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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开创者，其理论创新的精神遗产对于 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得到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高度肯定 和重视，因而有必要从“三个代表”的新视野进一步加以发掘、继承和弘扬。限于篇幅 ，本文仅探讨列宁晚年关于理论创新的认识机制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问题。
　　　　　　一、从本国实际出发，树立实践权威，在解决当前难题的实践中创新理论和 体制
　　在列宁晚年，创新决不是一句简单的时髦话语，不是一面随意挥舞的旗帜；它蕴涵着 沉重的历史课题和深沉的历史经验。
　　苏俄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沿袭战时共产主义观念和体制，导致国内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新生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深通辩证思维的列宁意识到，摆脱危机和困境的 惟一出路，就是从教条主义和庸俗经验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应对危机、研究和解 决当代难题的自身实践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开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换车”和转轨，就是列 宁晚年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和社会主义观上的一次深刻变革。列宁在他患病期间最后一次 对公众的讲话中，形象而又深刻地描述了这次转变的背景、过程和实质：“目前我们踏 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 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 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1页)列宁晚年理论创新的突出成果，就是实现了从对马克思恩 格斯依据发达国家实际做出的某些构想或具体行动纲领的“圣像崇拜”到“建设苏俄群 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从照搬“革命模式”到探索和运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 辩证法”的转变，开创了沿着探索现时代本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特殊性方向推动理论创 新和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
　　“自己来找出路”，就要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崭新的实践课题。 列宁敢于突破那些符合本本或旧经验但在当前环境和实践中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 制的束缚，试行那些任何理论和着作都没有探讨过、任何国家包括自己都没有实践过但 当前实践需要、群众欢迎的理论、政策和措施。受传统观念束缚，在开始执行新经济政 策过程中只有少数企业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改用金卢布支 付；大多数企业不能适应新环境新观念新体制，还很混乱。列宁提出：“学会了解商业 关系和经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得不退得这样远，因为商业问题成了党的一个实 际问题，成了经济建设的一个实际问题。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是周围 的环境，是目前的条件。”(《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7页)如果执政党无视它所处的 现实客观环境，执意要按本本或已往经验或主观愿望剪裁现实，那肯定要在实践中碰壁 ，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自己来找出路”，就要着力提高执政党自身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必须一切从实际出 发，深入群众，总结新鲜经验，创造新的理论，采取新的办法和手段，学会新的本领， 尽快提高解决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危机的能力。经济落后国家搞现代化建设要比发达 国家困难得多。对于新情况新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惟一的出路在于我们要学习，要适 应环境，要能适当地解决也就是根据当前的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同上，第238页)
　　“自己来找出路”，就要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反复试验，反复比较，善于在总结自 身经验中提升认识，创新理论。列宁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不能指 靠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只有打破条条和框框，“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 经验加以研究，……为了获得今后如何进行工作的经验，我们必须上十次地检验我们采 用的各种办法”。(《列宁全集》第41卷，第58-59页)这里的“各种办法”，当然包括 传统观念认为属于非社会主义的办法，贸易自由、市场、经济核算、对劳动者个人利益 的关心，等等，这些当时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列宁自己一度深信不疑的东西，都 允许试验，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符合实际的新结论。
　　“自己来找出路”，就要树立起实践的权威，顶住压力，排除干扰，澄清误解，坚持 不懈。尽管社会上有人批评俄共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了”(《列宁全集》第42 卷，第112页)，有的人甚至从根本原则上责难新经济政策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为小 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敞开大门”(《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尽管 俄共决策层对于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做出明确而科学的表 述；尽管有这些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的姓“资”姓“社”的困惑和干扰；尽管真正有效 的实施方案一时没有拿出来，列宁仍然坚信这一改革方向和原则是正确的，要坚定不移 地推行新经济政策。因为它不是照抄书本或过时经验的产物，也不是随心所欲一时想出 来的主意；它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的产物，“我们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由实际情况 产生的必要性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列宁全集》第42卷，第47页)。
　　　　　　二、不搞“无谓之争”，着重研究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鼓励经济上的 求实创新精神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创新呼唤与工作重心转移相适应的优良学风。进入“实干社 会主义”的新时期，列宁严肃认真地提出要切实把全党理论学习、宣传和研究的工作重 心转移到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上来，防止和反对无谓争论干扰工作重心。俄共提出租让 政策以后，部分工会工作者不能理解，挑起一场对租让的原则和工人在租让企业中的地 位问题的讨论。列宁在详尽阐述了租让政策的实质和意义之后，要求工会工作者不要再 辩论这些原则问题。“这都是些无谓之争，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应当停止这些空谈了 。应当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租让合同的实际条件上，我们只要不是笨蛋，就能从中获得好 处。……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对改善工人和农民生活状况有利的实际办法上。任何一种 这样的改善对我们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才是工会工作者应当注意的事。”(《列宁 全集》第41卷，第181页)为了防止党政机关内部的争论干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 列宁指示“必须尽一切努力让新经济政策尽可能迅速而广泛地在实践中试行”(《列宁 全集》第42卷，第379页)。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无条件、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 现行路线方针政策，必须毫不留情地肃清只争论、不干事的现象，杜绝官僚主义和拖拉 作风。
　　不搞“无谓之争”，并不排斥和妨碍正常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 讨无禁区，甚至“可以对党纲提出修改意见，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禁止。我们并不认为 我们的党纲已经尽善尽美，无可更改”。(《列宁全集》第41卷，第93页)问题在于，必 须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必须区别对待应用性、对策性研究与基础理论、学术研 究。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自由宽松环境的前提是“不要妨碍我们的政治工作，特别在严 重的关头，但是也不要放弃学术探讨”。(同上，第95页)
　　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是求真务实，求真务实的过程和结果就是创新。列宁要求苏俄 党政机关适应经济建设的新环境新要求切实转变领导方式、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求真 务实，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列宁批评一切依赖于开群众大会、搞群众运动的传统 做法：由于没有及时学会哪些事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哪些事需要管理，“大多数代表 大会离务实很远”，严重影响国家决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列宁还批评当时“党在农村 工作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不研究实践经验。这是一切不幸和整个官僚主义的根源”。(《 列宁全集》第43卷，第47页)关于党的农村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列宁要求中央不要在对 农村实践经验知之不多、研究不够的情况下匆忙出台，而要召集地方有实践经验的代表 “专门研究和评价实践经验”；不要重复一般原则和泛泛谈论，而要部署具体工作和在 实践中研究；不要重复空洞的口号，而要介绍实际经验和具体措施；不要“太学院气” 和进行“学院式的研究”，而要“谈实际的国家工作和经济工作”，并且“拿出实际经 验的材料”“实际地加以研究”；不要用“共产党员的吹牛”去激怒农民，而要有理有 据有分寸地分析，用确实成功的实际经验和典型说服农民吸引农民。(参见《列宁全集 》第43卷，第42-47页)
　　理论学习、宣传和研究要自觉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注重宣传、培育和激励经 济上的求实创新精神。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对新经济政策的种种非议，尽管诸如市场经济 、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地位作用等问题一时难以从理论上都说清楚，列宁仍然坚信， “鼓励创新精神往往可能同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联系。……整个关键在于要特别注意这个 问题，鼓励经济上的任何创新精神，仔细地研究实际经验，并向全国推广”。(《列宁 全集》第41卷，第270页)坚决增加产量是俄共党纲提出的重要任务。可是在当时，如果 不借助于外国资本，就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任何不抱幻想而正视现实的人都懂 得的道理。实行租让制本身就是为了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制定的全新的务实的经济政策 ，“如果我们不把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表明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 ”(同上，第155页)。
　　　　　　三、坚持经济效益和群众利益标准，善于从失败中学习，依据新的实践经验 超越自己
　　列宁判断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主要是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归根到底是执政党要实实 在在为群众谋利益，让群众满意，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 ，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必须具体化、现实化，不能停留在遥远的目标、纲领和口号之 上。“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成绩，——这是实质之所在。一切都要用它来检验。”(《列 宁全集》第42卷，第498页)共产党人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改善群众生活，满足其脱贫致富 、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强烈愿望。列宁始终关注各阶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情绪，视之为 立国之本、执政之基。首先要改善占人口绝大多数并且为革命做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农 民的生活，尽快解决其温饱问题，稳定农民的情绪。“农民在我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 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农民今天的状况，已经使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活 动了”。(《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0-281页)1921年春天推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彼得 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因经济萧条、生活困苦有过不满情绪。由于国家经济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重工业城市和地区工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们天天都在注意工人的生活状况 和情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会看错的。”(同上，第28页)坚持以经济效益和群众利 益作为衡量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适应时代变化、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归根到底是要 能反映群众要求，代表群众现实利益。这是因为时代变迁了，群众的实际需求改变了。 “‘用法令来进行宣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群众理解并重视的只是实实在在的实际工 作，经济和文化工作的实际成就。”(同上，第404页)
　　在处于相对劣势的国际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理论、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 ，在实践中探索，难免会犯错误。没有任何“合理的根据设想第一次解决这个课题的人 民一下子就能找到惟一正确无误的方法……失败了再来，一切重新做过，相信一项任务 总有办法可以完成……我们过去是这样工作的，今后还应该这样工作”。(《列宁全集 》第42卷，第230页)对待挫折和失误，有两种态度不可取。一是情绪颓废，万念俱灰， 放弃阵地。列宁批评那些因为犯了错误就从此一蹶不振、放弃社会主义理想目标和既得 成果的共产党员是一钱不值的。有出息、有抱负的共产党人则“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 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同上， 第226页)二是文过饰非，讳疾忌医，麻木不仁。俄共党内有人担心公开承认并果断纠正 战时共产主义错误会削弱党的威信和执政地位。列宁认为，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和高明 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而在于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正视并纠正错误，善于把 错误转化为正确决策的财富和成功之路的阶梯，由此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 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 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同上)冷静地分析、理智地消化我们所犯的错误， 就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昨天的错误成为我们今天认识新情况、积累新经验、 解决新课题、掌握新本领、开拓新视野所不得不进的预科班和不得不缴的学费。这就需 要具备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能使我们 看到旧的方式、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可能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完成自 己的任务。”(《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6页)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人 才能具备这种科学精神和自我批判的胆量；也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和胆量，人民群众才 能更加理解、信赖、支持和参与执政党百折不挠地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 新洪流。执政党对待自身错误的这种光明磊落、客观冷静、从善如流的态度就以活生生 的事实向群众表明，“既然不是一两次，而是很多次地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那这正说 明我们没有成见，我们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肩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的”。( 《列宁全集》第43卷，第75页)
　　列宁本人就是依据新情况新经验新认识纠正自己不合时宜的认识和决策，不断超越自 己向真理逼近的光辉典范。列宁晚年在社会主义观上实行了一系列“退却”，而且表现 为步步“后退”：退到苏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退到贸易自由和市场经济，退到允许 私人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竞争，退到肯定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 度等等。在当时的环境中，实行这一系列表现为“退却”而实质上是向社会发展规律和 人民利益复归的步骤，需要何等的理论勇气和自我批判精神!在对市场经济、合作社等 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上，尤其表现出列宁与时俱进、不断超越自己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 神。
　　　　　　四、体制创新与理论创新相互促进，营造务实、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列宁明确提出了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思想。为了确保务实、创 新蔚然成风，根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列宁强调要切实推 进党政机关的改革，建立和完善个人负责制，大力培养、选拔和任用高素质治党治国人 才。
　　党政机关的改革是执政党长期面临的两难选择。一方面，领导国家的建设和改革，离 不开坚强有力的“机构”，如果没有这样的机构，国家政权也就不可能存在和巩固，一 切建设和改革事业将半途而废。另一方面，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 又在阻隔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因循守旧、效率低下，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 展；“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 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列宁全集》第41卷，第376页)党政机关的改革和改善依赖 于全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工人阶级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需要经过长期的 学习和探索，需要花大力气，要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列宁预见，“这是一个老问题， 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第247页)依据短暂的执政经验，列宁 总结出解决这个难题的总的原则：机构要服从政治，而不是政治服从机构；机构为政治 服务，而不是政治为机构服务。特别是党和国家正处于改革发展时期，对党政机关的改 革和建设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现在需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为了这一点，为了 灵活地随机应变，就需要机构的最大的坚定性”。(《列宁全集》第41卷，第368页)为 了保持“机构”的“坚定性”和“灵活性”，必须进行几个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一 是合理规定各种机构的职能和权限，首先实行政企分开。除了对外贸易这个特殊领域继 续实行国家垄断制以外，国家机关不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把这部分职能归还给社会。 二是精简机构，坚决克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列宁批评当时的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四分 之三的人没事干，批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最根本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 查，“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 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列宁全集》第42卷，第387页)列宁 要求尽快“撤消多如牛毛的委员会”，实行按职权分级处理，“建立起个人负责制”， 高级机关和主要首长“要集中精力检查执行情况，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斗争”。 (同上，第389页)三是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根据机构要服从 政治的总原则，列宁提出，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国家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特别是搞市场 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战斗性特别强的职能应由司法部担任。因此，“必须改 革全俄肃反委员会，规定它的职能和权限，使它只限于执行政治任务。我们当前的任务 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加强法制， 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我们的政权愈趋向稳 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就愈要缩小那 些对阴谋者的袭击给予回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同上，第353页)四是大力加强文化 建设，把整个机关提高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列宁评估当时的苏俄国家机关的一般情 况是“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列宁全集》第43卷，第325页)贪污受贿、 拖拉作风、办事无能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就同文化贫困有牵连，这是任何军事胜利 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的毛病，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
　　列宁意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在经济文化实力上的竞争是不可 避免的、长期的、激烈的、生死攸关的。这场竞争的实质和底蕴是人才的竞争，文化的 竞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共产党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勇敢地迎接挑战，全神 贯注地尽快完成不同于政治变革的“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 从而在竞争中保持执政地位，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创造条件。为了取得斗争的主 动权，必须搞清楚：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主 要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 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 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同上， 第63页)
　　摆脱这一被动局面的惟一途径是加强学习，虚心学习，切实加强自己的“文化力量” ，切实提高执政党和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学习要学以致用，防止和反对形式主义 。必须“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 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同上，第380页)社会主义事业只有深入群众文 化、深入群众日常生活、成为群众习惯，才能算作已经达到的成就。为此就需要一场变 革，需要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整个阶段。
哲学研究京9～14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陶玉泉20032003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作者：哲学研究京9～14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陶玉泉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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