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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先前那种单一、呆板的文化格局已为多元、鲜活的文化发展所替代。而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无疑是导致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大众文化问题，目前学界已多有涉猎，但是对与其相关联的私人时间问题却重视得不够。本文拟从当代文化发展走向的视角，对“私人时间”问题做一初步的分析考察。
　　　　　　一
　　关于私人时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韦氏第三版新国际字曲》把私人时间定义为：“由于暂时免除了工作或责任而带来的自由时间”。1970年6 月在欧洲娱乐委员会上通过的《消遣宪章》中规定：“消遣时间是指个人完成工作和满足生活要求之后，完全由他们本人自由支配的一段时间。”马克思则认为私人时间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8页。）由以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看出，尽管关于私人时间的具体观点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点，即自由支配。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私人时间，从质上看，就是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私人时间的本质特征在于自由支配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将私人时间混同于空闲时间。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但并不等同。私人时间是相对于公共时间而言的，它的本质特征在于自由支配性，即时间完全在个人的支配下，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度过这段时间的方式，而不需要承担工作和责任。而空闲时间是相对于工作时间来说的，它的着重点在于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至于这段时间是否能够自由支配，并不对空闲时间产生影响。因此，空闲时间的范围大于私人时间，属于私人时间的，必定属于空闲时间，而属于空闲时间的，则未必属于私人时间。
　　私人时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逐渐产生的。从历史上看，私人时间的产生和存在，有几个必要的条件。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只要拿出一部分时间从事劳动，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时候，私人时间的产生和存在才是可能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原始人必须拿出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勉强维持生存，这时，私人时间是不存在的。第二，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一个人从事自由活动的必要前提，没有人身自由，就谈不上自由活动，不能自由活动，也就谈不上自由选择度过自己空闲时间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不能自由支配这段时间，因此，私人时间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奴隶社会中，广大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丝毫自由可言，即使在劳动之余存在一定的、有限的空闲时间，也被奴隶主严格控制着，奴隶本身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对于广大奴隶而言，不存在任何的私人时间。第三，个性自由意识。私人时间作为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对它的主体有一定的要求，只有具备一定素质的主体，才能够真正做到自由支配自己所拥有的空闲时间。在私人时间所要求主体应具备的素质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个性自由意识。人是独立的，自由的，拥有不可剥夺的选择自己的行为的权力，只有具备了这些意识，一个人才能够真正自由支配自己的空闲时间，也才有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时间。否则，即使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自由选择度过的方式，他也没有能力去选择。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统治了一切精神领域，上帝是唯一的尊贵者，人是卑微的，人所能做的，只是服从上帝，而没有权力对上帝提出任何置疑，这时，人的意识尚没有觉醒，人们没有也不会想到自己能够也应当追求私人时间，因此，私人时间也不存在。
　　上述条件的满足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市场经济的出现才使私人时间由设想变成了现实。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出现的，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只要拿出一部分时间从事劳动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这就给私人时间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由经济，是建立在自由的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它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劳动者必须具备人身自由，可以独立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另外，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是自由、平等的竞争。它在文化上必然鼓励个性自由意识，宣扬人人平等观念，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人是自由的、平等的，有权力、也有责任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时间所要求的条件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因此可以说，私人时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在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开始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使市场经济彻底取代了自然经济，这时，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时间出现了。
　　　　　　二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种种原因，私人时间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私人时间。私人时间在中国的开始出现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力发展迅速，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个人自由得到了保证，人人平等观念渐入人心，国家保护每一个人的劳动权和休息权。这样，从理论上讲，私人时间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每一个人都是且只能是整个国家经济大船上的“一颗螺丝钉”，这使个人自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且，对集体主义的过分宣扬，使个性自由意识不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因此，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充分意义上的私人时间才真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
　　建国以来我国私人时间的发展状况，以改革开放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且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为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此一阶段私人时间的特点，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分别予以探讨。
　　首先从质上看，私人时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公共化倾向。这种公共化倾向的根源在于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必然倡导统一合作、集体至上，倡导个人的“螺丝钉精神”，即个人应无条件地服从集体，这就必然使当时社会上的主导观念认为，私人时间从属于公共时间，休息从属于工作。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主导观念，它的着重点在于工作，休息的目的是恢复体力和智力，以便于更好的工作，即不是为了休息而休息，而是为了工作而休息。
　　在这种主导观念的支配下，私人时间的公共化倾向也就是必然的了。当时，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经常不顾个人的具体爱好而把他们组织起来去看电影、听报告、参加各种体育比赛、从事义务劳动以及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那些不参与甚至不积极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则被批评为“脱离群众”和“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私人时间中，公共活动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私人活动的合法性则受到了置疑，认为私人活动应当从属于公共活动，应当为公共活动服务。脱离公共活动的私人活动被作为“个人主义”而受到批判。
　　到文革时期，私人时间公共化已经发展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宣传氛围之下，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区分已毫无意义。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八亿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只能观看八部“革命样板戏”和为数有限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革命影片”，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同样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家庭过自己私人时间的方式都大同小异。恰如苏姗·维尔特厦恩（SUSAN FORD WILT-SHINE ）所说的：“当私人生活的乱石渣被完全消除干净之后，公共生活就变成了一堵表面光洁无比的巨墙，里面什么都是一个模样”。（注：Susan Ford wiLtshire, Public andPrivate in virqil's Aeneid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9),P.64。）
　　其次，从量上看，私人时间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平稳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全社会通行每周48小时工作制，长期不变。但人们实际的工作时间，则远多于此。因为既然社会的主导观念认为休息是为了工作，那么为了工作而牺牲休息便是合理的，所以，当时人们经常无偿地加班加点，在星期天和节假日，还要参加各种义务劳动，再加上各种各样永远也不会完结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这样加起来，时间就远远超过了每周48小时，并且，等这些活动全部完毕之后，回到家里，繁重的家务劳动又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这样，最后剩下来的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时间就十分有限了。这一状况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第二阶段为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此一阶段的私人时间的特点同样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予以探讨。
　　第一，从质上看，私人时间实现了真正的“私人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一场革命。它使我国的私人时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的私人时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观念也经历了一场变革，“私人意识”日益觉醒，个性自由观念深入人心，这就使私人时间的公共化倾向得到了有力的遏制，从而使私人时间实现了真正的“私人化”。这时，社会上流行的对私人时间的观念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不再认为私人时间应从属于公共时间，休息应从属于工作，而是认为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同等重要，休息和工作拥有同等的地位。即认为私人时间就是私人时间，不能为了公共时间而随意牺牲私人时间，休息就是休息，不能为了工作而随意牺牲休息；人们有权利选择度过自己私人时间的方式；在私人时间里，只要不违背法律，人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度过私人时间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出了以下特征。（1 ）个人化：人们选择度过私人时间的方式已完全由个人自己的喜好决定，不再考虑其他非个人因素，绝大部分城市居民选择了呆在家中，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家庭成了度过私人时间的主要场所。这时，集体活动已大大减少，人们参与集体活动的热情也大大降低。（2）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看电影、听广播、 聊天以外，人们可以更为自由的选择电视、录像、VCD、随身听、麻将、 台球、钓鱼、集邮、收藏、气功、旅游、健身、围棋、电子游戏等等各种方式。过去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一个人在私人时间里做些什么，现在，这种判断已经很难作出了。（3 ）商业化：私人时间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市场”——文化市场。人们也已接受象电影、录像带、书籍、报纸、杂志等这类“文化商品”应服从于经济规律的观念，对于“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与其他商品一样，成本、利润、质量、需求、供给等也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可以说，商业对私人时间的渗透已经取代了过去政治对私人时间的渗透。
　　第二，从量上看，私人时间的长度迅速增长。按照我国目前的统计方法，人一天的时间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工作时间和工作上下班路途时间、第二类为个人生活必须时间、第三类为家务劳动时间、第四类为自由支配的时间。按照这一分类，私人时间和第四类时间最为接近。在这四类时间之中，第二类个人生活必须时间弹性最小，接近于一个常量，无论在何种状况下，变化都不大。因此，要想增加私人时间，就需要减少第一类工作时间和工作上下班路途时间和第三类家务劳动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劳动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人们在相同时间内可以创造比过去更多的产品，这就给工作时间和工作上下班路途时间的缩短提供了可能。1994年3月1日，沿用了几十年的每周48小时工作制被每周44小时工作制所取代；1995年5月1日，新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开始实行。这就使法定的工作时间每周减少了8小时。此外， 在第一阶段曾占去很多时间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已减少到相当低的限度，无偿加班加点和各种义务劳动也已十分少见，这实际上大大减少了八小时以外的“工作时间”，从而使工作时间和工作上下班路途时间大大缩短。另外，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家用电器日渐普及，以洗衣机为例，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洗衣机的数量， 1981 年为 6.31台，1985年为48.29台，1996年为90.06台， 十五年时间增长了近十四倍。（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 《中国统计年鉴1997》。）此外，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带动了服务行业的兴起和发展， 这就使人们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相应地减少了。工作时间、工作上下班路途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必然带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增加，这样，私人时间的增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据统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私人时间一直呈增长趋势。如下表所示：
　　私人时间的变化（注：资料来源
　　[A]王雅林、李念荣：“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60页；
　　[B]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5》， 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307页；
　　[C]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 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281—282页；
　　[D] 青连斌：“大城市职工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问题的初步研究”，《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1期，92—102页；
　　[E]卢汉龙：“来自个体的社会报告”，《社会学研究》1990 年第1期，83页；
　　[F]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发展资料，1992》，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114页。）
　　　　　　　　　　　　　　　　　单位：小时：分

年　　　　　　　　　　　　　　　　　　　 私人时间1980〔A〕　　　　　　　　　　　　　　　　　2:211982〔B〕　　　　　　　　　　　　　　　　　3:261984〔C〕　　　　　　　　　　　　　　　　　3:161986〔D〕　　　　　　　　　　　　　　　　　3:591988〔E〕　　　　　　　　　　　　　　　　　4:311991〔F〕　　　　　　　　　　　　　　　　　4:48

　　
　　　　　　三
　　当一个人终日奔泊于各种事物之间，没有或只有极少的私人时间时，对他而言，不存在如何打发时间的问题。但是，当私人时间变得日益充裕且不知道应如何度过时，时间就变成了一种压力，一种“空无”的压力，这种压力比繁忙更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当无聊的时候，我们把时间的毫无特征的和重复的流逝作为一种令人烦恼的时刻来经验”。（注：Gadamer,"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in 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p.42.）
　　人们一旦感到这种时间的压力，便会立刻作出反应，寻求各种文化消费以求摆脱这种压力，填充这种“空无”，“排遣”这段时间。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人由于种种条件所限，会选择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决定特定的人选择某种特定的文化消费方式。决定特定的人选择某种特定的文化消费方式的因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特定的人自身的特点，第二是特定的文化的特点。下面，我们将从这两个角度考察大众文化崛起的原因。
　　首先看大众的特点。大众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从本质上看，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导致了崭新的社会群体——大众的产生。大众已不同于过去的群众，它特指生活于城市之中处于平均状态的人群。正如哲学家奥尔特加所言，“大众不能孤立地或主要地理解成是‘劳动阶级’。大众是平均的人（the average man）。在这方面，纯粹数量的东西——大量的人——可以被转换成一种量的决定因素：它也就变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特质，即彼此没有差别的人，却又在他自己身上重复出现的种属类型。”（注：Ortega y Gasset,J.,"the Coming of the Masses",in Rosenberg B.and White,D.m.,(eds),Mass　Culture,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42。）“通俗地说，大众的一般形成意味着，在那些个体中构成大众的欲望、思想和生活方式是别无二致的。”（注：Ortega y Gasset,J.,"the Coming　　of the Masses",in Rosenberg B.and White,D.m.,(eds),Mass Culture,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42。）可见，大众作为“平均的人”，彼此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别，而是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1版，第156页。）因此，大众的文化消费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类”的普遍消费，而非个体的特殊消费。此外，大众一般都受过教育，能够进行基本的文化消费，但另一方面，大众所受的教育又是有限的、基本的，并不具备高层次的文化修养，也没有机会进行特殊的鉴赏训练，故此，他们并不能接受对接受者有特殊要求的“高雅文化”。
　　现代大众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排遣”私人时间所需要的文化必须是一种能够满足大众普遍的基本需求，对接受者没有特殊要求，倾向于感性的文化。
　　再看我国原有文化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存在的是一种一元文化格局，它包含两种构成因素。一是主流文化，一是经典文化，它们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地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
　　主流文化的特点在于政治色彩较浓，它以政治为出发点，着重于文化的教育功能。而新时期以来，私人时间的“私人化”观念已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坚定的认为，私人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在私人时间之内，自己愿意怎样度过就怎样度过，愿意怎样消遣就怎样消遣。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以教育为主要目的的主流文化就很难受到欢迎，并且，主流文化的政治化倾向在这个政治色彩日益淡化的时代容易使人产生戒心，认为它是对私人时间的侵犯。这样，主流文化便很难进入现代大众的私人时间的领域。
　　经典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的精华，从理论上讲，它对每一个人都应有其独到的吸引力。但事实上却只有很少数人才能够体会到其魅力所在，因为经典文化对它的接受者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那些具备一定素质的人，才能够接受经典文化。正如马克思所言，要欣赏绘画，必须具备“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要欣赏音乐，也必须具备“有音乐感的耳朵”，“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而要拥有“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和“有音乐感的耳朵”，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这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是难以做到的，因此，经典文化的大门，对于普通大众是关闭的，无法成为他们“排遣”私人时间的选择。
　　这样，原有文化就无法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的需求，但大众所承受的时间压力依然存在，在此情况下，他们只能另寻他途，寻找其他途径以满足自己的文化消费需求，这时，大众文化作为满足这种需求的文化，就应运而生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大众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众的文化，也不等同于通常所说的群众文化，它特指“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的文化。”（注：邹广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56页。） 大众文化作为市场经济社会大众百姓的一种日常文化消费方式，更多地表现出了形而下的、关注世俗人生的文化品性。和主流文化偏重于教育性和经典文化偏重于审美性不同，大众文化偏重的是娱乐性，是一种娱乐的文化，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形态，具有其鲜明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予以探讨。
　　从形式上看，大众文化是一种“视觉文化”。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大众文化日益由文字向图像化发展，呈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视觉化”倾向。这种“视觉化”倾向又反过来促进了大众文化的“扩张”。因为，文字作为一种语文符号，是信息的间接载体，必须经过接受者大脑的“翻译”，即必须经过接受者的思维活动才能获得其传递的信息，而图像作为一种信息的直接载体，不必经过接受者大脑的“翻译”过程就可由感官直接传递其信息，人们在以娱乐和消遣为目的的私人时间内，是懒于进行思维的，因此，图像在这方面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视觉文化”对接受者的要求降到了最低点，只要是一个正常、健全的人，都可以欣赏这种“视觉文化”，而不需要任何预先的准备和训练，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大众文化在短时间内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从内容上看，大众文化拥有两个主要基调。第一，轻松。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以轻松为基调的喜剧文化。对它而言，重要的不是沉重的“净化”和“升华”，而是轻松的“娱乐”和“消遣”。近几年来电视中呈泛滥之势的“肥皂剧”无疑典型地体现出了这一基调，它最大限度地寻找笑料，逗人发笑，并且在剧情中故意夹杂观众的笑声，在笑声中消解了紧张和沉重。使人们在单调、刻板的工作之余得到彻底的放松。第二，刺激。现代快节奏、高强度的世俗生活使人们的感受力变得日益迟钝，而人们不安份的本能又随时寻求着发泄的机会，寻求刺激便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欲求，大众文化作为满足人们日常欲求的文化产品，不可避免地带有刺激的内容。我们稍一注意周围的大众文化产品，便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都带有刺激的内容。如果我们将随处可见的“拳头加枕头”影片稍做分析，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影片都具有同一的核心内核，即暴力和性。它们使人意识深处的生本能与死本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渲泄。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大众文化都表现出偏重于“感性”的特点，这和原有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原有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的话，那么大众文化便是一种“感性文化”。
　　也正是这种“感性文化”的特点使大众文化成为了现代大众摆脱“时间压力”、“排遣”私人时间的最合适方式，而大众文化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是和现代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分不开的，而现代大众之所以对于文化消费具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则离不开当代私人时间增长对现代大众所造成的“时间压力”，因此，私人时间的增长对大众文化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众文化的崛起在短时间内冲破了旧有的文化格局，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大文化力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私人时间的数量还将不断增长，其对文化的影响力也将不断加大，所以我们认为，从私人时间的维度考察当代中国文化，进而分析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轨迹，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途径，本文的写作即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58～62G0文化研究邹广文/崔唯航20002000私人时间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同于空闲时间，其本质特征在于个人的自由支配性。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使“私人意识”日益觉醒，私人时间真正出现。私人时间的不断增长使其成为一种“时间压力”，它促使大众寻求合适的文化消费方式以“排遣”这段时间。大众自身的特点及主流文化、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大众必然以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消费方式，这促成了大众文化的崛起。私人时间/市场经济/大众文化邹广文，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邮编：100084；崔唯航，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250100。 作者：长春市委党校学报58～62G0文化研究邹广文/崔唯航20002000私人时间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同于空闲时间，其本质特征在于个人的自由支配性。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使“私人意识”日益觉醒，私人时间真正出现。私人时间的不断增长使其成为一种“时间压力”，它促使大众寻求合适的文化消费方式以“排遣”这段时间。大众自身的特点及主流文化、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大众必然以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消费方式，这促成了大众文化的崛起。私人时间/市场经济/大众文化

网载 2013-09-10 20: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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