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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文化一个引人注目的走向是世俗化。文化人自觉与平民为伍。以游戏人生和语言粗鄙为时尚。世俗化也构成９０年代文艺（包括严肃文学）的基本精神内涵。
　　基于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忧虑，一些知识分子提出重建人文精神的主张，试图确立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下文化人新的价值观，他们强调道德重建，终极关怀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对此王德胜有一段较为恰切的表述。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新的重建可能性。不可否认，从文化重建的核心人文价值领域来看，现在存在很多人文价值、精神失落的现象，人们现在似乎很少谈论价值、理性，而完全沉浸到一种享乐主义的氛围中，关心现实利益甚于关心历史和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应当说是一个当代性的文化价值精神重建任务。［（１）］
　　重建人文精神的话题在文化界引起广泛的兴趣，也引发了一些相反的意见，王蒙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在《人文精神偶感》一文中，他从“应该承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与多层、多面性”出发，认为：
　　“人文精神似乎并不具备单一的与排他的价值标准，正如人性并不必须符合某种特定的与独尊的取向。把人文精神神圣化与绝对化，正如把任何抽象概念与教条绝对化一样，只能是做茧自缚。”王蒙论述道，关注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多层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人文精神的设计：“它的假设——人类经济生活的自觉性、计划性与高尚性不但是令人鼓舞的，甚至于，我要说是充满诗意的，可惜，最终证明又是自欺欺人的。”［（２）］在王蒙看来，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具有不相容性，提倡人文精神即意味着拒绝人的物质欲求，拒绝多元化、多层性，并必然隐含着导向神圣化和绝对化的危险，从而根本否认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这种将市场经济的多元化趋势与理想设计相对立，将人的物质欲求与精神要求相割裂的质疑，自身的立论基础和论辩逻辑便值得怀疑。承认市场经济（包括文化市场）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并不意味着对市场经济所包含的一切不加拒绝地接受；关注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承认个体选择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对一切追求物质满足的行为，对个体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认可。反过来，指出文化市场的种种弊端，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市场，乃至市场经济的拒绝；同样，指出游戏人生和粗鄙倾向的弊端，也并不意味着在一般意义上对尊重人的基本欲求和对个体差别的拒绝。
　　毋庸怀疑，世俗化倾向反映了文化人对过去长时期里只讲精神，漠视人的基本欲求，只提社会责任，否定个体选择自由，只承认群体性，无视个体之间差别的弃绝。这种与经济多元化俱来的文化自决要求，有其合理性。但也应看到，这种新的文化景观既是历史自然生成的结果，也就包含历史自成的所有的复杂性：对既往文化走向极端化的逆反。
　　诚如王蒙在他的文章中所言，我们曾有过片面地夸大精神作用的惨痛记忆，但是，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应该是究竟需要提倡什么样的精神和理想，而不是对精神和理想的摈弃。我们固然要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但毕竟，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文精神”，是在市民文化迅速兴起，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家）如何在转型时期顺应新的历史情境，确立其阶层性的基本的行为准则，以求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这一新的文化语境下提出的主张。实际上，人文精神倡导者们也从来没有将某种理想设计放至独尊地位，更不是旨在将这种理想设计“神圣化和绝对化”。
　　王晓明这样解释建设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
　　在中国，从古至今，绝大多数对终极价值的阐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阐释者以社会代表、精神导师自居，认定自己那一套是绝对真理，人人都该接受，甚至为此弄出许多可怕的事情来。因此，今天，我们谈论终极关怀，我就更愿意强调它的个人性。［（３）］
　　我们固然应该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别，但这并不等于市场经济不存在公众共同遵守的法则；也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丧失了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尽管我们不能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来关心终极价值，参与精神层次的设计，但精神性探求却是知识阶层无法推卸的责任。即使普通市民阶层也应该具有最低限度的人类的同情心、职业道德，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在充分尊重个体行为自由的同时，也要求个体履行超越个体的普遍准则，包括道德律令。
　　实际上“人类经济生活”的“计划性”固然是与个性的自由发展相悖，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带来个体的充分自由。市场经济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但也并不必然带来这种现实。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有赖于诸多综合因素所构成的合力。市场经济不是完美无缺，就文化而言，眼下的文化市场就普遍存在着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标准化制作，诱使人们崇尚时尚，简单划一的情形。西方也是如此。阿多尔诺这样评价“在文化工业中，个性之所以是虚幻的，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４）］在当代中国，文化市场在显示其积极意义的同时，负面效应也同样明显。粗鄙化和游戏人生的态度与其说显示着个性不如说是在个性化的名义下对形成时尚的市俗的人生态度的趋同。相反，在整个社会以认同市俗相标榜的潮流中，倡导新的人文精神，才真正是追求阶层性，乃至个体性独立话语的努力。
　　富有历史责任感，企望人心向善，企望社会朝着更加健全（不是单一化）的方向迈进是知识分子阶层与生俱来的天职。在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代言人，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许成为历史，但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肌体的清洗剂和“警戒系统”，文艺活动最终旨在铸造更加美好的人性，却永远也不会过时。
　　在近代欧洲“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或者用来指那些坚持超然独立地护卫人文主义价值的文化人；或者用来指那些怀疑传统的意识形态，并试图重新审视的文化人。
　　当代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倡导“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并未放弃这一传统。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敏锐地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传统价值观念（尤其是宗教性的终极关怀）的淡薄，贝尔透辟地剖析了这种变化的必然性，也以学者的责任心试图确立自觉自愿、自我领悟和奉行的信仰作为填补宗教缺失所遗留下来的精神空白。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走向商业化，从而丧失了原有的、在社会整合和政治参预方面的积极意义，带来“文化的贫困”：精神的贫乏和空虚。基于这种判断，他提出“交往理论”，勾划了一种相互共存的社会关系。利奥塔一方面展示了消解着现代性启蒙叙事的后现代景观，一方面又强调“呈现无法显示的崇高”的意义，他从艺术的角度这样论及崇高的价值：
　　“无法显示的东西是唯一值得一生为其奋斗的，也是下个世纪全世界为之思索的问题。否定这个问题就构成威胁——一个不容忽视的威胁，因为它有松驰绘画行为与绘画实质间的张力的危险，而正是这个张力才刺激出西方绘画最英勇的世纪之一”。［（５）］
　　上述学者的理想设计，也未必一定是医治社会弊病的良药，但开辟了观察现实的另一向度，帮助人们对所处其中的生存环境的更深入的体察，同时也为社会走向合理化和健康化提供选择的可能。尽管当代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情　形，但这并不构成放弃人文精神的理由，勿宁说，在肯定人对物质欲求的关注的合理性，肯定个体选择的多样性以后，对适合于当代文化语境的新的价值观，以及一切精神层次的探讨，尤显得迫切。实际的情形是，文化人在世俗化和满足物欲的追求中，泯灭了是非标准，丧失了批判的锐气。多元化成了掩饰平庸、追求所谓潇洒人生的盾牌。郭宏安针对一些作家将文艺活动比作绱鞋补锅爆米花摊煎饼发表如下评论：
　　作家艺术家不自以为高人一等，自然令我们这些艺术品的消费者感动，但是我们怕这种自贬中看到的不是民主化的努力，而是“玩忽职守”的另一种说法。文学艺术工作作为职业无所谓高尚，是从业者使它高尚的，当然也是从业者使它低贱的……某些从业者自己丧失了崇高感自豪感甚至使命感，那是这些从业者个人的悲哀；若是所有的从业者都丧失了崇高感自豪感甚至使命感，那就是时代的悲哀，因为在这个时代里精神的活动已经混同于物欲的满足。［（６）］
　　根本意义的丧失，使文艺批评在一些评论文章中论为无原则的捧场。《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到《废都》众多的文化热点中，这种情形屡见不鲜。对于作家和批评家的“玩忽职守”，仅仅把它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多元化，或历史生成的结果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把作家视为一种职业，而是这一提法实际包蕴的内涵。就文艺而言，从一般意义上，作家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而写作并无过错，娱乐和消遣也从来就是文艺的功能之一。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谈到，马克思业余所喜好的消遣是阅读惊险小说和幽默作品。［（７）］不同文化背景，人生经历，不同的文化修养水平，以及每个个体不同精神需求，会要求不同类型的文艺，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但，这并不等于艺术没有优劣之别，精神需求没有高下之分，尽管马克思在业余时间常以通俗小说作为消遣品，他所欣赏的仍然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揭示社会现实的伟大作品。
　　在市场经济时代，文艺的批判现实的功能也仍然不可缺少。正如马尔库塞所说：
　　“真正的艺术作品，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先锋派，完全不遮掩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这种疏远，完全不减弱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是扩大差异，并且强化它们自己同所给予的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其强化的程度达到使艺术不能有任何（行为上的）应用的地步。它们以这一方式履行了艺术的认识功能，……让人类面对那些他们所背叛了的梦想和他们所忘却了的罪恶”。［（８）］
　　今天，许多文艺家们并不缺乏艺术才华，他们缺乏的正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众多的文艺家不去表现我们这个历史转型期极富意蕴、充满矛盾也充满危机的现实，而是热衷于从宫闺秘事之类“历史”中寻找题材。这种回顾历史的热情并不是如新时期初“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那样，关注历史只是探究现实问题的另一种形式，而是把“历史”作为消费对象，作为可以随意把玩的娱乐品。而那些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也很难发现如托尔斯泰、妥斯妥也夫斯基那种作品中所包蕴的博大的胸襟和对人类的深切关怀。
　　应当承认近些年文艺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且，这些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就严肃文艺而言，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试图设法使知识分子农民化，严肃文艺通俗化。传统艺术程式被视为最优秀的艺术法则，大众口语被视为典范的艺术语言。知识分子与农民精神差别的取消导致的一个恶果是知识分子人格的萎缩。新时期以后，在短暂的时间里，要求整体上精神萎缩的知识分子在缺乏丰厚的创造性的文化背景上创造高水准的严肃文艺，实在是一种奢望。
　　严肃文艺的生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是建筑在一代代艺术家创造艺术的努力和其成果之上。这些努力和成果所竖立的一座座界碑，构成了严肃文艺的独特的艺术世界，形成严肃文艺内部变迁的动力，也是激励后来者创造严肃文艺的土壤。在前苏联、东欧和一些西方国家，经常开办一些免费的带有讲解的严肃的音乐会，并经常为青少年举办专场。西方各国普遍成立了私营文艺资助机构，以帮助那些创造严肃文艺的作家们。如法国的“工商业文化发展资助协会”，英国的“工业艺术资助协会”，荷兰的“艺术资助基金会”，德国的“文化俱乐部”，美国的“全国艺术基金会”。各国制定了鼓励资助严肃文艺的法规，如资助文艺可象对慈善机构捐款一样免税。相反，对商业文艺则课以重税，有的高达９０％，以此资助严肃文艺，凡此种种，旨在保证在现代商业社会里，严肃文艺的正常、连续性的历史发展。
　　在当代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肃文艺的艺术世界并不完整，内部变迁的线索是中断的，它所提供的创造性的文化背景稀薄无力。新时期以来，我们对本土和西方从古至今经典文艺的大力介绍对于创造新时代的文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补课”都无法达到文化自然沉淀所产生的效果。经典艺术对艺术家的浸濡是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这种过程一旦被外力剥夺，短时期内是难以补偿的。我们看到，从１９８４年“寻根”文学开始，当文艺家渐渐与政治游离，更多地关注艺术自身以后，当代文艺思潮（如果能称得上是“思潮”的话）大都是对域外文学现象的借鉴（“寻根”文学与拉美文学、先锋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等）。从整体上说，这些作品仍然缺乏深厚的历史内涵。它说明了文化背景的稀薄所造成的历史后遗症。
　　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阶层一样，创造严肃文艺的艺术家们还面临着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迎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现代商品社会的挑战。现代商品和技术社会无情地荡涤着既定的一切，极大地开拓着人们的视野，在现代社会，文艺家们能够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得多的速度吸取人类的文明成果，更新观念；但另一方面，现代商品社会也在改变着艺术与现实的联系，经济关系成为制约艺术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在商品社会改变着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的同时，现代技术与参与其中的和商品规律一起在弥合着精神与物质的鸿沟。在现代社会，伟大艺术被现代技术从心灵、理想的地域拽到物质活动中，贝多芬音乐与商品广告奇妙地混合，放荡不羁的孙悟空成为驯服的推销员，如此等等，艺术的完整世界被现代技术无情地分解，最具个性的艺术创造成为最无个性的商品化形象。对商品时代文化语境的顺应和挑战，并真正产生属于新时代的伟大艺术，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建设新的人文精神的意义之一就在于，确立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当然不是唯一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清除长时期里从政治层面上对知识分子阶层性特点的漠视，同时抵御现今商品化观念的消极因素对知识分子的侵蚀，为精英文化（包括严肃文艺）营造健康的生存和发展的氛围。这种新的人文精神既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融进商业变化之中，也不是大拒绝，它属于时代的新型文化的一部分，又卓然独立。毫无疑问，建设这种新的人文精神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现时代的需要。
　　注释
　　（１）　《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１９９４．５，Ｐ７１
　　（２）　王蒙《人文精神偶感》，《东方》１９９４．５，Ｐ４６，Ｐ４８，Ｐ４７
　　（３）　王晓明《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读书》，１９９４．３，Ｐ８７
　　（４）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７月版，Ｐ１４５
　　（５）　利奥塔尔《呈现无法显示的崇高》，《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Ｐ７７
　　（６）　郭宏安《文艺家何以进退失据》，《东方》，１９９４．４，Ｐ１４
　　（７）　参见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８）　马尔库塞《艺术作为现实的形式》，《现代美学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Ｐ２５５　
　　
　　
　　
文艺争鸣长春012-017J1文艺理论祁述裕19951995 作者：文艺争鸣长春012-017J1文艺理论祁述裕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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