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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即使是从现代意义上来看，经济全球化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事情，而是过去两百年中一直在发生的过程。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眼里，这个过程是这般显现的：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取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产品；资本主义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然而，经济全球化如同文化和政治的国际化一样，始终伴随着一个本质上相反的过程，即民族化、区域化和多极化。除了历史的、民族传统的和社会心理的因素之外，单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观察，这种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离开政治或军事的强制，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只能源于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而所谓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的、变动的。例如，发展中国家曾经长期流行一种看法：允许外国商品自由销售必然造成本国民族工业的毁灭和本国经济的崩溃。不论有多少个分散的、暂时性的事例可以证实这种观点，但从宏观上和长远上看，这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该国能进口那么多的商品，必是因为它有那样大的对外支付能力；如果不是这样，该国的货币就会贬值，外国商品就会变得昂贵，有关各国的比较优势的位置就会转换。
　　总之，经济的全球化绝不是突然出现的新事物。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过去、现在，也许还有将来，都可能使一国经济或多国经济受到一时的伤害，但它不可能毁灭世界。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面前，一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封闭是可能的，但代价是不可估量的。开放有可能带来该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和繁荣，但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也有可能被长期固定在不发达国家的地位上。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仍然应坚持开放，因为惟有开放，才有可能赶上世界经济的发展步伐。开放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虽然远不是充分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从70年代末就把对外开放列为基本国策的原因。
　　　　　　二、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年前开始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从过去的封闭状态中摆脱出来，并逐步融入处于一体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从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对外开放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加快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开放的促进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如果不是由于我们在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的对外开放措施，对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不可能有那么大和那么快的进展。开放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放人们的思想，统一大家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开放可以使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学习市场经济的运作机理；开放可以使改革不会停留在坐而论道，必须马上付诸实践。因为，一旦打开国门，国外竞争的压力和国外先进经验的冲击就会促使我们非改不可。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区间进展不平衡的特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首先是从沿海开始的，然后递进式地向中西部推进。这种状况的形成，完全是由于对外开放的启动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特别是广东和福建，从80年代初就被国家赋予了特殊政策。由于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与港台和亚洲其它经济发达地区接近，只有实行与海外类似的经营管理体制，才能适应相互竞争与合作的需要。多年来，沿海地区在取消价格管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市场化融资、自由就业和土地有偿使用等方面都是先行一步，成为中国改革的试验区。
　　其次，对外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缩短了走向现代化的时间。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得以大量利用国外资本，弥补国内积累之不足。据统计，1979—1997年中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0万个，协议外资额510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达到2200亿美元。目前利用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比例达到14％左右。1994年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一直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改革之初，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实行对外开放后，通过利用外资和进口，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带动了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1996年，据对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的普查，进口设备占47.1％，比1985年的18.2％上升28.9个百分点。在全部进口设备中，90年代出厂的占26.1％，80年代出厂的占69.7％，70年代出厂的占9.5 ％。传统体制下的中国在经济管理方面十分落后，改革开放后通过与外国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多方面合作，中国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这些管理经验和方法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此外，实行对外开放后，国内外经济技术交流不断扩大，中国既从国外获得了大量的信息，也把中国的各项事业发展情况介绍给了世界，促进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交换和互补，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处于紧密的相互作用之中。
　　第三，对外开放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在农业方面，各种农作物、化肥、农药、先进耕作方法的引进，使得农业用更少的土地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中国粮食单产从1978年的2. 53 吨／公顷提高到1996年的4.48吨／公顷，提高了77％；棉花单产从1978年的450 公斤／公顷上升到1997年的1025公斤／公顷，提高了1.3倍， 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位次明显提前。其中，谷物产量从1978年的第2位上升到1997年的第1位；棉花从第3位上升到第1位；油菜籽从第2位上升到第1位；肉类从第3位上升到第1位。在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方面的进步同样十分显着。1978年时中国的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产量分别居世界第5、3、4、3、8位，到1997 年均已上升到第1位；同期原油产量由第8位上升到第5位；发电量由第7位上升到第2位；化学纤维产量由第7位上升到第2位；棉布产量长期保持在世界第1位。中国的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等工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仍然落后，但在世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差距没有明显扩大，在某些方面事实上还有所缩小。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同样得益于对外开放。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21.4％上升到1997年的32.1％，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特别是交通、通信等原有瓶颈的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商业、外贸和旅游等行业服务水平大大提高，在对外开放和与国际接轨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得到改善。会计、审计、法律和咨询等中介组织从无到有，蓬勃发展。
　　毋庸置疑，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不可避免地伴随出现了一些消极影响，某些方面的问题甚至是相当严重的，带来的痛苦至今仍然在继续。
　　第一，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的沿海地区和交通发达、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发展速度超常；二是原来工业基础很好，但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深重且与国外经济联系较少的地区，发展速度则相对缓慢；三是内陆边远落后地区，虽然自身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但总是比不上沿海地区。结果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的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有不利影响。
　　第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海外资本的涌入对国内原有产业造成了剧烈冲击。由于始终存在着数额巨大的走私，中国统计的进口贸易规模实际上是低估的。最先感受到进口产品威胁的是机器设备和家用电器制造业；接下来这种打击扩散到几乎所有消费品制造行业。近些年来，能源、原材料产品，例如石油和石油制品、化工原料、农药和化肥、钢铁及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太平盛世也一去不复返了。目前国有企业不景气，乡镇企业增幅回落，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产品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以及三资企业的竞争有关。近年来，国内出现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卖粮难、增产不增收等现象，也与国际市场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有一定关系。目前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正在展开，国内相关产业已经开始感到了国外同行的挑战。
　　第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全面引进，动摇了原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体系。国内庞大的官办科研机构是在孤立状态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投入和效果的比例关系与市场评价相距十分遥远。经济开放之后，国内开发显然不如引进技术来的快速简便，而且引进技术还往往不如进口设备和产品。因此，除了发达国家有意封锁控制的科技成果之外，其它都只须购买或模仿即可，绝大多数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的机构都陷入了无事可做的困惑，工程师不再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相应的大学、学院、系科、专业，招生都成为问题。
　　　　　　三、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20年前，当中国着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东欧和苏联是我们研究参考的对象，“亚洲四小龙”被我们当作学习借鉴的“榜样”，日本、西欧和北美更是高不可攀的“教师”。我们愿意向一切国家和地区学习，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存在着可供中国移植的“经济模式”。因此，当人们今天来探究“中国的道路”时，不难发现，其实奥秘很简单：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
　　首先，中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最终目标和实施步骤不是一回事。我们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但是，我们只能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这一点。问题不仅在于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客观的经济体系及其结构的转变也需要时间，否则就只会“休克”，而见不到“疗法”。由于采取了渐近的战略，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原有体制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从而能在根本上保证对外开放的成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没有怀疑既定的目标，没有考虑采取倒退的选择，而是始终认为对外开放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动摇，并在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前提下积极寻找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办法。
　　第二，区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80年代的绝大多数年份里，中国的进口都明显超过出口。允许海外直接投资进入国内，中国的商品市场全面开放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要求外来投资者必须承诺有一定比例的产品外销。实际上这个要求并没有严格执行。当出口和进口都在按年均15％以上的速度增长时，这种要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令人怀疑。然而，对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开放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至少在愿望上是如此。特别是在开放货币、资本市场方面中国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谨慎，甚至可能是过于谨慎了。也许早在90年代初中国就可以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中国一直采取了不那么积极的态度，这可能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直接冲击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中国实际上对于居民个人持有外汇以及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控制得非常松。相当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非正式的资本流出，90年代初的几年里甚至还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净流出问题，这从国际收支统计存在的巨额“误差与遗漏”中可以反映出来（见表1）。 对于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国反复声明将继续坚持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把对外开放的步伐与国内体制的健全和管理能力的提高协调起来。
　　表1　　　中国国际收支概览
　　　　　　　　　　　　　　　　　　　　　　　　单位：亿美元

年份　　　经常项目差额　　　　资本项目差额　　　　误差与遗漏1991　　　　 119.97　　　　　　　 32.56　　　　　　　-31.311992　　　　　64.02　　　　　　　 -2.50　　　　　　　-82.741993　　　　-119.02　　　　　　　234.72　　　　　　　-98.041994　　　　　76.57　　　　　　　326.44　　　　　　　-97.741995　　　　　16.18　　　　　　　386.74　　　　　　 -178.101996　　　　　72.43　　　　　　　399.67　　　　　　 -155.591997　　　　 297.17　　　　　　　229.58　　　　　　 -169.52年份　　　　　　　　储备资产变化1991　　　　　　　　　 -121.221992　　　　　　　　　　 21.221993　　　　　　　　　　-17.671994　　　　　　　　　 -305.271995　　　　　　　　　 -224.811996　　　　　　　　　 -316.511997　　　　　　　　　 -357.23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较早认识到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每年安排数量可观的政策性贷款用于内地的农业开发和乡镇企业发展，同时通过以工代赈、专项补助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向中西部地区投入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帮助这些地区发展经济。1998 年， 政府增发了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大部分项目安排到了中西部地区。为了鼓励中西部扩大利用外资，1998年又出台了若干优惠政策。部分地是由于这些政策措施，更多地可能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作用，使中国各省市经济发展速度最近两年来已趋于接近。收入分配的地区差别实际上主要是城乡差别问题。长期以来，上海和贵州分别是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地区，1980年上海是贵州的12.5倍，1997年为10.2倍。差距在缩小。考虑到过去20年里，两地的价格水平变化速度不一样，上海的生活费用上升更多，那么，实际差别可能要更小一些。但是，当我们分开城市和农村，完全就是另一幅图景。199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年收入上海是贵州的1.9倍， 而上海郊区的农民收入则是贵州农民收入的4倍（见表2）。乡镇企业的崛起改善了东部地区的城乡经济关系，尽管东部地区的城乡差别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可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缩小城乡差别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表2　　　　　　　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单位：元（人民币）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全国平均　133.57　191.33　397.60　 686.31　1577.74　2090.13北京　　　224.80　290.46　775.08　1297.05　3223.65　3661.68上海　　　290.00　397.35　805.92　1907.32　4245.61　5277.02广东　　　182.30　274.37　495.31　1043.03　2699.24　3467.69内蒙古　　100.30　181.32　360.41　 607.15　1208.38　1780.19河南　　　101.40　160.78　329.37　 526.95　1231.97　1733.89贵州　　　108.00　161.46　287.83　 435.14　1086.62　1298.5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346页。
　　第四，针对对外开放过程中国有和集体企业困难加剧和失业人口增多等问题，政府鼓励企业实施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程，并通过“三三制”的资金筹措方式（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支出由政府财政、社会保险基金和企业各负担1／3）来加强社会保障。众所周知，中国过去实行的是就业终身制和养老医疗国家现收现付制，所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刚刚开始，并不能为转轨时期的下岗、失业提供足够的财务支持。财政的总体规模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这方面的支出完全包揽下来。对于企业来说，运营状况好一些，则可以从减少员工数量而节约的资金中拿出钱来安置下岗职工，差的企业则破产或被兼并，资产被清算，包括土地使用权被转让，政府允许和鼓励将获得的收入优先用于安置职工。按上述模式，如果下岗职工的生活费仍然得不到落实，则采取“地方不足中央补、企业不足财政补”的办法解决资金问题。通过这些措施，下岗和失业人员都能得到比较妥善的安置，迄今为止已经有1000万左右的国有企业职工重新就业。
　　过去20年中，中国应对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措施并非完美无缺。我们是在摸索着前进，必然会发生某种失误，值得庆幸的是没有出现后果特别严重以至于我们无法纠正的失误。
　　在我个人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涉外经济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可能估计过高了一些。按照现行统计，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40％，比美国、日本等贸易大国高出一倍左右（见表3）。 中国的加工贸易占外贸总值的50％以上。如果统一按一般贸易折算，特别是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统计遗漏等因素，估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约只有现行统计的一半，即20％左右。高估涉外经济的规模，会导致我们在制定改革与发展战略时发生偏差。在实践中突出的表现是，政府的各种政策，更重要是行为，十分重视出口贸易，重视外资企业。这固然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消极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们往往忘记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来说，国内需求、国内储蓄是更基本的因素。当国内经济得不到应有重视和及时的调整时，涉外经济的发展也成了无源之水。
　　在过去20年里，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落后于对外开放。毫无疑问，这种局面的产生带有很大的必然性。然而时间和程度却并不都是必然的。国有企业的机制问题是早已被发现的问题，历史遗留的各种包袱也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与之相关的国有银行的改革更应当及早提上日程。市场化的进程比之可能来说要慢得多，反复也多得多。住房制度、社会保障的改革更是旷日持久，反过来影响了其它方面的改革。收入分配的货币化至今未能完全解决，国有部门的工资仍然有实物化倾向的存在，并且也是与其它经济部门不可比较的。劳动就业市场、资金市场和土地使用权市场反之受到了束缚和扭曲。即使是进展较快的外贸改革也依然遗留了不少问题。行政命令和行政导向仍然影响着外贸企业的经营行为。过去扩大出口长期依赖货币贬值、出口的产品质量、经营水平改进缓慢。国营外贸企业存在许多弊端，造成过高的负债和大量亏损挂帐。但因为担心出现连锁反应，又不能任其倒闭，所以坏帐问题继续在累积着。下一步的改革不得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表3　　部分国家外贸依存度比较

　　　　　 贸易依存度　　　　199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80年(%)　1996年(%)　(美元,汇率法)　 (美元,购买力平价法)中国　　13　　　　 40　　　　　　 860　　　　　　　　 3570印度　　17　　　　 27　　　　　　 390　　　　　　　　 1650巴西　　20　　　　 15　　　　　　4270　　　　　　　　 6240埃及　　73　　　　 46　　　　　　1180　　　　　　　　 2940日本　　28　　　　 17　　　　　 37850　　　　　　　　23400美国　　21　　　　 24　　　　　 28740　　　　　　　　28740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
　　深入分析起来，对外开放的具体步骤和市场结构也不尽合理。首先，鼓励外商投资于轻工业是正确的，但是能源、原材料行业的开放拖的时间过分长久；对海上石油的风险勘探很早就开始进行国际合作，其它地矿资源的勘探开发却迟迟没有对外开放；前些年已经允许民航合资建设和经营机场、航空公司，铁路却直到最近才宣布允许外商投资经营某些线路。国内外一致批评的服务业对外开放问题，似乎也并不那么“有计划”。旅游酒店业早就允许外资涉足，娱乐业和零售商业事实上也早已成为外资自由进入的领域，但是电信、金融和外贸、教育、文化以及其它产业则滞后很多。凡是开放较晚的行业，我们都不得不忍受其中的垄断、低效率和过度就业及低工资。
　　　　　　四、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演变，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经济界人士的预期并不一致，有的方面要好一些，有的方面则更糟一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人认为这场灾难会毁灭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仅使中国看到了自己的弱点，而且还发现了自己的长处。
　　最直接的反应是，中国将目光转向国内，扩大消费和投资以弥补出口可能的相对减缓甚至是绝对下降。199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最初确定为增长6％，随后调整为10％， 几个月后又将实际工作目标修改为15％。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可能会达到3万亿元的水平。 为了解决基础部门的资金筹措问题，政府迅速决策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铁路、公路、农林水利、环保事业、城市基础设施及粮食仓储条件等等方面的建设，并且相应扩大银行贷款1000 亿元与财政资金相配合。 这合计为2000亿元的新增投资，估计在1998年内形成60％的实际工作量。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政府还调整了货币政策，放宽了银行贷款的指导性计划，鼓励银行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改善金融服务，增加对住宅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开展消费信贷。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政府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的政策。为了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足问题，政府1998年年初就发行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达到了国际要求的水平，增强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于一些经营不善、发生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如中农信、海南发展银行、中国风险创业投资公司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果断地采取了关闭措施，及时消除隐患，化解了金融风险。1998年11月中旬正式出台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撤销省级分行，按经济区划新设9个大区分行， 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央银行对银行类金融活动监管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与此同时还设立了中国保险业监管会，加上经过改组的中国证券业监管会，金融活动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框架基本形成。
　　政府进一步采取新的措施鼓励扩大开放和利用外资。从1998年1 月1日起，对鼓励和支持发展的外商投资和国内投资项目进口设备， 实行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年初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改后的目录总共329条，可享受免税优惠的条目共270条，占总条目的83％，充分体现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政策意向。不断有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获准进入中国，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已增加到将近20家左右。总体上看，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新的进展。
　　1998年是近年中改革措施出台最多的一年。除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之外，政府还实施了医疗保险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并且抓紧准备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和收费改为收税的改革。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健康发展的势头。1998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 2％，消费价格指数下降0.7％，外贸盈余增长15％，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313亿美元，与1997年同期基本持平， 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411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2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继续提高，国民经济呈现进一步回升的趋势。
　　　　　　五、中国和亚洲经济的未来
　　亚洲危机表面上是金融问题，实质上是真实经济中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生产与需求矛盾运动的结果。支付困难，说到底是因为经济循环不畅，商品转化为货币遇到障碍，或者条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高档公寓和办公楼出现许多闲置时；当家用电器不断降价仍然卖不出去时；当不仅仅是服装、玩具积压，而且钢铁、石油化工产品等等原材料也很难找到新的客户时，我们对企业不能按时归还银行贷款，本国银行不能按时归还外国银行贷款这样的事情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了。20多年前，“亚洲四小龙”生产制造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并大量出口到欧美国家，被誉为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但今天几乎亚洲所有国家都在这样做，而且东欧和拉美也在这样做。即使我们考虑的不是国际市场，仅在一国经济内，当经济循环不畅时，我们也只能去直面危机。正因为如此，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尽管外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系基本状况的主要因素仍然来自内部。事实上全球化越发展，各国经济对自身的依赖就越强烈。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任何经济体系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内在循环系统，这样才能促进，而不是妨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受到金融风暴袭击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巨大的差异。经济结构单一、缺乏个性特色的经济，往往是脆弱的经济。一国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可以有很大不同，但是无一例外地需要重视自身内部的良性循环。正像自动控制的现代化工业并不能取代和消灭手工业一样，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都要实行国际交换。大量产品注定只能适合在当地生产，当地循环。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绝大部分是在当地生产、销售和消费的。目前，世界平均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而且还在不断提高。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采取对国际经济负责任的态度，这也是对它自己经济负责的表现。任何经济体系，包括发达经济体系都不是没有弱点的。过去曾经十分繁荣的经济今天陷入了困境，同样，今天非常兴旺的经济，明天也许就会重陷危机。没有永恒的繁荣。因此，一国经济进入全球化进程需要有所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国际社会应当认识到，各国经济自由化、一体化步伐应由各国自己决定。如果外部压力过大，被迫仓促决策，可能危害这些国家，也危害世界经济。要允许和鼓励各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采取最适合于自己的方法和步骤，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亚洲金融危机和其它一些发达国家发生的市场波动均表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是国际资本可以任意流动，因而可能有意无意地冲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二是对投机性极强的金融衍生产品如何管理、风险如何控制，国际上迄今还没有找到有效办法。三是国际社会是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来取代较为软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这是事关重大的问题，不仅影响到亚洲的复苏，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健康。
　　此次危机会对亚洲各国造成很大影响，但不会造成根本性的伤害。除个别例外，促使东南亚国家经济起飞的各种基本条件依然存在。日本、韩国等发达和较发达的经济，产业实力雄厚，国内市场和区域市场潜力都十分巨大。东亚奇迹毕竟是世所罕见的真实故事，并不像某些人臆断的那样仅只是个美丽的泡沫。这次危机会促使亚洲各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可能加强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合作，也有可能加强亚洲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合作。但是亚洲能否形成类似欧洲或北美的经济贸易体系仍然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区域内最强大的经济体日本，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并不清晰。日本如果能够像美国（或者德国）那样有更宽广的眼光，不担心周边的经济体与自己一起繁荣起来，那么亚洲的经济会很快摆脱眼前的麻烦，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里，世界经济的重心可以确定地移向太平洋地区。但是，即使日本一蹶不振，也并不会改变亚洲经济蓬勃向上的趋向，因为亚洲就是多半个世界。中国的人口相当于欧洲的两倍多，印度的人口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超过中国。如果这样的国家步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难道有什么样的外部力量能够阻挡吗？
　　中国已经从对外开放中获益良多，不应该也不可能退回到封闭状态。中国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政策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在食品问题解决之后，钢铁和煤炭的短缺也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都是服务业不发达问题。投资、增长、就业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活素质提高全部依赖于这个广阔的领域。在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加快城市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中国有可能创造一项连续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为经济市场化的内在逻辑所决定，中国必然要逐步扩大开放一些重要行业，例如金融、电信和信息产业。对此表示怀疑的西方观察家们只要和普通中国老百姓认真沟通过之后就会改变看法，因为深受封闭、垄断和官商式低质服务之苦的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国有经济改革步伐快慢与金融体系呆坏帐的增长数量完全成反比，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界、金融界都不愿意看到东南亚和拉美的危机在中国出现。因此，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是真诚的、自觉的。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对此都有正确的理解。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不敢大幅度地降低关税，是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国有工业。事实是，第一，由于体制问题，中国的名义关税水平与真实关税水平差距极大，就真实关税的平均率来说，中国早已在5％以下；第二， 外商投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举足轻重，而且大部分是销在国内，这同样说明中国市场已经高度开放；第三，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害怕的不是正常的市场开放，而是走私带来的冲击，只要继续从严打击走私活动，进口量最大的若干种产品，目前的控制可以减少一半。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关键是，寻求一种完全有客观基础的共识，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能从中受益而不是受害。例如，对中国来说，农产品自由贸易问题的要害是，如何确保粮食贸易不会成为政治冲突时可以利用的手段；资本帐户可兑换的关键是，如何避免泰国和韩国式的金融风险，如果大家都不能拿出有充分把握的方案，那就要有所退让，有所妥协。不管世贸组织愿不愿意帮忙，中国都将会按照这个组织所奉行的基本原则去构筑自己未来的经济体系。如果事情不那么理想，也并不会发生多么显着的消极影响。即使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有所回落，整个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速度也不会有太多降低，因为更广阔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也许可以因此而有更多的机会赶上来，后者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强盛的希望所在。
国际经济评论京21～26F10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郭树清19991999作者系原国家体改委秘书长、现贵州省副省长 作者：国际经济评论京21～26F10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郭树清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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