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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选择与审美理念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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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发表了王德胜、金元浦、陶东风等教授的一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拜读之后，颇有些抵触情绪，便一反常态地主动发难，写了一篇万把字的文章，寄给了《文艺争鸣》编辑部，这就是发表在2004年第3期上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一文。
这标题很有些“霸气”，文章登出后，把我自己吓了一跳。
文章寄出时，我使用的标题原本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后来，编辑部来电话说过于平稳、平淡了些，我接受了建议，将标题更改为《拒绝妥协——兼谈日常生活审美论的价值取向》。至于“妥协”还是不“妥协”，那只是自己的一种姿态，不至于伤害了讨论的对方。文章发表后最终使用的标题，却是我没有想到的。况且，那口气与以往文坛猛烈批判我的朋友孙绍振先生时极为相似，这使我很窝心、懊恼，当即便给金元浦、陶东风、王德胜三位教授写信道歉，我不愿意除了对问题的讨论之外，在感情上对对方造成任何伤害。这里，就文章的标题，我再次公开请求三位教授谅解。回头再想一想，办刊物也不容易，尤其是办一份学术性的争鸣刊物，希望争辩双方能够“火爆”地捉对厮杀起来，多几分看点，其用心良苦也是应该得到理解的吧。
东风、元浦、德胜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虽然比我年轻一些，却为我素所敬重。近日看到他们发表的一些“反批评”的文章，尤其是德胜教授的《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一文，我也在反问自己：莫非我已经老了？我想起，早年我那白发外婆从乡下来到城里看女儿，在我们那个四合院里怎么也住不惯，住不到三天，就要返回她那贫寒、简陋的黄泥茅屋；而几天前，我到深圳女儿家，在这对“艺术白领”精致的现代公寓里，其生活节奏、生活方式却让我一天也难以忍受。我想，我真的已经老了。当代的一个流行口号是：“与时俱进”，一家报纸上的标题更形象：“坐在汽车里，奔向现代化”。而我近年来写下的那些东西，从海德格尔到舍勒、齐美尔、到庄子、老子，差不多总是向后看，像一个“倒骑在毛驴上的张果老”，实在不合时宜。
坦而言之，我的那篇文章，与其说是与三位学者争论，毋宁说是我自己的一个交代，并以此消解一下自己心中的块垒。然而我仍然不能说服自己顺从时代的大潮，不能完全赞同德胜们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中许多观点。
在“美学”领域，德胜们是真正的专家，我自知思辨能力为先天性缺失，对于“美学”一贯心存敬畏，更少有深入的研究。现在既然自己逞能“鸭子上架”，便不得不再“理论”几句，进一步袒露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一、关于新的审美原则与技术力量
从德胜教授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其新的审美原则的主要支撑是新时代的“技术力量”。是的，技术不但可以是新的审美原则的支撑力量，也可以是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时代的支撑力量，比如，从石斧到铁斧，从畜力到电力，从齿轮、螺丝钉到激光、因特网。新的技术还会创造出新的审美文化，如电影、电视、卡拉OK、电子游戏。尽管如此，我以为技术的进步仍然并不等于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进步，在审美的领域更是如此。
眼下正值中秋节，如今月饼的制作、包装、营销技术比起曹雪芹时代不知高明多少倍，然而，月饼中的文化内涵恐怕要比大观园里稀少多了。（原谅我概念思维能力太差，总是要说些“油条”、“月饼”之类。）
再以教育为例。近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教育处处呈现出一片新气象：新校区里的新楼铺天盖地，新院系里的新专业层出不穷，新学期里新的学生在成几何倍数地增加，甚至新的管理制度还在不断翻新，然而，较之以往，我们的教育质量是否取得了同样的进步呢？只能说，有些方面进步了，有些方面没有进步，尤其是人文精神方面。于是，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时常还会深情地怀念起蔡元培时代的“老北大”、战火之中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
技术的进步是直线的，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进步却不是那么单纯，某些方面可能前进了，某些方面也可能没有进步，甚至退化了、衰败了，那并不都是历史的必然，也许是由于人类选择的贻误带来的缺憾与无奈。
就审美文化而言，人类以往在某些领域取得的成就甚至就是一座峰巅，作为一种精神创造的极致，不能重复、不可逾越，似乎它只能被后人“膜拜”。比如，蒲松龄先生在他那间陋室里以毛笔草纸撰写下的《聊斋志异》，你可以把它印刷成精美的“连环画”，可以把它制作成精巧的“卡通光碟”，在我看来，无论是印刷图像或电子图像都依然无法逾越蒲松龄先生那些汉语言文字中蕴涵的审美精神。
我并不否认新的技术条件下会创生出一些新的审美理念、新的艺术样式。如美国动画片《怪物史瑞克》、日本卡通片《千与千寻》，受到了千百万观众的欣赏，我自己也看得兴致盎然。但细心品味，这些由现代技术精心制作的电子产品中，真正感人的力量似乎又是一种人性中古老、悠远的东西，那是人类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进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东西，甚至是地球生物界几千万年演化生成的东西。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审美文化来说，技术是一种力量，但终非决定性的力量，况且，也并非总是发挥积极作用的力量。现代工业社会把技术的力量抬高到伦理、信仰、哲学的思考之上，即舍勒所说的“价值的颠覆”。这一颠覆，在我看来是导致现代社会诸多病症的根源；在德胜教授看来，则是“客观的”、“必然的”、因而“也是必要的”。这大约就是我与德胜教授的分歧所在，德胜教授的“新美学”，也许该称作一种“技术美学”，即技术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
说到这里，反思德胜教授指称我为“劳动美学观”，我觉得那是他的误读。我在前文中张扬的“炸油条美学”，并非指炸油条的劳作或技术，而是指炸油条行为之上那种内在的、自足的情绪活动与精神活动。说我“唯心”，庶几无差，劳动和技术是靠不上的。
二、关于市场消费与审美快乐
记得在我的那篇文章中曾表示了对“过度消费”即“冗余消费”的担忧。在我的另外一些文字中，我也曾多次表示了对“消费社会”的担忧乃至谴责：当下都市生活中的这种超出实际需要的“购买”与“消费”，一是耗费了地球的有限的资源，二是加剧了已经泛滥的垃圾灾难。此外，过度的消费即奢侈，还可能侵蚀了人们清洁健康的精神生态。我的这种理念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然而，德胜教授在《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一文中对此作出的辩护却让我产生了新的诧异。
他先是说：“如果仅仅出于‘实际的需要’，审美就不可能发生。人类审美本身就是一种超出了‘实际需要’的快乐追求。”这话当然不错，我们以往非常熟悉的许多美学教科书中就是这样讲的，这也是为日常生活中大量审美现象证实了的。但接下来他又说：“因此，当代社会生活中，超出‘实际需要’的‘购买’行为本身成为审美的快乐孳生地，也不是非法的——这不是一个伦理事实，而是构成为一种审美的事实。”紧接着他又援引他在《视像与快感》一文中的一段话说：“原本作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消费活动其实已从整个过程中退出，而转向了眼睛的快乐、视觉的流畅，以及由此产生的日常生活的满足感。人们留恋忘返于这样的场所，由于既不需要任何实际的理由，也无须任何实际的经济支出，因而可以‘无目的’而‘合’享乐目的。”于是，审美与消费便因此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过度消费”不仅不是反伦理的，“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日常生活伦理、新的美学现实”。
德胜教授的这段论述不能不使我产生以下疑点：“冗余消费”或曰“过度消费”具有怎样的合法性。我以为这要看是什么“法”，是作为公民行为准则的宪法还是商业运营中的“销售法”，对于前者来说是允许的，因为你花的是你自己的钱；对于后者来说是受到鼓励乃至奖励的，随便到哪条商业街上都可以感受到。对于“生态法”来说，过度的消费却是应该受到监控和制止的。遗憾的是，这样的“生态法”目前尚不存在。
“审美的事实”与“伦理的事实”并非无关，在生态领域更是如此。一件美丽的裘皮大衣，如果它是从一些猞猁或雪豹身体上活活剥制下来的，那么，对于一个有良知的审美者来说，它的“眼睛的快乐”、“视觉的流畅”以及“日常生活的满足感”就会大大地打一个折扣。德胜教授也许会解释说，这里的所谓“过度消费”并非“实际的消费”，比如，在超市里我可以“只逛不买”，只饱眼福而不掏钱包，只要“审美的快乐”而不做任何“实际的经济支出”。这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我们这些穷教授以及穷教授的太太们都有过这方面的“审美体验”，超市的老板也不会因为你一次、两次没有购买他的货品而将你驱逐出境，因为他寄望于“您下次再来”。不过，这些“超市”决不是老板们为了你的“审美快乐”开办的，如果人人、次次都不付诸”实际的经济支出”，那么，不管多么有爱心的老板也都将关上那“超市”的大门，审美与消费的“互动”也就到此为止。在“超市”里，“审美快乐的孽生地”终究不是白吃的午餐。德胜教授的康德美学在商业社会的大老板那里，还显得过于天真、直率了些。
对于“审美的事实”来说，我以为倒也还有“白吃的午餐”。那便是“高天的浮云”、“幽谷的流水”、“松间的清风”、“秋夜的朗月”，那便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可惜的是这些审美的天然资源，已经被现代工业技术的“负面效应”和市场经济的无度开发污染殆尽、流失殆尽。沉醉于“现世生活快乐”的当代人对于这些“隔世”的“审美事实”，也已经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隔膜了。然而，我还在憧憬、还在祈祷能够有一种“低物质损耗的高品味生活”普降人间。
三、关于理性的霸权与感性的扩张
所谓“理性”，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只能是一个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它根植于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和前柏拉图的“逻各斯”，在牛顿、笛卡儿的哲学体系中得到完备的阐释，并由此成为西方工业社会300年来兴旺发达的主要思想依据。在汉语言文化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与此完全同义的字眼，即使宋明理学中的“理”，也与这个“理性”有着重大的区别。
这里，我们不妨丢开学理的考据，姑且来一番就事论事。
德胜教授为新的审美原则设定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是摆脱“理性的霸权”，寻求感性的满足。即他在文章中所说的：许多人常常陷于理性至上的观念，不愿同时顾及人类感性利益的满足、快乐欲望的满足。
且不说这一判断多少也还有些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的意味，仅从我们国家实际发生的社会现象看，问题也还要复杂得多。
从逻辑的设置上看，在“新的审美原则”诞生之前，我们国家应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理性压抑”或“理性霸权”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也可以说是有所同感的，如：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以及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等，这些霸权式的理性的确压抑了人们感性利益的满足，压抑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但一旦社会生活中又接踵闹腾出红卫兵、红宝书、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架飞机、戴高帽时，究竟是理性的压抑还是感性的眩惑，恐怕就很难分辨得清了。
至于当前，其实不用德胜教授太费气力地为日常社会生活确立“追求感性享乐”的合法性，对于“感性快乐享受”的追求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群心神向往的奋斗目标。其中，有贫困的乡村农民为争取基本生存条件的“雪中送炭”；也有大都市中的富裕阶层为迫慕更加豪富生活的“锦上添花”。与20年前相比，中国的社会生活的确已经发生了天地悬殊的变化。这一变化，用德胜教授的话说便是“人的感性生存权利的实现”，是“抵御过往的制度化理性权力”的结果。
这一结论仍然有些似是而非。因为在我看来，抵御了“过往的”制度化理性权力，并非抵御了所有“制度化的理性权力”。因为，当下的人们在领取这份或多或少的“感性享受”时，终不得不接受当代“市场经济”与“货币体制”的管束和制约，而当代公司里的外籍领班，其手段威武严苛决不比当年街道居委会里的小脚主任们稍有逊色。我读齐美尔的书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市场是理性的、货币是理性的，现代的“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货币组织”都不是普救众生的浪漫故事，而是一些人高度理性化算计、运筹的产物。君不见，所谓“经济实力”，已经成了当代世界的最高霸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提出的让“跨国公司”取代“民族国家”的设想，不过是让一种“理性权力”替换另一种“理性权力”而已。
由此看来，要将理性与感性清晰地剥离开来，不管是我还是德胜教授，都难。比如德胜教授文章中说起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阶级社会以来，无论是理性占上风还是感性占上风，都早已经实现过。困难的是“让所有人都富起来”，全都获得“享乐的生活”，那恐怕光凭“感性”还不行，还必须引进一种强有力的观念或理念，或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或其他什么主义的。在“理性”与“感性”的历史性对峙之后，如果说还有一种整合二者为一体的更高的境界，在我看来那也许就是一种圆融了人类与自然的“生态精神”。
四、关于强大的现实与理想主义
德胜教授在他这篇文章结尾时对我发出的一段劝慰，可谓语重心长，却令我无限感伤。他说：
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美学需要的是能够解释问题的现实立场和态度，而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自慰。否则，“一个审美化了的生态乌托邦”，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也只能是“一个多么脆弱与渺茫的梦幻”。
在当前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难道连美学、文学艺术也都不得不变得如此“现实”了吗？即使在审美和艺术创造领域，也已经不肯为“理想主义”留下一块容身之地了吗？
是的，“客观现实”的确是强大的。
在大学的课堂上，我讲弗洛伊德、讲海德格尔、讲荣格、讲格式塔，讲人性的底蕴，讲精神的结构，讲诗意的栖居，讲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讲言有尽而意无穷……近年来便时常会受到青年学子的质问：学这些有什么用呢？我差不多总是无言以对，因为我既不能为他们将来的职业选择提供可靠的承诺，更不能为他们现实的“感性利益的满足”增添些许的保障。更有趣的是，在一次“生态文艺学”的启始课上，我坦白地对选修这门课的学生说，你们听了这门课程之后，有可能削弱你们挣钱的欲望并因而减少你们过富裕生活的机会，你们不妨予以慎重考虑。结果，第二次上课时果然便少了十多个学生。对此，我并不丧气，我知道你不能让所有人都去追求那种飘渺的诗意和结不出客观现实成果的理想。令我感伤的是，在“强大的客观现实”面前，我们的美学教授也变得如此客观起来、现实起来。
我至今仍然不明白，文学界为何如此厌恶、警惕、排斥“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为什么非要把它和一个时期的政治捆绑在一起，甚至认定那是灾难的魁首、罪恶的渊薮。前些年，我曾经撰写过一篇题为《乌托邦之思》的长文，这里就不再絮叨了。
我持有疑问的还有，美学、诗学、文艺学究竟能够解决多少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美学就注定没有意义吗。卢梭“回归自然”的呼吁，丝毫也未能劝阻100年来人们背离自然、攻掠自然的步伐；里尔克“寻根故乡”的诗歌更阻挡不了如火如荼的移民热潮；泰戈尔对现代工业社会发表的近乎刻毒的诅咒，也没有能够削减他的国家、他的人民奔向现代化的热情。无论是他们的论说还是讴歌，期盼或是抗争，对于“强大的客观现实”来说，似乎都是脆弱的、无力的。文学，对于他们来说也许不过就是一种软弱无力的“精神自慰”，一种虚渺的梦幻。然而，50年过去了，100年过去了，甚至1000年过去了，多少现实的、感性的、消费的、享乐的东西都成了过眼云烟，而那些原本柔弱的、飘渺的个人“梦幻”却代代传递下来，至今依然缭绕、弥敝在许多人的心头。从这一点看来，这种脆弱和渺茫则又是宏大与柔韧的，我曾经把它命名为“恢弘的弱效应”，这大约也正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属性。一辈子刚强勇猛的日本导演黑泽明，老了老了又一口气拍摄了柔肠百结的《八个梦》，深情地追忆起儿时故乡渐入渺茫的狐狸和桃花、水车和彩虹，那也许正是“精神的回归”。
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卢梭、里尔克、泰戈尔、黑泽明们毕竟还算是一些成功者；现实生活中“精神追求的失败者”不知要比成功者多上多少倍，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他们默默地活着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但他们也应该是人类精神长河中的传承者。在人类精神的天平上，更是不好以成败论英雄的。“知其不可而不为”，是现实智者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精神使徒们的行径。
说到这里，已经该尽快打住了。
关于“审美理念”的种种争辩，也许还可以论证下去。不过，话说到这里，大约人们都已经明白，分歧的根源恐怕还在于生存价值的选择，正如怀特海说过的：“所有最终的理由都是根据价值的目的说出的。”
价值的选择，并非由今日始，更不会因今日止。
真实的生活总是有缺陷的生活，任何选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选择，并不总是选取，同时也意味着搁置与放弃。人不能什么都要，明智的选择还应当是主动的放弃。“茅草屋”虽然简陋寒伧，但是“节约能源”；“四合院”虽然陈旧过时，但是“亲合邻里”；现代的“豪宅、别墅”尽管已经成为现世人们渴求、仰望的“感性生活目标”，怕也不是无可挑剔的。至于200年后人类将怎样生活，也许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那时已经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送上了另一个星球；也许由于生态危机的挤迫，人们在曼哈顿大街上又重新吆喝起牛车、马车来。
当然，所谓选择，并不是人们随意的，那必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生存背景之中的选择。现在说不准的，未来都具备一定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还是应当选择一种谨慎的态度。
最后，我想再说明一点：这里我对“新的美学原则”所作出批评，我不敢说就是对王德胜教授以及其他学者的“原意”的批评，我批评的只能是我对其原意的读解，其中仍然避免不了掺杂一些我的误渎、误解。况且，这篇东西写定于旅途之中，材料的征引上更会留下一些错漏之处。我只是希望，我的这些所谓的批评文字，能够为诸位学者建树他们的“新的美学原则”提供一些或正或文艺争鸣长春6～10B7美学鲁枢元20052005西方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以相应哲学范式的历史演变为基础。古代西方哲学关注实体本体论，具有客体性特征，古代西方美学因而表现为客体性；近代西方哲学关注认识论，近代西方美学表现为主体性；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生存论，现代西方美学表现为主体间性。从客体性到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变，勾勒出西方美学体系的发展脉络，是今天建设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3SJA72005)，华南理工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苗子项目(D76020)赵声良
字库未存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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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字山下加豆右加页繁体
＠③原字般下加木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Western Aesthetics
YANG Chun-shi
(Dept.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鲁枢元 苏州大学文学院 作者：文艺争鸣长春6～10B7美学鲁枢元20052005西方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以相应哲学范式的历史演变为基础。古代西方哲学关注实体本体论，具有客体性特征，古代西方美学因而表现为客体性；近代西方哲学关注认识论，近代西方美学表现为主体性；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生存论，现代西方美学表现为主体间性。从客体性到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变，勾勒出西方美学体系的发展脉络，是今天建设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3SJA72005)，华南理工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苗子项目(D76020)赵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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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载 2013-09-10 21: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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