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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体中较有特色的一种，朱自清先生曾将之归为比体诗。他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诗言志辨》）这四类诗当然都是托诸他物以言情，非径情直语者。但若细分起来，他们又有层次与程度的不同。就咏史诗而言，有的只是吟咏本事，有的重在发论，而只有意含寄托的作品，才说得上是真正的比体诗。这类作品，在处理史实、运用史料方面，在史体与诗体的取舍上，表现出逐步由史体向诗体过渡的趋向，也体现出古代诗学观念逐步成熟的路向。
　　 一、咏史辨体
　　上面说过，并非所有的咏史诗都属比体，而只有蕴含寄托的咏史诗才是真正的比体诗。那么，在咏史诗中哪些或哪类作品才是有寄托的呢？这就需要辨别。
　　关于咏史诗的体制，前人已有多种分类。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诗人对历史的切入点和对史实史料的运用，从这个角度入手，可以分辨出何种形式的咏史诗才是有寄托的比体诗。
　　我们通过对历代咏史诗的排比甄别，发现其运用史实史料的形式大致有以下三类：
　　一是以诗体传述历史，诗人对史实史料的采用多为一人一事，除对历史人物与史实作一般吟咏外，对史实之外的东西没有更多的议论和寄托。我们姑且把这类作品称之为传体咏史。比较典型的是《文选》所录卢子谅的《览古》一诗：
　　赵氏有和璧，天下无不传。秦人来求市，厥价徒空言。与之将见卖，
　　不与恐致患。简才备行李，图令国命全。蔺生在下位，缪子称其贤。
　　奉辞驰出境，伏轼径入关。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挥袂睨金柱，
　　身玉要俱捐。连城既伪往，荆玉亦真还。爰在渑池会，二主克交欢。……
　　这首诗吟咏蔺相如渑池之会完璧归赵的故实。从诗中看，卢谌除了以诗句较为完整地记录蔺相如渑池之行，称其美德外，无其他托意。《文选》中另录有张协《咏史》一首，形式也与此相类。卢张二人的咏史，反映了作者对史实史料的依赖，诗人除了对史料的熔裁取舍外，尚不能从一般的叙述历史进入到对史料不即不离的运用，是典型的“以史为诗”。这一类作品，我们很难将其视为比体诗，充其量可以说它是诗体的历史。清何义门曾视卢张的传体咏史为正体，他说：“咏史诗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ｙǐｎ＠①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乃又其变。”[1]正变之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向有轩轾高低之意，如汉儒以风雅正变说《诗》即是如此。但何义门此处以正变说张左二人，却未必有轩轾之意。所谓咏史诗乃ｙǐｎ＠①括本传，不加藻饰，是指从班固以来的咏史传统而言，以先起者为正，继起者为变，历史上也有其例。何义门说张卢为正，即自有咏史以来，ｙǐｎ＠①括本传，美其事而咏叹之的写法是咏史诗的传统写法，而到左思，这种写法发生了变化，是为何义门的正变之说。当然，象卢张二人的传体咏史诗的写法，在同时及其后的咏史诗中依然存在，只不过其他类型的咏史出现之后，更受人欢迎，传体咏史反不为人重视。
　　二是论体咏史诗。它比传体咏史有两个显着的变化，一是对史实史料的采用不一定限于一人一事，有的开始错综历史人物和事件；二是在对史实的叙述中掺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判断。这一类作品自左思以后非常多见，我们以左思的《咏史》其七为例：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
　　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
　　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ｚｈūｎ＠②ｚｈāｎ＠③，由来
　　自古昔。但世无奇才？
　　遗之在草泽。
　　在这首诗中，作者吟咏了四贤——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采写的对象已不止于一人一事，而是错综人事，混成一体。其二，作者处理史料也不再象卢张咏史的单纯叙史，而是史为己用，杂以议论，成为史论合一的体制。
　　第三类才是蕴含寄托的咏史诗，我们称之为比体咏史诗。其发端亦源自左思《咏史》，但至唐代以后才大量出现，这是在论体咏史的基础上咏史诗的新发展。这类诗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搅碎古今，入其兴会”（王夫之语），诗人对史实史料的撷取，不再刻意求其实，也不着意于作一般的叙述，也不是借助史料作直露的渲泄，而是对史实取其一点，融入情景的描绘，令人生成篇终接混茫的艺术感受。这类咏史诗对史料的采用是蜻蜓点水式的，有时甚至如镜花水月，不粘着，不拘泥。其中成就较高者如李商隐，他的《隋宫》一诗堪称典范：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诗中混用隋炀帝欲另取芜城作帝都、又欲从扬州南游会稽、以及在东都景华宫征求萤火虫数斛以光照山谷、并开河植柳等故实，以讽刺炀帝贪图享乐，昏顽不明的品行。篇末点出陈后主、后庭花，与隋炀帝作比，更使人联想到唐末社会现实，寓意深远，颇有托意。诗中对若干引用的故实，并不作细密的铺叙刻划，而是点到即止，使读者自悟。这种处理史实的手法，有异于上述两种咏史诗较为单一的视角，较为质实的铺叙，而是融史实、情景、意绪于一体，包容性更强，意蕴更丰富，应是咏史诗的至高境界。
　　从上述三种体制的咏史诗来看，并非所有的咏史诗都属比体。象传体咏史，徒咏一人一事；论体咏史，体制如同史赞，均更近于史体，与诗的特质尚有不小的距离。只有立足于史料，又不依赖于史料，融通于古今、飞跃时空限制，在史料中寓有个人意绪情操的咏史诗，才是比体咏史。而这类作品，往往寓含寄托，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二、寄托与咏史
　　咏 史诗的寄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易考辨，搞不好就会流于穿凿。其实，寄托应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钱钟书先生所谓：“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2]即可谓之有寄托。也就是说，咏史诗中，所言为旧事，所托为今事，所寓有己意者，均可谓之有寄托。至于所寄托的今事，有可资考索的，当然可以依据一定的史实发抉深衷，有些不一定有具体所指的，倒不一定坐实，否则就会流于穿凿。
　　以此为准则，就会发现有寄托的作品在咏史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咏史诗的发端很早，《诗经》大雅及楚辞中已初露端倪，至班固《咏史》正式立体，其间已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孕育发展，但咏史诗一直未能摆脱用诗句对历史故实的一般吟咏，甚至是在魏晋时期，单纯的咏史依然是咏史诗的主流。无论是咏一人一事，还是错综人事，都是围绕着史实而不越雷池半步。改变这一情形的应是左思，他的《咏史》八首，虽然其中仍有一些作品是单纯的咏史，但已经有个别篇章开始突破这种限制，或以发论，或以寓意，具备了寄托的基本条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的《郁郁涧底松》，何义门《义门读书记》说：“左太冲《咏史》，‘郁郁’首，良图莫聘，职由困于资地，托前代以自鸣所不平也。”[3]《郁郁涧底松》一诗，为大家所熟知，兹不引述，那是一首借先汉史实以抨击门阀制度、寄托牢骚的作品。除何义门指出左思咏史诗的寄托特征外，沈德潜也说：“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太白能之。”[4]也指出左思咏史的根本性转变在于他的咏史诗是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亦即有寄托。左思之外，东晋也只有陶渊明的咏史能摆脱对史料的依附，出史入诗，继左思之后，将咏史诗带入一个新的境界。沈德潜《说诗ｚｕì＠③语》指出：“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以往人们论陶诗，多言其田园诗，且以恬淡的风格目之。其实从朱熹以来，就有不少诗论家看到陶诗金刚怒目与寄托的一面，只不过其光芒被田园诗所笼罩罢了。象他的《读〈山海经〉》、《咏荆轲》二诗，藉精卫、刑天以明补天济世之志，借荆轲以抒发壮志未酬之愤，不只是吟咏史实而已。所以明王圻《稗史》云：“《咏荆轲》一篇，盖藉之以发孤愤耳。故朱子谓此篇始露本象。”[5]都指出了陶诗是在借咏古人而实发自己的孤愤，非徒咏史实者。应该说，中国古代咏史诗是经过了左思、陶渊明之后，才出现了一个新境界，而这个新境界的标志就是对史料不再尺尺而寸寸之，能够“托前代而自鸣其不平”，在吟咏故实中寄托诗人的情志意绪。自左陶以后，以史言志寄托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唐代，是咏史诗最为繁盛的时期，寄托一体也为不少诗人所习用，出现了大量的寓有寄托的咏史怀古诗。此后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时值国破家亡，以史寄托的作品也应运而生，成为与咏物、艳情等类别的作品并驾齐驱的比体诗，丰富了古代以比兴为特征的寄托传统。
　　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诗人的寄托一般借助于咏物、咏史、艳情、游仙等几条路径。诗人的怀才不遇，牢骚不平；伤时念乱，家愁国恨；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凡斯种种，均可通过美人香草，深闺梦里，隐逸游仙，人神道殊等形式予以寄托。但如果说到与现实政治和仕途经济最易发生关联的，还属咏史最为便当。所以但凡个人遭际的不幸，政治的隆污治乱，国势的兴衰存亡，作者往往喜欢从过往的历史中寻觅借镜，在历史的唱叹中得到共鸣，而较少采取香草美人、闺帷儿女的手法。
　　诗人通过咏史的形式寄托情志，一般都是“意在笔先”，作者先有了某种感触，或因为有难言之隐，不便明说；或是对现实有感，需借助史料而触类引伸，总之，诗人的深曲隐衷，不得明言的，始托之于咏史。咏史诗中的寄托，一般出于下列三种情形：一是作者个人遭遇挫折，仕途不利，有志难伸，故借前代史实以自慰自宽、或抒发愤懑；二是当社会鼎革，民族危难之际，以史寄寓兴亡之慨；三是对社会政治机制不满，借历史故实以暗寓己见。这三种情形，在沈德潜的《说诗ｚｕì＠④语》中有较清晰的表述：
　　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经下邳圮桥》，本怀子房，而意实自寓。《远别离》，本咏英、皇，而借以咎肃宗之不振，李辅国之擅权。杜少陵《玉华宫》云：‘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伤唐乱也。……他若讽贵妃之酿乱，则忆王母于宫中。刺花敬定之僭窃，则想新曲于天上。凡斯托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读者以意逆之耳。
　　沈德潜所列举的三首诗，一为李白的《经下邳圮桥》，诗中明咏张良事，实以张良自比，诗中世无英雄之叹，当是作者自寓。《远别离》一诗咏舜之二妃女英、娥皇，间中透露出对朝纲不振的隐忧，是作者政治态度的表露。杜甫《玉华宫》通过对玉华宫兴衰的吟咏，影射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创伤，寄寓伤乱忧老之意。这三首诗在通过咏史寄寓作者的内在情志上有某种代表性，一为伤己之不遇；一为对社会政治运作的忧虑；一为寄寓国势兴亡之慨。这三个方面，也是咏史诗中最为常见的寄托内容。当然，这三方面的内容也存在于其他的比体诗中，如感怀不遇在咏物、艳情诗中通过香草美人的手法也有表现，另外两类虽然数量以咏史为多，但在其它比体诗中也不能说就没有，只是数量多少罢了。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咏史诗中的这类寄托往往搅碎古今，突破时空，在对史料的吟咏唱叹之中寄托“神理”，具有更浓郁的历史感，风格凝重深厚，是其他比体诗的寄托所不及的。下面我们看咏史诗的作者是如何分解、运用史料，使之与作者的主观意绪相融合，体现寄托内容的。
　　古人写诗，个人的穷通隐达、仕途利钝，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屈宋开始，这一主题便绵延不绝。在咏史诗中，通过对史实的吟咏托寄不遇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早期的作品以左思的《郁郁涧底松》为其滥觞，这首咏史诗的前半部是两种物象的对比：一是“涧底松”，喻有才能的庶族；一是“山上苗”，喻无能的士族；通过对比，说明无能的士族由于门阀制度的庇佑反而在社会地位上优于有能的庶族。诗的前半段史实尚未介入，后半部才相继引入金日ｄī＠⑤、张汤、冯唐等历史人物予以对比，说明由古至今才智之士的不幸，寄托自己倍受压抑，有志难伸的愤懑。从左思的这首有代表性的作品来看，诗人对史实的处理还比较生硬，史料与兴寄还处于一种明而未融的状态，反映了早期咏史诗在运用寄托的技巧上还比较稚嫩。寄托一法到了唐人手里，开始摆脱生硬稚嫩的手法，进入到一个运用自如，兴寄无端的境界。我们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陈子昂《燕昭王》
　　这首诗吟咏战国时燕昭王招纳贤才的故事，初看不一定觉得其中有何托寄，因为全诗浑然如一，没有明确的议论和主张。但熟悉燕昭王筑黄金台招纳天下贤才这一故实的人，联系到陈子昂当时在建安郡王处颇不得意的处境，自然会捕捉到诗中的托意。诗的前四句在时光流逝的惋惜之中感叹燕昭王的不在，后两句诉说自己霸图难现的失意，古与今的碰撞，才智之士的不同遭际，诗人无可奈何的唱叹，如一层轻雾渐渐弥漫开来，使人兴寄无端。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两种比较，一是与传体咏史相比，这首诗并不专意于对历史的铺叙陈述，而是在对人物、地点的蜻蜓点水般的轻描淡写之后，将视野拉到今天的“霸图”，由燕昭王的黄金台，到作者自身的霸图，其中的时空距离及内在联系，则要读者通过知人论世，以意逆之。所以，咏史诗的寄托往往是古代的史料，当代的现实，作者的身世，读者的知人论世四者合一的产物，是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它比传体咏史和论体咏史能提供给读者更多的东西。二是与咏物诗的寄托相比，咏史诗的托意是通过对历史的品味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因此它的内涵要比咏物诗的寄托丰厚，涉及的时空也要广泛。但在诗的意境及风格的表现上，咏物诗的寄托会更擅胜场。
　　有关社会政治的隆污治乱，家国的兴亡寄慨也是一样，咏史诗的作者对史料的运用，注重与作者所要讽谕的现实之间的关联性和生发性，他不在意史料的大小或多少，重要的是使读者对诗中的史料能够触类旁通，引而申之。如李商隐的《齐宫词》：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
　　这二十八个字写南齐的覆亡与梁的立国。铃为齐朝旧物，新主入朝，犹自风摇旧铃，暗喻风物依旧，却山河改色，寄托作者对国事的隐忧。李商隐生当唐末，国势衰颓，故其诗中每每流露出“江山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绪。这首咏史诗借南齐易代之事，分明影射唐末现实，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生发性，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在史料的选用上，只是撷取了金莲、梁台、歌管、风铃等细物，不直接叙述历史，而历史的变迁却历历在目。这种用历史旧物以寄慨的写法在咏史诗中并不少见，象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陈子龙的《潼关》、吴西亭的《江行》等均不以叙史为手段，而是选取若干个物象以暗示时空的变化，这种写法是咏史诗中用以寄慨的常见手段。
　　总之，咏史诗的寄托作为中国古代比体诗中的一格，在古代诗体中具有独特的韵味。它徘徊于史实与诗体之间，采用历史的材料，又游离于历史的本体，在穿越古今时限的吟咏之中，生成无限感慨，成为咏史诗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类。
　　 三、诗评家眼中的咏史诗与寄托
　　咏史诗在古代诗评家那里，一直是个十分尴尬的角色。起初，诗评家并不注意它，尽管咏史诗的起源很早，在唐代又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为后世所不及，但直到宋元时期还没有多少人对它留意过，即便一些诗评家论述到一些咏史诗及其作者，但并没有将之视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在宋人的一些诗话总集中，也没有给它留有位置，甚至在《诗话总龟》前后两集100卷五十多个门类中，也没有咏史的名份，而其他诸如咏物、言情、神仙之类，都赫然在榜。宋代的其它两种诗话总集如《诗人玉屑》、《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没有咏史诗的位置。这一情形说明，咏史诗在当时的诗评家的视野里，尚不入流。大约是到了明代以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咏史诗以及咏史诗中史与诗的关系，谈论咏史诗的也开始多了起来。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诗评家从开始对咏史诗评头论足以来，多数人对咏史诗的要求竟是让咏史诗游离于历史，而非靠近历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咏史诗本来是以史为咏，史料是咏史诗必不可少的素材，在史料的基础上对史实加以叙述咏叹，应是咏史诗本色当行的东西，这从前引何义门的话中表述得很清楚。但何义门之外的其它多数诗评家却并不以此为然，他们往往对以史为咏的传体咏史或论体咏史评价很低，而对相对游离于历史的比体咏史诗，亦即有寄托的咏史诗则评价很高。
　　兹摘引几段有代表性的言论以见一斑：
　　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出己意，发议论，而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用意隐然，最为得体。[6]这是清人吴修龄的一段话，文中所说但叙事而不出己意的作品，是传体咏史，对这一类咏史诗，吴修龄认为那只是历史，而非诗体，对它持否定态度；而出己意，发议论的咏史诗，又认为它落入宋人好议论的毛病；只有用意隐然的咏史诗，才是吴氏所欣赏的，而这一类用意隐然的作品，虽然不一定都是有寄托的，但有寄托的作品则多数是用意隐然的。所以吴修龄的价值观，是以有寄托的咏史诗为最得体的。
　　再看清人方熏如何论说：
　　咏史诗今人皆杂议论，前人多有案无断之作，其讽刺劝（笔者按：原文如此，疑脱一字。）意在言外，读者自得之耳。[7]虽然文中没有明说寄托，但有案无断，讽刺劝戒，意在言外一类的作品，显然指的是有寄托的比体咏史诗，其审美取向与吴修龄并无二致。
　　下面两人所论也不出此路：
　　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后人粘着一事，明白断案，此史论，非诗格也。[8]对专咏一人一事的传体与明白断案的论体均有非议。
　　凡怀古诗，须上下千古，包罗浑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议论于神韵之中，则气韵雄壮，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识自见，始非史论一派。[9]
　　对议论虽不一概反对，但又要求意不竭而识自见，与史论一派固自不同。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古代的诗评家对咏史诗的要求是要游离于史实，远离于议论。虽为咏史，但要避免史法，要用诗体的特性去处理史料。咏史诗的三体之中，以传体最贴近史实，其陈述铺叙的形式也最近于史法；论体虽然是借古喻今，融入议论，但在史料的运用及形式的叙述方面，有类于史论；而只有比体咏史诗，虽借助于史实，却与史实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在艺术上更接近于诗的特质。古代诗评家在对这三种咏史诗的取舍之中，显然更倾向于后者，更推重这种相对游离于史实，寓含寄托的咏史诗。
　　应该说古代诗论家对咏史诗的体会和要求是符合咏史诗的实际状况的。咏史诗中的寄托一体，体现了咏史诗由早期的单纯咏史向诗本体的回归，是咏史诗审美价值的所在。早期的咏史诗从班固咏缇萦开始，只是对某一历史人物和某一历史事件的吟诵；其后魏杜挚的《赠左丘俭》错综人事，由一人一事转向数人数事，但依然是对历史的诗语叙述，更近于史而远于诗；只有到了“托古事而自鸣其不平者”的寄托之体的出现，才使咏史诗摆脱了对史料的过分依赖，游离于历史，又不完全脱离于历史，尤其是贯穿古今，超越时空，在古今唱叹之中寓托要眇之思，使得咏史诗能够“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充分发挥了咏史诗的审美功能，这是无论传体咏史还是论体咏史都无可比拟的。从各类比体诗来看，咏史诗以其深厚凝重的历史感和对社会人生的积极关注，在咏物、艳情、游仙诸种寄托类的作品中独树一帜，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咏史诗在其不断创作发展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它从开始的寄生于史料，依附于史料，渐渐过渡到游离于史料，使史料成为作者寄托情志的工具。这是中国古代诗艺成熟的标志，也是咏史诗由史学的附庸向诗学回归的标志，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准确地认识寄托在咏史诗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定位，这也是我们研究咏史诗的寄托问题的价值所在。
　　注：
　　[1] 《义门读书记》卷46，张景阳咏史诗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
　　[2] 见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一册第108页。
　　[3] 《义门读书记》卷46，左思咏史诗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
　　[4] 《古诗源》，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转引自《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册第168页。
　　[6] 吴修龄：《围炉诗话》卷三，见《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 方熏：《山静居诗话》，见《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8] 昌春荣：《葚原诗说》卷二，见《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见《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隐下加木
　　 ＠②原字为辶加屯
　　 ＠③原字为辶加（颤左）
　　 ＠④原字为日右加卒
　　 ＠⑤原字为石右加单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86-93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孙立19971997咏史诗 传体咏史 论体咏史 比体咏史 咏史诗与寄托 游离史料 搅碎古今本文所涉及的咏史诗是广义的咏史诗，包括怀古诗在内。 On the Suggestive Meaning of Poems　　 Composed on Historical Fact(Sun Li)　　ADDording to the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data,the poetry com-posed on historical fact can be divided intothree types: 1.biographical poetry; 2. commentary poetry; 3.analogous poetry.Only those works with suggestive meaning are classified asanalogous poetry composed on historical fact.The suggestivemeaning is achieved only when the poet keeps away from histor-ical data and makes them his tools to convey his feelings. As far as aesthetic value is concerned,poems composed on histor- ical fact with suggestive meaning are better than the othertwo types of poetry, and highly appreciated by critics.中山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副教授 广州 510275 孙立 作者：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86-93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孙立19971997咏史诗 传体咏史 论体咏史 比体咏史 咏史诗与寄托 游离史料 搅碎古今本文所涉及的咏史诗是广义的咏史诗，包括怀古诗在内。

网载 2013-09-10 21: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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