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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贞元六书”，是指冯友兰先生在1938年至1946年之间，撰写与出版的六部哲学着作。它们是：《新理学》（1939年5月出版， 以下皆为出版时间）、《新事论》（1940年5月）、《新世训》（1940年7月）、《新原人》（1943年2月）、《新原道》（1945年4月）、《新知言》（1946年12月）。六部书总名曰“贞元之际所着书”，简称“贞元六书”。
　　　　　　一、“贞元六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1.“贞元六书”的撰写与出版，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需要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哲学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这两个主题就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由共产党人承担，毛泽东是杰出代表。
　　至于推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的代表，当属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三位哲学大师。他们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了各自体系的建立，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且有较大社会影响的首推冯友兰先生。构成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问题的主要因素，除了包涵中国原有的儒、道、佛的思想之外，另一个重要构成因素是引进现代西学。
　　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西哲学的融合是一必然趋势。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三位先生都表现了这一特征。熊十力先生的哲学是由佛学转向儒学的，还受到柏格森哲学的影响，在熊氏《新唯识论》哲学体系里，中国哲学成分为主，西方成分较少。金岳霖受西方哲学思想的训练，对中国古代哲学有较深的理解，而他的《论道》体系中以西方哲学为主，处处闪烁着新实在论逻辑分析的轨迹与锋芒，中国哲学相对较少。唯有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中西各半，旗鼓相当，因此可以说，这个体系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融合。这里既兼收并蓄中西哲学，又运用中西哲学方法。具体地说，即中国程朱理学与西方柏拉图哲学的结合，并糅合了新实在论方法，其实质是中西古典理性哲学的结合，使中国哲学大大前进了一步，发展成为现代哲学。
　　2.“贞元六书”的撰写与出版是适应抗日救国民族思想发动的需要。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此后，国难当头，冯先生联系当时国难和抗日国情，以他哲学家的方式，秉笔直书，重温先哲的教诲，唤起民众，报效祖国。正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从1938年至1946年期间，冯先生先后撰写和出版了六部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期望抗战胜利将开辟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所以采用贞元纪时，意谓贞下起元，表示旧时代结束，新时期将开始。故称“贞元六书”。冯先生正是通过这六部书，讲自然、讲社会、讲人生，完成了哲学体系的建立，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
　　3.中国哲学史出版和研究的深化，使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出现成为可能。在冯友兰学术生涯中，本世纪20年代初，他在美国学习西方哲学，30年代中曾去欧洲考察西方现代哲学，使他直接掌握了西方哲学的精髓和方法。30年代中期以前，他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研究为冯先生把握中国哲学史的实质、特点、脉络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绝好的时机。所有这些为他日后从事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他了解与保持中国哲学传统的永恒价值和实现新命提供了认识基础。只有了解这些，才可能从对中国哲学史的“照着讲”发展到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接着讲”。正像冯先生所说：“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以前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怎么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所以哲学方面的创作总是凭借过去的思想资料，研究哲学史和哲学创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33—234页）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结果。可以想象，没有深刻的哲学史研究，“贞元六书”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二、“贞元六书”的内容和相互关系
　　“贞元六书”所讲的六部书实际是一部书，是一部书的六个章节。这部书主要是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哲学反思的范围，第一部分是对自然（这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天”）；第二部分是对社会，第三部分是对个人（这两部分在传统哲学中谓之“人”）；第四部分是自然和人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际”）。
　　在冯先生看来，哲学既不是初级科学，也不是太上科学，更不是科学本身，因为哲学不能给人以积极的知识，哲学的作用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关于这一点，他在1990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总结》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用这一观点来统观“贞元六书”，显而易见，六书不是对等的。其中关于论述人类精神境界的《新原人》应是六书围绕的中心，《新理学》是讲形上学的，是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新事论》是为整个体系提供社会文化根据，《新世训》是为人生提供初级生活方法，《新原道》论证整个体系所主张的最高精神境界，是直接继承中国哲学的传统而来。《新知言》是讲利用世界哲学中所提供的正负两种方法，得以确认新理学体系地位的。
　　《新理学》是冯先生哲学体系的形上学部分，是理论基础。六部书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关于自然、社会和理想人格的普遍性问题。它的哲学核心问题是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形上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新理学》分理、气、道、性心、道德、势、义理、艺术、鬼神、圣人等10章论述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哲学总纲。《新事论》把《新理学》对体用关系的认识，应用于现实社会，是对社会问题的总的阐发。认为应以社会生产方式为体，以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为用，着力指出体用关系中“体”有改变，“用”则跟着变化的原则。西方先进国家是因实行了产业革命，使以家庭为本位的生产制度改变成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制度。与此相应使生产家庭化的文化也转变为生产社会化的文化。冯先生指出这是人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共相”。《新事论》又名为“中国到新自由之路”，其原因在于除了讲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共相”之外，还针对中国社会这个殊相，讲述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明确指出，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制度，以及建立在新制度上的近代文化。《新事论》分12篇对国家、城乡、教化、抗建等专门论述。《新原人》则是《新理学》体系的中心，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先生提出人生的四种精神境界，指出人类有四种层次不同的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也是人类在人生理想人格发展过程的四个阶段（共相）。哲学的目的和作用就是使人最终能达到最高层次的天地境界。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充分体验到生命的永恒意义，个人与天地同驰，与宇宙同在。《新原道》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墨、名、佛、玄、道各家的精神，集中提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中国哲学倡导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宗旨。“高明”是指人对宇宙的完全觉解和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庸”是指日常生活而言，“极高明而道中庸”即超越自然和人类的界限，达到了“天人合一”。《新世训》分尊理性、行忠恕、为无为、道中庸、守冲谦、调情理、致中和、励勤俭、存诚敬、应帝王等10章，讲述了处理社会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即个人经过修养的道德规范问题。《新知言》是讲解了中西哲学的10种哲学方法：形而上学方法，柏拉图的辩证法，斯宾诺莎反观法，康德的批判法，维也纳学派反对形而上学方法、分析法、约定法、禅宗的方法。在比较多种方法后，指出它们的共同缺点，即有的哲学概念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无法用逻辑分析法（即正的方法）得出，只有通过负的方法，即懂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却又对概念有深刻地了解的办法，这个方法即是《新理学》的方法，也称之为负的方法。
　　在《新理学》体系中，冯友兰先生所使用的方法有二，一是逻辑分析的方法，这个方法来自西方哲学，是新理学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标帜；二是直觉主义的方法。前者称为正的方法，后则称为负的方法。负的方法是东方固有的，它就是道家和禅宗的方法，即通过直觉思维去体认，领悟不可言说的形上学对象。冯友兰认为他的新理学体系兼用正负两种方法。冯氏的负方法，是经过逻辑分析的综合体（Synthesis）， 是比道家、禅宗的方法更高一层。
　　　　　　三、“贞元六书”的意义
　　“贞元六书”从出版到现在，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的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回首检讨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史，“贞元六书”是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社会意义的重要着作，应给予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二点：
　　1.“新理学”体系可以说是20世纪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哲学的融合，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中国理论思维发展史具有较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主题。“五四”以来，中国哲学的这一主题就分成两个支，一支是接受共产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及共产党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主要从事政治斗争，建立新中国。另一支就是以职业哲学家为主，他们兼收中西哲学，改造与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学者，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他们中有：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等人。在这么多学者中，成体系、影响大、具有真正意义上融合中西哲学的当属冯友兰。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冯友兰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坚持维护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他认为，第一，哲学不是科学，不能给人以积极的知识，哲学的作用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通过哲学的反思与领悟，追求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这是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和长处所在。他认为哲学虽然讨论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诸方面的问题，但对人生意义的认识，永远是第一位的问题。人应该由把握宇宙大全，达到“完全觉解”，使精神生活进入“天地境界”，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造就成超越自然与人类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第二，他认为中国哲学中直觉体认的方法，即他所说的负的方法，领悟那些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对象时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以上二点也是中国哲学“有永久性的东西”，应当贡献给人类的。
　　另一方面，冯先生做了大量的积极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的工作，促进中国哲学现代化。在比较了中西哲学的长短得失，取西方哲学之长，补中国哲学之短；就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只有上古哲学中古哲学，而无近代哲学。中国哲学惯用整体直观思维方式去把握对象，不把“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区别开来，而追求“天人合一”。缺乏思辩逻辑程序与方法，知识论和逻辑学不发达。中国哲学注重道德修养，求善不求真。中国哲学注重立德、立功而不注重“立言”，讲究“内圣外王”。有了这种认识，冯先生才说“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训练，我们应多介绍理性主义”（见《1935年中国哲学年会开幕词》）。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冯先生是第一个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儒家哲学形上学的哲学家。新理学的工作，说到底就是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即吸收、引进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来建立新理学的范畴体系。当然冯先生不同意维也纳学派关于通过逻辑语言分析，来拒斥形上学的观点，而主张通过“辨名”达到“析理”，即通过逻辑分析来达到重建形上学的目的。这就出现新理学体系与维也纳逻辑经验论的分歧，导致了冯友兰与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的争论，我们先不管这个争论的是非，但这个争论反映了二者对哲学的对象与功能的认识不同。维也纳学派认为形上学问题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维也纳学派着名代表卡尔纳普就说“以往哲学探讨世界本原、本质、研究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形上学问题，如果本原概念可以由经验证实，那就是物理学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如果本原是超经验的，如‘上帝是存在的’，那就不能证实，无所谓真假，也就没有意义了。维也纳学派拒斥形上学，因为他们认为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进行逻辑分析”（卡尔索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引自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R.Carnap《Philosophy and logical Synax》见A. F. Ayer《logical Empiricism》第17页）。而冯友兰先生坚持哲学的目的则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形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底一部分，因为它代表对于人生底最后觉解”，“不但不能取消，而是哲学探究的终极目的”。在冯先生看来，逻辑分析不是目的，而是达到认识纯粹逻辑去阐述形上学的方法，是一种手段。中国哲学并不缺少智慧，也具有通过直观领悟形上学的方法，但现在是向西方学习，借鉴这一方法，用西方清晰的逻辑和确定的概念来改造中国传统的直观思维方式。使中国哲学走出中世纪，面向现代化。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来论证儒家的形上学，尽管还有许多欠缺和不足，但它毕竟是一次有益尝试。也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冯先生对维也纳学派的超越，值得肯定。
　　2.“贞元六书”充满了时代责任感，强调民族自尊，充满抗战胜利的信心，洋溢着对民族复兴的激情，表达了冯友兰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贞元六书”是从芦沟桥事变后，在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撤离平津，直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的着作。在这些着作中，反映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充满了以我民族先哲的思想，唤起民族感情和民族团结，抗击外侮，以渡过危机，恢复旧物，中兴中华的思想内涵。
　　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相继出版后，完成了新理学体系的建立，加之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版了那么多的着作，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正像贺麟先生所说“冯先生《新理学》一书出版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以及私人谈话、发表的评论，异常之多，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辩证、思考，使他成为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哲学家”（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35页）。特别是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对冯先生采用拉拢与利用，首先是1940年5月， 《新理学》获教育部抗战以来优秀学术着作一等奖，其次是1943年国民党教育部把《新世训》确定为大中学伦理学教本，最后是1945年5 月冯友兰出席国民党六大，并被选入主席团。这个阶段，冯先生社会活动很多，也很活跃，从昆明到重庆多处演讲，并且从《哲学评论》到《思想与时代》，从《大公报》到《中央日报》，从《东方杂志》到《中学生》陆续刊载了100多篇文章，影响很大。由于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和色彩， 外界认为冯友兰至少是迎合了蒋介石的政治需要，他所撰写的《新理学》在客观上是复活宋明理学封建主义的儒家正统哲学。自此之后，在不少人的眼睛中，冯先生虽不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但至少是个胁从文人，种下了日后对他进行批判的种子。
　　在这种形势下，“新理学”体系，首先引起了延安理论界的注意和批判，从1942年胡绳在《文化杂志》对《新世训》的评论开始，紧跟着赵纪彬、陈家康、杜国庠、潘梓年、罗克汀、车载等人都发表了评论“贞元六书”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着眼于政治。他们分别从新理学体系的宇宙观、人生观、道统论多方面进行了批判，如陈家康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真际和实际二重世界与“理在事先”问题；杜国庠主要是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批判冯友兰宣称的道统；胡绳的批判多从社会历史观、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例如杜国庠针对冯友兰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玄虚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精神，果断地宣称唯物主义才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认为冯友兰把“担水砍柴”的贫苦劳动和“事父事君”的奴隶道德都说成是可以“经虚涉旷”的妙道，这实质上在宣扬安命于阶级压迫的奴隶哲学”（杜国庠《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评冯友兰〈新原道〉》见《群众周刊》10卷24期）。胡绳则针对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提出中国只要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造就成产业革命，变家庭本位生产为社会本位生产，就能使中国达到自由之路的观点。提出变革的中心是政治变革，而技术意义的改革只能是五十年前张之洞的道路（《评冯友兰着〈新事论〉》，见《理性与自由》第138 页）。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批判结论多，分析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如对形式逻辑、逻辑分析的全面否定等，显然不妥，就自然降低了批评价值和份量。
　　至于学术界对新理学体系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从中西哲学的融合与重建的角度出发，张申府认为“中国文化，要孔子、罗素和马克思三位一体结合起来，《新理学》已经是有代表性的杰作”（张申府《〈新原人〉与〈新原道〉》，见《图书季刊》七卷1、2期）。朱光潜认为“近一、二十年，关于中国哲学方面，我还没有读到一部书比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更好。它的好并不在作者企图创立之一种新哲学系统，而在他有忠实底努力和缜密底思考”（朱光潜《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见《文史杂志》1卷2期）。张岱年认为“对冯先生所揭示的形式主义的理论，我虽不能完全赞同，然而对于冯先生系统的严整，分析的缜密，文章的明莹，治学态度之笃实，我唯有赞叹钦佩服。就系统的宏大，条理之明晰，方面之众多，影响之广远来说，冯先生的学说实在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峰”（张岱年《评〈新知言〉》，见《大公报·图书周刊》1947年10月25日》）。与此相应，学术界服膺于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则从各自的立场，对《新理学》体系提出了质疑和非难，最着名的有熊十力批评冯友兰只承认理气，认为良知是假定，至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不全面。王恩洋认为只取旧理学的理气而去其心，同情唯物论，真可说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最值得提出的是维也纳学派的洪谦在《哲学评语》第10卷2 期上发表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一文，认为虽然冯先生的玄学与传统玄学不同，尽管它是“对于事实为形式的解释”，但在洪先生看来与“上帝存在”一类的“似是而非”的问题一样，必须拒斥；因为冯先生的命题，“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非山，水不是非水。山之所以是山而不是非山，水之所以是水而不是非水”这种命题，还不如传统形上学给人以某些满足与安慰，虽然它是一种胡说（Sinnlos）。 而冯先生的这些命题成了与实际毫不相干的一种“空话”（Sinnleeer）了。所以冯先生的形上学也在拒斥之列。
　　《新理学》哲学体系，作为一种哲学，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反思。它反映了中国人要团结御敌，要走出中世纪，面向现代化的精神升腾与飞跃。《新理学》的最大失误就在于他坚持了“理在事先”这个核心观点。“理在事先”，使得新理学不得不承认，理可以离开气或具体事物而单独存在，陷入了西方哲学新实在论者的圈套，出现了“存在”和“有”区别。实际上关于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正确回答是“理在事中”，共相寓于殊相当中。人们可以把具体事物中的共相抽象，但不能把它单独分离出来，共相虽看不到摸不着，但可以体验到。它存在殊相当中。当然冯先生晚年对于这个哲学问题，已有定论，就是“理在事中”、“具体的共相”的这一结论。
　　
　　
　　
文史知识京92～100B5中国哲学焦树安19991999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作者：文史知识京92～100B5中国哲学焦树安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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