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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和广州东亚音响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召开的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于4月24～2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研究员致开幕词，德国驻中国大使博姆致词祝贺，国际影视人类学会主席意大利帕度亚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安东尼奥·玛拉兹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海内外学者和单位的贺电贺信数件。在中国召开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会议这还是第一次。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内代表33人，国外代表21人。国内代表是来自部分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民族院校的文化人类学家、教授，中央及部分地方电视台、制片厂的编导。国外代表是来自德、奥、意、法、日、美、瑞典以及香港地区和在中国台湾省工作的美籍学者。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新中国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实践和理论研究，国外影视人类学的历史和理论，人类学影片的研究价值、教学作用和其他功能作用，人类学影片研究中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会上还播放了代表们带来的不同风格和内容的人类学影片。
　　向大会提交论文和发言的有中外代表36人（篇）。与会代表就主要议题和相关理论，拍摄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是：
　　　　　　一、关于中国影视人类学是否有了初步理论的问题。
　　在国内代表中，一种观点认为，早在50～60年代，参加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的领导者、研究人员、导演和摄影人员，在拍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曾进行过理论上的探索，初步确立了人类学影片拍摄的指导方针和原则，诸如内容要求真实性、科学性、着眼于即将消失和正在变化的社会形态和传统文化等。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按一定科学体系进行拍摄。这正是对中央领导解放初提出的要“抢救落后”（即对正在迅速变化、将成为历史的少数民族的原有社会面貌记录下来）指示精神的贯彻。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音像公司、电视台和部队系统都开展了人类学影片或纪录片的拍摄，各地学者还撰写论文，翻译资料，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一些单位先后建立了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教学和摄制的中心、研究所和研究室。在我国影视人类学已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中国影视人类学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但这门新兴学科尚处于初创阶段，在拍摄方向，主题和内容选择，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改进和提高。另一种观点认为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科学记录片，仅仅是用电影技术手段来搜集少数民族的形象资料。那时并未产生独立的学科意识，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形成专门的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拍摄队伍（委托电影厂拍摄），未出现科学意义上的影视人类学。70～80年代民族影视事业虽有发展，但不是向科研领域延伸，而是民族风情片，以新闻手法和艺术手法拍摄，注重宣传效果，仅仅满足大众欣赏的需求。但上述的影片拍摄的摸索和实践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诞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影片的评价。
　　德国学者中有人撰文对50～60年代的人类学影片拍摄实践进行了评价，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许多具有不同文化、习俗和宗教的族群生活在中国各地。50～60年代，几千名社会人类学家被派往“田野”进行民族调查，并用电影媒介记录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认为这些影片的内容“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民族学资料”，“许多电影场景本身就是历史的记录，因为他们保存了一些永远失去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变迁……能以科学的角度去严肃记录中国少数民族的影片在50～60年代的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些影片是真实的民族志影片”。文章也指出当时影片的局限性：“拍摄影片场景的框架及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安排……不能忽视其对科学的消极作用”。
　　　　　　三、关于深入研究与拍摄人类学影片的关系问题。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拍好人类学影片，这是中外学者完全一致的看法。中国代表中亲身参加过50～60年代人类学影片拍摄的学者谈了自己的亲身体会。一部50分钟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的拍摄提纲，是在6 位学者各自长达半年至一年的调查基础上写出来的，然后又有摄影师的深入生活。《鄂伦春族》一片，是在数位科学研究工作者与摄影人员共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写出了拍摄副本（提纲），并与拍摄对象猎户一起风餐露宿才拍摄下来的。近几年拍摄的有关藏族传统文化的录像片是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基础上或长期生活在西藏的基础上拍摄的。云南的学者深入到佤族、独龙族、哈尼族等地区拍摄的录像片都有深入生活调查的过程。德、奥学者合拍的新几内亚《艾玻尔人》的电影据说深入生活数十次，时间长达20年，逐渐搜集资料拍摄而成。关于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在拍摄时是否需要拍摄提纲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要有拍摄提纲，以便拍摄时有所遵循。也有人认为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上，与研究人员一道，深入到拍摄对象的社会生活的“河流”中，随时抓拍他们的日常生活，自然形成故事，无需提纲。
　　　　　　四、关于拍摄视觉与“重建”问题。有学者认为，人类学影片属科学范畴，其价值在真实，要用拍摄对象的眼光去观察所拍事物，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去拍摄，这叫“本位视角”，要避免“揭示失真”和“激励失真”，不能有导演的成分。一位美国学者认为，100 年前，第一部人类学影片并不是专业工作者拍摄的，而是人类生活的真实记录，此后不少人类学影片与非人类学影片，其内容真假难分。其实记录“真实”是相对的，既非完全真实，也非完全虚假，似是而非。人类学影片总免不了拍摄者的意志和他要表达的言论（思想）。与真实记录相关的是“重建”或复原拍摄的问题，国内有学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保证所拍内容的完整性，可有条件地进行一些镜头的复原拍摄，以抢救一些即将消失的形象资料，如50～6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科学记录片中，个别镜头是在当时人还健在的情况下作了复原拍摄。在今天的条件下，尽可能不采用。
　　　　　　五、关于人类影片信息传递的方式问题。国内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影视语言的表达方式和书面文字的表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种仅仅把一篇论文配以相应的画面，完全靠解说和大量概念评述的“人类学电影”，不是人类学电影的方法。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电影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将一篇论文或学术专着，用影视手段表现出来，配以相应的解说词，也是人类学影片的表达方式之一。
　　　　　　六、关于对拍摄题材大小问题的看法。到会的一位意大利学者放映了一部名叫《赵宏宇的一天》的录像片，记录的是中国浙江一对移居意大利米兰的夫妇，以经营中国风味的小饭馆为生，在那里生下了赵宏宇，现已4岁。他在家和上当地幼儿园时，由于分别受着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他的行为表现与意大利小孩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此，在会下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题材太小，不能反映大的主题；也有的认为，小题材也可从一个侧面研究文化差异对人的影响，比较生动。
　　　　　　七、关于人类学影片的社会效益问题。
　　国内有代表在会上播放了一部体现西南某少数民族曾有过的原始宗教观念的仪式过程的录像片。这一仪式中的某些活动因其落后、危险和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在30多年前，这个民族就自动将这一陋习废止了。当时这一仪式过程有关科研部门已做过抢救性的拍摄，现已成为历史资料。现在的这部录像片的作者认为，这种仪式虽然不再举行，而潜藏在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对鬼神的崇拜、惧怕及种种灵魂观念，却始终伴随着他们”。因此，作者为研究这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对无形文化现象作一次影像方面的探索”。在1992年，“经过十分艰难的组织动员，老人们终于同意按传统恢复仪式过程”。这部70分钟的录像片如实记录了动员、组织和举行仪式的全过程。这部录像片的内容是真实的，拍摄技巧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国内外代表中有人对录像片的内容提出了意见：对拍摄的目的提出了疑问，指出人类学家应该尊重拍摄对象的意愿，他们不愿作的、忌讳的事情，就不要拍摄。30多年前就废止的活动似无必要再恢复，拍摄的内容应考虑社会效益，应将镜头对准少数民族现实的社会生活。
　　这次学术讨论会圆满、成功。国内代表反响强烈，在会议期间和会后，有的代表表示：对影视人类学有了新的认识，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对国内外影视人类学的了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注释：
　　〔1 〕Ian Hacking,The Archaeology of Foucault,in Foucault:ACritical Reader,ed.David Hoy(Blackwell Publishers,1992).P.14.＊
　　
　　
　　
国外社会科学京79-80,78J8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江华19961996 作者：国外社会科学京79-80,78J8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江华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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