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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改革思想是他具有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的标志之一，其特点是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表达了整个民族渴望富强、摆脱困境，置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伟大心声，同时，也极为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于中国社会改革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毫无疑问，从思想文化角度，探讨鲁迅的改革思想，对于整体地认识和把握他的思想发展规律和特征，揭示出它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和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实行门户开放。西方文化思潮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潮水般地涌入古老的中国大地，中西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大碰撞和大交汇，整个中国也由此而置于世界性的冲突之中。在中西文化冲突导致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全面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先进的中国人”都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试图在西方文化中找到解决近代中国危机的药方。如以魏源、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然而，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倡导学习西方风气之始，由于未能完成自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其指导思想却仍然是传统的“尧舜之治”的翻版，即“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并非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住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因此，在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那里，学习西方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基点，也仍然是希求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中那些能够使传统文化回归到鼎盛时代中去的东西，或仍然是凭借着传统的优势心态去消融西方文化，而不是一种自觉地走向世界，并大胆地与西方抗争的信念和决心。尤其是在近代中西文化大冲突的历史背景中，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也往往局限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类比之中，反复争执于“西学——右学”、“道——器”、“体——用”等主次之分，缺少从总体的超越位置上来将中西文化冲突置于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主流中进行充分论证的勇气与胆识，从而最终只能在一些传统的观念范围内同义反复，以至于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无法对西方的全方位挑战，作出真正的、全面的和强有力的反应，其改革的思想主张也显得零乱破碎，缺乏整体改革意识。
　　作为第二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杰出代表，鲁迅在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过程中，率先完成了自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这样，在向西方学习当中，鲁迅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基点就不同于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即他不是将近代西方文化导向与传统文化认同，而是希求在“矫19世纪文明”当中，使整个中国步入“当必沉邃庄严”的“20世纪文明”[1]中去。与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相比，鲁迅不再在所谓“西学与中学”、“道与器”、“体与用”之类的传统概念中去反复论证，而是自觉地去面对中国置于世界性冲突的严峻现实，探究西方文化全部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并从中发掘出能够迅速改变落后中国的新的文化机制，选择其为传统文化所不拥有的新因子，以便在使整个中华民族日益强盛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传统，认识西方，争取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去迎接“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2]因此，尽管鲁迅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影响，甚至还有着师生的承继关系，但是，鲁迅由此所形成的改革思想，则要比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更为鲜明，更为深刻，也更为全面。
　　在鲁迅看来，面对着“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3]式的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必须要具有一种整体的改革思想，即不能只仅仅着眼于局部的变动，局部的改造，而应该着眼于整体的变革、整体的改造。[4]鲁迅选择了以思想文化观念变革为突破口，从中确立了他的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改革思想。鲁迅认为，观念的变革是寻求人的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解放，乃至寻求整个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根本性前提。由此他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张：“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立人”，实际上也就是要使大多数受封建专制压迫还仍然处在愚昧、麻木和不觉悟状态的国民，从昏睡中觉醒和觉悟起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进而能够大胆地、自觉地走向世界。鲁迅曾明确地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6]显然，鲁迅的意思非常明确，一是首先要获得人的解放与独立，二是获得解放与独立的人，必须大胆地、自觉地走向世界，汇入“世界人”的行列，“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并具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7]因此，鲁迅由“立人”——寻求人的观念变革到寻求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思想，就深深包含着走向世界，汇入世界发展主流的命题。鲁迅深刻地认识到，近代中国要真正地摆脱贫困和落后挨打的局面，希望在于改革，在于走向世界，尤其是在于被世界唤醒和激励的中国人。很明显，鲁迅的这种改革思想的生成，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独具一格的，并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透辟认识，鲁迅在“立人”的思想层面上所确立的改革思路，就试图在总体的超越位置上来选择以反思传统文化观念为突破口，首先是要谋求对制约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机制，进行整体的改革。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待中国历史的认识和改革方面，鲁迅指出，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却只不过是“吃人”的历史[8]。当然，“吃人”只是形象的说法，其实质则是深刻地指出了传统文化扼杀人性的罪恶历史特征。在《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等文章中，鲁迅深刻地剖析了这种“吃人”历史的具体表现特征，并在小说《狂人日记》里予以生动逼真的再现。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9]为此，他认定整个中国的历史只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循环。[10]针对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鲁迅为打破这一“超稳定”结构的循环历史，提出了建立“人国”的改革思想。他指出，从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入手，建构以“人”为中心，以科学和民主思想为基本特征的高度自觉性的主体文化体系，使整个国民获得独立、自由的人格意识，这样“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1]确立建立“人国”的改革思想，鲁迅的理想是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2]——一个有异于封建专制“吃人”历史的崭新的“人”的时代。
　　第二，在对待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改革方面，鲁迅认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在这种文化制约下，整个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家庭之间常常产生同构效应。家庭的宗法关系，血缘礼教规范，使家庭的组织结构具备了国家制度的一切组织原则。所以，在中国社会里，政权和朝代似乎可以不停地更迭，但由于家庭制度和礼教制度的文化制约机制不变，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发生质变，而是根据自身的调节，在整个历史的“一治一乱”的循环中，进行“破坏了又修补”[13]式的变动，整个社会也处在超隐定的延续之中。根据中国社会的这种特征，鲁迅提出的改革思想是首先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4]，让人们从深层的思想文化观念上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从而振作起来，针砭时弊，改造社会，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第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认识和改革方面，鲁迅对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型的意识结构形态进行了激烈的否定。鲁迅认为，儒家文化所宣扬的“中庸”意识，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来强调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其负面效应是对整个民族形成封闭自守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而道家所谓“无为之治”的意识，则不过是以“出世”精神来为人生制造“一条奇妙的逃路”[15]，使整个民族缺少那种对于人生、自然、社会和科学进行执着探索的勇气。因而，在封闭的文化制约圈内，人们从儒家文化的意识结构中学到的是敷衍偷生、弄权献媚，而从道家文化的意识结构中学到的则是貌似超脱的昏庸、麻木、愚昧。基于对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透彻认识和理解，鲁迅的改革思想主张是反抗、破坏和挑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给他们的世界上多一点缺陷。”[16]同时，根据传统文化意识的具体表现特征，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实际情况，鲁迅主张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并试图通过外来文化的强有力影响的推动作用，来完成文化意识结构的改革工程，使传统文化在解体、转型之后，一些合理的文化因子能够在新文化的意识结构中得以重新的组合、排列、建构，进行有序的调整，最终摆脱愚昧与落后的状态，由混沌走向明晰，由封闭走向开放。
　　在对传统文化观念及其在历史、社会和意识结构上的表现形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反省之后，鲁迅其次是更进一层地在文化反省的意义上，对国民性，尤其是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和反省，并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改革思想。
　　鲁迅指出：“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17]，以致国门被打破，还在盲目自大，以所谓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沾沾自喜。他认为，要使中国人进入“世界人”行列，要使落后的中国赶上世界发达的先进国家，就应当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来探讨国民的劣根性。要深入地研究自己，解剖自己，找出其病根，对症下药，这样才能抛掉传统的包袱，使整个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各民族的先进行列之中。
　　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是深刻的。他认为，国民的奴性心理性格特征，是传统文化观念制约的结果。因为传统文化要求人们在伦理的行为规范中遵循封建的礼教原则，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又彼此隔膜。鲁迅指出：“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又说，这使“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18]在严格的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的制约下，人们彼此之间无法进行心灵与情感的沟通与交流。这样，在国民的心理和性格上，也就造成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无热情，“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19]二是无悟性，甚至阿谀奉承和无端发泄，一些所谓的强人，他们将怨愤无端地“在弱者身上发泄。”[20]在鲁迅看来，国民的这两方面的心理与性格特点，正是在传统文化直接熏陶与制约下所形成的一种奴性心理—性格，前者是奴隶心理—性格，后者是奴才心理—性格。同时，由于这两种心理—性格的原因，所出现的国民大约也只有两种人，一是逆来顺受的臣民，二是铤而走险的暴徒。对此，鲁迅曾愤然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21]鲁迅在文化反省的层面上，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国民劣根性的可怕效应，即使国民“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22]因此，由文化批判到对国民性的严峻探索，鲁迅在文化观念和意识结构的高度上，对国民性作了最激烈的整体性否定，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思路。
　　鲁迅对国民性改造的基本思路是，确立以人为本，即把人作为高度自觉的主体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还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指出西方文化之强“则根柢在人”。[23]因此，鲁迅毕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思想文化启蒙活动，旨在通过“立人”，即在尊重人的个性和平等、民主、自由的基础上来改造国民性，确立人的地位与价值，最终使国民具有高度的主体自觉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意识。在鲁迅看来，改造国民性，使国民获得“人各有己”、“朕归于我”[24]式的精神独立和个性特征，才能最终走向“群之大觉”，使“中国亦以立”。[25]如果整个国民能够在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层面上，成为具有深刻自我意识能力的独特个体，那么也就必然会在一种总体的超越位置上，真正摆脱一切外在的、强制性的政治伦理制约，并且能够从中来进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选择，以推动整个民族一道在现代化历史大道上大踏步迈进。
　　 3
　　鲁迅对于传统文化观念和国民性的分析与批判，显示出了他的改革思想的现代性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了他的改革思想中的激进主义色彩和忧患意识的双重特点。
　　从现代性的特征上来看，鲁迅的改革思想是紧紧扣住“立人”的命题来展开的，所体现的也是以“人”为中心，以科学与民主为价值尺度的一种高度自觉性的主体文化新观念。鲁迅指出，人作为主体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占主导地位的，人的身份是按照以伦理道德的规范来进行等级划分的，这样虽然“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然而“自己被人凌辱，但也可以凌辱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26]在进入由中西文化冲突而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全面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改革，就必须通过科学与民主的大力倡导来使国民懂得“平等自由，为凡事首，……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28]的道理，将“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取向与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新文化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鲁迅的目的是要张扬其“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的改革精神，使之能够“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人心”，[29]并由此来更新民族文化观念，根除国民的蒙昧状况，为建构民族新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石。鲁迅的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30]与进入20世纪后，选择文化变革为突破口，倡导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反叛传统与迈向人的现代化的改革思想是相互吻合的，同时也深刻地体现出建构20世纪民族新文化的人文关怀价值，而这也正是他成为一位真正属于20世纪的“现代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籍华人林毓生教授称“五四”时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31]的确，在新旧交替的转型之际，鲁迅整体上的反叛传统的意识和整体的改革思想主张，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导致了他的改革思想的激进态度，具有激进主义的色彩。从鼓吹“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到以愤懑的情绪发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32]的呼吁，都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反叛传统和主张整体改革的激进态度。孤立地看待鲁迅的这种激进态度，也许会认为这正是鲁迅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之处。其实不然，鲁迅改革思想的激进态度，与他整体上的反叛传统与主张从思想文化观念上整体的改革思想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或者说，这种激进的态度源于他所获得的整体上反叛传统的意识和他整体改革的意识，其真正的目的还在于在批判中建构20世纪民族的新文化观念。从20世纪初所爆发的中西文化大冲突的历史环境上来看，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与建构，首要的问题并不是急于去评判中西两种文化的优劣，而在于要在西方文化涌入之时，怎样借助西方文化来认真地反省传统文化，选择传统文化所不拥有的新的文化因子，以谋求创造性地转换传统文化，迅速地改变其旧质，使之能够以新的形态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的新形势。鲁迅指出：“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那么，就必然会“衰朽到毫无精力了。”[33]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新旧交替之际，恪守传统，显然要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而温情脉脉地对待传统，试图以较小的变动为代价来换取对整个传统的维护，也终将为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所不相容。相反，整体上的反叛传统与整体的改革意识，虽然以激进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却真正地表现出了一种彻底的否定与反省的精神，一种勇于进取的选择与改革传统的思想观念。在这当中可能会夹杂着某种偏颇或失误，然而，在思想文化观念整体性的现代转换中，出现情绪上的激进态度，则是为了摧毁一切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系，为了更加合理地批判继承与选择传统。所以，特定的历史时期，鲁迅改革思想所出现的激进态度，更显得与整个时代的变革节奏相一致。
　　不过，鲁迅激进的改革主张，并没有导致他一味地乐观，相反，倒是引发了他对于中国社会改革所怀有的深刻的忧患意识。在鲁迅看来，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与压迫，已经使近代中国整体性地落后于世界发展的主流，呈现出与整个世界发展相脱节的局面。鲁迅曾经感叹到，“中国大约是太老了”[34]，“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35]在鲁迅的改革思想里，他首先是对于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境况里，“立人”思想能否得以完整的实现，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从思想文化观念的角度来分析，鲁迅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之际，“先进的中国人”与众多的仍处在愚昧麻木状态的不觉悟者，往往是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的，同时，这种对立的性质又往往是悲剧性的。鲁迅指出，作为“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式的众多不觉悟者“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36]因此，要彻底地改变这种状况，鲁迅认为应当对众多的不觉悟者进行“人”的思想文化启蒙。其次，鲁迅对于中国社会改革之难，也怀有深深的忧虑，他指出：“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37]在《习惯与改革》一文里，鲁迅还从风俗习惯的角度，对这种改革之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热风·三十八》中，鲁迅更是明确地指出，造成这种原因的是“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38]
　　鲁迅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显示了他的改革思想的深度。尽管他始终都要与“实有”的“黑暗与虚无”[39]的纠缠，作“绝望的抗战”，[40]从中表达出他对于人的观念变革和社会改革难度的深深忧患之情，但他却并没有由此在主观上对与先觉者存在对立的众多不觉悟者，进行否定性的论断，怀有绝望之情，而是在更深的认识层面上，确定“群之大觉”才是“中国亦以立”的理论根据。所以，鲁迅的忧患意识既包含着如何解决先觉者与不觉悟者之间观念上内在差异的命题，又包含着如何使近代中国最终摆脱困境，迈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命题，尤其是包含着把解决历史困境更进一步地落实在如何深入民众，去进行最广泛的思想文化启蒙上的命题。这样，鲁迅的忧患意识实际上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他关于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一种价值理想。[41]
　　 4
　　鲁迅的改革思想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凸现出来，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同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也是相当深刻的。
　　启示之一：在鲁迅改革思想当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注重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注重人的观念的现代化。近代中国变革的历史表明，社会的变革，新文化的建构，首先有赖于人的素质，人的思想文化观的根本性变革。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不是没有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他们只是乞求于某一方面的变革，未能从急剧变化的社会对于人的素质、思想观念变化的高度，来认识变革的意义，特别是未能从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观念落后、守旧的特征上来进行认识，因此，他们的变革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42]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是人的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当近代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选择文化变革为突破口时，思想文化观念的反叛传统与迈向现代化，也就势在必然了。鲁迅非常清楚地看到，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不是一个现成的可以用来为整体文化变革服务的工具，因为它在其内在的机制上、观念上、价值体系上，都是服从于封建社会需要的。近代中国社会要迈向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在人的思想文化观念上进行深刻的变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其他的各方面推动社会的整体变革，并建构起20世纪中国新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系。应该说，鲁迅的这种改革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其特点是紧紧扣住了“立人”的思想核心，抓住了“人”这个关键性的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度上，鲁迅才由此设计了一整套关于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和人的解放，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宏伟蓝图，从而为在近代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而又可行的道路。
　　启示之二：从注重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角度出发，鲁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注重人的现代化的层面上，应侧重以精神为本体来改变国民的精神，来确立改造国民性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鲁迅指出：改变国民的精神是“第一要着”[43]的，同时还断言“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44]在鲁迅看来，不论是从近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看，还是从人的自身对物质与精神的渴求原则上来看，属于人的主体观念范畴的精神独立，则是人的解放的首要内容。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当中，鲁迅更侧重于以重视人的主体精神自由为出发点，来关心人的生存境况和命运，来寻找人的异化的原因与人类的出路。同时，他所关心的也不是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变革，而是要致力于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及其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显然，鲁迅把人的精神解放放在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是要求人能够成为一种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识能力的独特的主体。鲁迅的这种改革思想，对于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注重人的精神素质及其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原因，人们总是狭隘地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并且把西方的物质至上主义看作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鲁迅则不然，他拒绝西方的物质至上主义思潮，指出西方的物质至上主义的结果，已造成“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皆趣流于凡庸……林之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已停”[45]的局面。如果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也采取相应的物质至上主义，将会同样造成“物欲横流”的结果，从而有碍于追求人的解放的总体目标的实现，并将导致现代化的失败。所以，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必须在起步之时就应该大力提倡物质与精神的并重，尤其是要注重人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健康地向前发展。
　　启示之三：在鲁迅的改革思想中，突出了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实际情况来探求中国式的改革道路的新思维。换言之，鲁迅一方面表现出整体的反叛传统的意识，另一方面又对盲目崇拜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个人主义倾向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从而显示出他的改革思想的一些独特性的特征，并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对待近代西方文化中，鲁迅对西方社会普遍采取的代议制就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其理由是代议制只不过是借“众治”的名义来大“遂其私欲”，“复掩自私之恶名”，实质是“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46]鲁迅还反对盲目地将“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举而纳之中国”，[47]提出要从总体上把握住中西两大文化的本质特征，建构一条“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48]的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思想。所以，鲁迅的改革思想，是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表现了中国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勇气与胆识，并为中国走向世界，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鲁迅的改革思想对于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思想体系来说，是具有楷模意义的。
　　注释：
　　[1]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 鲁迅：《坟·灯下漫笔》。
　　[3] 鲁迅：《呐喊·自序》。
　　[4] 参见拙文：《20世纪文化转型与鲁迅的忧患意识》，《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5]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6] 鲁迅：《热风·三十六》。
　　[7] 鲁迅：《热风·三十六》。
　　[8] 在《坟·灯下漫笔》、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有详细的论述与描写。
　　[9] 鲁迅：《坟·灯下漫笔》。
　　[10] 鲁迅：《坟·灯下漫笔》。
　　[11]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12] 鲁迅：《坟·灯下漫笔》。
　　[13] 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14]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5]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16]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17]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18]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着者自叙传略》。
　　[19]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着者自叙传略》。
　　[20] 鲁迅：《坟·杂忆》。
　　[21]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22] 鲁迅：《坟·灯下漫笔》。
　　[23]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4]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25]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26]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27] 鲁迅：《坟·科学史教篇》。
　　[28]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9]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30]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31]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32] 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33]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34] 鲁迅：《两地书·四》。
　　[35] 鲁迅：《坟·娜拉出走后怎样》。
　　[36] 鲁迅：《坟·娜拉出走后怎样》。
　　[37] 鲁迅：《坟·娜拉出走后怎样》。
　　[38] 鲁迅：《热风·三十八》。
　　[39] 鲁迅：《两地书·四》。
　　[40] 鲁迅：《两地书·四》。
　　[41] 参见拙文：《20世纪文化转型与鲁迅的忧患意识》，《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42] 〔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43] 鲁迅：《呐喊·自序》。
　　[44]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45]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46]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47]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48]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73-179K4中国现代史黄健19971997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作者：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73-179K4中国现代史黄健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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