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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步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关注平民人生的倾向，使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意蕴。一些年轻的小说家脱颖而出登上文坛，成为九十年代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他们以对自我人生与心态的录写与描绘，以对他们这代人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的深刻体验和生动叙写，成为九十年代文坛的一种景观。由于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出现于九十年代的文坛，被人们或称为“晚生代作家”，或叫做“文革后作家”，或称为“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或叫做“新生代作家”。他们虽然在题材的选择、艺术的追求、创作的风格等方面各不相同，但由于他们出生与生活的文化、文学的背景相近，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追求有着许多相近之处，这使我们将他们放在一起谈论有了可能。
　　　　　　一
　　邱华栋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说：“对于我，以及像我一样出生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一代人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历史记忆。我们受教育于八十年代，这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日趋广大，社会处于相对快速的整体转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社会迅速地进入到一个商业化的社会，经济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一切都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着，而我和我的同代人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化的社会中。没有多少‘文革’记忆的我们，当然也就迅速沉入到当下的生活状态中了。”（注：邱华栋《城市的面具·自序》，见《城市的面具》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新生代作家缺少历史记忆使他们将对于当下生活的描写作为他们创作的主要题材。与前几代作家相比较，他们身上似乎缺少深刻的历史记忆，既没有浴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也没有经过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的政治运动，既没有亲历过文化革命的红色风暴，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他们成熟于改革开放的现实社会中，所面对的是一个迅速变动的光怪陆离的社会：商品社会的日益繁华，物质消费的极度追求，西方文化的纷至沓来，传统价值的逐渐解体……这种缺乏历史记忆与面对繁杂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使他们的创作大都以当下的生活为题材。
　　由于对传统文学的启蒙姿态的失望，由于对政治化、群体性创作的反感，由于对文学的崇高、责任等的躲避，因此，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将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感受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他们注重描写生活的真实与真切，所表达情感的真挚与生动，而不在意所叙写的情节的曲折跌宕与否，不在意所表达的思想的崇高深刻与否，他们率真坦直地将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欲望的追求、困惑的心理、人生的挣扎等都十分真切地写出，从而展示新生代作家们创作的独特风范。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大都高举起欲望的旗帜，在对欲望的张扬与描述中突出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生活形态与人生观念。朱文将写小说看作是出于“心中不曾平息的欲望”。刁斗认为：“人是一种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他指出：“我不讳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像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注：林舟《刁斗——反抗与无奈》， 见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249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在新生代作家们的笔下许多人物努力追逐性欲的满足。李冯的《招魂术》中叙写“我”与女友一起去县里参加民俗会并去仙婆处招魂的故事，作品中的“我”与女友的关系为：“我既不图她的钱，又不想要她的感情，我只想同她发生一两次关系。”这种赤裸裸地一味追求性欲的满足而无视情感的方式，成为新生代作家小说欲望描述的一种特征。为了达到泄欲的目的，人们可以不顾廉耻与朋友之妻通奸。韩东的《为什么？》中王一民帮朋友办事误了车，朋友安排他在书房里的长沙发上过夜，半夜里朋友妻子小初却与王一民在书房里通奸，被朋友发现。朱文《吃了一个苍蝇》中的“不想结婚，只想有时和女人睡觉”的主人公“我”，与大学同学、部门经理李自的妻子王晴通奸，李自发现后却原谅了他们。王彪《在屋顶飞翔》中的酒铺老板老焦与鞋匠老婆在大酒瓮里偷情，酒铺老板娘尤珍珠却和鞋匠有染。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关注对欲望的描写，常常十分细致地写下这些偷情、通奸的过程，并不对它们作任何伦理的、道德的判别，甚至有时将针砭之笔对准了那些被损害者、被侮辱者，而那些肇事者却坦然自得逍遥自在。
　　谈到文学创作中的性描写，韩东说：“我写性，不是写禁欲或纵欲中性的压力或释放，它不是严重纯粹的生理能量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纠葛。也不是像一些女作家那样热衷于描述肉体的欢悦、衰老、受损和堕落的种种情况——她们在私人性的是非标准下自我辩护或是自怜不已。我写性，就是写那种心理上的下流，性的心理过程中的曲折、卑劣、折磨、负荷以及无意义的状态。”（注：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58页。）新生代作家不从社会道德等视角观照性的问题，他们常常细致入微地写出人物的性心理过程。为了追求欲望的满足，人们可以置道德伦理于不顾。朱文《我爱美元》中“我”的父亲乘出差之际特意前来看望“我”，“我”却千方百计满足父亲的欲望，“我”与父亲在小酒馆与女招待闲聊、“我”花钱雇女子陪父亲看电影，因为妓女开价太高“我”难以承受，居然要求自己的女朋友陪父亲睡一觉。作家将具有传统色彩的孝道与带乱伦意味的行为奇特地融在一起。邱华栋《哭泣游戏》中指出：“这个时代，性游戏却使爱凋零，当性变得像商品一样可以交换的时候，爱的火焰早就被一泡尿淋湿了。”作品中的打工妹黄红梅为了在现代都市中站住脚根，以自己的肉体与机智在都市人中间周旋，从一个普通的保姆、按摩女，变成一个女老板、女大款、女名人，她在城市的轮盘赌中获得了成功，却也死在城市豪华别墅中。新生代作家常常细腻在描述人物在欲望追逐过程中的心理心态，而努力解构任何道德的、伦理的判断。
　　在新生代小说中，爱情常常只成了人生的一种游戏。李冯的《多米诺女孩》中的“我”与李冯在学习班上与一女孩结识，后来李冯却以“我”的口吻给回武汉的女孩写了封求爱信，“我”就与她通起信来。她与前男友脱离了关系，特地远道而来看望通了半年信的“我”。小说中的“我”却这样想：“我并不爱她，至少，我这样相信。人们通常乐意抓住这些实在事情。因此那年秋天对我而言，一次充实的性交显然比一次虚无的爱情更具有吸引力。”小说中的“我”模仿了李冯的笔迹给她写了封信，揭露了事情的真相，“并毫不留情地历数了我的种种劣迹和不忠”。小说中的两个男子以开玩笑的姿态上演了一幕爱情游戏，玩弄了一往情深的女孩的感情。韩东的《利用》中的男主人公马文先与段爱相好，后又和王艺发生性关系，王艺却为名为义父实为姘夫的人所养。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显然带着某种利用的色彩。李冯的《最后的爱》以一个寓言式的故事，描绘了现代人的爱情游戏。小说中的“我”因为在地铁里遇见一个女子而爱上了她，就尾随她并且放弃原来优惠的待遇调到她所在的单位工作。在原单位的告别晚会上，“我”邂逅一喝醉酒的姑娘，她说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她一直爱着“我”。后来“我”发明了一种爱情频谱仪，请人将频谱仪转交给她。很久以后，“我”回到故地，发现人们都被植入了爱情芯片，可以对任何人发出爱情的信号。“我”找到了那位女同学，她虽然接到了“我”的爱情信号，却已不认得“我”是谁了。小说以一种寓言式的调侃手法，揭示了现代人感情的滥用。
　　韩东在谈到小说的性描写时指出：“性与爱有联系，但的确是两码事。通常人们习惯将二者混淆等同起来，似乎和异性联系在一起，和情人、配偶联系在一起就是爱了。爱被降至性的层次上。爱这种伟大的情感显得多么廉价？它被作为一件漂亮的衣裳用来遮掩人的羞愧。”（注：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58页。）在新生代作家的笔下，许多作品将恋爱简单地演绎成为性爱，作家常常十分细致地展开性描写的场景与细节。韩东的《障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男主人公石林与王玉在欲望的张扬与狂热中，私守了十日宣泄了十日，而王玉却是他外地的朋友朱浩的女友。小说中的男女之间根本不谈什么爱情，而单纯的是性欲的狂热与发泄。韩东谈及此作时说：“《障碍》中我故意不用‘做爱’这个词，而是用了‘性交’、‘交媾’、‘交欢’等等。”（注：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58页。）这种忽略对人物之间情感的关注，而津津乐道于性事的描写成为新生代小说创作的一种普遍现象。
　　新生代作家们在对当代社会欲望的描述中，不作任何道德的评判、理性的分析，而是以普通人的视角与心态展示出一个充满了自私自恋的追逐欲望的世界。
　　　　　　二
　　有人谈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时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价值体系逐渐解体的时代，所以面对日益繁杂的世界时，既感到无比新奇，又觉得无所适从，因而心灵上不乏空虚、烦闷与痛苦。家里相伴的是很难有语言沟通的父母及兄妹，学校里学的是停滞在六七十年代的教科书，听的是原本清心寡欲但却日益‘现实’的老师们填鸭式的讲课，街上入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广告图片和眩目的霓虹灯，传入耳畔的是音响里发出的歌星们不无造作的歌声，电视、广播、报刊中所得到的既有主流话语略显乏力的宣扬，又有消费文化充满诱惑力的鼓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只有追赶和模仿，而先天的体弱或后天的营养不良似乎都无处寻得同情。”（注：孙友峰《也说说“我们这一代”》，《读书》1998年第9期。）当代社会的日益繁杂与遽变，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传统价值观念被解构，社会的变革与转型，思想的多元与冲突，人们有时处于既新奇又迷惘、既惶惑焦虑又无所适从的境地，新生代作家们常常以自身的生活与心态为摹本，他们的创作常常细致地描绘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种种心理心态。
　　在现代社会中，现代人常常会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内心深深的孤寂与苦痛中，新生代作家们就常常努力剖露那种在现实生活与环境折磨中孤寂苦痛的心灵。毕飞宇的《雨天的棉花糖》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将主人公红豆被现实环境逼向绝境的内心孤寂苦痛描绘得十分生动与深刻。红豆小时候是个爱红脸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后来他没有考上大学参了军。他参加了对越自卫战，他在战场上被捕又被放了。他不为家人理解，受到世人的冷眼。红豆处在一种难以摆脱的罪孽感之中，他的精神逐渐走向崩溃，自杀未遂被送进了疯人院，他在深深的自责与苦痛中死去。刁斗《失败的逃遁》中的主人公青青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他是“一个嘈杂尘世的逃遁者，纷繁时事的局外人”，却被搅进一场离奇的谋杀案中。小说突出写出主人公的孤寂心态。徐坤《斯人》中的诗人来到北京求学，他常常独自去日坛、地坛、月坛，他陷入了历史的迷思中。《日蚀》一诗的发表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后来他却离开了诗歌去当流行歌手。最后他沉溺于未名湖中死去。小说细致入微地描画出主人公孤独的内心。
　　新生代作家关注当下的生活，更关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示与描绘，他们常常描绘现代人在生存的挣扎与磨难中失落悲哀的内心。徐坤的《三月诗篇》中那位曾经闻名全国的劳模师傅，在工厂停产陷于困境中，被过去的徒弟现今的厂长一刀切下岗后，他忆想当年当劳模时的风光与荣誉，“忍受着阵阵袭来的孤独的窒息”。作品细腻地描绘出在过去的风光与现今的凄凉比照中主人公的失落心态。韩东的《于八十岁自杀》中陆平安原来是国民党政府遗留人员，曾经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去居委会清算自己的过去。女婿李建白是革命干部，受尽折磨后死在病床上。李建白死后，造成了家里诸多的难题，酿成了王仙如与丈夫陆平安之间日益频繁的争吵，八十岁的陆平安在与老妻的争吵中喝敌敌畏自杀了。小说通过外孙陆小波的视角细致地描绘出八十岁老人为生存环境所迫走向自杀的悲哀心理和过程。在新生代小说中，一些作品揭示社会走向开放时代里的人们封闭落后的心态。刘继明的《我爱麦娘》描述了按摩院在渔村开办和被烧毁的过程，突出地剖露出渔村人的种种心理心态。毕飞宇《枸杞子》里开采石油的勘探船开进了盛产枸杞子的乡村，在这个连一把手电都视稀奇物的乡村引起村民们的忐忑不安，村民们都想方设法阻止勘探队的勘探。小说生动地描写勘探队开进偏僻乡村后村民们的种种心理心态。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会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生存的无奈与恐惧之中，新生代作家常常细致地描绘出现代人的这种心理与心态。刁斗的《状态》以一个异乡人的视角与心态，刻画了一个寻觅隐身秘方的现代人的心态与心理。多年前离开漪园的异乡人携妻子、女儿回到漪园，他始终感到有被人追踪的恐惧，他努力寻觅隐身的秘方，他将漪园看作是他攻不破的堡垒，他将坚守漪园视为使被追踪的阴谋不能得逞的良策。他把自己关在漪园里，不出门半步，还在墙上挖了个暗眼，以一架高倍望远镜观察窗外，以达到反追踪的目的。他甚至不许他的妻子、女儿迈出漪园，然而女儿却与一早晨读书的红衣少年约会，妻子却和家里的老佣偷情，他也开始向漪园的大门迈去，他终于找到了隐身的秘方。小说以诡谲阴郁的笔调，写出了一个现代人的变态心理。刘继明的《浑然不觉》描述了一件偶然事故导致人物心理的变态。周、李、赵三人去江边玩耍，却抓阄从悬崖上跳水，导致正准备结婚的李摔死在崖石间，周、赵因此而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周娶了已有身孕的李的未婚妻，后因代销赃物而被捕，他承认曾经杀死过一人；赵读了大学后去了西藏工作，却在幻觉中跳崖自尽。小说将主人公因朋友之死而内疚压抑酿成的心理的变态写得十分生动细致。
　　新生代作家不像八十年代的新潮作家执意描述现代人的孤独、绝望、罪孽、死亡，他们常常以自己对生活与现实的体验感受，叙写故事、刻划人物、抒发情感，真切地写出现代人的心理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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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开放，竞争也日益激烈，人们要在现代社会中占得一席之地必须努力去奋斗，新生代作家在创作中常常努力描述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奋斗与挣扎。邱华栋以一个都市闯入者的心态细致地描述都市新人类的坎坷人生与奋斗挣扎，他既忿忿地以一个都市的征服者的心态与都市搏斗，又无奈地以一个都市漂泊者的面目游走在都市里，他将都市生活视为一场轮盘赌，以一种既想征服占有都市，又极端地憎恶都市的情感叙写都市人的挣扎与奋斗的故事。小说《闯入者》叙写了从四川来到北京的赫建，“高中毕业一个人离开了家乡，蜗居在一所大学里一边自费攻读大学课程一边做着写作发财梦”，后来却精神变态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生长在长白山下的杨灵，走着一条叛逆的路，“过着一种表层生活与隐蔽生活相分离的生活”，表面上她扮演着白领女性，实际上她却干着皮肉营生。《沙盘城市》中来北京奋斗的画家林家琪，在街头给人画像，为酒吧或舞厅搞装潢，却没有在都市站住脚跟，于是准备嫁给一个五十岁的茶叶商。钢琴家陈灵闯入都市，他既能弹奏又会创作，他热切地追求着后现代艺术，却总得不到都市的承认，他只能靠给一个发行黄色书刊发财的家伙教钢琴度日。小说以都市闯入者的视角将这座城市称为“恶毒而又可怕的城市”，并说“在这座沙盘城市中，什么都是一场流沙，一座沙堡，什么都是脆弱和不真实的”。在邱华栋的笔下，无论是在高级饭店给贵妇人当面首的陈又新（《眼睛的盛宴》），还是在都市里挣扎的歌手林薇、画家廖静茹（《手上的星光》），都表现出了这些都市闯入者的坎坷人生与复杂内心。
　　由于现代都市的飞速发展，使得许多人涌入都市，在大都市中努力奋斗寻找自己新的位置与人生，但是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又常常会遇到种种磨难与坎坷。刘继明的《可爱的草莓》中的作曲家童卓来到城市闯荡，他先在一家新开业的音像公司做音乐编辑，他独立制作的第一张唱片却咂了锅，欠了公司一大笔债。后来他被一个香港女老板沈女士看中，创办了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任公司总经理，实际上他却成为了女老板的姘夫，他背叛了青梅竹马的女友草莓。他与女老板一同去海滨浴场游泳，女老板不幸淹死，他成了沈氏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后来他却被公安局抓去，成了蓄意杀死女老板企图继承遗产的嫌疑犯。在新生代作家的笔下，生存的挣扎与困境成为许多作品中的题材。毕飞宇的《生活边缘》描写一对恋人小苏、夏末在都市社会中生存中奋斗与无奈，小苏成了公司里的陪酒女郎，学画画的夏末却四处找不到工作。徐坤的《沈阳啊沈阳》以主人公陈刚离开北京回沈阳老家劝阻二婶要将奶奶、爷爷合坟之事为主，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生存的艰难与困境。
　　在新生代小说中，韩东的《请李元画像》、朱文的《因为孤独》描写了中国留学生的生存困境与遭遇。《请李元画像》中的李元到美国留学，为了谋生他只有去街头为人画像，因为没有营业证而被警察戴上了手铐。在街头画像中还常常碰到客户无理取闹不肯付费。留学生王晔在街头画像时，两个喝醉酒的黑人将鸡骨头放在他的头上，引起争执，王晔被黑人用枪打死。《因为孤独》中去美国定居的青年画家丁大龙，在异国他乡感到深深的孤独，他说：“在这里，孤独对我和我的艺术而言都是绝对的，致命的。”一则新闻中发布了大陆青年画家丁大龙死于纽约街头的消息。两篇作品都以中国画家在异国的坎坷人生、悲惨遭遇为题材，写出了生存的艰难与坎坷。
　　新生代作家在描述年轻一代的挣扎与奋斗时，突出了主人公对财富与地位的恣意追逐和为达目的不顾一切的自私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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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八十年代作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化色彩不同，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更加具有独特的个性化色彩：韩东以虚构的姿态面对生活的可能性，展示被生活烟云遮蔽与湮灭了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徐坤用调侃与反讽的语调，展示了九十年代困惑焦虑的新儒林景观；鲁羊以“在冥想和独语的私人世界中”的叙事方式，以历史和现实的复调叙写，坦现冥想者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历程；朱文以“一条没有故事的河流”的叙事方式，以欲望的追求与满足为核心，展示了现代人的生活态度与追求；王彪常以少年人好奇忐忑的心理与视角，描述一个个充满了欲望和病态的人生故事；李冯用心理体验与心理展示的笔调，叙写现代人的爱情游戏与性爱追求；毕飞宇以超验性的想象与体验，剖露现代人生存的挣扎、隐秘的心态；刁斗用平实而离奇的故事，坦现都市人失败的逃遁、心理的变态；刘继明以伤感的笔触、理性的叙述，揭示现代人孤寂的内心与精神的沦落；邱华栋以象征的方式、愤懑的情绪，展示现代都市闯入者的挣扎与奋斗……新生代作家们创作的这种各自独特的追求与风采，使我们将这些作家放在一起谈论有着某种尴尬与不便，但细细观察他们创作的选择，宏观地考察他们创作的背景，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见到在他们独异的个性中所呈现出的共性。
　　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的面对当下书写自我的创作姿态，使他们的作品十分真切地展示了年轻一代在当代社会中的生活与心态，他们的个人化的写作方式与题材择取，使文学创作摆脱了传统的群体性、意识形态化的创作模式，使文学创作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体创造，他们以写实为基调的创作手法描述当下生活，对于文体实验的热情与关切，仍然继续着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形式探索的努力。
　　由于新生代作家缺少历史记忆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创作努力关注当下关注自我人生，这被称为“个人化写作”。韩东说：“我认为小说方式是以个人经验为源头的，是个人经验方式的延伸，至少它的差别部分如此。以前我也曾对一些现成的技巧、方式很依赖。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向自身靠拢的重要。”（注：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59页。）他认为创作是对自身生活的真正面对与直接体验。刁斗说：“我的写作素材，皆来自于依据心理经验的想象，……一个诚实的小说家，他只以个体的基本生活经验和基本生活感受为出发点，他的小说不管是动用直接经验间接经验还是心理经验，他创作的主要命题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灵魂中最骚动不安的情感。 ”（注：林舟《刁斗——反抗与无奈》， 《生命的摆渡》第244页。）他将小说创作视为自己的精神自传。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大都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注重对自我的心理经验、生活感受的描写，甚至将自己的生活细节直接移入作品中，常常使不少作品的叙写显得琐碎甚至无聊。诸如朱文的《小羊皮纽扣》描写小丁为姘妇买皮纽扣的经历，毕飞宇的《九层电梯》描写女儿送父亲的生日礼物两只小猫的生活，鲁羊的《身体里的巧克力》描写阿蕾身上巧克力囊肿的病症，韩东的《长虫》描写主人公陪女友去买玩具长虫的情形。这些作品大都写得琐碎，虽然有的作品将人物的体验与感受写得十分细腻真切，但是却缺少作品的感人魅力。由于这些作品过于强调对自我体验的描写，带着某种自私自恋的意味，因此对嬗变发展着的社会就缺乏直接的关注与反映，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韩东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很同意鲁羊的一个说法，他认为我们的小说就是要指向虚无。”（注：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生命的摆渡》第54页。）“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只有一条真实的，那就是指向虚无，并不在途中做任何踌躇满志的停留——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注：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生命的摆渡》第56页。）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努力指向虚无，他们在对传统的颠覆中常常努力消解作品的意义，他们执着书写现代人膨胀的欲望、自私的追求，揭示种种无意义的状态，而缺少对于人物、故事作道德的关注、理想的瞻望，往往使作品在真实的生活与真切的痛感的描述中，缺乏审美的内涵与意味。无论是朱文的《我爱美元》描写主人公千方百计满足父亲的欲望，还是韩东的《火车站》描述去接男友的女主人公在火车站被人强奸的过程；无论是王彪的《欲望》描绘高中生与女戏子的变态性爱，还是刁斗的《英雄》叙写被判患不治之症的售票员与诸多女性的关系等，都注重真实生活的描绘而缺少善与美的观照。
　　有人将现代社会视为是“拯救与解构交互混杂”的时代，是一个“自言自语的时代”，认为“在这个多元共存、多种金钱圈相切的精神背景之下，每一个诗人都有不同的定位、理由与坚持的方向”（注：邱华栋《侯马——一个缺席的在场者》，见邱华栋《城市的面具》第124页。）虽然新生代作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努力寻找自己的定位，虽然以创作的数量之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他们创作的弱点与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但愿新生代作家们能够在不断探索与不倦追求中成熟起来，创作出诸多的精品佳作来。
中州学刊郑州100～10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杨剑龙19991999新生代作家将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感受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注重所描写生活的真实与真切，所表达情感的真挚与生动，不在意所叙写的情节的曲折跌宕与否，不在意所表达的思想的崇高深刻与否，他们率真坦直地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欲望的追求、困惑的心理、人生的挣扎等都十分真切地写出，从而展示新生代作家们创作的独特风范。但由于他们大都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注重对自我的心理经验、生活感受的描写，甚至将自己的生活细节直接移入作品，常常使不少作品的叙写显得琐碎甚至无聊，缺少对于人物、故事作道德的关注、理想的瞻望，往往使作品缺乏审美的内涵与意味。新生代作家/个人化写作/小说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博士　上海　（200234） 作者：中州学刊郑州100～10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杨剑龙19991999新生代作家将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感受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注重所描写生活的真实与真切，所表达情感的真挚与生动，不在意所叙写的情节的曲折跌宕与否，不在意所表达的思想的崇高深刻与否，他们率真坦直地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欲望的追求、困惑的心理、人生的挣扎等都十分真切地写出，从而展示新生代作家们创作的独特风范。但由于他们大都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注重对自我的心理经验、生活感受的描写，甚至将自己的生活细节直接移入作品，常常使不少作品的叙写显得琐碎甚至无聊，缺少对于人物、故事作道德的关注、理想的瞻望，往往使作品缺乏审美的内涵与意味。新生代作家/个人化写作/小说

网载 2013-09-10 21: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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