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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方式与中国社会福利研究
　　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与社会政策概念出现于1990年代末期，有其深刻社会经济背景与历史必然性。1949年以来，由于极左思潮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社会问题”，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是应受到严厉批判的资产阶级作风。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单位制和准军事化社会组织结构导致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主要通过单位福利与财政补贴形式满足，公共福利与社会福利事业极为落后，衣食住行和基本生活需要满足面临诸多困难。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制约个性化生活方式发展，根本无从谈起生活质量问题，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是负面和贬义概念[1](P41)。这种状况自然影响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因为社会福利发展缺乏相应价值观念、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与组织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环境下，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人的发展与人的需要满足成为国家政策议程的中心议题。人民群众也迫切需要转变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质量，发展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的思想基础和社会环境已经成熟。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和以人为本理念日益普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澄清，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等专业学科恢复与发展，经济发展和企业劳动、工资与社会保险三项制度改革，国家政策模式转变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共同推动了社会福利发展。2000年11月，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首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标志中国人由谋求吃饱穿暖的维生阶段转入追求生活质量的时代，标志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由“社会保障”阶段进入“社会福利”时代，标志作为独立学科的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研究正式起步。
　　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是个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研究基础，但是相关研究整合程度较低，散布在不同学科领域之中，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是重要领域。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侧重于及时回应社会问题和有效满足变迁的社会需要，改善生活质量与提高福利水平，关注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谋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追求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整体社会质量，是世界各国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恢复与重建的社会背景是社会问题丛生与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学家与社会政策研究者面临纷繁复杂与异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为社会学的迅猛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营造了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应用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方兴未艾、异常活跃。但是，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缺乏相应的学术传统，相关研究分散在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城市社会学与社区研究、婚姻家庭、妇女研究与性别研究、老年、青少年和残疾人福利、教育、卫生和住房等领域之中，其中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是中国社会福利研究重要而独特的基本视角[2]。这至少说明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独立与整合取向的学科体系。
　　　　学术传统与生活方式研究视角
　　生活方式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前沿问题。生活方式是个内涵外延丰富多彩和不断变化的概念。综观欧美国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生活方式概念内涵外延有若干基本特征。首先，生活方式是都市化、工业化、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取向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标志社会分化加剧与社会不平等扩大，说明“有闲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形成；其次，生活方式关注的是从主观回答“怎样生活”，生活质量关注的是从客观描述“生活怎样”的基本问题[1](P47)；第三，生活方式概念界定的共同取向是强调广泛差异性、独特生活风格和区分的标志[3](P59-70)；第四，生活方式内涵外延丰富多彩，涉及诸多相关问题，例如生活方式与阶级差别、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生活风格、人类需要满足和社会指标等议题[4](P5)；第五，20世纪以来，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成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学科研究的共同领域，是世界各国决策者与社会科学家高度关注的国际性热点议题和前沿课题[5](P53-58)。目前，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家“不约而同”将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置于国家社会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和中心位置，是全人类面临的跨越民族、文化、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的普世性问题。
　　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在现代社会成为世界性问题，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原因。世界各国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共同关注生活方式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首先，趋利避害，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其次，人类历史变迁规律与社会发展趋势是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由传统到现代[6](PV)。根据着名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传统社会开始，经由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时代，最后达到“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7](P266-287)；第三，人类社会观、社会进步观、社会发展观和社会福利观发生根本转变：由传统农业社会转为现代工业社会，由直线、单向进步转为螺旋、综合进步，由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转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物质福利为主转为综合性的物质、心理和社会福利。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清晰，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主要衡量标准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成为测量社会现代化程度和以人为本状况的最佳指标体系[8](P8)；第四，世界各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体制改革追求的共同目标和核心主题是，调整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重构社会、国家、市场、社区、家庭与个人间的关系，努力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及时回应社会问题，最大化满足变迁的人类需要，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改善人们生活状况，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9](p1)；第五，在中国社会，生活方式成为决策者与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是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0](P144-148)。中国由国家社会主义变为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在生活机会与资源分配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工业化进程与社会现代化步伐加快，经济生产与社会消费关系日趋密切，就业模式转变和工资收入提高导致人们生活方式悄悄发生变化，“怎样生活”和“生活怎样”的问题被客观地提到议事日程；思想领域中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特别是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以人为本思想日益普及；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为生活方式兴起与发展奠定了思想、经济与社会基础。
　　生活方式研究拥有不同学术传统，社会福利与社会学的生活方式研究具有诸多重要差异。目前，由于生活方式核心性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已形成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共同研究生活方式的可喜局面，并形成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视角，其中尤以明确区分社会福利与社会学的生活方式研究的差异之处最为重要，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概括而言，社会福利与社会学的生活方式研究具有如下差异：首先，社会福利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学传统的生活方式只是众多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3](P59-70)；其次，社会福利是人类社会伴生物，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天性。社会学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人类社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改善生活质量的努力；第三，社会福利独立学科与制度，主体性特征鲜明。这种主体性既体现在独立的学科地位，又反映在人的发展是社会福利追求的核心目标。社会学视野中的生活方式研究长期处于从属性地位，内涵外延随主要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别，表现出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例如生活方式最初是作为解释阶级、地位差异的变量而出现的[3](P59-70)；第四，社会福利既关注人类现实生活状况，又追求美好和理想社会状况，既坚持“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又注重理想状况的社会伦理。社会学的生活方式主要关注现实生活状况，缺乏未来取向的理想社会观和明显的价值判断；第五，社会学的生活方式主要局限于社会消费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社会福利则既关注经济生产活动，又关注社会消费领域，既关注物质生活世界，又关注精神心理世界，还关注从全人类角度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简言之，虽然社会学与社会福利共同关注生活方式，但是二者的研究角度具有诸多重大差别，二者关系是学科（社会政策）与研究范畴（社会学），制度（社会福利）与社会活动领域（社会学），永恒现象（社会福利）与历史现象（社会学），主体特征（社会福利）与从属地位（社会学），现实与未来的整合（社会福利）和注重现实取向（社会学），整体（社会福利）与局部（社会学）的关系。
　　　　生活状况与欧美社会政策研究
　　人的生活状况与福利水平是社会政策研究的传统主题，这集中体现在福利制度结构——功能与福利政策目标上。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回应和满足某种特定社会需要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制度保障。福利制度基本功能是满足变迁的人类福利需要，改善生活状况，提高福利水平[11](pxi)。福利既是福利制度的核心，又是充满争议和难以界定的基本概念。美国学者Barry在其《福利》一书开篇写到：福利概念以一种让19世纪评论家吃惊的方式主宰了当代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12](Pvii)。从词源和语意学角度看，福利起源于古代词汇farewell，其意思是走或好。英国权威牛津词典将福利意义等同好运、幸福、福祉和繁荣。福利概念是well和fare两词意思的综合。Well的意思是好，fare的意思是生活，两者意思综合起来就是幸福人生、美好生活或追求幸福生活[13](P2)。这意味改善生活状况是福利制度基本功能与福利政策的主要目标。福利制度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类，传统福利制度主要是非正式照顾（亲属、邻里、朋友和社区）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福利（如宗教团体的慈善福利）。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是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产物。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颁布《济贫法》标志着现代福利制度的诞生[14](p14)。简言之，社会福利制度基本功能是满足人类变迁的福利需要，福利需要满足状况主要表现为生活状况。
　　欧美社会福利研究传统是需要满足研究，实质是从基本需要界定与福利服务提供角度，描述与分析福利制度的运作机制。需要概念是社会资源分配与福利制度运作的价值基础。英国着名学者布兰德肖认为：社会服务的历史就是承认社会需要和组织社会去满足社会需要的历史[15](p640-643)。需要(needs)是区分不同理论流派和福利观念的基本标准。欧美国家需要界定取向多种多样。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与社会福利处境中，需要至少是在冲动和动机(impulse)、缺乏、要求、资源、问题五种意义上使用的[16](p18)。笔者认为，需要是指目标群体在特定时空处境下尚未达到社会认可一般生活标准的“问题状态”。这涉及谁是福利服务对象，需要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基本需要范围与内容，社会认可一般生活水平，以及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与社会认可一般生活标准之间差距等诸多问题。例如英国学者从主观界定角度认为，人类普及性基本需要是身体健康和自主[17](p157)。两位香港学者依据研究对象主观界定的研究发现，香港中国人的基本需要是健康和衣食住行生存需要[18](P79-96)。这意味人们工作与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纳入福利范围之内，意味生活状况改善与福利水平提高集中反映在基本需要范围扩大，需要满足程度提高上。一般来说，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基本需要内容越多，范围越广，社会福利制度便越发达。
　　北欧生活状况型福利是欧美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另类传统，其实质是从基本需要满足状况与结果角度，描述分析社会福利运作机制和制度模式。北欧生活状况研究起于20世纪60-70年代，深受国际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美国社会指标运动的影响，研究主题是探讨“人们在福利国家中如何生活”的问题。北欧生活状况研究的显着特征是对社会生活提供全面描述，生活状况调查主要依赖客观而非主观的态度指标，特别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努力将社会政策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19](p61-64)。北欧国家福利既与生活状况有关，又与生活质量相互交织。例如，瑞典1968年、1974年和1981年三次大规模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范围包括健康和获得健康照顾、就业和工作条件、经济资源、教育和技术、家庭和社会整合、住房、人身和财产安全、娱乐和文化、政治资源九大领域[20](p67-83)。显而易见，瑞典福利状况调查范围覆盖社会生活所有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北欧生活水平式的福利研究取向拥有许多截然不同于欧洲国家“需要满足过程”传统的价值理念与基本假设。首先，北欧福利研究模式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聚焦于人们的需要满足，而不是聚焦于人们资源的多寡。这反映福利或生活状况主要是指从个人对货币、财产、知识、精神和物质能源、社会关系和保障等资源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控制个人可以有意识地控制他们的生活状况[21](P88-94)。这意味北欧福利研究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以个人对满足需要所需资源的控制能力为基础，而非单纯被动的需要概念。与此对应，在欧洲传统的福利研究中，核心概念是人的需要，关注点是需要满足程度，忽略了如何满足需要和个人在需要满足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个人的福利主体意识薄弱。其次，北欧福利研究模式既使用客观指标，又运用主观指标，以便为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提供全面的图画。这意味着北欧福利研究模式侧重使用客观的描述指标，而非主观的评价指标，并且力争主客观指标体系的完美整合[22]。不言而喻，以对资源控制能力为基础的北欧福利模式，远比欧美国家传统的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福利模式更为积极主动。这既标志福利观念内涵外延的变化，又标志福利政策目标由以资源为主转为以人对资源的控制能力为主，还标志福利典范转变。
　　　　结构变迁与中国社会生活状况转型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显着提高中国人的生活质量。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至高无上。国家统揽政治权力。政府运用计划方式组织经济生产和社会消费，基本取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国家建立准军事化的社会组织体系，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均处于严密控制下。在此处境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既是集体主义取向的，又是高度同质性和一致性的。与此同时，由于资源匮乏与资源控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停留在贫困和维生水平上，根本无从谈生活质量问题。城市居民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穿衣难、吃饭难、住房难、出门难、洗澡难、理发难、看病难和入托难等现象普遍，物质福利水平极低。当时将社会福利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批判福利主义的左倾思想客观上又制约和妨碍了福利与公共福利事业健康发展[2]。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革命色彩浓厚和集体主义取向的生活方式与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社会结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结构变迁，生活方式与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一统和无差别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逐渐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多样化与统一性并存共生，差异性与趋同性相互交织，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互融合的过渡性生活方式与生活状况。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趋势是中国人生活质量显着提高。这标志中国社会的福利模式正在由集体主义典范向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混合的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况发生可喜变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混合的生活方式初见端倪，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崭新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价值观念更新、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人生活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社会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从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化，从物质型向文化型转化，从标准型向多样型转化，从耐久型向更新型转化，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从室内型向室外型转化[23]。在社会结构变迁处境下，中国人生活方式与生活状况也发生喜忧参半的变化：一方面奢侈浪费、白色消费和炫耀消费盛行，腐朽落后和愚昧封建生活方式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健康向上、幸福和谐美好生活流行，追求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应运而生。有鉴于此，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建立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生活方式已迫在眉睫。所谓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是指与我国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新型生活方式。它既包括物质生活，又包括精神、政治和家庭生活，既包括个人消费水平提高，又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改善。这种小康型生活方式实质是用较少资源和较低条件实现较高生活质量，形成文明、健康、科学、合理、实惠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24]。总体来说，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的总体方向是，由依附型向自主型生活方式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性生活方式转变，由僵固不变的单一生活方式向不断变动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转变[25](P49-55)。中国社会生活方式总体性变迁趋势反映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例如，20世纪90年代个体户生活方式激变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劳动与闲暇结构呈融合、自主支配趋向；二是社会交往活动由封闭趋向全方位开放[26](P49-55)。简言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尚未完成，生活方式转变同样如此。虽然如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转型已经开始，新社会与新生活方式雏形已清晰可见，预示福利观念与福利模式在转变。
　　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既是观察转型期福利状况的最佳落脚点，又是分析中国福利状况的独特视角，为中国福利理论政策研究奠定了多方面的坚实基础。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影响随处可见。普通市民的政治、经济、劳动、社会交往、家庭、消费、闲暇生活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既是最直接、最具体和最典型反映社会结构变迁影响的生活领域，又能反映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福利状况。生活方式转变与生活质量改善由此成为描述与分析福利状况的最佳落脚点。在中国社会福利尚未形成独立、综合和成熟的研究领域之前，生活方式不失为研究中国社会福利的独特视角。如果承认“人类需要满足程度”是衡量福利状况的主要指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福利服务、教育服务、医疗照顾、住房、公共福利和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是社会福利基本范围和内容的话[27]，那么福利研究对象就是“生活问题”[13](p2)。生活方式研究与社会福利研究“殊途同归”，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成为福利理论政策研究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生活方式与福利研究不仅存在领域与学科、局部与整体、现状与过程的差异，在方向与目的、层次与结构上同样存在重大差异。生活方式侧重目前现实的生活状况，社会福利关注从动态发展角度观察人类福利状况。生活方式研究目的是了解现实生活状况，社会福利研究目的是社会改革与有计划社会变迁。生活方式主要是对微观层次社会生活的研究，社会福利主要关注宏观层面制度性安排与政策模式改变。生活方式是具体的社会生活形态，生活结构比较简单、直观和具体。社会福利则既包括简单、直观和具体生活形态，又包括复杂、深层次和抽象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关系模式[28](p2)。尽管如此，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为社会福利研究奠定了具体而微观现实直观的生活基础。
　　　　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研究与社会福利研究应采取何种关系模式。笔者主要从生活方式与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学术传统与生活方式研究视角、生活状况与欧美社会政策研究、结构变迁与中国社会生活状况转型层面分析和回答研究问题。笔者首先指明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的“分隔化”与生活方式化状况，探讨生活方式的普世性意义和关系，分析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世界性议题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趋同化趋势，区分“社会学视角”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福利视角”的生活方式的诸多重大差异之处。然后，笔者在界定福利概念内涵外延基础上，介绍欧美社会福利研究的两种取向与制度安排：以“需要”为基础的、侧重于“需要满足程度”的福利政策模式，和以“资源”为基础的、侧重于“人对满足需要资源的控制能力”的福利政策模式，目的是为中国福利研究提供国际视野和国际比较基础，着眼点和落脚点是为探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状况转变的基本趋势，将生活方式研究与社会福利研究放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定社会环境下，放在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进程中来考虑。笔者认为，尽管生活方式与社会福利研究“趋同化”的基础扩大和倾向明显，但总体来说，社会福利取向的生活方式研究在许多方面明显优于社会学取向的生活方式研究。不言而喻，这说明深化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增加社会福利的理论视野和取向。因为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政策目标、组织体系、运作机制、队伍建设和服务范围，更符合人类追求幸福美好生活和自我发展的天性，更深刻描述社会结构变迁规律，更准确反映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目标，更科学预测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这说明生活方式研究是福利研究的基础与途径，是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的独特视角。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57～62C4社会学刘继同20032003生活方式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是新兴议题，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是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与政策议题。中国社会如何处理社会学取向与社会福利政策取向的生活方式研究，是个既关系到如何深化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研究，又关系到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从中国社会状况与欧美学术传统的角度，探讨生活方式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学研究传统/社会福利研究传统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目“欧美国家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核心理论争议”刘继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邮编　100871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57～62C4社会学刘继同20032003生活方式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是新兴议题，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是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与政策议题。中国社会如何处理社会学取向与社会福利政策取向的生活方式研究，是个既关系到如何深化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研究，又关系到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从中国社会状况与欧美学术传统的角度，探讨生活方式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学研究传统/社会福利研究传统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目“欧美国家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核心理论争议”

网载 2013-09-10 21: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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