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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与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对话
（未刊稿）

　　题记：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篇"夭折"的文章。自从"不寐之夜"开辟了学者文集之后，我希望和每一位入选的学者做一次对话，但众所周知，李慎之先生不仅惜墨如金，而且更少愿意通过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体现了先生治学严谨的精神。因此这篇对话也是我"百折不挠"的结果。但遗憾的是，我整理出来后不久，还没来得及送先生教正，我就被迫离开了北京。由于先生也不上网，我也疏懒于传统书信，因此此文一直搁置下来了。我2003年3月下旬经北京赴东北，未能与先生联系上，还期望不久回京再会，没想到竟是永诀。
　　
　　发表这篇草稿我犹豫再三。一者，我对谬托知己的事一向警惕再三，事实上我与先生交往并不繁深，不敢揩借哀荣。第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此文还没有经过先生的校对，难免有个别用词悖于先生本意。即使根据现场记录整理，口语也可能与书面语不同。但是，我还是决定把这篇东西发出来，并愿意承担相关责任。慎公憾逝，吾侪齐悲，同道称义。但最近在一些中文文化网站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李慎之先生仅仅是党内开明人士，从思想的彻底性和深度上，谈不上是自由主义者，更谈不上是"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参见拙文《自由主义的黄昏——悼李慎之先生》）。我觉得这种判断有相当代表性。即使在先生生前，我就此问题就曾和一些学界朋友争论过。我并不是说，李慎之不能被批评，但问题是，这些批评却往往超过了对他的了解。我也常常感慨，中国这个社会往往是那些善于自我装饰的"青年思想家"更为民众所知晓，而博大精深的思想大家却一直鲜为人知，甚至遭致"一知半解"的评论。李慎之和他倡导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几乎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我是1999年4月2日与李慎之先生在京初次相识。后来可能是有朋友把我在网上发表过的文章送给他看过，然后我们见了几次面。李慎之先生的学养之深和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为了编辑《公民课本》以及《大学新语文》多次接触，他给《大学新语文》提出的意见给我印象极深。我们接触最密切的一段时间是讨论筹建顾准研究会。为此事先生专门约我到家中详谈。他对顾准的评价非常高，特别对通过研究顾准思想深化中国自由主义有着殷切的盼望。事实上在我和李慎之先生接触之前，我也曾以为先生不过是写作《风雨仓皇五十年》这样文章的"党内开明果决之士"。但在这些讨论中，我一次比一次意识到，李慎之先生关于中国问题、关于自由主义的思考，不仅远远超越了体制的框架，在同代人中，他的思想也是凤毛麟角的。对于他的资历而言，这些思考尤其显得高贵。当然，我们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比如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宗教信仰问题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关于如何评价顾准、陈寅恪、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关于我的《灾变论》中的基本观点，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但李慎之先生对晚辈学人的"固执己件"是非常尊重的，这种尊重不仅仅是礼节上的，而说明了先生把"自由主义"的观念溶入了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些讨论不是体制内开明派和民间学人之间的讨论，而是"自由主义者"内部的对话，请读者原谅我这样抬高自己，我旨在说明，李慎之先生远远超越了"体制"给定的思想高度，他走在了时代精神的前沿，而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是当之无愧的。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存在方式"上，我希望读者通过下面的"对话"能多少增加对这一评价的认同。
　　（2003年4月30日于旅途中）

李慎之 2013-08-22 14:5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