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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2)04-0066-08
　　20世纪后半叶，随着科技发展创造的物质文明越来越高，西方社会片面追求物质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暴露，如以消解意义为主，对物欲横流的世界玩世不恭、精神空虚、人情冷漠的后现代主义，只重过程不讲目的，只重现实不讲未来；只重实用不讲情义，只讲征服不讲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针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所出现的弊病，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开始青睐东亚文化中人际和谐、“天人合一”等理论，强调法律文化背后的道德文化的重要作用，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作用，探索人类新的文化模式。
　　人才的密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固然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内在原因，但是，人口因素最终离不开文化的养育。本文拟从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东亚民族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振，证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完全可以兼容、共生的，以求教于同行。
　　 一、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
　　东亚是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区域；从文化上讲，大体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在人类古典诸文明中遥领风骚。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华夏文明的农耕技术、帝国官僚体制、教育制度、儒教人文主义等，都领先于西亚和地中海文明，很早就具有长时期的整体关联性。但是18世纪的西欧工业革命使世界文明的罗盘针发生了重大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使东亚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华夏古典农业文明被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所取代。但是，二战后东亚的崛起使世界的时针又开始重新转向，获得独立的东亚各国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短短的40年间，使东亚的经济发生奇迹般的巨变：日本在战后千疮百孔的国土上建起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就把经济建设的规模推进到举世震惊的地步，“东亚病夫”变为东亚社会主义工业国；东盟国家也已改变殖民地面貌，追踪“四小龙”进入工业化。尤其是东亚的人文发展的指标(以人口的寿命预期年龄和成人识字率作为基本指数)远远高于经济发展的指标。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统计，日本人的人文发展指标居世界第一位(按由低到高的顺序为136)，经济发展指标居世界第五位(126)；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标居世界第109位(22)，而人文发展指标居世界第65位(2)。新加坡、韩国等的人文发展指标都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1]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先进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最高达到3%～5%，而战后东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达到7%～8%，甚至更高，一般都高出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平均增长率1倍以上。[2]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最高经济增长速度，形成了世界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新型工业化地带。这就是引起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
　　东亚有5000年文化史的巨大遗产，尤其是中华文化遗产。东亚“儒家文化圈”存积有价值无比的宝贵的人文资源。所谓“儒家文化圈”是指由中国儒学源流相关的东亚各国所形成的文化复合体。历史上的东亚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中国文化儒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由中华文明滋养哺育出来的“亚文化”。“东亚奇迹”出现对国际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不能从单纯的经济观点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成功的原因，而要重视地区性的悠久历史联系与文化资源。马克斯·韦伯关于东亚的传统文化——儒家伦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假说受到了挑战。二是“东亚奇迹”表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结果决不是西方“原生型”工业化模式的全盘移植，而是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全球推进，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采取各种方式探索工业化的新道路，以更快的速度争取现代经济增长和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结果，这是对观察现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修正和突破，也是对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的重构。
　　 二、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东亚民族精神的重振
　　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营养，中国历史整体上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多元一体、多样统一的精神综合体。先秦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都对汉文化有过重要的补充，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仁义”、“忠诚”、“谦让”、“兼爱”、“中道”、“礼义”、“大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创立之初就不是完全封闭、绝对排他性的思想文化体系。到了西汉经董仲舒等人诠释，被汉武帝定为官方思想，之后历代皇朝也不断补充了自己时代的精神营养。到了宋代，经程颐、朱熹的重新诠释，又对儒学作了较大的改造。即使在清代，以康熙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十分虔信儒学，也还是融入了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思想。再加上道家、法家以及历代民间文学和明清小说给广大人民的教育，共同构成了极为丰富的中华文明精神体系。此外，对于异质文化的传入，儒学在保持其学统承传的同时，总是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会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佛陀东来，景教入华，伊斯兰教传入和西学的东进，大体都经过“磨合”之后成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直到今日，儒家文化仍是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内聚力，起着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也正是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教文化圈”奠定了基础。但是，不能否认传统儒学在成为官学之后的历史局限性。如在汉代，由于倡导独尊儒术，墨学中绝，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受重视，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科学家，但从两汉到明清2000年间没有产生过近代的实验科学。与此同时，明、清两代还一度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外的文化交流。这就使中国文化大大落后于西方文化。特别是由于传统儒学兴盛于封建社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和小农意识，不适应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儒学失去了封建政权的支撑，从官学的地位跌落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救亡、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以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扫除了封建批判儒学的影响，为社会进步扫除了障碍。此后，人们逐渐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并认同了“民主”意识。正是在此种情况下，有了“新儒学”之说。
　　所谓新儒家文化，指的是进入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后，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进而又吸取了西方现代合理主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复合的儒教文化。这种文化以华人、华侨为媒介在东亚地区落户，并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当地民族的修补和改造，得到了连贯性的巩固和发展，而且东亚国家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工业化的洗礼，经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市场经济)内，在新儒家学说的根基上发展了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新的民族精神：
　　第一，新兴民族主义精神与快进取的忧患精神
　　儒教伦理中所包含的新兴民族主义精神与快进取的忧患精神是推动东亚经济飞跃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因素。东亚的民族主义不同于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民族主义，东亚的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一是东方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应激—反应”性特点，这样就形成了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双翻身的特殊精神动力；二是由于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东方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劲的融合机制(和谐性、兼容性、变通性)；三是东方民族主义往往与权威政治相结合，成为旨在使社会生活一体化，并通过“强政府”的群众动员来推进现代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在中国表现为“反应—自卫”型民族主义，在日本表现为“防守—进攻型”民族主义，在韩国表现为“反应—自卫”型民族主义，在新加坡表现为“融和型”民族主义。
　　忧患意识指的是在特殊困境中形成的反抗逆境与勤劳奋进的社会意识。东亚国家有儒家的入世进取和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但他们又都是较早接受西方经济管理方式而步入经济现代化的国家，要把东方原有的农业文明迅速改变为工业化，就必须吸收西方快速高效的进取方式。因此，东亚的赶超型经济就使得他们的人文精神也带有鼓点般快节奏的特点。众所周知，日本人上班是“小跑”，韩国人出勤是“快走”。经济发达的日本人从来都是强调自己的资源不足、发展不够，正如日本索尼公司的创业人之一盛田昭夫写道：“我们日本人为生存所困扰。我们脚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动……除了水，我们的岛上几乎什么也没有，适宜居住和耕种的土地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对我们来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宝贵的。”[3]位于国际大都市汉城人身上从未有“京老大”的影子，总是在“国家如何之小，个人如何再努力”的信念中争分夺秒地拼搏。充满了绿色的新加坡仍然不断强调“天人合一”的儒学精神。一方面快进取，一方面找不足、动力加压力，形成了东亚民族独具特色的“一分为二”文化观。这两种力量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启动的重要支柱。
　　第二，人情网的义理精神
　　相对非理性的宗教神学而言，东亚传统的儒教文化是理性的、功利的、和谐的。它是世俗化的人生哲学，维护皇权秩序的政治学说，也包括规范化的生活方式信条，它具有实践理性的内涵。其中与经济发展有关的两个主要支点：一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对“利”的贬斥，以及宣扬“以和为贵”、“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与此同时，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为了协调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即主客观互融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文化的这种理性特征，具有很强的应变适应能力。儒家文化中依据理性的思考，依据一定的环境与人们的利害关系、择善而从所制定出来的准则。一旦环境变化，人们的利害关系发生变化，某种准则如果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对人类利益的必要性，就会迅速地为人们抛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东亚各国在古典农业时代形成的重经验轻科技、重农抑商、三纲五常等观念和政策纷纷转变为发展现代科技教育，推行工业化，提倡民主和科学等。
　　第三，“勤劳”、“敬业”精神
　　与西方把“劳动”、“分工”视为“神的召唤”的新教徒伦理不同，儒教伦理把“勤劳”、“敬业”精神与每个人的家庭义务、社会责任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更加现实和牢固的基础。人们对所从事的职业持何种态度，在劳动中是否能勤劳工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享乐主义一直是西方世俗方面的主导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显然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了扭转这种不利趋向，天主教倡导禁欲主义，而基督教新教则力图确立个人获取成就需求的合法地位。在新教徒伦理看来，积极工作是善良的人生目标，而反对自我放纵、倡导自我克制和自我监督，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韦伯对新教徒伦理的解释打破了古老神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天主教的禁欲主义见解，改变了人们把劳动视为对人的罪恶的惩罚的观点，从而确定了个人换取成就的需求的合法地位。但应当指出的是，新教徒伦理中仍然把人所从事的职业劳动看成是“神的召唤”，是“天命”和上帝的“旨意”；把人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看成是神或上帝的“恩典”。这种宿命论的观点毕竟离现实太远，它不仅难以抑制世俗生活中不断滋长的个人享乐主义，而且当人们在实践中遭受奠折时，还往往会导致这种信仰本身的破灭。
　　东亚的儒教则有所不同。儒家把“忠”、“孝”作为鼓励和推动个人辛勤劳动的动力。在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的辛勤劳动与对家庭尽赡养和抚养的义务，对社会和家庭应尽的职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基督教新教把劳动视为“上帝增光”的教义不同，儒家以德育代替宗教，重视人的现实关系的传统，无疑使人们的“勤劳”、“敬业”的道德规范，得到了更为现实、更为强大和更为持久的推动力。正因为如此，在东亚各国经济的成长中，劳动者的勤劳、敬业的素质，成了一个无可否认的重要因素。
　　第四，集体主义精神
　　东亚各国自古以来就是比任何西方国家都更加重视集体的力量，个人的价值往往要在社会效益中得到体现。它不是以个人幸福、人格尊严和自我完成为优先，而是以团体的目标和利益为优先；不是靠契约而是通过上下之间的共识维系团体的人际关系；不是将自我的尊严和成就与团体的利益与规则相对立，并不认为个人的尊严和成功必须首先依靠个人的才智、奋斗和机遇，而是认为自我尊严与成就是经过团体达成的。这是一种团体本位主义，强调集体，甚至要求牺牲自我的倾向。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人们历来崇拜为群体、国家、民族、社会、人民、无私奉献的人，他们被称为英雄、志士。这种精神又时常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忠”、“义”价值观来体现。英国学R.多尔指出：“义理”和“非个人主义”在履行契约和达到目标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均植根于儒教。[4]
　　第五，教育优先精神
　　儒家一向重视教育，儒学中的“学而时习之”、“富之，教之”和“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东亚各国把儒学中尚贤、重教的传统转化为教育优先的原则，长期把智力投资放在重要的地位上，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
　　西方国家的教育普及，人的文化素质与技能素质都较高。而自然资源缺乏但人力资源丰富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则把重视教育、普及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在这方面，日本从明治时代以来就以高识字率着称于世。韩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东亚社会，一贯重视子嗣的香火传承，望子成龙，父母亲督促子女的学业。据调查，美国的母亲们40%以上对子女的学习成绩“非常满意”，而中国和日本的母亲们持类似观点的不到调查人数的6%。在幼儿园阶段，台湾与美国儿童数学成绩没有显着差别；但进入小学以后，台湾学生的数学成绩优于美国学生，而且年级愈高的差别愈大。[5]东亚的留学生在西方国家普遍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第六，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精神
　　东亚国家把儒家文化中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的思想，与西方文化中重视法制、重视制度创新的思想相结合，从而产生了经济运行的高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儒学中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的思想，暗含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儒学中重视对人的道德因素的研究，有利于形成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道德基础。东亚国家在实施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工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相继以国际上比较完善的法律为依据，制订出即适合于当地惯例，又有利于形成市场环境的民法和商法。其中最主要的是肯定了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并明确规定了对物质、金融和智力资产拥有使用权、受益权和自由处置权所应具备的条件。这就为经济主体有效使用资源提供了法制保障，促进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果说儒学中重视和谐、主张忍让的思想长期被封建统治者用来把民众“教化”为效忠于皇权的驯服工具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具有民主精神的法律制度下，儒学中的这种思想则有利于引导人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在东亚经济崛起中，起作用的文化因素不是集权制和与此相适应的强人政治，而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法律制度。只有在民主的法律制度下，人民群众才会有既遵守道德规范，又保持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精神；因为他们服从的是民主的法制的“权威”，而不是专制主义者的“权威”。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是在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并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起飞的。
　　总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不只是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也没有发掘完她的丰富内涵。在这个民族精神的整体中，单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曾经给并且现在仍在给世界以巨大的精神贡献。1988年，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召开会议，会议结束时发出了一个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泰勒博士在一个国际性孔子学说研讨会上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边会发现……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7]
　　 三、民族精神在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渗透
　　日本是非西方世界取得现代化最大成功的国家。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在于从固有的传统中寻找与现代化的结合点。虽然日本在推行西方式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时，利用了传统的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抑制了自由民权主义的发展，导致了现代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把国家引向了灾难之路。但是，在战后日本迅速赶超西方国家，成为东亚经济奇迹的领头雁，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某些传统因素不是在削弱，而是在继续发挥其功能。
　　在现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儒学仅仅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成为中国思想史或日本史着述的评价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在日本的现代生活中完全丧失了影响力。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并且适应了当代日本独特的社会结构，作为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的补偿而存在。“当代的日本人，显然已经不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儒教或许比任何其他传统哲学或宗教对他们的影响都大。”[8]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到处都体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兼容关系：工业上是小型家庭企业与现代大工业并举；思想上是东洋精神与西洋技术并存。
　　如集体主义精神强烈地体现在日本企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形成了日本企业的家族经营主义。家族意识就是群体意识(自觉参与、归属感、感情纽带、激励创新、危机感)，它是日本企业文化的灵魂和支柱。
　　“大和”精神深深地渗透在日本的工商业文化中而成为一种经营理念和处世哲学，“以和为贵”在日本人那里被理解为和谐、合作、友爱、互助、宽厚、忍耐、谅解等。就个人智能及才能方面，日本人在世界上并没有超常之处，但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却显示了为其他许多民族所不具有的强大的内聚力和粘和力，并创造了在许多领域领先于世界的奇迹。“和谐”作为日本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为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方式，和谐和协调构成了许多企业的经营原则，协调和竞争在“和谐”的日本文化传统的沃土上取得了完美的结合，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构成了日本能够在战后迅速崛起的精神源泉。如日本东京的秋叶原电器街，有3000多家同类商店，这种配置现象本身，就是日本企业经营者注重“和谐”，在“和”中获利的有力证明。日本松下精神的信条：“惟有集合众多人的智慧，方能使经营者达到理想的境界”。[9]
　　精诚效忠精神在日本商业精神中体现为企业员工忠诚于集体、公司，而集团、公司忠诚于社会、国家的效忠意识。进入日本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的员工，都有一种感恩报恩、忠于公司的“从一而终”的感情。这种感情由于强烈的就业竞争和生活所迫而特别强化。如松下幸助所言：“所谓实业人的使命，就是要克服贫穷，使社会全体脱离贫穷，达到富有”。[10]字里行间都包含了一个实业家对国家、对社会的忠诚意识。日本人的忠诚精神还表现为一种效忠社团的群体意识，企业的员工倾向于把个人同社团化的公司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经济上的某种利害关系，产生精神上的荣辱与共。这种社团归属意识与忠诚精神正是形成日本人人本主义管理，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乃至企业社会的精神底蕴之所在。
　　团队主义精神被日本人熟练地应用于企业管理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是一种团体本位主义，是战后传入日本的、西方以人为中心的行为科学和儒家价值论和伦理观的化合物。它在战后被有效地应用于经济发展，在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缓和劳资冲突与上下级关系中发挥了人所公认的作用。如日本企业结合民族文化特点，通过组建“团队”集体完成战略决策、新品开发、生产及营销工作。“团队”成员同心协力，以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出色完成任务。这种组织形式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适应了经济发展需要，使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经济高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已超过美国，与“团队”建设有密切关系。
　　勤奋进取精神是日本企业家的精神，有人描绘日本人的工作“像一个晶体管操纵的蚂蚁群”。“蚂蚁”表明他们勤奋工作，“群”则表明他们的抱团行为。具有抱团精神的日本人，并没有被集体主义磨去个人棱角。日本企业家是一个由具有勤奋进取个性精神、修身律己、意志坚强的群体所组成。民族自尊和资源不足的危机感使日本人很劳碌，像蚂蚁一样在所不惜。日本企业家小山秋义把自己创业的经验总结为“怀抱炸弹”经营。
　　论语加算盘是日本企业家的儒家特征。为数不少的当代日本政治家与企业家，在指定政策、制度、规定企业的运营方针时，仍以儒学的理念为指导。他们热心于从中国古典中寻求智慧，以确立自己的经营方针或构建经营管理形式。《论语》、《孙子兵法》、《老子》、《三国志演义》至今仍是日本企业家最爱阅读的作品。从明治的实业巨头涩泽荣一到他培养的众多门生——丰田、日产等大型企业的创始者，以及现代众多诸如伊滕淳二的经营者们，都把《论语》作为人生和经营的指南来尊崇。“日本式管理”中吸收、融合了《孙子兵法》的许多思想与智慧，兵贵神速是日本企业家的致胜之道。可以说儒家的思想成为日本经济命脉中永不停止的血液。
　　以上特征正是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所孕育的，它表明战后日本的重新崛起也不是单纯模仿西方现代化，而包含有东方式的创新。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认为：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主义两者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奇妙运用；日本是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观，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因素。[11]1983年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仍主张：“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12]
　　韩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在20世纪60年至70年代抓住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机遇，确立了国家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创造出“江汉奇迹”，用30余年时间创造了世界上最短时间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道路。韩国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金日坤认为：“儒教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13]
　　在韩国，儒教是最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生存：一是儒家思想中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韩国转化为“程序原理”，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避免或克服了急剧变革过程中引起的社会失序现象和发展性危机，加强了对分散的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宏观控制，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调整了各利益集团的冲突，促进了社会整合。如韩国从1961年朴正熙政权到全斗焕、卢泰愚政权推行了30多年的国家权威，强化了政府职能，提高了政府的贯彻能力和整合能力。几代权威实施“经济发展第一”战略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策，按照传统儒家文化政治思想，使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规范企业经济行为，推行政府经济政策，大量介入经济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军人政府的策划和强权措施下完成了韩国的社会经济改革。二是按照传统儒家文化习惯实行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历史条件下，和谐观作为儒家的核心理念在韩国转化为独特的经营思想，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政府的凝聚力，缓解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竞争的白热化而可能对社会造成的震荡，避免了强势对抗的发生极其对社会的冲击，并与传统的国家观和权威观等理念一起构筑了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贫穷落后的韩国就是沿着以国家统治社会、以政府主导私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实现工业化的。三是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提倡人的自觉、自律的道德、礼仪待人、和谐人际关系，对社会有义务感、责任感，讲礼仪形式和面子。韩国企业的基本思想意识，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主义，企业资本也就成了共同体的资本。这种家庭企业重视作为共同体的个体，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重视加强以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为中心的国家竞争力等。这种群体主义传统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中表现了巨大的生命力。在韩国，企业创始人或者他的家庭及所属企业的社长拥有相当部分的财产，企业是传统家庭的变形和扩大，人们像对待血亲家族一样，对企业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在企业中具有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重视企业的整体利益。可见，韩国经济在当代显示出集体效率来源于历史传统，儒家文化圈中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成为韩国人的基本思想意识。四是儒家文化对教育优先的影响。在韩国，人民信奉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这已化为一种民族禀性。儒家的尚贤、重教文化传统已转化为韩国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原则，并为其经济腾飞带来巨大的动力。韩国重视教育、尊敬教师蔚然成风。崇尚教育、尊师重教是韩国人的国民精神。韩国教师的社会地位相当高。学生尊敬教师，家长和社会公众敬仰教师。教师被看作一种光荣的职业。尊师重教是一种传统，是高尚的文化，也是崇高的道德风范。韩国人崇尚教育的传统文化为韩国政府实施“教育优先”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韩国历届政府都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地位。战后由于推行以普及初等教育和成人扫盲为主要内容的重大教育计划，1975年，韩国接受过教育的人占总劳动力的84%，其中受过初级教育者占36%，完成中等教育者占42%，完成高等教育者占6%。据1984年统计，韩国的教育经费已占GDP的13.3%，遥遥领先于日本(1983年为5.7%)、美国(1981年为6.7%)和一些西方工业国。[14]
　　中国是一个以儒教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悠久的文化大国，具有伟大而悠久的独特文化传统，其辐射面广及东亚地区。但近一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清王朝遭遇了严重内部衰败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造成的半边缘化而解体。由于中国面临独特的内外环境，从“五四”以来大半个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异常曲折，中国的现代化模式选择发生了多次变换：从仿效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转为仿效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制，最后又转为仿效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模式多变，难以定型，而且是愈来愈激进的模式选择，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漫长而曲折的一个突出特征。一直到最近20年推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路线并实行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才开始实现了向现代工业化大国方向持续前进的重大转变。
　　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是在传统价值观日趋解体的形势下进行的。尽管儒教文化作为精神支柱已被推倒，传统的行为规范也被破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儒学思想的核心成份并没有被急风暴雨式的大批判所摧毁。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大环境下，传统儒教文化中受到制度与结构压抑的许多合理性因素才得以变成促进变革的条件。中国农村通过大办乡镇企业的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出现的两元文化现象，无不显示出传统儒教文化对经济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当然，这只是刚刚起步。
　　综上所述，东亚的传统文化在与外来的西方文明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形成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动力。从东亚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充实近代西方现代文明并又加工优化了的现代东亚民族精神，不仅在21世纪的东亚国家中继续发挥促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会以持久适用的精神魅力吸引着西方各国的热心借鉴。由此可见，今天我们在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上，一方面，要认识到现代化是传统文化的必然趋势，对现代化的超前认识必须以传统文化发展的线索和规律性为依据和前提；另一方面，必须立足于现代化的历史高峰，全力把握和解剖现代化，才能把握、解剖和认识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精髓。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兰州66～73G0文化研究张宗华20022002东亚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的地区。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东亚民族精神的重振；东亚现代民族精神在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渗透；东亚奇迹的出现证明儒家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完全可以兼容、共生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现代化理论西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甘肃 兰州 730070　　张宗华(1962-)，女，兰州市人，讲师，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研究。 作者：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兰州66～73G0文化研究张宗华20022002东亚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的地区。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东亚民族精神的重振；东亚现代民族精神在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渗透；东亚奇迹的出现证明儒家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完全可以兼容、共生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现代化理论

网载 2013-09-10 21: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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