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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兴涛，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100872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崇尚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追求，是民国文化精神的价值核心；企盼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冲动和文化的精神关怀，是民国文化持久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内在动力；自觉寻求中西文化全面深入的交汇与融合，既为民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又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创新最为直接的生成途径与形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化精神结构承接晚清而来，伴随民国文化发展的整个行程，在这一时代精神的引领下，中国人最终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形态，它代表着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

中国人对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追求并不始自民国，但对科学与民主观念有较为明确深入的了解，响亮地提出这两个口号，并将其视为西方先进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却是在进入民国以后。换言之，只有到了民国时期，民主与科学才真正成为了一种彼此有机联系的社会意识，一种逐渐深入人心的文化价值观念，一种引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

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从来不曾停歇，以此为宗旨的思潮和运动接连不断。率先举起这两面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追求科学、民主的思潮和运动继续得到发展。科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反击玄学派的“科玄论战”；30年代初至抗战以前“科学救国论”指导下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左翼人士从事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民主方面，有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胡适、罗隆基发动的资产阶级“人权运动”；抗战后期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民主建国运动等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左翼文化人还曾发起一场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自任，再次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启蒙的目标，显示出文化思想运动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同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因此对它们的追求也变得更加明确、强烈而执着。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此后则明确认识到，它还是贯穿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一种普遍合理、应当遵行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正如李大钊1919年2月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 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 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　靡有不受他支配的。　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同年3月，谭平山也说：“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维何？稍有识者， 莫不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谭平山文集》，1版，37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次年又说：“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同上书，第160页。）这种认识代表了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

 五四以后，民主思潮发生了分化，分别沿着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新型民主两种追求、两条轨迹发展。前者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继续坚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想，1929年他们发起的“人权运动”，公开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呼吁人的生存权、个性发展权、政治民主权、财政管理权、言论自由权、社会法制化及其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权，特别是将言论自由权视为最重要的民主人权。在国民党的打击下，人权运动最终趋于沉寂，但他们的民主追求却并未因此放弃。后者则以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为中坚。他们认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虽标榜代表人民，其实只不过代表本阶级，并不真正反映广大工农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是狭隘的，算不上真正的民主。他们强调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同时，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获致民主的途径的认识上，他们也有了新的觉悟。一方面，他们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个性解放”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承认“理想的社会，不是奴才所结成，良善社会，必然有自立的个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是“以社会为主，以个人为客”，“个人的个性，应不应尽情发挥，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在什么社会才不摧残个人才性，才使天才自由发展。……社会倘不发展个性，倘不使人人各尽其才，就非对这束缚人的才能的社会，采着不妥协的态度不可”，（《何干之文集》，1版，第2卷，80、7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实际上是视社会革命与解放为个人解放和健全个人普现的前提。这样，资产阶级的狭隘民主就被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多数人的民主所取代，追求民主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广大民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因而代表了当时最为进步和深刻的民主潮流。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入，追求也更为热烈而自觉。如果说在晚清，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科学主要还只限于科技物质成就和自然科学，那么此时则不仅涵盖一般社会科学，更是一种广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包括破除迷信、打碎偶像、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实证等精神在内的至上价值观念。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如下表述颇有代表性：“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任鸿隽：《科学发刊词》，载《科学》，1915（1）。 ）这种精神的实质，胡适概括为“评判的态度”或“重新估量一切价值”，有一定道理。它在根本上与民主的价值观念是相通的，因为不盲从、不迷信的理性主义态度正是个人独立人格的体现，而人的个性的普遍解放，乃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

五四之后，中国的科学思潮大体沿着三条轨迹发展：一条是中国科学社所代表的路径，把理性主义贯穿到建构自然的科学知识系统之中，努力将西方近代科学本体移植到中国，此路径得到了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在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绩；另一条是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路径，即崇信思想的科学或科学方法论，并加以传播和实践，它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认为“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版，1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从而为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至于各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学说的传播及其学科体系的建构，则属于第三条轨迹。三者之间难免有矛盾和冲突，但都高举科学的大旗，呼吁中国的科学化建设，为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作出了贡献。

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国范围内曾兴起一场较大规模的科学化宣传运动。热心于运动的人士集合起不少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他们声明：运动的使命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广大中国未来的生命”。（顾毓秀：《“中国科学化”的意义》，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1935。）为此，他们创办了《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实现“科学化”的必要，并尝试着探讨入手办法，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运动还提出了“社会科学化”和“科学社会化”的口号，强调“社会科学化”应以“科学社会化”为前提，其实质是“民众科学化”，（胡庶华：《科学救国应当首先提倡民众科学化》，载《科学的中国》，第3卷，第4期，1934。）即考虑到民众如何接受科学的实际问题。正如《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所表明的：他们是想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这样，科学化运动就更好地体现了与民主和民族运动的自觉结合。此种认识和运动，显然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发展和深化。不仅抗战时期，甚至抗战以后，都仍然能够看到此一运动的余波。

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文化各领域的发展中，都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教育方面，此期教育改革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就是杜威所宣传的平民主义（或称民主主义）教育。它强调接受教育权的平等，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重视实验精神，对推进中国现代教育的形成，其功甚伟。文学艺术方面，也始终贯穿着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炽热追求。从五四时期起，白话文开始代替文言文，揭露和鞭挞封建蒙昧主义成为中国文艺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和《祥林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将此一主题与白话文的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此类作品，文学史界名之曰“启蒙主题文学”。另外，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延安时期崛起的“工农兵文艺”，也都是崇尚民主精神的直接产物。新闻出版方面，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同样强烈而执着。整个民国时期，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为把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写在法律条文上的“新闻出版自由”变成真正的现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许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邵飘萍、史量才、邹韬奋等人堪为杰出代表。“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邹韬奋：《答复一封严厉责备的信》，载《生活周刊》，1928（1）。）邹韬奋的这段名言， 成为新闻出版界崇尚民主精神的最好写照。1935年12月26日，71名上海新闻记者在《大美晚报》联名发表《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公开反对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他们严正声明：“我们决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饰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我们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所以，我们不必向什么机关请求、哀乞，我们应该自己起来，争取我们自己所应有的自由”。斗争虽未取得直接结果，却表明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自由民主意识、现代职业意识空前增强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崇尚民主与科学成为民国文化发展主要的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已很充沛，更不意味着此期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已有很高水准，恰恰相反，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包袱的沉重，在中国，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并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来自专制与迷信势力的顽强阻挠，付出血的代价。其蜕变之艰难，常常令爱国志士们为之扼腕。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主和科学毕竟已为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崇尚，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持续高昂的内在冲动：民族主义的主旋律

在那些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和国家里，民族主义既是一种以反抗外来民族压迫，争取本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为内容的思想原则，也是一种与上述内容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它虽常不免带有本民族自身的狭隘情绪与局限性，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一种以爱国精神为主流的进步意识。

晚清以来，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始终是时代的最强音，因此，以爱国精神为主流的民族主义也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进入民国后，民族危机不仅依然存在，30年代开始更达到顶峰，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恶性膨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更趋觉醒和高涨。

 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五四运动宣言，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一二·九”救亡示警；从“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的五卅怒吼，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抗战呐喊，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爱国主义浪潮汹涌澎湃、激荡神州，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的解放、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

可贵的理性自觉：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

同晚清一样，民国文化的中心线索依然是中西文化关系。这一时期中外社会交往急剧扩大，西方文化潮水般涌来，各种思潮、学说都得到介绍、传播、提倡和鼓吹，中西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接触，形成了一种不完全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但却符合文化发展需要的新的文化开放格局。在中西文化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两者之间既表现出普遍的矛盾冲突，又贯穿着程度不同的会通融合，可谓是会通中有矛盾，冲突里有融合。这种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在民国时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其发展全局来看，这种中西文化间的矛盾冲突与会通融合，又有着不同的趋势。大体说来，前者日益减弱，后者则逐渐加强。因此，就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间的会通融合无疑代表了时代的主流。

 文学方面，被毛泽东称之为“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鲁迅，堪称融合中西文化的时代巨人。他既彻底地反封建传统，犀利地针砭国民性格，又热情地讴歌“民族脊梁”，认真整理和继承文化遗产。对于传统文化，他的真实主张是“分别好坏”，决定去取；对于西方及一切外来文化，则认为应敢于吸取、善于选择。其会通中西所揭橥的大旗是人所共知的“拿来主义”。可以说，正是对中西文学的兼采合冶、有机融合，成就了他这样一个旷代文豪。此外，曹禺的《雷雨》、《日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也都是中西合璧的典型范例。 

美术方面，民国美术更是中西文化会通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是绘画史上中西艺术的混流时代，中西会通的潮流势不可挡。刘海粟、林风眠、关良等人着眼于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民族特色的融合；徐悲鸿、汪亚尘等人站在改良本民族传统绘画的立场上，向西方借鉴写实技法；李毅士等则追求从整体上贯通中西，实现中国绘画全新的超越。其中，汪亚尘的系列金鱼画、李毅士的《长恨歌画意》，堪称代表之作。进入40年代后，西洋画的中国化实践也取得了显着进展，李可染、吴作人等人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它表明此期中西绘画的会通融合进入了新的阶段。

黄兴涛 2010-07-15 0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