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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易经提出的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的忧患意识，锻炼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意识和生活智慧。易经中的忧患意识，经过《易传》的阐发，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和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政治生活中，提出了物极则反、居安思危的治国原则，并且基于居安思危和拨乱反正的忧患意识，提出改制的要求。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一。在道德生活、人生观中，提出了在危险和困境中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坚守自己的理念和做人准则的“唯义所适”的义命观。这是中华学人安身立命的依据，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易经 《易传》 忧患意识 民族精神
　　易经是儒家尊奉的经典之一，并居群经之首，从汉朝开始，为历代学人必读之书。同其它中华元典相比，易经的一大特色是，培养了中华学人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虽经历千难万险，沧海桑田，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总结这份珍贵遗产，对振兴中华，迎接２１世纪的来临，有其重要意义。
　　 一
　　周易或易经乃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用的典籍。这部典籍由六十四卦象和解说卦爻象的卦辞和爻辞组成。卦辞和爻辞保存了先民的求生智慧和生活经验，含有自我反省的忧患意识，以此引导人们化险为夷，趋吉避凶。此书中，关于吉凶的断语即占辞或筮辞，除吉、凶、利、不利外，还有“有悔”、“无悔”“悔亡”、“咎”、“无咎”、“吝”等。这些断语都表示通过悔悟或悔恨，改过自新，使自己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否则，则陷于困境或险地而不能自拔，甚至遭遇不幸。如乾卦九二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说，君子终日不懈怠，至傍晚都抱有警惕之心，虽遇险情，仍不犯过错。又此卦上九爻辞说：“亢龙有悔。”谓龙飞得过高，有掉下来的危险，会有悔恨，要人们做事不要走极端，以此自勉。坤卦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谓霜降是结冰的先兆。此条爻辞要人们善于察觉事物的走向，防微杜渐，以免后患无穷。又如屯卦六三爻辞说：“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谓入山林打猎，无守林人引路，不如罢手，否则，必有悔恨。此条爻辞要人们做事，先要熟悉情况，不可轻举妄动。又家人卦初九爻辞说：“闲有家，悔亡。”谓治理家事，预防不轨，可免于后悔。困卦上六爻辞说：“困于葛＠①＠①，于＠②＠③，曰动悔。有悔，征吉。”谓遭到藤类植物缠身，处于危境，动则后悔。如能悔悟反省，找出摆脱困境的途径，继续前进，则吉。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谓人生旅途，不是一帆风顺，有平坦，就有陂斜，有往就有来，遇到困难，不要惊慌失措，如此则可无咎。明夷卦六五爻辞说：“箕子明夷。”谓遇到殷纣王一类暴君的迫害，要如当年的箕子那样隐遁起来，韬光养晦。又恒卦九三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谓做事要有恒心，否则，一事无成。孔子对此爻辞，十分赞赏，认为懂得这条道理，用不着占卦了，所谓“不占而已矣”。以上所引表明，易经这部古老的典籍，是通过古筮的形式，要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和言行，时刻保持警惕。即是说，要有忧患意识，以自省和改过改善自己的处境，从而化凶为吉，或避免不幸。此种言辞，同当时的卜辞相比，是一大进步。龟卜这种算命术，向上帝卜问吉凶，上帝的启示，或吉或凶，或利或不利，吉凶分明，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人对自己的命运无选择的余地。而周易的卦爻辞，将卜问吉凶引向迁善改过，化凶为吉以及防患于未然的反思道路，表明人类支配自己命运的主动权相对地增强了，理性的自觉提高了，从而使周易这部典籍所含有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
　　易经中的自我反思和忧患意识，被战国时代形成的解释易经的文献《易传》所阐发，视周易为排忧解惑的典籍。《系辞下》论周易的兴起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关于周易的价值，《系辞下》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是说，周易可以培养人的忧患意识，如同师长和父母一样，告诫其弟子和子女时刻保持警惕，从而化险为夷。关于易经中的占筮之辞，《系辞上》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又说：“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说，“悔吝”、“无咎”等辞，表示人有忧患之心，善于改过，从微小处做起，通过悔悟，避免犯过错。历代着名的易学家和思想家都如此看待周易。如宋朝的张载解释《系辞》文“明于忧患与故”说：“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使人知所向避，易之义也。”（《易说·系辞上》）“法律之书”，谓周易乃规范人类行为的教科书，使人有所悔悟，为善去恶，以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清代的易学大师王夫之解释《系辞》文“忧悔吝者，存乎介”说：“本善也，一有小疵而即成乎不善，故告之以悔吝，使人于此忧之，以慎于微而早辨之。”（《周易内传·系辞上》）此亦是以周易为提高人的忧患意识，从而改过迁善的典籍。他又说：“本有咎而告之，故使人知悔其前过而补之，则犹可以无咎。易之所以警惕夫人而奖劝之于善者至，非但召以吉凶而已。”（同上）此亦是说，周易的卦爻辞劝人改过自新，勉励人为善去恶，不只是示人以吉凶。清代易学家焦循说：“夫易者圣人教人改过之书也。更者改也。极孤危凶困，一经改过，遂化为吉而无咎。”（《易图略·原筮》）谓人处于逆境或困境之时，能改过自新，则化险为夷，故以周易为教人改过之书。以上所引，乃后来的易学家对《易传》提出的忧患意识的阐发。
　　可以看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即使处于平安无事，事业发达兴盛之时，也不能掉以轻心；即使处于困境和逆境，也不要气馁，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通过反省，争取改变现状，迎接光明的来临。这种意识也是对恐惧感和危机感的理性的反思。正是这种求生存求发展的忧患意识，锻炼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智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民众的福祉而奋斗终身。北宋的改革家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正是在易经的忧患意识的启迪下，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成为中华学人的典范。
　　 二
　　易经的忧患意识，经过《易传》的阐发，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起了深远影响。首先，通过对卦象的解释，提出物极则反，居安思危的治国原则。易经对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和一卦六爻的安排，体现了对立面转化的思维。如乾卦之后为坤，屯卦之后为蒙，泰卦之后为否，剥卦之后为复，损卦之后为益，革卦之后为鼎，既济卦之后为未济等，所谓“非覆即变”，相互转化。一卦六爻，初爻表示开始，上爻表示终结，意味着发展到顶点，要转向反面。《系辞下》称为“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如泰卦上六爻辞说：“城复于隍”，谓城墙倾覆倒于壕沟之内，表示泰极则否。剥卦上六爻辞说：“小人剥庐”，谓剥去庐舍，表示剥到尽处，将转化为复卦。《易传》从卦爻象的变易中得到启发，提出了物极则反的思维方式。如乾卦《象》解释上九爻辞“亢龙有悔”说：“盈不可久也”；《文言》解释说：“穷之灾也”，“与时偕极”。意谓刚健之德发展到极端，则走向反面。《易传》依此，考查政治生活，提出三不忘：“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曰”引否卦九五爻辞，谓随时戒惧危亡，如同桑树之根深蒂固一样而不移动。此是说，治乱，兴亡处于转化的过程，不可掉以轻心，要居安思危，防止走向反面。故乾卦《文言》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说，圣人治理天下国家，总是从进退、存亡两方面考虑，即是说，要有忧患意识，方能长治久安。此种忧患意识，对安于现状的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一付清凉剂，成为历代英明的政治家和有远见的思想家治国安邦的原则之一。
　　南宋时期的抗金派和改革家杨万里，着有《诚斋易传》，其在《序》中说：“易者，圣人变通之书也”；“古初以迄于今，万事之变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乱。圣人有忧焉，于是幽观其通而逆绸其图，易之所以作也。”他视周易为讲变化的典籍，就政治生活说，认为治乱、得失总是处于转化的过程，圣人有忧于此，故以周易为教人居安思危、转乱为治的教科书。关于吉凶的转化，他说：“易之道无它，其于以往之得失吉凶，既旋观而顺数，故其于将来之得失吉凶，亦逆睹而前知；见履霜而知冰坚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来之着也。见离明而知日昃之必凶，以已往之盛，而知方来之衰也。”（《诚斋易传·说卦》）此是说，有远见的政治家，总是依据物极则反，盛极则衰的法则，从以往的政治经验中吸取教训，以预防未来之事变。据此，他警告说：“泰至上六、则阴盛而阳微，君子消而小人长，泰往而否来，如城之颓而为险，于是治化为乱，存化为亡，国化为家，辟化为庶，有不忍言者矣。诗曰高举为谷，深谷为陵是也。”（《易传·泰》）此是借泰卦上六爻辞，警告当时的执政者，如不改弦更张，就要丧权辱国，沦为庶人。他认为，处于治乱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内乐存”，即以坚持自己的节操为乐，不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外忧亡”，即忧虑国家的危亡，虽不见用，也不改变自己的初衷。可以看出，易经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华学人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之一。
　　其次，基于居安思危和拨乱反正的忧患意识，《易传》于政治生活中进一步提出改制的要求。《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本义，是就器具的发明创造说的，认为旧有器具，不能应付人民生活的需要，就要创造新的器物。但这三句话，表达了一种思维方式，即事物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通过变革，方能通畅下去，否则，是死路一条。就政治生活说，所谓“变”，即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即《杂卦》所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革卦后面为鼎卦，表示除旧布新。《彖》赞扬革卦义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是说，变革乃天经地义之事，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要经过变革，才有其生命力。因循守旧，只有走向衰亡。所以又说：“革而当，其悔乃亡。”是说，变革适当，则可免于悔恨，进入一新的发展时期。《易传》提出的穷、变、通、久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历史上追求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号召改制的理论支柱。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着有《通易论》，视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为治乱兴亡相互转化的过程，进而提出改制的要求。他说：“道至而反，事极而改，反用应时，改用当务。应时故天下仰其泽，当务故万物持其利，泽施而天下服。此天下所以顺自然惠生类也。”谓事务变化的法则总是物极则反，事极则改。明君治理天下，要依此原则，应时改革旧制，当务建立新政，以此化乱为治，恩泽及于天下，造福于生民。北宋的改革派欧阳修于《易童子问》中说：“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此是对恒卦义的解释，认为只有通过变革，方能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改革家王安石继其后，依《易传》的变革思维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认为“新故相除”（《杨龟山集·字说辩》引），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则。礼乐刑政是圣人依时事之变而制定的，圣人“所遇之势不同，旋设之方亦皆殊”（《临川集·拟上殿札子》），主张因时立法，改革弊政。到了近代，龚自珍和魏源依据《易传》的变革思维，提出变法的号召。龚氏依《易传》穷、变、通、久原则，得出结论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着议第七》魏源说：“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圣武记》）又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默觚下》）到了康有为提出“变者，天道”，认为天以善变而能久，社会政治制度亦是如此。他说：“法既积久，弊必从生，无百年不变之法”；“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上清帝第六书》）。他依穷、变、通、久的原则，要求变法维新，走近代工业化的道路。至孙中山先生，又依《易传》的变革思维，号召国人为推翻帝制而斗争。他认为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乃时代的要求，所谓“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两句名言，是他对革卦《彖》辞所说“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作的新的诠释。统观中华历史，一切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都从《易传》的变革思维中吸取智慧，视改制或革命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并为此而奋斗终身。这种忧患意识同样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一。
　　 三
　　易经的忧患意识，经过《易传》的阐发，对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和人生观也起了深刻影响。《易传》谈道德问题，有一显着的特点，即从忧患出发，谈如何提高人的道德品质。《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认为六十四卦中有九个卦名，即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皆有于忧患之时，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意义。此九卦的意义，先后讲了三次，被称为三陈九德。意谓当人处于逆境、困境或衰世之时，此九卦所含有的道德意义，可以为人排忧解难，树立信心。其中，关于困卦义，此章说：“困，德之辨也”，谓处于困境，可以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又说：“困，穷而通”，谓处于困境，坚持德操，可以打开新的局面。又说：“困以寡怨”，谓处于困境，守节不移，不怨天，不尤人。关于困卦的意义，《象》说：“君子以致命遂志”，谓处于危难之时，宁肯丧失生命，也要实现志向。以上这些言论表明，当人处于困境或逆境之时，是放弃做人的准则，追求个人的安逸，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受逆境的摆布？提出了伦理学中讨论的义命关系问题。《易传》对此问题的回答，成了中华学人安身立命的依据。
　　宋朝的哲学家张载，依《易传》义，辨论了吉凶祸福等遭遇同道德生活的关系。他提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易说·系辞下》），认为周易谈吉凶，是为君子提高道德境界，不是为小人逐名求利。他特别指出，当人外于危难之时，仍要努力进德涉义，不放弃提高自己品德的机会，所谓“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惧之地，乾乾德业，不少懈于趋时也”（《易说·乾》）。当处于可进可退之时，要坚守道德原则，“惟义所适，惟时所合”，不要动摇自己的理念。易学家程颐于其《易传》，解释困卦《象》辞“君子致命遂志”说：“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惟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寒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伊川易传·困》）他以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为命，认为当君子处于危困之时，对个人的生死祸福已无力挽回，只有泰然处之，不因祸患而动摇其志向，一心行义而已。此即他所说的“求之以道，得之以义，不必言命”（《语彖二上》）。此种命义观，是对《系辞》的“困德之辨也”新的阐发。清代易学大师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易为君子谋”说，以善恶释吉凶，如其所说：“易不为小人谋诡至之吉凶。于其善决其吉，于其不善决其凶。无不自己求之者，示人自反，而勿侥幸，勿怨尤也。”（《周易内传·系辞上》）认为周易占筮所说的吉凶乃善恶之义，小人为不善之事，不可能从占筮中得到益处。如《火珠林》纳甲法一类的占术，可为盗贼占吉凶，是对周易的亵渎。他认为，周易的价值在于教人通过自省，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处忧患之时，得以安身立命。他说：“虽或所处不幸，而固有可顺受之命。故研几精微，谨小慎微，改过迁善，君子自修之实功具于彖爻着之。”（同上）是说，处于困境，更应精研周易，观象玩辞，从中汲取教益，改正过错，不因危难放弃修养，方为道德完善之人。他认为，人类生命的特点在于动，有动则必有吉凶，有吉凶则有悔吝。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吉凶遭遇。他的回答是：“其视天下，不可无吉也，无吉则道不行；不可无凶也，无凶则义不着；不可无悔也，无悔则仁不复；不可无咎也，无咎则志不恒。”（《周易外传·系辞下》第一章）是说，吉意味着能行正道，凶表示能行正义，有悔表示恢复仁爱之心，有咎表示改过之志坚定，总之，要人们坚守正道和正义，不受吉凶遭遇的困扰，此即《系辞》所说“吉凶者贞胜也”。此是视吉凶的遭遇为守道行义的手段，即以吉凶遭遇来锻炼人的道德品质，以悔吝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王夫之认为，个人的生死贫富之命，可不必计较，但国家人民之命，不可等闲视之。又提出：“君相可以造命论”，为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奋斗。这些都是对《易传》义命观的进一步阐发。
　　可以看出，历代易学基于忧患意识所倡导的义命观，它告戒人们，处于危难和困境之时，应将个人的吉凶得失，置于度外，既不受名利的诱惑，又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坚守自己的理念和做人的准则，“唯义所适”。这种义命观，既是理性主义的，又是乐观主义的。从而在历史上哺育了一大批为民造福、为真善美理念而献身的仁人志士以及伟大的思想家、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此种忧患意识，同样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本文是作者于１９９６年７月在山东曲阜举行的“海峡两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作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三个田
　　 ＠②原字为臬加危
　　 ＠③原字为兀加危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96-100B5中国哲学朱伯昆19971997 作者：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96-100B5中国哲学朱伯昆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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