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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面上看，1997年的中国学术理论界是相对平静的，但实质上却是发展极其强劲、内涵非常充实的一年。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带有分水岭、里程碑的性质，其根本的标志就是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病态社会政治干扰已被从社会心理深层逐出学术领域；以为个人投机取巧服务（表面上以“为政治服务”为幌子）为特征的伪学术研究已从总体上失去统治地位和诱骗效能；真实的、公共的学术界日益“重组”成形；社会公认的思想型学术代表人物已开始在公共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研究对于社会进步的启发性、催化性、直接建设性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学术理论界已摆脱了长久存在于公众心目中的空洞、虚伪、诡辩、怪异的不良形象，开始回归自我，走向成熟，并且以此唤起了人们新的反思意识和理论兴趣。这种“准文艺复兴式的”实质性发展，得益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和相对平和、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与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呼应的。
　　1997年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人们一提到哲学，充斥于脑际的便是那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旧哲学教科书”诡辩论，或是那许多“假、大、空”的政治说教，于是立即对“哲学”生出鄙夷乃至生理学的反感。而1997年情况似乎突然发生转折，人们一提起哲学便发现头脑一片空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于是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不足，进而对哲学发生了好奇、憧憬和求知欲。人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寻求对这个“世界”的新的深层理解，这种转折标志着少数青年哲学学者长期倡导实践唯物主义，彻底批判旧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努力，终于取得了最广泛的社会回应。中国哲学界恢复了健康的机体，就如同一片沙漠化了的土地重新勃发出了绿色的生机，又可以播种希望了一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97年中国的哲学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哲学层面完成了倡导理性主义和市场经济新文化、遏制文化保守主义和“伪道学”的学术战斗，发挥了很好的理论引导作用。
　　当改革进展到90年代中期时，在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变化面前，我国思想界表现出空前的茫然和困惑，表现为对自己曾经热情呼唤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文化理论界与迅速生长的市场经济实践的隔膜，以及近年来由于自身处境所产生的过多的顾影自怜，使其所关注的问题领域相对狭窄并且缺乏建设性，容易倾向于保守僵化，同时也使各种方向的文化努力缺乏强有力的实践支撑和理论支撑。所以，在恢复孔学传统、寻觅人文精神、引进西方学说、批判世俗现实等各种文化努力的背后，出现了某些令人不安的、不利于现代化进程的哲学意念，表现为对实践领域出现的新的理性精神的反应迟钝、麻木不仁乃至拒斥。在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也有某些偏激的、保守的情绪。思想文化界在商品和金钱的冲击面前守护心灵的尊严、呼唤人文精神固然有一定价值，但是，也出现了与历史进程唱反调，用冠冕堂皇的字眼宣泄对自身地位失落的不满，散布反现代化的思想，对过去那种病态年代表现出不正常的怀旧情绪等情况。这些东西一度蔓延，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文化价值取向，即一种以敌视改革和社会进步、夸大社会进步代价为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从哲学上明确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基调，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培育和保护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弘扬合乎时代潮流的新的社会文明，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便成为哲学理论界的重要工作，这一工作是在1997年告一段落的。
　　哲学家们通过学术的力量确立了下述社会理念：
　　1.中国的现代化目前已进入制度建构阶段，确立以理性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至为重要。中国的传统制度，建立在基于血缘和宗法关系的宗法观念、风俗习惯和伦理规范的基础之上，缺乏科学理性传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是和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属于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精神气质的东西，和以科学与民主为价值核心的现代理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是专制主义的附庸，后者是工业社会的精神支柱。因此，历史上虽经多次社会变动，却由于缺乏基于理性原则的制度层面的建构，往往流于自发的、非理性的冲动，所以旧的制度框架周而复始。这是造成中国长期以来停滞落后的重要原因，因而也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不能拒绝理性主义的根本原因。以现代化的“代价”为名牺牲中国的文化传统，固然是文化虚无主义，但借口我们的传统中“本来就有”现代因素而拒绝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则是文化保守主义。在我们社会亟需理性主义的时刻，把对腐朽事物的批判指向刚刚萌芽的新生事物，是严重的历史错位。
　　2.理性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是现代化运动的文化价值基地。近现代理性主义形成于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经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充实，提炼成为现代化思想和运动的中心原则，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世界近、现代化运动，就是理性的产物。现代化就其性质而言，本身就是一场理性化的运动，是人类摆脱非理性走向有序化社会的历史进程。
　　理性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崇尚事实，怀疑先知，相信逻辑，排除盲目信仰，因而造就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这种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科学因此成为理性主义的表征，它在世俗领域恢复了人性的尊严，以其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打破宗教的神圣光圈，使人性高于神性，以平常心对待人的正常欲望和需求，证明了世俗化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它在经济领域建立了科学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创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利益、绩效等观念成为现代生活中的基本价值观，现代工业文明正是理性化思维的产物，它在社会关系领域导致了以效率为中心的科学管理制度和现代法律制度。注重普遍主义原则的理性化的契约制度，取代了以信仰和蒙昧情结为根据的宗教信条、宗法观念、风俗习惯和伦理规范，成为现代社会的一般行为准则。总之，现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原则之上的，现代化范畴中的科学化、人性化、民主化、法制化等内涵，都是社会理性化过程的产物和表现。
　　3.市场经济实践中产生的新文化价值观，如开放、进取、竞争、平等、求实、求新、自主、自立、自由等等，形成了市场经济新文化。这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是对过去那种空洞、抽象、虚伪的“伪道学”的彻底否定，其中最能反映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转变的观念，是以创新、合理、绩效、合作为核心的理性文化精神和以个人成就感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这些观念都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没有的东西，这些新文化观念也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而是实践的产物，是良知的展现，它代表了真正的时代精神，也体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力、塑造力和蓬勃生命力。
　　4.西方的一些最新理论对于提醒我们避免工具理性式的片面发展，防止重蹈西方现代化的某些覆辙，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要加以分析。例如，大有成为当代西方文化主流趋势的后现代主义，怀疑18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传统，试图“从根子上”批判“现代化”，指责理性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后现代主义看到了理性主义在当代西方片面发展的贻害，揭示了它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精神危机等一系列消极后果，崇尚多元性、开放性、丰富性、差异性，显示了对当代社会深刻的人文关怀。但是它没有区分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从对技术理性的片面性的否定滑向了对理性主义的全盘否定，这样便在努力“消解”包括理性主义在内的一切传统时，消解了建立任何文化价值基础的可能性。又如，90年代以来在西方盛行的生态主义，尤其是在生态主义的一个派别“生态原教旨主义”的某些理论中，也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它认为技术理性的发展导致了环境破坏、生态危机、媒体污染、道德沦丧和人的生存危机，理性主义的滥觞是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根源，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回到自然状态中去”，恢复原始的传统生活方式。对于这种“向后看”、反对任何形式的发展与进步的观点，不少西方学者亦认为是受中国道家传统影响的、非理性主义的、反现代化的“最保守的文化观念”。如果把这些理论照搬过来，否定理性主义，就将导致文化保守主义的错误。
　　通过哲学家的上述厘清工作，文化保守主义和“伪道学”1997年在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没有了市场，改革的理论环境进一步改善，改革的时代列车又加快了。
　　　　　　1997年中国哲学界的又一道风景线，是哲学家对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其中折射了对更为宽泛的现代科学与人文精神关系的高度关注。
　　本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信息革命，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引起了当今世界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也促使人们在一个新的历史平台上重新思考当代社会的发展问题，从哲学层面研究这场狂飙式的革命的意义，它的社会后果和它对当代世界提出的崭新课题，对于处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有着特别现实的意义。
　　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标准定义”，是中国哲学家在1997年从技术与哲学相结合的角度作出的。
　　哲学家们对信息高速公路问题作出的哲学审视包括：
　　1.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智价革命”。信息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从以文艺复兴为发端的“刚性技术革命”（钢铁、机车等的制造，能量和力的充分爆发性使用）时代跨入了“柔性技术革命”（芯片、通信、程序及其所合成的各类高级系统）时代。这种“转换”是对以往人类发展方式的“修正”，是改变日趋紧张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解决方案”。信息生产力手段为人类走向更高级的、生态化的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前提，意味着人类将告别工业文明的粗放发展方式，采取更合理、更节约、更和谐、更合目的性、也更符合生态文明的新发展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人类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发展观也发生着深刻的转变。
　　2.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最重要社会成果之一，就是全球一体化在生产协作、市场协调、信息实时共享、观念沟通理解以及巨系统生态控制等方面高度发展，这一大背景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放弃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已进入信息化、生态化、后市场化、后现代化阶段，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已通过全球生态危机展现出它的临界界限，因此，当发展中国家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便同时面临着实现现代化和处理工业化后果的后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推进经济发展与保护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双重难题。发展中国家只有正视全球一体化的现实，保持充分的文化自觉，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才能在新的时代环境和发展浪潮中后来居上，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蓝图。
　　3.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引发的社会生活内容变化值得注意，最重要的是劳动的变化和“新中间阶级”的产生。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当代科技产业革命把大量的白领阶层抛向了劳动者的阵营，造就了这种以智力劳动为谋生手段和生存方式的“新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由于信息生产方式导致的社会高度分化和个体多元发展，新中间阶级更重视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更反感公共领域对于个体行为的侵犯（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个人隐私难于保障的情况下），也更重视生活的品质，包括外在生态环境和内在生活质量。新中间阶级的这一新文化价值取向标志着当代西方价值观的转折，即从关心经济和人身安全转向关心“生活质量”，从关心物质价值转向关心“后物质价值”。
　　4.一个特别需要进行哲学思考的问题是：信息高速公路在创造一种新文明的同时，也推进了人类生活模式单一化的趋势，引发了新一轮人性异化和文化迷失。虽然计算机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对象化能力大大增强了，但人的自我异化也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在全球性的计算机网络中，亿万个节点就像无数个茧子，里面是一个个兴高采烈的作茧自缚者，人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此时的人也如同被蛛网控制住的小虫，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自觉。人类生活模式的单一化，特别是语言模式的单一化超过了“福特制”时代造就“单向度的人”的情况。当有朝一日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简单地“例行”自己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时，人之所以为人就很耐人寻味了。由此可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类必须在计算机的强大作用面前努力保持人类生活选择方式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必要的生态环境，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即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则是人类的“类”生存环境，它的毁灭就是人类本身的毁灭。保持人类生活选择方式的多样性，不可能靠一种简单的、孤立的、自发的行为来实现，而需要靠哲学层面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抗来实现。
　　通过在1997年进行的上述工作，中国哲学界、思想界开始以更大的兴趣和更宽的视野反思日益技术化、全球化的“世界”问题，有可能在“元哲学”层面上取得理论突破。
　　1997年中国哲学界的不足更多地是发生在“实证领域”。突出表现为旧有的哲学研究机构、哲学刊物、大学里的哲学院系严重外在于公共哲学界的发展，严重脱离生活实际。
　　
　　
　　
深圳特区报0⑾B1哲学原理翁寒松19981998 作者：深圳特区报0⑾B1哲学原理翁寒松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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