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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1)03-0112-07
　　一、“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有一段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经济学既然是一门社会科学，就不能摆脱人的社会、历史、制度、文化的分析。因此，“社会人”的定义更加符合人的本性。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个人按照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行动——这个“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完全否定“经济人”假定也就意味着“主流经济学”毫无研究价值。这也是片面的。
　　从哲学上讲，“经济人”假定是一种抽象规定，“社会人”假定也是一种抽象规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经济学中是否能有一种基本的抽象规定？如果只允许一种基本的抽象规定，那么我们就只能在这二者之中选择其一。如果允许有一个以上的抽象规定，经济学理论就有更大的辩证思维空间。其次，如果“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抽象规定都是允许的，那么，这两个规定必然各有其特殊性，否则二者就可以合而为一了。
　　当代美国思想家德鲁克(Peter Drucker)对熊彼德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出发点有一个比较。德鲁克指出：“熊彼德从他的学生时代起就主张，现代经济始终处于动态的不平衡之中。熊彼德认为，经济系统和牛顿的宇宙——或者凯恩斯的宏观经济不一样，它是开放的系统。经济系统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它的本质类似于生物性，而与机械性相差甚远。”（注：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现代管理宗师德鲁克文选[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9．）凯恩斯主张，经济系统平衡是经济自身的规律，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而战争、自然灾害等对经济有巨大的影响，但这些因素是外在因素，不是经济学本身的内容。毫无疑问，凯恩斯的思想建立在“经济人”的基础之上。熊彼德则认为，经济系统不平衡是经济本身的规律，经济结构的变革是经济学真正的主题。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内在于经济系统之中。显然，熊彼德的理论承认了“社会人”的理念。“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区别可以这样理解：“经济人”假定是面向分析的工具假定，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有方法论上的合理性；“社会人”假定是结合人性的基本假定，经济学的“终极关怀”源于实际的人类社会生活。“经济人”假定奠定了主流经济学基础；而“社会人”假定则支持了社会经济学的合理性。
　　为了明晰问题，假定经济学可以分为主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两个部分，并假定主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十分清晰的（实际上二者的界限有可分的一面，也有模糊的一面），那么，主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三种可能的逻辑关系（定义A：主流经济学；B：社会经济学）：等同关系(A=B)；交叉关系附图。等同关系是不符合经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的。采纳数量分析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和采纳历史文化分析方法的社会经济学有融合的趋势，但目前主要还是处于分道扬镳的局面。不相交关系是不可能的。既然都是经济学，就有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从哲学的观点看，主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之间能够产生争论，恰好说明双方的理念有可通约性。如果双方的理念完全是不可通约的，就不可能发生任何争论。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能是第二种逻辑关系：交叉关系。在这个交叉关系下，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大致可以定义为Ⅰ、Ⅱ、Ⅲ3个部分。三个部分的逻辑隶属关系如下：附图。
　　上述划分体现了按照研究方法来区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只是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一种抽象划分，并不是唯一的划分）。“Ⅰ”从“经济人”假定出发，运用量化的思想理解经济学范畴，建立数学模型来说明经济生活的规律。“Ⅲ”从“社会人”假定出发，在人的政治、文化、伦理等社会属性的基础上来阐释经济生活的现象。“Ⅱ”是“Ⅰ”和“Ⅲ”的交汇点，从“经济人”假定和“文化人”假定的结合出发研究经济生活的规律，为社会经济运行服务。
　　因为前提、方法不一样，“Ⅰ”和“Ⅲ”是相互批评的。“Ⅰ”和“Ⅲ”的这种相互批评带有“外部”批评的特征。“外部”批评类似于“无政府主义”，双方都是以自己的出发点的唯一合理性来说明对方的立场的不合理性。然而这种批评是有益的，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批评中发现自身出发点的缺陷，从而产生互补作用。
　　正是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存在着上述互补作用，才可能有“Ⅱ”的研究。“Ⅱ”是一个“Ⅰ”和“Ⅲ”的模糊界面，由于要同时承认“经济人”假定和“社会人”假定在不同层面上的合理性，理念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Ⅱ”的内部的相互批评是“建设性”批评，因为这种批评是“综合”，其目标是建立经济学新的理解模式，而不仅是战胜对方的理念。“外部”批评只有过渡到“建设性”批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Ⅱ”的研究困难很大，但是，怎样把“Ⅰ”和“Ⅲ”的合理成分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从经济学的“人性”来看，“社会人”假定更为合理。以“社会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以描述方法为主，洞察经济现象的本质，更适合于分析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社会综合效益。以“经济人”为基础的理论以数学方法为主，把数学和经济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更适合对经济现象作量化分析，是以“社会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的必要补充工具。
　　二、从数学方法的应用看经济学的出发点
　　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其理想模型是“经济人”，在人人都追逐私利的假定下，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通过完全的经济自由竞争来实现。亚当·斯密系统地论证了商品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的基本含义，以可以量化的基本范畴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奠定了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合理性思想。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家是法国的古诺。他在1838年出版的《财富原理的数学原理研究》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着。但古诺的数理经济学的思想直到“边际革命”出现后才得到应有的重视。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边际革命”，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边际革命”强化了“经济人”的理念。它的基本规律是边际效用递减律。“边际革命”以后，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研究。
　　边际分析的基本数学含义是指自身变量发生微小变化时，引起的因变量变化的变化率。在经济学概念的分析中运用最多的是简单的一阶导数dy/dx。以一阶导数为基础，许多相关的两个经济学变量的变化趋势都可以用二维函数图形作形象的描述，对于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有一定的帮助。边际分析的延伸孕育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数量经济模型，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数量经济模型使经济学的理论描述从模糊走向清晰，使经济活动的预测和控制成为可能，是经济活动的预测、控制的重要的理论工具。
　　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手段能够从单纯的自然语言的理论描述过渡到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结构的理论描述？这是因为经济学与数学之间有天然的联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物的交换”而形成的关系，“物的交换”是有量化规则的；经济学基本范畴如需求、供给、价格等是量化的概念；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性往往需要数量的说明。所以，经济学运用数学有客观的基础。从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有半数以上的得主都与计量经济学的成果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见经济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分析经济数学方法的运用可以得出以下3个结论：第一，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是认识发展的一般过程，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体现了这个一般过程。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一般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20世纪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门社会学科运用数学的程度显着地增强，在经济学科上更为突出。目前经济学应用数学的程度至少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同一学科研究的方法是多种方法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方法就能够揭示其规律。这是各门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数学方法的运用是经济学理论方法进步的一个方面，但不代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一切方面；经济学数学方法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不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全部。第三，一般说来，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这一点对经济学理论研究也是成立的，即经济学研究的不同方法是相互补充的。物理学中的“互补原理”就是一个充分说明上述道理的典型范例。“互补原理”告诉我们，微观粒子的不同物理图象是从不同的层面说明其本质的互补图象。例如，电子在光电效应中是粒子图象，在电子衍射中是波动图象，这两种图象都已经被实验所证实。结论：电子是粒子和波动的统一。“互补原理”说明，在不同的实验装置下，微观粒子的物理图象是不一样的。就哲学思想而言，“互补原理”有一个认识论启示：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各自的合理性和互补性。这个启示可以成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般出发点。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数学方法和描述方法有各自合理的一面和相互补充的一面。
　　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工具。“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使用工具是可能出错的。不能把使用工具的错误归结为工具本身的错误。“工具”是需要人根据一定的任务去选择的。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工具”具有可选择性，关键在于人怎样结合实际情况去利用“工具”，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
　　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正确地运用“工具”并不是一件易事。美国经济学界在如何对待经济数学方法的作用的问题上有尖锐的分歧。正如美国当代经济思想家罗伊(Subroto.Roy)指出的那样：“在许多大学里，数量经济学家正在引导着经济学研究的方向。然而争论还在继续，略举几例可见其争论之尖锐激烈。克莱因(Lawrence.Klein)教授把非数学描述的经济学贬为‘臃肿、草率和模糊’之论……另一方面，罗根(N.Georgescu Reogen)教授以奈特(Frank Knight)为例说到，‘在职业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原来是数学家后来是经济学家’，并且指出，‘在奈特的时代以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有些成果在当今被认为是最佳的经济学成就，实际上是纯粹的数学演算，不仅没有经济内容，而且没有数学价值。这些成果的作者并不是首先是什么，而后又是什么；他们既不是数学家，又不是经济学家。”（注：Sutroto Roy.Philosophy of Economics[M].Routledge,1991.140.）尽管争论很激烈，从当前的研发发展趋势来看，一般说来，美国主流经济学有比较明显的夸大数量分析的作用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对经济学学位论文的通过，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会议论文的评价方面都偏重于数学模型方面。
　　经济数学方法是经济研究的一种“工具”，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如果把经济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的作用夸大，脱离经济现象发生的政治、历史、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来研究经济规律，则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工具理性”。
　　经济学中的“工具理性”就当前的语境而言是指过分夸大数量方法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的倾向。“工具理性”是主观地、教条地运用工具的情况。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经济学家的预测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差距。如专家对股市的预测失灵，甚至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在公司运作中出现战略失误。一般说来，教条地运用工具，忘记了经济现象包含综合的、复杂的因素，都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经济学研究中的“工具理性”的表现很多，但从认识论上讲，其基本的思维方式主要地归结为这样一种思想：把数学方法当成经济规律。数学方法逻辑性强，演绎性强，有助于比较清晰地表达经济规律。但是，数学方法是认识经济现象的工具，并不是经济现象本身。这种思想容易导致把某一时期的特殊经济规律套用到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之中，也容易导致把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的经济规律无条件地普遍化。
　　经济学中的“工具理性”思想产生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把物理学的方法和经济学的方法视为绝对同一。历史上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就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牛顿运用了“流数法”（即积分方法）证明了可以假定地球的质量和太阳的质量集中在各自的质心上，这对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的准确计算没有影响，由此从数学上证明了万有引力假说的正确性。牛顿以后约100年间，数学分析使理论力学（宏观）基本上达到了它可能具有的完善程度。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牛顿力学的辉煌成就使人们产生了以下3个信条：一切科学规律最终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科学理论的正确性与数学表达的精确性成“正比”；非数学描述的理论不是成熟的科学理论。实际上，这些信条对物理学也是不正确的。数学和物理学的区别在于：数学是逻辑，而物理学是实验和理论的结合。物理理论需要数学，但离开了物理理念就寸步难行。在本世纪初的物理革命中，爱因斯坦并不是当时最顶级的数学高手，他的杰出之处在于提出了划时代的相对论理念和光量子理念。在量子力学的创立过程中，薛定谔的波动方程和海森堡的矩阵方程的互换是由数学大师狄拉克完成的，然而薛定谔和海森堡对量子力学的贡献大于狄拉克。物理学发展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物理离不开数学，而物理思想比数学手段更为基本。在经济学研究中，上述物理革命的事例是富有启迪的。
　　经济学和物理学都应用数学，一般说来物理学应用数学的范围更广，程度更高。这是两门学科在运用数学方面量上的差异。还应该进一步看到，经济学和物理学在运用数学方面有三个基本的质的差别。第一，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经济学是以经验归纳为基础的。伽利略以来的物理实验包含条件控制、记录数据和理论分析三个基本环节。物理实验中的条件控制包括实验对象、物理环境、操作手段、操作程序等。物理实验是客观过程本身。经济学缺乏这种代表客观过程本身的实验。在经济学中也有模拟实验。但是，经济学上的模拟实验实际上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数据处理。经济学的原始材料是历史性的，不可逆的，只能作经验的归纳。第二，物理学和经济学的“主体因素”是不同的。人的认识中有“主体因素”存在，这在现代认识论中已达成共识。在本世纪初的物理革命中，“主体因素”的一个典型范例就是在微观测量中观测手段对微观客体产生的不可排除的干扰影响了人对微观客体的认识。但是物理学中的“主体因素”和经济学中的“主体因素”有质的区别。物理学中的“主体因素”相对于整个人类是“一视同仁”，没有差异的。在物理研究中，为了消除个体的观察差异，可以把色盲排除在某些物理研究之外。但是，经济学中的“主体因素”是相对于民族、群体、阶级而言的“有色眼镜”，它不可能用类似于排出色盲的方法去消除。第三，物理学与伦理上的“终极关怀”没有直接联系，经济学内在地包含了伦理上的“终极关怀”。物理研究是完全对象化的，物理客体对于有正常感觉和逻辑思维的人是基本一致的，不受伦理、文化的直接影响。经济学的研究直接受到伦理、文化的影响，即常说的与“终极关怀”相联系。物理研究也受到伦理、文化的影响，如中世纪基督教对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迫害，但这对于物理史来说是“外史”，是外部因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伦理、文化是实实在在的内部因素。
　　三、从经济学的“国界”看经济学的出发点
　　经济学有无“国界”？笔者曾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请教一个问题：中国应该怎样解决在转轨时期的再就业问题？福格尔教授的第一句话是：“很抱歉，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然后，福格尔教授结合美国19世纪内战后的发展时期的失业状况和美国当代失业控制率发表了一些看法。福格尔的第一句话之意就是说中国和美国情况不一样，中国人更能恰当地回答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学有“国界”的含义。美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不能照搬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就象十月革命的经验不能套用到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来一样。问题不一样，道理却是相通的。
　　同时，经济学又有无“国界”的一面。其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到中国，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重大的理论指导使用；其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殿堂，并在我国学术界和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还有更多的事例都可以作为经济学无“国界”的根据。
　　如果要对经济学有无“国界”作非此即彼的回答，则这个问题就没有合适的答案。所谓无“国界”就是具有普遍性，所谓有“国界”就是具有特殊性。经济学有无“国界”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经济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念来理解这个问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经济学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理论界有一种意见：经济学的理论是无“国界”的，而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是有“国界”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有2点：第一，理论和应用在有无“国界”的问题上这样不自治，能否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就很值得怀疑。理论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实践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理论和应用才能够结合起来。第二，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及其推广。就微观经济学而言，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其原理是没有“国界”的。但问题在于，经济学理论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及其推广，经济学理论还包括以“社会人”为基础的理论。如果把经济学理论归结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及其推广，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萨缪尔森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的不同场合多次说明：经济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与社会文化等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体现了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的明智之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1948年初版以来，历经半个世纪经久不衰，再版16次，堪称世界名着。多次被释译成中文，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经济学》对我们了解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对我们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对美国经济和经济学都有重大影响的大师，他的《经济学》有3个重要特点：第一，既重视用数学理念阐明经济学范畴，又注重使经济学理论不至于变成数学游戏，在理论逻辑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第二，适应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在讲述主流经济学原理的同时，竭力告诫人们不要忘记经济学的社会综合性。
　　上述关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第三个特点既是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明智之处，又是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薄弱环节。《经济学》中表现了经济学是综合的社会科学的思想，但并没有对当代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作出“内在”的分析。对于一本书，这个要求可能过高。但是，对经济学科来说，社会性和时代性比逻辑清晰性重要得多。
　　马克思的《资本论》经久不衰，其重要原因在于《资本论》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作了犀利的分析，把社会进步和经济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资本论》中的核心理念“剩余价值”是建立在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的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原因，揭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就把经济学的出发点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市场规律，缺乏“社会人”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基础，因此它能够说明有限的经济现象，而不能从根本上说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消化、改造、包容微观经济学。反之，微观经济学由于出发点的狭隘，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
　　“社会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社会人”的普遍性在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科学，内在地包含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因素。这对于一切经济学流派来说，无论承认与否，都是无一例外的。“社会人”的特殊性在于，代表每一个阶级、每一个社会集团、每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人”的面孔是不同的价值体系。从根本上说，各种经济学说都是为一定阶级、一定社会利益集团、一定社会制度服务的。
　　“经济人”是研究市场经济的量化规律的假定，微观经济学说是在理想条件下价格变化、市场运行规律的学说。严格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没有的，但是理想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极限状态，把握现实的经济运行规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经济学的出发点应与社会进步、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无“历史”的经济学是片面的经济学。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和理论。这些经验和理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借鉴、消化、发展这些经验和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换言之，这就是把“社会人”和“经济人”统一起来的探索和实践。
《经济学家》成都112～118F11理论经济学幸强国20012001社会人/经济人/数学方法/经济规律/国界幸强国 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系，四川 成都 610074 作者：《经济学家》成都112～118F11理论经济学幸强国20012001社会人/经济人/数学方法/经济规律/国界

网载 2013-09-10 21: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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