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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如同苏联解体一样，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对东欧剧变的成因，人们给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些学者立足于“外因论”，或是将东欧剧变归咎于苏联推行的“一体化”方针和“有限主权论”，或是将其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辛纳屈”主义，或是将其归咎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一些学者则立足于“内因论”，或是将其归咎于东欧国家的“经济崩溃”，或是将其归咎于东欧国家“政治体制的僵化”，或是将其归咎于东欧国家的民族问题或民族矛盾，或是将其归咎于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格。应该说，所有这些分析都不无道理，也都不尽全面。而全面地解读东欧剧变也非本着的目标，本着的基本目标在于从宗教维度反思东欧剧变，指出境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和境外宗教渗透战略乃东欧剧变的至关紧要的一项原因。正是由于本着的这一特殊视角，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对波兰和其他苏东国家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和反思。

从境外宗教渗透的角度看问题，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对苏东国家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无疑是苏东剧变中的一个中心事件。而波兰又是美梵神圣同盟对苏东国家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突破口，因此，深入探究美梵神圣同盟对波兰实施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在整个苏东剧变的研究中便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鉴于我们在本着第二篇中已经从历史事实层面对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作了介绍，在本节中，我们将主要着眼于对之作进一步的义理分析。

东欧剧变在一个意义上是死于“自杀”，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可以说是死于“他杀”。倘若从死于“他杀”的立场看问题，则西方敌对势力，尤其是美国与梵蒂冈的“神圣同盟”则可以说是东欧国家的第一杀手。

无论是美国还是梵蒂冈都早有图谋东欧国家的野心。就美国而言，它是在由于其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转而着重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思考并实施其分化东欧的外交路线的。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将贫穷和弱小的东欧诸国放在眼里，这从它与苏联和英国签订的雅尔塔协议即可以看出来。一如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1919年的巴黎和会确定了新的国际格局一样，美国、英国和苏联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木半岛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也是一个确定新的国际格局的重要会议。按照雅尔塔协议，欧洲一分为二：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欧则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尽管一些西方人士对于这一协议的内容持有异议，例如有人曾批评罗斯福将东欧拱手让给了苏联，但其所确定的国际格局和欧洲二分的局面却还是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接受和认同。这种情况至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决意对苏联着力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而开始发生了变化。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炮制了一个题为“美国对东欧国家政策声明”的文件（NSC5811/1）。该文件将美国东欧政策的长期目标规定为“推行全面的国家独立，成为自由世界共同体的和平的一员”，而将美国东欧政策的近期目标规定为“促使它们朝着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方向和平演变”，“减少被统治国家为增强苏联的力量做贡献，削弱苏联集团内的单一化和内部凝聚力”。由此看来，美国东欧政策的根本宗旨在于孤立和打击苏联，其根本措施则在于“分化”和“西化”，即一方面在东欧“推行全面的国家独立”，以“削弱苏联集团内的单一化和内部凝聚力”，使东欧各国脱离苏联的“统治”或“支配”，另一方面使东欧各国“成为自由世界共同体的和平的一员”。

与此同时，梵蒂冈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也逐步将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纳入自己的工作日程。尽管20世纪的天主教有过“现代派”和“自由派”之争，但20世纪上半叶的天主教却始终缺乏“现代”气息。只是到了6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这种改变是同约翰二十三世这个人和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这次会议联系在一起的。约翰二十三世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美国对东欧国家政策声明”的当年，即1958年当上教皇的。而在他当上教皇的第二年，即1959年，他做出了一个无论对于天主教还是对于当代世界都至关紧要的决定，这就是筹备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这次会议于1962年10月开幕，于1965年9月闭幕。与前此召开的20次大公会议不同，它不再仅仅拘泥于教义之争，而是着眼于教会与时代、教会与社会、教会与现实世界（世俗世界）的关系，提出了“赶上时代”的口号，“把罗马天主教会引进了20世纪的现实世界”。它号召整个教会“要认识到人类事务的合法的自主性，要投身于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去建设地上之国”。它甚至高调地宣称不仅要与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对话，不仅要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和所有其他宗教对话，而且要与共产主义对话。而它与共产主义对话的目标显然意在改变和消灭共产主义，而首先是改变和消灭东欧的共产主义。而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罗马教廷于1978年10月16日选举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1920—2005）为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皇，取名约翰·保罗二世。意味深长的是，约翰·保罗二世不仅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成为教皇的斯拉夫人和东欧人，而且也是自1522年哈德良六世后第一个非意大利教皇。因此，梵蒂冈此举不仅与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建立“地上之国”的旨趣相一致，而且其瓦解苏东联盟的政治意图也昭然若揭，从而与美国的东欧政策完全合拍，并且因此而与美国政府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缔结了对东欧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神圣同盟”。

由于美国是一个靠清教精神立国的国家，所以，尽管在政治立场上与梵蒂冈比较接近，但长期以来与梵蒂冈一直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美国在立国初期与梵蒂冈建立的只是一种领事关系，虽然在第11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KnoxPolk，1795—1849）在位期间（1845—1849年），美梵关系一度由领事关系升格为公使关系，但至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任职期间，美国不仅撤回驻教廷公使，而且还完全关闭美国驻梵使馆。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鉴于梵蒂冈持谴责德国纳粹主义的立场，]才有所改观。60年代初，随着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的召开和罗马教廷介入国际政治、反对共产主义立场的明朗化，美梵关系开始升温。1979年10月，约翰·保罗二世访问美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关于和平和人权问题的演讲，美梵关系全面复苏。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梵蒂冈，秘密会见约翰·保罗二世，双方订立以西化东欧、瓦解苏联帝国为政治目标的“神圣同盟”。1984年1月10日，美梵正式建交，美国总统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分别将各自派驻对方的“私人代表”任命为大使。可以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基于西化东欧、瓦解苏联帝国这一政治目标的美梵关系进入了和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或蜜月期。但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随着美梵同盟政治目标的如愿以偿，美梵关系逐步降温。其深层原因在于：“1984年建交以后，在里根任期内和布什任期之初，美梵在反苏反共有堪称‘神圣同盟’的一致利益，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美梵亲近的这一基础已不复存在。”

美梵同盟并非一个宗教同盟，而是一个政治同盟，一个美梵反共势力利用宗教对波兰和东欧各国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同盟。其最高纲领在于藉西化东欧各国来瓦解苏联帝国，以期实现美国独霸世界的外交目标。其根本举措在于在东欧地区“去苏联化”，用里根与约翰·保罗在1982年6月7日密谈中的话来说，即是解决“苏联在东欧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然而，美国和梵蒂冈在对东欧8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时却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而是将重心放在波兰，以期以波兰为突破口，然后在东欧各国全面“开花”。这一点从美梵结盟第一天起就是非常明确的。

美梵神圣同盟西化东欧以波兰为突破口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首先，在东欧8国中，波兰不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而且其影响也举足轻重。波兰的面积为31万平方公里，约占东欧8国总面积的24%。其人口为3700多万，约占东欧8国人口总数的27%。此外，波兰不仅是苏东集团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条约的签署地，而且还是华沙条约组织中的主要成员国：不仅是其联合武装部队的主要成员国，而且还是其一体化部队的主要成员国。因此，如果能够使波兰发生剧变，它就有望对东欧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反之，你策划阿尔巴尼亚剧变，即便成功了，也不可能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阿尔巴尼亚一是国家太小，面积只有2万8千平方公里，只占东欧8国的2%，人口只有300万左右，也只占东欧8国的2%。此外，阿尔巴尼亚与大多数东欧国家本来就不完全一路。例如，阿尔巴尼亚早在1968年就退出了华沙组织。阿尔巴尼亚退出华沙组织，并没有影响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并没有跟着它退出。同理，即使阿尔巴尼亚首先发生了剧变，也未必能够产生出波兰剧变的效果。所以美梵同盟以波兰为突破口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次，美梵同盟以波兰为突破口实施其对东欧国家的宗教渗透和和平演变战略，还有一个合理化根据，这就是波兰是东欧诸国中天主教信众在人口比例中最高的国家。东欧各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基督宗教为主要教派的国家。除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外，其他7国均以基督宗教为主要教派。其中，东德以新教为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以东正教为主，只有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天主教为主。而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国家中，波兰的天主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最高。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有6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0%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徒有10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波兰的天主教徒有33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0%左右。波兰不仅是东欧国家中信仰天主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而且还是宗教（天主教）信仰程度最高（最深）的国家。据有人对世界上42个国家和地区的抽样调查，波兰的宗教信仰程度排名第二，不仅远高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还远高于意大利。波兰宗教信仰方面的这样一种状况不仅特别方便美梵同盟利用宗教对波兰实施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实现其和平演变波兰社会制度的政治图谋，而且还特别方便梵蒂冈利用天主教对波兰实施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实现其和平演变波兰社会制度的政治图谋。在对波兰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的过程中，美国之所以特别倚重于梵蒂冈，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

美梵同盟以波兰为突破口实施其对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还有一个可资利用的条件，这就波兰不仅对民族问题特别敏感，而且在民族问题上与俄国和苏联积怨极深。波兰，作为一个国家，相对于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而言，历史不算悠久。它是在公元965年才正式建国的。然而，它所遭受的苦难却甚于他国。在它的历史上，虽然也曾扮演过征服者的角色，例如，它曾于16世纪攻陷莫斯科，并在那里扶植过傀儡政权，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处于被骚扰、征服、肢解和瓜分的境地。事实上，波兰在建国之初，就不时地受到欧洲诸强的骚扰、肢解和宰割。至近代，这样一种苦难史和屈辱史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单单在18世纪下半叶，波兰即被三度瓜分。第一次发生在1772年，当时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第二次发生在1893年，当时被沙皇俄国和普鲁士瓜分。第三次发生在1795年，当时被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全部瓜分。正因为如此，波兰人具有超乎寻常的民族情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兰人与俄国和苏联积怨甚深。且不要说在欧洲列强18世纪下半叶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中，俄国都扮演了主要角色，即使在十月革命后，苏联也曾给波兰带来过巨大的民族伤痛。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和德国于1939年8月签订了以牺牲和瓜分波兰为基础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苏联在波兰制造了着名的“卡廷森林惨案”。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以战胜国的名分如愿从东波兰获取多达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所有这些都使得“波兰人对俄国和俄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过敏症’”，不仅使相当一部分波兰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有限主权”论极为反感，而且还使相当一部分波兰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也极为反感。波兰与苏联的这样一些民族恩怨不仅使美梵同盟瓦解波兰与苏联的联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也为其煽动波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西化道路准备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

美梵同盟对波兰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还有一个便利之处，这就是波兰天主教与波兰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关联性。如前所述，波兰是965年正式建国的，而波兰受洗并且以天主教为国教则发生在第二年，即966年。这就意味着天主教是在波兰寻求立国精神基础的情况下作为立国之本进入波兰的。而且，在此后不久，即在波兰设立了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的主教区（968年）和大主教区（1000年）。这样一种独立的天主教管理模式此后一直构成波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这不仅在波兰的民族历史上有鲜活的表现，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生动的体现。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绝大多数波兰天主教神职人员都英勇地投入了地下抵抗运动，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着名的民族英雄，有1/3神职人员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例如，圣方济各住院会的柯尔贝神父（1894—1941）在奥斯维茨集中营中代狱友去死的事迹就曾感染和鼓舞了许多波兰人。再如，在新波兰长期担任天主教领袖的司提反·维辛斯基和卡罗尔·沃伊蒂瓦也都曾为当年地下抵抗运动做出过重要贡献。司提反·维辛斯基（1901—1981）曾任亚格隆尼大学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投身地下抵抗运动，曾组织过一个名为“复光”的旨在弘扬波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知识分子团体。1948年开始担任波兰大主教，1953年开始担任红衣大主教。1980年维辛斯基去世后，波通社发表讣告，不仅称他是一个“伟大的波兰人”和“爱国者”，而且还称他是一个“一向主张采取明智的、负责任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的人”，“他的态度和活动使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威望”。卡罗尔·沃伊蒂瓦（1920—2005）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军人家庭。早年曾在位于克拉科夫的亚格隆尼大学就读波兰语言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且因此还被列入纳粹的黑名单。1946年，沃伊蒂瓦成为一位神父。1956年，开始在卢布林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1958年，升任克拉科夫教区助理主教。1964年，升任克拉科夫大教区总主教。1967年，成为红衣主教。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由于波兰天主教与波兰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有上述的历史关联性，它在波兰民众中便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而波兰天主教的领袖人物，如维辛斯基和沃伊蒂瓦等，由于其身上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环，他们在波兰民众中便具有一般政治领袖难以享有的巨大号召力和影响力。美梵同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波兰剧变中之所以每每得手，波兰天主教与波兰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关联性无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最后，美梵同盟之所以以波兰为突破口对东欧实施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历史机缘。因为1980年的格但斯克大罢工和地下团结工会的崛起给美梵同盟对波兰实施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提供了上好的机会。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似乎是一种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的司空见惯的事件。例如，早在1956年，波兰就爆发过着名的“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其实也就是一次由波兹南的切卡尔斯基工厂（亦即斯大林机床车辆厂）工人牵头的规模巨大的罢工事件。1968年，波兰爆发了由华沙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牵头的波及许多重要城市的游行示威事件。1970年，波兰又爆发了由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牵头的波及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抗议示威活动。1976年，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也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但1980年的格但斯克大罢工却非同寻常。首先，这次罢工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意图。例如，在前此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中，罢工者关注的主要是工资和物价问题，但在这次大罢工开始不久，罢工委员会即向波兰政府提出了保障“人权”、“自由”、承认地下工会等政治诉求（即“21项要求”）。其次，罢工委员会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性组织，即“团结工会”，并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等手段迫使政府正式注册登记该组织，从而使这一地下组织摇身一变而成为一种合法组织。第三，这次罢工运动不但有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组织，而且规模空前。团结工会1980年10月在华沙地方法院正式注册成功后几个月内，其会员人数即爆炸性地增长到1000万。而这就意味着在波兰有1/4以上的人口和80%以上的工人为团结工会的会员。无怪乎有政治评论家将波兰成立团结工会当作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一个其历史影响唯有十月革命和南斯拉夫决裂才能比配的历史事件。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黑格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波兰人显然已经决定写下历史。在团结工会的旗帜下，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民众运动，燃起了波兰人民的政治想象。”现在，美国政府感到他们出手的时候到了。

然而，美国决意联合梵蒂冈在波兰大干一场则是1981年12月的事情。这是因为1981年12月13日，鉴于团结工会在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重建国家”的政治口号并准备将之付诸行动，波兰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军管。当天，波兰国务委员会颁布《关于战时状态的法令》，宣布由15名将军和5名上校组成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全国，逮捕了包括瓦文萨在内的一大批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团结工会又重新转入地下。这使美国政府既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又感到问题的紧迫性。于是，美国政府与梵蒂冈开始紧急磋商。鉴于当时苏联已经在波兰边境陈兵18个师这样一种情况，当时美国政府和梵蒂冈需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借机促进波兰的“演变”，一是要保证这样一种演变是一种“和平”演变，尽一切可能不为“苏联提供军事干涉”提供任何“借口”，以致“造成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事件的局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梵双方一致认为应当从“经济”和“道义”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从经济方面对波兰政府施加压力，对团结工会给予支持；一是从道义方面对波兰政府施加压力，对团结工会给予支持。经济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美国政府承担的，而道义方面的工作则主要是由梵蒂冈承担的。

爱德华·盖莱克于1970年接替哥穆尔卡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以来，波兰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与此同时却也将波兰引向了依赖西方世界的轨道上来，致使波兰对西方的债务越来越重。1970年，波兰的外债只有11亿美元。至1980年，波兰已经成为苏东地区欠西方债务最多的国家，累计达到230亿美元。这就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波兰施压提供了方便。在波兰政府宣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当月，美国总统里根即宣布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中止向波兰贷款，要求偿还债务并不予考虑延期还债，中止波兰在美国水域的捕鱼特许权，停止向波兰出口高技术等。美国在以经济手段对波兰政府施压的同时，又加大了对团结工会经济和“道义”两个方面的支持力度。里根对团结工会的命运可谓关心备至。就在波兰宣布军事管制的当天，里根即与教皇通了电话，商量对策，紧接着又派出虔诚的天主教徒沃斯特作为私人代表到罗马觐见教皇。里根政府不仅通过美国情报机构和梵蒂冈密切关注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的状况，而且还很快制定了一项赞助和支持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的计划：（1）向团结工会提供“具有决定意义的”资金，以维持其活动；（2）提供先进的通讯设备，为团结工会组建一个有效的集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于一身的地下网络，以便团结工会即使在军事管制条件下也能够开展通讯联络；（3）对经过挑选的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能够使用所获得的先进通讯设备；（4）动用情报局的情报资源充当团结工会的耳目，甚至可以与之分享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情报。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制定了一个旨在“简要说明美国在东欧的目标”的文件（即NSDD-32文件）。该文件将美国在波兰和东欧的目标归结为下述三点：（1）秘密支持东欧地区“为了摆脱共产主义统治”而发动的地下运动；（2）加强针对该地区的心理战，尤其是要加强诸如“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无线电广播；（3）寻求贸易与外交途径，使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抛弃对莫斯科的信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团结工会在“道义”方面给予的另一项重要支持是经过精心策划，使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于1983年以“领导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和平方向”名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与美国虽然也给团结工会以道义支持但毕竟以经济上的支持为主不同，梵蒂冈则虽然也给团结工会以经济上的支持但却以“道义”上和“谋略”上的支持与行动方面的掩护为主。波兰实施军事管制后，梵蒂冈和波兰天主教会不仅成了团结工会分子的庇护所，成了团结工会专家小组与瓦文萨之间的联络人，而且还向团结工会提供了一批又一批的食物、金钱、药物以及各式各样的印刷机器。更为重要的是，梵蒂冈和波兰天主教会还不失时机地向团结工会提供谋略上的支持。例如，在波兰实施军事管制不久，约翰·保罗二世就通过教廷的管道向瓦文萨发出指示：一方面要求他的团结工会继续开展地下活动，另一方面又要团结工会的会员们注意活动方式，不要贸然走上街道，以免引起华约条约国的武装入侵或波兰军队的大规模武力镇压。在对团结工会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导的同时，约翰·保罗二世还不忘给波兰政府施压。在波兰实施军事管制5天之后，即在12月18日，约翰·保罗二世致信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和“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要求雅鲁泽尔斯基“尊重人权”，“结束波兰的流血”，“重新回到非暴力的道路上来”。与此同时，波兰天主教会开始直接出面干预波兰政治。1982年4月5日，格莱姆普大主教所任命的“主教团社会委员会”抛出了一个名为“关于社会妥协问题的提纲”，不仅谴责波兰政府实施军事管制，而且还要求波兰政府取消军事管制，释放瓦文萨等反对派，恢复团结工会及其他反对派的活动，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签署妥协协议，并且向波兰政府提出了波兰天主教会参与签署妥协协议的要求。令人不解的是，波兰天主教会的这一“提纲”竟然成了规范和指导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社会运动的一项基本政治纲领。其结果是1989年2-4月波兰三方，即团结工会和“建设性反对派”、波兰政府和波兰天主教教会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关于团结工会地位合法以及波兰实行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的决议。如所周知，正是由于这次圆桌会议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最终导致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倾覆。

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剧变中，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仅通过支配罗马教廷和波兰天主教会而成为这场剧变的导演，而且还不止一次地成为这场剧变中的主演。

他自担当教皇后曾先后三次访问波兰，对波兰剧变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9年，约翰·保罗二世在其担任教皇的第二年即访问了波兰。在这次访问中，不仅以其在华沙机场上跪下来亲吻故乡土地的举动即刻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而且还以“领导波兰明天的是耶稣”的暗语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政治热情。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竟有三分之一的波兰人参加了由他在波兰各地主持的弥撒活动。他的这次访问无疑为80年代波兰持续不断的罢工运动和抗议活动埋下了火种。教皇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则发生在1983年。如果说教皇第一次访问波兰的政治意图有所遮蔽的话，这一次则公开得多了。他在演讲中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波兰政府监禁和迫害的人致意，不仅会见了受到监禁的瓦文萨，而且还公然强调“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以致有人将教皇对波兰的这次访问被称作“波兰的第二次洗礼”。教皇保罗二世第三次访问波兰发生在1987年。1987年乃波兰剧变的前夕。他的这次访问比前两次更加不遗余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教皇保罗二世行程3000多公里，访问了9个城市，做了36次布道和演说。可以说，他的这次访问为1989年的圆桌会议做了重要的铺垫。不难看出，教皇保罗二世三次访问波兰无论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是十分讲究的和经过精心策划的。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是教皇保罗二世具体导演了波兰剧变。

1980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出版一部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的着作《真正的战争》。在这部着作中，尼克松明确地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称作“第三次世界大战”。尼克松强调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就开始了。”而且，从此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进行着，从苏联夺取东欧，到共产党征服中国，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在古巴建立苏联力量在西半球的前哨站，到苏联及其盟国目前对非洲、伊斯兰新月地区和中美洲的推进”。对于这次世界大战，尼克松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它为“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二是它为“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乃是因为“这场战争已到达了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美国和苏联都成了“全球性强国”，在任何地方影响他们之间力量对比的任何东西，也都影响到他们之间在每个地方的力量对比。尼克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学会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是“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战争”，乃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在“生活和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仅涉及到军事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所有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是“第一次全面的战争”还由于“敌人的性质”：“因为他们的制度是全面的极权主义制度，它打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旗号前进，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甚至它的人民的头脑也是国家的财产。”从这个意义上，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可以称作“和平的战争”。

正是基于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战争”和“和平的战争”的设想，尼克松突出和强调了打意识形态战的绝对必要性。尼克松援引拿破仑关于“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以及“从长远说，精神总是能征服利剑”的格言，一方面强调了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既有利剑又有精神”的美国对于苏联的优越性。尼克松在阐述美国在意识形态竞争中的“有利条件”时，特别强调了宗教的力量和作用，强调宗教与美国的结盟及其力量。13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谈到“教皇和沙皇”的结盟。现在，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美国反倒成了教皇向苏联和东欧实施宗教渗透和意识形态输出的同盟者了。尼克松在谈到教皇保罗二世对波兰的第一次访问对波兰政局所造成的深广影响时得意洋洋地写道：“马克思曾经把宗教斥为毒害群众的鸦片。今天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发现宗教是一块不可破的岩石。由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凯旋而回波兰，苏联人不得不认真思索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说过的一番话。当时他曾经带着轻蔑的口吻问道：教皇有多少师军队？教皇没有装甲师，但是他拥有的力量不是苏联的坦克所能粉碎得了的。他触发的情绪深入人的精神的核心。不理解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低估这种力量。”尽管尼克松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政客，其着作中内蕴资产阶级偏见不言而喻，但他的这一论断无论如何是包含有真理颗粒的。当年人民波兰之所以如此迅速地遭到颠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对波兰天主教教会中反共势力的低估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这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对于保罗二世及其所支配的罗马教廷和波兰天主教会在波兰剧变中的作用，对于境外宗教渗透在波兰剧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波兰共产党人本来是不应当低估的。（注释略）

本文选自段德智主编《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研究》第三篇《苏东剧变的理性反思》之第二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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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爱思想 段德智 2015-08-23 08:5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