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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道·诺斯）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仅将对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会对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有关。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的经验。
　　首先，让我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纵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其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起到限制性作用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第一，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社会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第二个论点，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第三个论点，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第四点，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第五点，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经济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观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有变化以至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地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原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该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框架反映了私人性和再分配行为，学习将采取“学习海盗如何做得更出色”的形式。现存的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和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体保证现存制度的持续存在的力量。“经济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的交易，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参加游戏的人互相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弈论中的这两种情况正像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构造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在回到我刚才向大家提出的五个观点上。我们力图从人格化的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他们必须重新构造市场，确保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使各个组织在重新构造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必须要做到的是我们必须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产权制度，建立起正式规范，在经济交换中使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政治制度，否则我们就决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我向大家介绍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我把这叫做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基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各个学科的发展是造成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主要的源泉。所有这些学科的系统的应用，应用到基本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经济稀缺问题上。不仅仅是马尔萨斯的关于报酬递减律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新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充满无穷的机会。然而，要获得这种前景，达到这种潜能，我们就需要重新构造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组织，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现在技术需要我们在职业领域和在地区领域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实前关所未有的交换幅度和规模并发展下去。为了实现规模递增的收益，我们需要在交易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在美国，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７０年间，美国的劳动力从２９００万人增加到８０００万人。同期，产业工人从１０００万人上升到２０００万人，白领工人从５００万增加到３８００万人。关于交换部门，其中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可以被测量到，在美国，１９７０年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４５％。由于合作协调和实施执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交易部门一直在生长和扩张。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专业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种收益，我们就需要控制漫长的生产链条中的质量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而且造成了另一种现象，就是委托一代理人关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应用各种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或者说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过自动地衡量各种物品的质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产出，这样的话，人们就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对产出来说，不仅存在没有标价的剩余产出，如各种污染物，同时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成本，比如说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种物品的质量、性能，某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另外我们的新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各公司有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而且固定资本投资的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基于这种情况，整个的交换过程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中间出现了各种捉摸不定的因素，价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种机会行为的可能性方面。
　　随着这个技术伴生而来的是出现了一系列组织方面的问题。第一条，现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质量，以及各种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为了详尽地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以及各种代理人的绩效，人们就产生各种的分选也好，各种的定级也好，商标、保险期、保修期、执照、产品许可证以及很多方面的技术。尽管有所有这些技术，各种器件、部件来衡量，但是我们真正衡量比如说汽车修理的质量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难做到的。在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机构中，具体地衡量人们的绩效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点，尽管把人们组成小组来进行生产，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我们这样做时，所付出的代价是造成工人的异化和工人对生产的不负责任。所以工厂里搞起了纪律方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正是针对工人在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作出的反映。从雇主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纪律，包括各种规则制度、规章、刺激因素和奖惩条例都是为了获得高效率的绩效。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做法，这些新发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伎俩，对他们进行剥削。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人们能够对如何衡量产出的标志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点，潜在的、通过机会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导致人们采取一些战略性的行为，比如说，对劳资纠纷问题、各公司之间订立合同问题等都产生了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好，都可以通过修改合同，这些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提供服务，都可以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收益。
　　第四点，大规模的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人们感到熟悉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在大公司内，为了应付个人不负责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繁杂而制定的规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内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响了灵活应变的可能性。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仔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构造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仔细的社会分工以及转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所以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新技术、组织、公司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后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技术、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无处不在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两难处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已经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产生了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尽管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着若干的影响。
　　最后，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渡的经验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首先，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第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发达国家的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了。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的抉择。另外一点，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粘合剂现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必须投入比目前投入的更多的社会的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我讲一讲什么没有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两难处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的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过去的２０年里，贵国的经济走过了很长的道路，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未来，你们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我希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明未来作出重要的贡献。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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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诺斯教授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教授，是１９９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是诺斯教授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０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演讲，由该中心张帆教授根据录音整理，易纲教授校对，本文将收入《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一书，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辑。
　　
　　
　　
改革重庆052-056F11理论经济学道·诺斯19951995 作者：改革重庆052-056F11理论经济学道·诺斯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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