歌谣》外，还印行过一个《歌谣纪念增刊》及《吴歌甲集》、《孟姜女 故事的歌曲》、《看见她》(《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等专册。有许多编好预备出 版的集子，因为限于经济没有印出来(有些后来由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刊行)”。⑥除 此之外，《歌谣》周刊还发表了许多译介外国歌谣研究的文章。是什么原因促使五四现 代作家对中国的民间文化传统、民间文学和世界范围内的民间文学研究产生如此浓厚的 兴趣?首先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启蒙思想的出现、世界文化的影响。这三方面对于五四 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是非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现代知识分子到 西方去寻求救国的真理，确立启蒙的意旨，而启蒙的根本目的又在于唤醒国民以求民族 的强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与民族本土文化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化形态引起他们探询的 兴趣也就成为必然。其次，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学术和文艺的建设，这种建设也与民族 意识和启蒙思想密切相关。正如《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所说：“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 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 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 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 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够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 作不仅是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是引起将来的民族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周作人更明确地说：“民歌在一方面是民族的文学的根基”，⑦又可以“供诗的变迁的 研究，或作新诗的参考。”⑧胡适也说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诗外国文学 ，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的歌唱。”⑨那么，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是如何参与了新的 民族文学的构建过程，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与《歌谣》周刊相关的现代作家诗如何理解民间和民间文学的。在《 歌谣》发刊词里曾说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一是为了学术，一是为了文艺，从前者看无论 怎样的粗鄙民歌都可以搜集(周作人曾提倡收集民间的猥褒歌谣)，从后者建立民族的新 诗的角度看，则主要是从民间中发现富有活力的艺术形式和来自于民间的精神。也就是 说他们主要是以审美的文学的态度去理解民间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发现与他们对“民间 白话语言”意义的发现，共同构成了他们建立新文学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 方面：(一)倡导白话文、重视民间文学的目的与建设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文化启蒙和 文学启蒙思想是一致的。胡适就曾认为中国文学上的许多优秀作品都与民间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倡导民间歌谣也是要给中国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⑩胡适的这段话虽然写 于1936年，但也正是五四现代作家倡导民歌的目的。正如另一位民间文学家所说：“现 代文学的趋势受了民间化了，要注意的全是俗不可耐的事情和一切平日的人生问题，没 有功夫去写英雄的软事、佳人的艳史了。歌谣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 的极好材料，我们现在研究它和提倡它，可是我们一定知道那贵族的文学从此不攻自破 了。”(11)当五四作家从历史、现实的角度找到了倡导民间文学的依据后，热情地把民 间歌谣看作是文学的典范，不仅认为最美丽的诗歌产生于乡野，真正“国语的文学”建 立也不能脱离民间歌谣的搜集与研究，而且认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地特色是它 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同的精灵，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12)与此 相关，他们对民歌的韵律、形式也给予高度重视。由于现代作家对民间语言、民歌性质 的价值认同，使他们直接在新诗创作中融合进了民间的因素，胡适的《尝试集》用民间 口语作诗，刘半农模仿家乡四句头山歌的曲调，用江阴方言创作《瓦釜集》，沈尹默、 周作人的诗中所流露出的民歌韵致，都证明了来自于民间的艺术因素对新诗建设所起的 作用。(二)五四现代作家对民歌性质及其功用的理解，使他们把民歌纳入新诗发展过程 中，构成新诗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方面在于民歌生成于民间，本身具有反抗封建 的“贵族文学”的因素，另一方面则在于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对民歌的内容作了新 的有意义的理解，这就是他们发现了民歌中所包含的个性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在《歌 谣》周刊所发表的民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表现情爱的、大胆的两性相悦的内容，表现 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反抗，还有的表现女性的悲苦生活……，这些内容都与五四时期的 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有关。当这种带有个性、自由因素的文学形态被现代作家自觉 地去理解时，它也就转换成了新文化、新文学的一个侧面。建立在个性主义基础上的“ 真情自然流露”诗学观便与本土的文化精神统一在一起，并获得了强有力的现实依托和 理论依据。对民歌意义的发现不仅推动了新诗的建设，而且影响到了整个五四文学的创 作。
　　显然，这些作家从审美的、文学的意义上去认同民间、确立自己的民间价值立场，与 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并不矛盾，他们确认民间语言形式的文学意义就是为了反叛旧文学 、建设新文学，以有利于表达启蒙思想，唤醒民众，他们所认同的民间精神也是与启蒙 思想相通的内容。但对于另外一些作家来说，对于民间的态度却要复杂一些，他们一方 面从审美的、艺术的角度，认同民间的魅力，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民间文化形态的 封闭、落后与愚昧，在他们看来，民间中虽然包含着与启蒙思想相通的精神内容，但在 其现实层面上却应该对其进行批判和提升。这种对于民间文化形态以及对体现民间文化 形态的民间文学的二元态度，突出地表现在周作人、鲁迅和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中 。
　　 三
　　周作人曾热情地肯定了民歌的真挚和诚信，但他又说：“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 也是很自然的事，但词意上有高下，凡不很高明的民歌，对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一样 有用，从文艺或道德说，便不免有可以非难的地方。”(13)他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 解释平民的文学时认为平民的文学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 非要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之样，乃是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 一个地位。把周作人对民间歌谣的态度和他对平民文学的解释联系起来看，他不管是对 艺术的民间，还是现实的民间都不是取一种完全认同的态度，鲁迅也是如此。在鲁迅的 作品里至少写过民间传说中的两种鬼，一个是无常鬼，一个是女吊，鲁迅对戏台上出现 的女吊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 但同时也指出她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完全是利己主义。这种二元对立态度 同样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首先，鲁迅以一种情感的审美的态度发现民间文化形态的美学与思想意义，这主要体 现在《杜戏》与《故乡》的创作中。在《社戏》中的民间文化世界，洋溢着牧歌式的田 园风味，潺潺的流水、水草的清香、皎洁的月光、飘渺的戏台，白篷片片、渔火点点… …，孩子们没有世俗的观念，而是合乎自然的生活着，“即使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 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两个字来的。”平等和睦、纯朴无私的境界，不仅与城市 文明的污浊构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构成了对封建等级文化传统的反叛，这虽然是记忆中 的、浪漫的乡村民间、有着作家个人浓郁的情感想象的因素，与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 间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透露着民间文化形态的某种情韵。对民间这种审美的、浪漫的想 象，在乡土田园派的抒情小说中也有着充分体现，五四时期的冯文炳(废名)以至后来的 沈从文等人，都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乡土世界浪漫化，用冲淡、质朴的笔触表现乡土社会 的纯朴、自在，充溢着一种天然的和谐，自由的美感，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对于民间的 认同是一种蕴涵着理性的情感浪漫想象，其情感内容要远比理性的认知更为强烈，他们 所发现的是民间文化形态中与其情感需要相通的某种民间精神。由这种民间的情感化价 值立场所发现的民间精神，也包含着现代性的理性启蒙精神，在他们的主体世界里，纯 朴、洁净的乡土社会既是情感的归宿，又是启蒙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一旦他们把眼光 从浪漫、想象的世界回到现实时，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价值原则的冲突，这一点突出表现 在鲁迅的《故乡》中，从情感上讲，他对故乡有着割舍不断的迷恋，儿时天真、自由、 活泼的情形给他美好的留恋，但又痛感现实的民间文化形态所造就的“闰土”的麻木、 愚昧与奴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进而强烈地批判民间社会的愚昧与残酷，以清醒的 理性启蒙精神，发出改造国民性的醒世恒言。鲁迅对民间所取的这种启蒙立场，也深刻 地影响了蹇先艾、王鲁彦、彭家煌、许杰等乡土小说作家，这些作家大都在浓郁的地方 风情中写出农民的生存真相。在这些作品中民间文化形态与作家之间构成了一种怎样的 关系呢?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认为蹇先艾的《水葬》“展示了‘老远 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处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许钦文的《石岩》 “能活泼地写出民间生活来。”王鲁彦的《柚子》“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着地上的愤 懑。”在这里鲁迅非常重视“乡间习俗”“民间”“地上”等范畴与作家之间联系的重 要性，失掉了人间的诙谐和故意的冷静是鲁迅所不赞同的。我理解，鲁迅所说的“乡间 习俗”“民间”“地上”所指的恰好是民间文化形态的不同层面在文学中所具有审美意 义。
　　蹇先艾的《水葬》，写一小偷被处“水葬”极刑的过程。他对“水葬”这一乡间习俗 的描写极为真切和生动，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启蒙立场的角度看，作者批判了国民 灵魂的麻木、愚昧以及看客的冷酷，但同时写出了“小偷”要烧死狗杂种的愤怒、再过 几十年还是一条好汉的刚硬和对母亲的牵挂而生出的柔情及对死亡的恐惧，隐匿于乡间 民俗的这种生命状态正是土生土长的一种艺术精灵，这是我们在阅读《水葬》时不能忽 略的一种艺术感受，重视这一点就不会把《水葬》的主题简单化为启蒙主题，就会在藏 污纳垢的乡村民俗中看到与民间文化形态密切相关的生命生长着一种美好精神。对民间 的启蒙和意义发现的二元态度，不仅使启蒙的呐喊更加有力，具有了现实的依托，而且 清晰地意识到民间的丰富和复杂，意识到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艺术腕力，就在于把启蒙 的主题揉合于乡间民俗的本土文化氛围中，写出具有美好情愫的人怎样被残害的悲剧。
　　许钦文的《石宕》在同情中写出民间生命坚韧的生存能力，与《水葬》对民间的态度 不同，他似乎无意去揭示民众的愚昧与麻木，而是写采石人为了生存无可奈何的日复一 日的劳作，这里没有复杂的智力较量、情感纠葛，也没有纷繁多变的故事情节，只是非 常简单地写采石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甚至死亡，过后依然或一如既往地去采石 ，去过生活。我惊异许钦文在启蒙时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他虽然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以同情、质朴的笔触去写乡下人的生活，但对于民间文化形态却有着充分的尊重，由 于同情而尊重，由于尊重而理解，理解了采石人的命运轨迹，便有了为生存去采石…… 遭遇可能出现的灾难……过后还要去采石，这没有尽头的循环往复的日常生活。小说呈 现出这样一种结构时，民间历史变得悠远、漫长，日日光景成了绵长岁月，支撑这历史 岁月的正是采石人对苦难的承受与忍耐，对生存的抗争和延续，这正是我们民众的一种 特殊性格，隐含着一种无法估量的力量，如大地般无声、坚韧而博大。鲁迅说《石宕》 能“活泼地写出民间生活来”的意旨是否就在于对这种民间生命力的发现呢?
　　王鲁彦对现实的社会是极端的失望，在到处充满了肮脏、黑暗、仇恨，只知道爱金钱 、不知道爱自由、爱美的环境里，他要决绝地逃离。因此，他“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 由冷笑，正如鲁迅所说：“作者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写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 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15)《柚子》鲁迅极为赞赏，《柚子》对“看客 ”的麻木、幸灾乐祸的无聊作了深刻批判，溢于字里行间的愤怒融于诙谐的反讽中，呈 现出对国民灵魂的决绝否定，这愤怒和否定是与具体的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启蒙 的批判性是在现实事件的描写中得到表现的。鲁迅所说的“地上的愤懑”正是作者正视 人间生活的结果。所谓“地上”就是民间的现实文化形态，它是情感生成的根本。从艺 术审美的角度看，没有“地上”的行走，难以有真切的、生动的、本土化的艺术形象出 现。
　　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到鲁迅在艺术的审美过程中，是非常重视民间文化形态的作用 和意义的，他自己创作的《阿Q正传》《祥林嫂》等作品不仅有着“地上的愤懑”，也 有着“活泼民间的生动与丰富”，也才有了“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极为复杂的情绪 和对民间传说、戏曲中一些人物形象的热烈赞美。由此看民间文化形态虽然是现代知识 分子的启蒙对象，但它与启蒙思想价值系统，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忽略了这 种联系也就难以说明新文学的本土性特征和本土文学现代化的艰难转化过程。
　　 四
　　如上我们从五四新文学生成的角度，讨论民间文化形态与新文学之间的联系及其几种 基本的体现形式，由于民间的多维度和自身构成的复杂性，它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就 变得极为复杂，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它与新文学生成相关的几个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没 有涉及，譬如民间文化形态与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之间的相互转换过程对文学创作 产生的影响，再譬如民间文化形态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之说，采用西方社 会学的观点。大体以为“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上层智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属 于没有正式受过教育的一般人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文学种如何体现出来， 它与通俗文学又有如何联系等等问题，只能留待日后进一步思考。在此需要进一步提出 的是五四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不同于胡适、刘半农，也不同于鲁迅、周作人的民间观 ，他几乎认为“只有民间文学才是纯粹的本土文化，”(16)他“不否认民众身上的迷信 落后的弱点，也深知农村有许多堕落黑暗面亟待改革，但比起周作人来，顾颉刚实在对 农民怀有更多地同情和怜悯。他相信农民的本质是诚实、善良和纯洁的。他因此对农民 的谅解远多于对农民的批评。”(17)对民间信仰的一系列解释，“反复强调一种理解民 间文化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概而之，便是要通过民众的眼睛来了解民间文化而不是用 学者的眼光去单单审视其中的落后和愚昧的一面。”(18)顾颉刚的这种民间文化观，与 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他的思想中体现出全面 理解和认同的价值趋向，对于民间文化、文学这种独立价值的强调，在五四以启蒙为主 题的时代，显然难以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但在日后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 在民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的40——7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民间在政治权利 的改造和收扰过程中，一再受到极左路线的戕害，维护民间文化形态的独立性也就包含 着对民众人格价值的尊重，顾颉刚的这种民间观也就有了重要的意义，尤其在文学创作 中能否重视民间文化形态真实的存在形态往往是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对于“真实 形态”的描写能够避免陷于图解政策的概念化陷阱。
　　通过如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土的民间文化、文学传统是五四新文学产生的一个 重要精神资源，它与世界性的文化、文学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内在品格 ，进一步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而且有助于在全球文化 背景下，民族的、个性的文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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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③(16)(17)(18)《到民间去》洪长泰着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版280页20页、2 76页、277页、278页。
　　②《青年农村》、《李大钊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5月版146—147页。
　　④笔者所见到的有关论着主要有《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 洪长泰《到民间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版，钟敬文着《民间文艺学的历史及其 地位》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⑤⑥《民间文艺学的历史及其地位》钟敬文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1页、41 2—413页。
　　⑦(13)《中国民歌的价值》周作人《歌谣》6号8版。
　　⑧(12)《自己的园地》仲密《歌谣》16号8版。
　　(11)《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常惠《歌谣》3号1版。
　　(14)(15)《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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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73～7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光东20022002王光东 男 评论家 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 教授 作者：上海文学73～7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光东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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