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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静冈大学教授釜屋修先生在其为悼念日本着名汉学家小野忍先生而写的论文《赵树理研究与小野忍》（1981）中指出二战后不久，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可以看到带有这一时期特征的几个视点”。
　　第一大视点，是“对中国革命的祝福，对其世界史意义的确信”；第二个视点，是“反省导致本国战败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反省自己的中国观、亚洲观”。
　　“在文学研究方面情况也一样”（釜屋修），纵观日本的中国解放区文学译介和研究，日本的友好学者们正是这样做的。
　　　　　　一
　　中国解放区作家的作品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是丁玲的作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丁玲的作品，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是《水》——1935年10月，《日本评论》10卷10号刊载了中西均一翻译的《水——问题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家的丁玲的作品，最早译介到日本的是《松子》（奥野信太郎译），载于1937年10月出版的《山田文学》12卷10号。由此，日本学者便开始了对于解放区文学的译介工作。译介的重点自然瞄准了“中国革命的女儿”、“共产党文学圈内”的“主要核心作家”丁玲。
　　从3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其间虽经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和1957—1978年21年的丁玲批判时期，丁玲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在日本一直在艰难地不停地进行着。在45年（1937—1982）的时间内，日本共翻译出版了近50种丁玲作品译品，平均每年有一种以上的丁玲作品译品在日本出版。
　　日译丁玲文学最昌盛的时期是50年代。从1951年到1958年的8 年间，日本共出版丁玲作品译品22种，约占日译丁玲作品的50％，平均每年约有3种丁玲作品译品面世。即使在丁玲重遭批判的“文革”当中， 日本的丁玲文学译介工作也没有停止。1970年，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五卷·丁玲、沈从文文集》，编选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高＠①穰译）；1971年同出版社又出版了竹内实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十二卷·评论、散文集》，其中收录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竹内良雄译）；1972年4月，日本《熊本商大论集》第36 期发表了鹤田义郎译《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胡也频传略》。
　　从70 年代末， 丁玲恢复了自由， 日译丁玲文学也开始复苏。 仅1976年—1982年的6年间， 日本就出版了包括《庆云里的一间小屋里》、《“牛棚”小品》、《杜晚香》等8种丁玲文学译品。 从而把日译丁玲文学又掀起了一个热潮。至此，可以说，丁玲的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杂文到随笔等主要作品几乎全部移植到了日本。
　　1943年5月， 赵树理带着其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步入中国文坛后，对中国新文学感觉敏锐的日本汉学界自然又瞄准了他。对赵树理的介绍始于战后侨居中国的日侨中间。解放战争初期，侨居中国的日本女翻译家伊藤克首先把赵树理的早期作品介绍到日本。接着，日本本土作家鹿地亘、文学理论家岛田政雄、汉学家小野忍、冈崎俊夫、三好一、竹内好、斋藤秋男、小峰王亲等也开始了对赵树理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到50年代，日译赵树理文学便形成了高潮。仅1952—1958年的7年间，日本就翻译出版了30多种赵树理文学译品。 截至1972年，日本共出版了30多种赵树理文学译品。（参见拙文《赵树理文学在日本》，载于《延安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这样，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福贵》、《催粮差》、《登记》、《传家宝》、《地板》、《孟祥英翻身》、《灵泉洞》、《锻炼锻炼》等短篇小说和《石不烂赶车》、《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中、长篇小说就都移植到了日本。其中《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至少也有5种以上版本。
　　日本学者除了对丁玲、赵树理文学作重点译介和研究外，还注意从更广阔的层面上去接触（译介）和探讨中国解放区文学。
　　萧军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家，也是着名的解放区作家，还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东京改造社就出版了萧军的《第三代》（小田岳夫译）；接着，东京竹村书店又出版了他的《同行者》和《未完成的构图》（小田岳夫译）；此后，东成社又出版了其《假若只有爱》、《江上》、《羊》、《妻子丈夫》（小田岳夫、武田泰淳译）等短篇。次年，东京伊藤书店也出版了欧阳山的《杰老叔》（山本三八译）。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50年代日译丁玲、赵树理文学高潮的到来，日译其他解放区作家、诗人的作品也形成了高潮。从50年代到“文革”前夕，日译解放区文学作品，除丁玲、赵树理作品外，也多达40余部，包含20多位着名解放区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作品和着作。如萧军、欧阳山、周立波、草明、周而复、马烽、西戎、孔厥、袁静、杨朔、徐光耀、魏巍、刘白羽、康濯、严文井等着名作家，萧三、艾青、何其芳、田间、李季、阮章竞、鲁藜等着名诗人和周扬、胡风等着名文艺理论家；包括数10部名着名篇。如《暴风骤雨》、《原动力》、《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平原烈火》、《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奔流》等着名长篇小说和《我的两家房东》、《一驾弹花机》、《艾青诗选》、《王贵与李香香》、《马凡陀之歌》等名篇、名诗作。至此可以说，中国解放区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经过正直的日本学者的努力，都先后陆续移植到了日本。
　　　　　　二
　　随着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日本学者对于解放区作家作品的研究也相继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从岛田政雄在《世界文学》第2 期发表《艾青的诗》的1948年，到驹田信二在《文学》33—5 期发表《赵树理作品中的政治与文学》的1965年，在这17年的时间里，日本共发表研究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论文近90篇。即使在“文革”期间，日本学者也没终止自己的研究。仅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京大）》3—11、3—12期刊载《关于毛泽东词〈雪〉的解释》的1971年（1 月）到《中国文学研究》（1）发表濑户宏撰写的《何其芳、李希凡关于〈阿Q正传〉的论争》的1975年（12月）统计，在这“文革”中的后5年中， 在日本也发表了研究解放区文学的论文近30篇。二者合起来计算，即在22年的时间内，日本学者竟发表研究论文共120篇（专着未计）。 如果按近半个世纪来计，日本仅刊行研究丁玲的论文就有180多篇（本）， 这一研究解放区文学的成果，恐怕在我们国内也是极为罕见的吧！
　　首先，日本学者对中国解放区文学进行了总体的审视和宏观的把握，写出了诸如《战后的中国人民文学》（冈崎俊夫）、《中共地区的作家和作品》（岛田政雄）、《解放区文艺随想》（釜屋修）、《人民文学的发展》（大芝孝）等一批论述精要的学术论文。他们惯于将中国解放区文学置于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坐标系中来观照，因而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高仓穰指出，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帝国主义的蜘蛛网在世界人民的打击下，断气的时刻即将来临，“伴随着这一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终于解放，产生了新中国的文学。”他说：“新中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将在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注：高仓穰：《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
　　日本学者们认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的中国新文学经历了三个关键性的转折期：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转折期；以郭沫若为旗手的抗战文学（南方文学）是第二个转折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人民文学（北方文学或解放区文学）是第三个转折期。日本着名汉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小野忍兴奋地说：“由于这种人民文学的建立，中国近代文学迎来了第三个转折期。”（注：小野忍：《中国文学与我·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略》。）
　　中国解放区文学（人民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转折期，日本学者们认为，就在于它较之以往的文学具有两大空前的特点：一是革命性，二是通俗性（大众化、人民性）。河盛好藏、丰岛与志雄、竹内好等着名学者指出《李家庄的变迁》“也是抵抗文学，但在这部小说中，人民必须抵抗日本军和国民军双方，腹背受敌。这种抵抗不同于法兰西的抵抗，是很艰难的……让人有一种如果不了解八路军，那么就不能了解中国的抗战文学的感觉。”（注：河盛好藏、丰岛与志雄、竹内好：《书评·中国的现代文学》，《世界》1952年4月号。） 解放区文学在抗战文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关于通俗性问题，小野忍指出，解放区的作家有充分的条件与民众接触。当时解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与建设在飞速前进，这诸多因素使这个地区的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成为可能。他说：“特别在解放区，新作家出现得更多。写出了不愧为人民文学样板的长篇《李家庄的变迁》的赵树理，就是其代表作家。”他进一步指出：“这些作家创作了以大众为对象的通俗文学，描写了抗战的史实、农民翻身等解放区的农村建设，它不是‘黑暗的暴露’，而是‘光明的赞歌’，成功地赢得了读者。只是这些全都是农民文学、通俗文学。”（注：宋绍香：《赵树理文学在日本》，《延安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在进行宏观把握的同时，日本学者更注意对具体作家作品甚至细节、情结进行微观研究。日本学者认为赵树理是人民文学的先驱者，是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家，所以他们首先重点研究的对象就是赵树理。中国新文学理论家岛田政雄在其巨着《中国新文学入门》一书中，为赵树理列了专题。作者指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最早出现而又取得最大成绩的作家是赵树理。”他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最初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指出，“中国有史以来象这样受到农民喜爱的小说还是罕见的。”他说这篇作品“恰当地抓住了当时农民的最中心的问题——农村政权的民主化主题”。所以，这部作品对农民来说，“不单单是读物，而是教他们怎样生活、怎样搞好农村政权的老师”。
　　小野忍在其专着《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列了赵树理专题。他指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短、中篇小说，都是以农村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某种问题为主题，“与此不同，《李家庄的变迁》描写的则是农村社会变革的全过程”。这一作品“在当时复兴一时的上海文坛博得了极大的赞誉，赵树理用这部作品而确立了其作家的地位”。
　　至于《三里湾》，1955年作品在《人民文学》上一发表，立刻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岩上顺一说：“我认为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在短篇小说中已有了很多，但以长篇小说而论，《三里湾》是第一部。”（注：岩上顺一：《莫斯科北京文学之旅》1955，河出新书。）小野忍也立即撰文助兴，他除了指出这部作品“最引人注目”而且“值得注目”的原因是“农业合作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外，还充分肯定了其艺术成就。他说：“这部作品在小说作法上也具有各种优秀的特征”。从作品整体结构看，“其密度比他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大”。他认为作品从各个角度精心地描绘了人物形象。它是作家将要摆脱以往的小说创作简单化的一部作品。可以说，“赵树理通过这部作品，在他的小说创作方法上开辟了新的领域。”接着，小野忍总结道：“总而言之，这部作品表明：它已完成了新的赵树理文学，进一步说是完成了新的中国文学，这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现代文学·赵树理》）
　　丁玲以其丰富的创作成果，鲜明的艺术特色，漫长的写作生涯，传奇而坎坷的人生经历早为世人瞩目，而且日本更为甚之有甚，在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各国的丁玲研究中，日本起步早，成就大，先后刊行研究论文、专着188篇（本），占世界刊行总数（345）的54％。日本学者对丁玲的研究范围很广，几乎涉猎到丁玲文学的每一个领域，深入到作为共产党女作家的思想的许多空间，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上进行平行和交叉研究，虽然面广，但研究重点却比较集中。许多学者集全力研究的还是丁玲的生平、道路（命运）和时代。在作品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母亲》、《三八节有感》等作品。虽然论者的社会观和文艺观不尽相同，审视丁玲作品和思想的视角也不尽一致，但对丁玲文学的思想、艺术、社会功能及作家其人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日本着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中岛碧的《丁玲论》是一篇颇有见地，很有分量的专论。她从丁玲作品风格的变化探讨丁玲的创作道路。她说：“丁玲的文学是在‘五四’的新思想、新文化中培育，在大革命低潮的混沌之中开花的。”丁玲加入左联前后，迅速接近革命，“向着新天地寻找人的新生”。所以，中岛说：“丁玲的文学道路将中国近代文学必经的这种‘自我否定’、‘自我变革’的过程用最快最生动的形态表现出来。”
　　这种“自我否定’、“自我变革”意味着什么呢？中岛认为，丁玲的作品风格发生了几次变化，由“自我表白型”小说变为“长篇客观型”小说。前者代表作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后者代表作是《母亲》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及其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这一作品风格的变化，表明其文学观的根本变化，表明她已经“砸烂了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主体性，内发欲求和感性”，而变为客观表现现实生活的文学观。中岛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转变与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运动密切相关。”（中岛碧《丁玲论》）
　　日本着名翻译家、文艺家冈崎俊夫在论述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自我表白型”小说时指出，这些小说由于描述了冰心、庐隐等先一辈女作家们所未能观察到的新时代女性的分裂、矛盾的心理，从而受到同时代人的狂热的欢迎。尤其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确立丁玲在文坛地位的初期的代表作品”。（注：冈崎俊夫：《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第九集·丁玲篇·后记》。）中岛指出，在对于青年男女的性爱的描写上，“丁玲比她先辈或同辈中的任何一位作家（不论男女）都出色。甚至可以说，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丁玲论》）
　　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研究者们一致肯定其所囊括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所反映的严峻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对其艺术成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冈崎俊夫说，“这部小说，仍然具有无法舍弃的魅力，完全可以说，丁玲在描写人物上是第一流的。”（注：冈崎俊夫：《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第九集·丁玲篇·后记》。）
　　日本学术界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已列为中国文学名着。1962年，东京劲草书屋出版了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的《中国名着鉴赏与批评》，其中编选了安岛彬的论文《〈暴风骤雨〉》。安岛彬是《暴风骤雨》的译者之一，他指出，在描写土地改革诸多作品中，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并列为最杰出的作品。他说：“作品通篇充溢着明快、喜悦的感情，贯穿着丰富的情节与优美的自然描写，因而产生了明快而强有力的节奏……而在这一切的内蕴底层断断续续流淌着的是作者对人生洋溢着的热情。”
　　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50年代初被译介到日本，对日本新剧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此，日本读者（观众）和学术界非常关注。
　　小野忍在《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以《中国的新歌剧——谈〈白毛女〉》为专题，全面论述了中国新歌剧的产生、发展和成果，又重点评介了《白毛女》。他指出，抗战后期大型歌剧《白毛女》的完成，奠定了当代中国艺术——新歌剧的基础。
　　日本学术界把《白毛女》也列为“中国文学名着”。长谷川良一研究《白毛女》的学术论文自然也被选入日本的《中国名着鉴赏与批评》一书。长谷川良一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对《白毛女》有精深研究。他指出歌剧《白毛女》，从音乐形式来看，不是所谓西洋大型歌剧，但也不是小型歌剧，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戏剧也全然不同。它是把大型歌剧的题材以具有浓厚戏剧风味的小歌剧的形式处理的。再从所采用的曲调来看，既采用了中国民歌、古典戏曲等民族音乐，也采用了革命歌曲、合唱歌曲等西洋音乐，同时还运用了足以表现西洋近代要素的主旋律的发展方法——对位法、和声法等艺术技巧。他认为该歌剧虽然包含各种不同的音乐成分，但有其自己固有的艺术特色。他说：“从这方面来说，该歌剧也可以说是一种独创性的新型歌剧。”因为当时世界上在流行一种所谓美式音乐，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歌剧《白毛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式的新歌剧”。
　　日本学者对解放区的儿童文学也非常关注。日本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的新岛淳良等学者在其《现代儿童文学流派——以作家与主人公为中心》的长篇学术论文中以《抗战与儿童〈故事〉的世界》为专题论述了抗战儿童文学。新岛淳良等指出，在这一时期，以少年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非常多，如刘真的《好大娘》、《我和小荣》，郭墟的《杨司令的少年先锋队》，李伯宁的《钢铁少年》，以及管桦的《我全是褐煤》等作品，指出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写战争的，勿宁说是写人的成长的。有着较深的意义”。不过，“独具特色的作品，要算朱明政、朱明军的《三个老师》”，该作品描写了孩子们在战争中的成长，是非常“意味深长的”。
　　在诗歌研究方面，虽然相对淡薄了一点，但日本学者也写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诗论。如文艺理论家岛田政雄的《艾青的诗》（《世界文学研究》2.1948.11）、 秋吉久纪夫的《何其芳的诗论》（《现代中国》39.1964.5）、 石田武夫的《现代中国的长诗——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中心》（《彦根论丛人文科学特辑》10.1959.10）等都是值得称颂的。应该说，作为外国人对于诗歌的翻译和研究要比其他文学样式的翻译和研究更加困难，素有“诗不可译”、“不可说”之说。然而，日本汉学家们、学者们硬是注意翻译和研究中国新诗，并做出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都是十分可观的业绩。他们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做？何其芳诗歌的研究者秋吉久纪夫告诉我们，当他“向如此生动活泼的文学运动探求之时，只有孑然一人”，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因为他相信：“曾经诞生过杜甫、李白等古代诗人优秀诗篇的国土，当然也一定会产生出与之媲美的现代优秀诗篇。”（注：秋吉久纪夫：《祝贺〈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发行》，载武鹰宋绍香编译《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四辑——现代文学专辑》。）
　　这是对中国新诗的祝福和厚望。
　　　　　　三
　　解放区文学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它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先导的中国新文学的“第三个转折期”，它一诞生就显示出了强大无比的生命力。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它趋于成熟，出现了不少震撼中外的作品。郭沫若称赞这一时期“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向北方的朋友们致敬》）。在致陆定一的信中他又称颂解放区文学作品是“民族的瑰宝、新世纪的新神话”。
　　因为解放区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产物，所以解放区文学的基本内容和主题是抗日的和民主政权建设的。笔者在想，象这样一些“抗日的”作品，对于日本读者一定是很“刺激”的，然而，日本的学者们为什么还是不遗余力地去译介和研究它们呢？这除了说明这些学者的正直、友好以外，恐怕还有其“内发欲求”的一面吧！
　　形象总是大于主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部真实地反映生活、严肃地描摹人生的优秀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审美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制度的读者层从中吸吮着不同的营养汁液。以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为例，苏联学者从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和一代新人在成长。B·卢得曼指出， 《暴风骤雨》“这个题材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其十分切合实际的意义在于：它日益全面地表现出人民中间一代新人的成长。”（注：B ·卢得曼：《〈暴风骤雨〉俄译本第一版前言》。）而日本学者从中则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觉醒，从而“打破了日本扩张主义者的美梦，创造了一个奇迹般的新世界”（注：鹿地亘《〈暴风骤雨〉日译本序言》。）。为此，日本学者鹿地亘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帝国主义的基础是肤浅而脆弱的。他说：“读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之后，我首先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促使我耐心地把它介绍给日本：军部和财阀之流的所谓‘王道乐土’的阴影，事实上就象即将坍塌的一堆沙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他特别指出当今许多日本人并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告诫道：“今天必须明白，＜!DX当日本重建时，一定不能再走老路!＞。（重点为笔者所加）沙滩上不能建筑楼房，我们同亚洲的各民族，尤其同我们休戚相关的中国人民的关系，必须打下毫不动摇的坚固的基础。为此，作为一个警告，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寒而栗的真相！”（注：鹿地亘《〈暴风骤雨〉日译本序言》。）
　　这个“不寒而栗的真相”，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从而导致的灭亡。为了使日本“不能再走老路”，“同对日本将来的政治展望联系在一起”，于是日本学者“把对中国事情的旺盛的探求愿望及其结果向日本国内进行积极介绍”，表现出了“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祝福，对其世界史意义的确信”（注：釜屋修：《赵树理研究与小野忍》。）。
　　在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中具有这一倾向的学者以岛田政雄和鹿地亘为代表，高仓穰也在其列。50年代初，高仓穰在其《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研究论文中，在指出日本扩张主义者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之后，写道：“伴随着这一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终于解放，产生了新中国的文学……新中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将在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显然，这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祝福”，对中国新文学“进行积极介绍”的视点。对于日本学者来说，这一视点是外向的。但是，这一外向的“探求愿望”，一旦付诸“积极介绍”，便会促使其内向的“反省”。日本学者认为，“在为日本的再生进行种种探讨时”，必须“反省导致本国战败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反省自己的中国观、亚洲观”。
　　属这一视点倾向的学者以竹内好、小野忍为代表。他们认为促使日本“反省”的最好教材就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竹内好说：“假如想了解抵抗运动的全部……那么，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是最合适的。”（注：高仓克己：《赵树理与林语堂》。）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曾“三次被征召”的日本学者西野辰吉更有切身体会地说：“我——阿Q 的日本儿子——在这场战争中，也三次被征召。不知是什么机缘，我三次都是在内地部队服役，终于没参加实战。但是，一读中国文学，我仍旧如反射一般，不能不想到包括我在内的日本全体民众，不能不想到全体日本民众与中国民众被置于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上。”（注：西野辰吉：《（Books）竹内好译编〈鲁迅作品集〉小野忍译赵树理〈登记〉》，《近代文学》1953年8月。）
　　这种通过文化交流，而引起的对自己过去的反省，对于日本的“再生”，肯定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可见，日本学者们的治学精神是严肃的、凝重的；他们决非为文学而文学，为文化而文化，他们想的要比这多、比这远。日本学者在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中，不管是外向的“祝福”，还是内向的“反省”，都是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再生”和复苏。大概，今日日本之富强，与日本积极引进别国先进技术、积极进行文化交流不无关系吧！惟其这点，难道不值得我国学人深思吗？
文艺理论与批评京137～14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宋绍香19981998 作者：文艺理论与批评京137～14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宋绍香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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