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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吴宓日记》无张紫葛三字 带着4000册书逃难！ 关于朱小姐 不知仲旗公之名 《观且感》真相 死人教没有出生的人！ 《黑夜送别》是捏造 厚诬陈吴二先生之交 颠倒了吴先生

 

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世人更知陈先生之孤怀卓荦、高风亮节。近有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自称与吴先生为38年的生死之交，是书之作，乃为“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在封底更揭曰：“谨以此书祭奠吴宓，祭奠千千万万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劫中，含愤忍冤殒没的莘莘学者书生；并祈愿，哀恸不再，灾患不再，悲剧不再。”果如此，则其用心立志可谓光明正大，宜乎受到世人的欢迎了。此书确实也曾一度得到不明真相的读者欢迎。以陈吴两先生之一世深交，以两先生之思想与共，以两先生之道德高尚，以两先生之学术覃深，两部据实记述二先生之作，应该可成双璧。然而，细审之下，大谬不然。陆书言必有据，信而可征，根据大量档案资料、文字记载和访问笔录，写出了真实，写出了真实可信的陈先生及其时代背景。张书则多向壁虚造，穿凿附会，虚构了一个吴先生，乃成对吴先生之诬，对吴先生道德人品之诬。虽假托至交，编饬成书，可以欺不明真相之读者于一时，毕竟不能得遂其志于永久。此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也。吴先生乃方正之君子，在世之时，以其方而时为人所欺，想不到逝世十九年之后，竟亦为人织造了一个颠倒了的形象。但是，罔其非道，则万万不能，虽不能起吴先生于地下而辩之，吴先生的友人仍在，吴先生的学生还在，学界人士爱吴先生尊吴先生者多多，辨别是非真伪，大义所在。忝为吴先生弟子，此文之作乃为辩诬。其已见于季石《〈心香泪酒祭吴宓〉质疑》（1997年5月29日文汇报《笔会》）者，不赘。



吴先生一生写《日记》不辍，这已是学界所共知。与吴先生熟悉的朋友，看过吴先生《日记》的人更知道，凡与吴先生有交往的人，即使一面之缘，吴先生也在《日记》中记上姓名及因何得见。数年前，吴先生女公子学昭整理先生《日记》，即告我写一简介以作《日记》注解，说是《日记》中写及我。所知，在上海同时被通知写简介者，尚有同学多人。我们这些同学，当年都读了吴先生的教课，男同学且与吴先生同住在男生宿舍，接触不算是很少，吴先生笔而记之，犹可说。友人王勉，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在联大读书时未选读吴先生教的课程，只是一次日机空袭昆明，在防空洞中与吴先生相遇，交谈数语而已，昨日晤王君，说是也曾得通知写一简介，以备《日记》之注。可见吴先生《日记》不漏相识之语不虚。张紫葛先生自称与吴先生为三十八年的生死之交，何以在先生《日记》中不见半点踪影？张紫葛为此在书内精心编造了一个吴先生“改造日记”的神话，说是吴先生为了保护这位生死之交，把凡是涉及张紫葛的，全都改造了。不是简单地抹掉，而是彻底地改造，剪裁，重写，装订，等等，一看之下，竟是“天衣无缝”。此等神话，徒令细读《吴宓日记》的季石厥倒，季石《质疑》之文详述其事，人当服其文之可信。《吴宓日记》只此一份，皆如先生在世所写原样，将陆续出版，国人得而共读，张紫葛为此不经之说，勿乃欺人欺世太甚。



张紫葛在书中《后记》（页455）有一段话：“至抗战前夕，他（指吴先生）的私人藏书已逾（按原文误为愈）万册。其中不少珍版善本。南下赴长沙时，他选带了4000 本之谱，其余均寄存在北京亲戚家中。经过长沙南逃，过香港，转云南，所带图书少有损失（振常按，不知是否为稍有损失之误）。于1939年挑了1000余册赠给了西南联大图书馆。1944年至成都，鉴于内迁的燕京大学图书严重不足，他又挑了千余册赠给燕京大学图书馆。”按，吴先生于1937年11月7日偕毛子水等离平赴津，乘船至青岛，登胶济火车，到汉口，又换乘粤汉火车，走走停停，于11月19日到长沙（据吴学昭）。路上行程共12天。以一文弱书生（加上陪行的几位）竟能在交通困难、旅途拥塞的抗日战火中，携带着4000册书的重负长途跋涉，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张紫葛先生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他自己能相信吗？

吴先生到成都燕京大学之时，我正就读于燕大，未曾听说先生向燕大图书馆赠书的事。那时我们图书馆的书，的确少得可怜，小小一间书库，大约千余本而已。图书馆主任是梁启超的女公子梁思庄女士，同学和梁女士都常埋怨书少。如果吴先生一下赠书千余册，是件大事，会传开来的。张书中没有提吴先生赠送的千余册书是自己从昆明带到成都，还是后来托运到成都的。按吴先生于1944年8月23日自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到成都，于10月26日傍晚到达成都，时已在湘桂大撤退之后，入抗战后期，交通情况更坏，所以吴先生行程竟长达两月之久，自更不可能带着1000多本书经此长行。为张紫葛解，好在他没有说吴先生是亲带千余册书同来的。吴先生和我们同住在华阳县文庙的男生宿舍，犹忆吴先生只身一人住一小屋，行李简单，书籍无多，孤灯如豆，极为凄凉。此题所谈是极小的小事，虽极小之事亦作伪，大事如何，可知矣。



张书（页269～275）讲了一段所谓朱小姐偕其兄于1953年4月自天津远道来重庆探望吴先生的事。抗日战争开始之前，朱小姐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吴先生在此校兼课，朱小姐是吴先生的学生。吴先生由北平南下，由朱小姐陪同至天津。又由朱小姐的兄长陪吴先生南下至长沙。据张书所述，朱氏兄妹此时忽来重庆，实因朱小姐在北平时就爱上了吴先生，此来欲圆旧梦。到渝后，才知吴先生已经和邹兰芳结婚，乃向张紫葛吐露衷曲，悻悻而去。张书此前写到吴先生“改造日记”事谓：“1937年冬离开北平一节，删去了朱小姐等平大女生掩护吴宓由平逃津；也就一并删除了朱小姐的哥哥陪送至长沙情节。理由：如此情节留于日记中，也被认为汝吴宓处处惹草拈花，实为一‘道德败坏之徒’。”（页147）

按，季石所写对张书的《质疑》，谈到张紫葛所谓吴先生删去有关朱小姐情节，季石文发表在《笔会》时此节被删，兹引录季石原稿如下：
“事实上，吴先生现存日记里详细记述了抗战开始时离北平南下的经过。如果真有朱小姐随行，也实不必删。因为吴先生当日照护同行一路到长沙的女生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其中有陈援庵先生的女儿陈慈，却没有朱小姐，也没有她的哥哥。当年是如何动身的，路经哪里，乘车乘船都发生了什么事，吴宓日记里可说是巨细无遗。当年的随行者，如今健康、清明如昔，历史岂是可以乱改的。至于朱小姐，确是在北平时吴先生的学生，与她的交往，在现存吴宓日记中也记得很具体。而吴先生日记所记与女性学生或女性友人的交往很多，也往往坦率记录自己对她的观感和想法。这些内容都完整保存，当然也无必要单单删除有关与某一女学生来往的记录，何况日记中有关朱女士的内容历历俱在，并没有删除。”



张书自称在认识吴先生之前，先认识了吴先生尊翁仲旗公（按仲旗公为吴先生叔父。吴先生幼年奉祖母命，嗣与仲旗公为子，称仲旗公为父、嗣父，称自己父亲为爹。先生终生敬事仲旗公，情过骨肉），他是奉了仲旗公之命与吴先生订交的。张书详记经过说，1939年他在重庆，时去于右任家或衙署，“彼时，我见于府有一位老年常客，很受于公尊敬。这就是于公尊称为‘吴公’或‘仲旗公’的贵客。”“既然我们都是于府常客，自不免互相交谈。吴公熟悉经史，尤爱春秋三传，我更少年意气，喜纵谈诸子百家之说，因而一老一少，颇为投机。”一天，仲旗公问张知道吴宓否？方知仲旗公和吴先生是父子关系，即对仲旗公表示早已敬仰吴先生，愿为吴先生弟子，请仲旗公为之介绍。仲旗公表示愿介绍他们做朋友。“大约是1939年8月初旬的一天上午，”张紫葛应于右任电话召去于府，得见仲旗公偕吴先生在座。仲旗公对吴先生和张说：“希望你们做个兄弟般的朋友。”张表示愿对吴先生执弟子礼，吴先生则以为张是宋美龄的秘书而“不敢高攀”。“吴老太爷颇为不悦：‘你怎么说这些生分话？我斟酌久之，才给你们慎重介绍。岂可说出这些市俗客套话。’”于右任拣出张的两篇文章给吴先生看，又说张是“后生可畏”，“将来未可限量”。吴先生当场看了文章两遍，说是“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吴宓就表示，很愿和我切磋学问。但一定要遵父命，作朋友。”张则坚持师事吴先生，还是经于右任一番开导，“就这样，我们订了异姓手足般的忘年之交。”

不惮辞费，引述张书，凡未读张书者，当亦从此段引述得见张紫葛说来似是确切可信了。事实并不然，季石《质疑》文已证，检索吴先生《日记》，不但张书所指之“1939年吴仲旗先生却根本不在重庆，而是在陕西西安。”又证：“事实上，吴仲旗先生在其一生中始终就没有到过重庆。”而张书所谓识吴先生之1939年8月初旬，季石列举吴先生在昆明正忙于所办的各种事务，亦无缘得去重庆。则张紫葛绘声绘色描述的与吴先生在重庆于府订交之事，只能是完全落空了。

事情更有读者所不可能想到的一面，张书既称屡见仲旗公，“一老一少，颇为投机”，仲旗公并为他介绍吴先生“做兄弟般的朋友”，怎么会在他自称“写成《吴宓的第三个28年》（振常按，当即为《心香泪酒祭吴宓》之原拟名），已洽妥，即将出版”之际，于1995年12月3日写信给吴先生幼女学昭，说是“专函请你协助两事”，两事之第一事为“校正我记忆未清的几点”。其第一点，赫然写着：“你祖父和两位姐姐的名字。”天下事的怪异还有过于此的吗？对于这么一位屡见的“颇为投机”的长者，且是生死之交的至友的父亲，竟然不知其名？说是一时记不起来了。张先生在他的《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中，不是以他的惊人记忆力自负吗？且自述所以受宋美龄赏识并得为宋的机要秘书，即由于他的惊人记忆力而起。在这本《心香泪酒祭吴宓》的《后记》中，不是也说他的记忆力绝对可靠，所记“绝对准确”吗？此事有待于张紫葛先生指教。



据张书所述，吴先生于1956年给他看了先生从1956年6月24日至1956年10月4日所写札记一册，共30则不到。张自称印象最深的是两则，一则题《苟不教，性乃迁》，藉为J女生补习古文事，阐发有教无类思想。一则题《观且感》，述吴先生于1956年9月30日晚参加中共重庆市委国庆招待会及10月1日参加国庆观礼情况。（张书页310～321）

张文详述《观且感》的内容及吴先生的感想。张文写得有声有色，长达四页，谓吴先生于9月30日下午乘市里派来的专车，自北碚乘车入城。“市委的国庆招待会，富丽堂皇。陈设华贵，宴馔丰美。宴席连绵，琳琅满目。首尾宴桌之间，遥远难辨人貌。济济多士，其盛大有似欧美之国宴。……一省辖市之国庆招待会都有如此规模，亦可概见今日中华繁荣之一般矣。”“宴罢，接以盛大的舞会。……场内如云之美女，衣履华丽美艳。有短裙半袜，亦有窄裙袒胸，花色繁多，争奇斗媚，却是绝无蓝色干部服。且伊等大多施粉着脂，香气四溢，余乃大为快慰。”当晚宿市委第一招待所，“甲级房间，衾枕清洁。”次日，乘车至市中心解放碑观礼，又是大篇描写，大段感想，无非夸游行队伍之雄壮，堂堂中华之气象万千。且勿论孤怀卓荦、忧道忧世之吴先生能为此庸俗不堪之文，表现出如斯受宠若惊之状态与否，从事实看，1956年中共重庆市委的国庆招待会、重庆市国庆游行，都只是张紫葛先生的虚构，吴先生参加而发抒感想之说，更是张先生的想象。

今据吴先生《日记》，1956年9月30日是星期天，先生整天没有进城。没有什么人送来请柬，自没有什么入城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事，而是在学校宿舍内“终日整理书物函稿”，“至深夜始寝”。10月1日先生倒是去参加了国庆庆祝会的，但不是在市里，而是在北碚区，规模并不盛大，如先生10月1日《日记》所述：“今年国庆节之庆祝游行，一切从简。”所以没有什么招待宴会，也没有所谓的吴先生“登观礼台”，而是：“宓今日携绿帆布铁架义凳（又俗名马乍子），在会场得安坐，免席地。”这一天的《日记》又记着：“晴，热。国庆节。晨7∶30在操场集合，宓偕豫往。入队，与史地系平、陶及吕烈卿（外文系）同列，随校队至北碚体育场。9∶00开会，11∶00毕。从平劝，宓与豫、陶径归，未参加游行。比宓等正午归抵校，游行队亦已散归矣。”

事实就是这样明白。张紫葛公然作伪。他为什么要作伪？看他书中写1956年前后的吴先生，简直活跃已极，对形势极为乐观，屡作“拥护”、“高呼”之谈，尽是趋时媚世之调，甚至于平生不祝酒的吴先生，也高呼“为……而干杯”。（按，张书杜撰吴先生在宴席上喝醋而不喝酒之说，实则吴先生是喝酒的。）《观且感》只是其一。1956年前后，阶级斗争的调子唱得少一些，形势呈现缓和，确有不少知识分子为之欢呼，吴先生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始终是个远离政治的学者，头脑冷静如初，厌恶政治如初，坚持维护中华文化如初。《观且感》的思想，不符合于吴先生。不多举，只引《观且感》中一句：“今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实应举国上下，万众奋发，致力于科学技术之精进，力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突飞猛进。”这就完全不符吴先生的思想。吴先生诚然赞成和拥护要搞经济建设，但自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初识陈寅恪先生，多次倾谈，即得共识：“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页9～10）是以先生一生服膺中华优良文化，维护中华优良文化，舍文化而言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非先生之意也。张紫葛自称与吴先生有深交，竟全然不顾吴先生一贯的思想，做此伪托，胆可谓大矣。

张紫葛确实胆大，大到可以公然搬出一个死人来作他的老师。请看下节。



张紫葛记他经张季鸾推许，拜见于右任。其书第三页这样写着：

于右任问及我的家庭和求学经过，叹为苦儿困学。复问师承，我答：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英先生。于右任知道吴之英师与章太炎同窗于清儒俞樾的“春在堂”，盛赞吴师道德文章。又问先师授我何业，执何经。我简单回答了几句，说：“我拜门时先师年事已高，精力很差，尤其我少不更事，因此学无根底，有玷先师门墙。”

以上所举，已经超越神话，只可于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得之，或者与近年为气死历史学家而编制的“戏说”的所谓历史题材电视剧相近。奇怪的是，编造此说之时，或写作这本“事实可靠”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之时，张紫葛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书？

按，吴子英，字伯朅，吴西蒙愚者，四川名山人。生于1957年（三秦记注：原书校误，应为1857年），卒于1918年。四川尊经书院毕业。1887年后任通才书院主讲、尊经书院都讲、蜀学会主讲、《蜀学报》主笔，推动戊戌变法。入民国后，任国学院院正。着有《寿栎庐丛书》，是一位“熟精选理，尤好诵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文”的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他是反孔健将吴虞（又陵）的老师，吴虞从他“问卿云之学，穷文章之奥”（《吴先生墓志铭》）。据香港90年代杂志社出版的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所载《作者简介》：“张紫葛，1920年生于湖北松滋县。”

这就奇了！一个1918年已经死了，一个1920年才出生，死了两年的人怎么去收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做学生，或者说一个死了的人怎么去收一个方呱呱坠地的婴儿做学生。此事之伪，不辩而明。

谎话还有。吴伯朅并无功名，不是什么进士，也不是与章太炎同窗同为俞樾弟子。四川尊经书院是张之洞为四川学政时倡办的。主讲为湘潭王闿运，吴之英为尊经书院学生，何曾去做俞樾的学生。章太炎执贽俞樾是杭州的诂经精舍，非苏州的春在堂。还有一层，吴之英所长是文章之学，由上引文可明，也就不会有于右任“又问先师授我何业，执何经”的说话了。开口便假，张君何以解释。此事无关于张紫葛之记吴宓先生，读之可作参考。



张书有《黑夜送别》一章（页423～436），写1976年11月吴先生将回老家陕西泾阳之前，在漆黑午夜中，偕刘尊一前来向张紫葛告别。张自称于195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五年，刑满后送回重庆北碚接受“群众管制”。吴先生来向他告别时，他方被斗争了一夜，在回家的路上，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吴先生和刘尊一叫住了，他们就是这样在路边告别的。书中（页433～434）是这样写的：

今日吴宓收到陕西他妹妹吴须曼来信，打算叫她儿子（吴宓的甥儿）来北碚接他归老家度晚年。吴宓决定今晚在这儿和我说几句话。

吴宓：“是啊！紫葛，我可能最近就回陕西老家，……我视力昏，不能自理生活了。……今晚就算告别吧！”

后来，刘尊一告诉我，就在这黑夜送别后的第三天，吴宓的甥儿——他妹妹吴须曼的儿子突然来了。小伙子办事伶俐，先找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办好交涉，革委会同意他领吴宓回原籍去赡养后，他才来到吴宓的宿舍，见他舅舅。

张书又说，吴先生走时，有刘尊一送行。

这里有几件事实须要辨清。一是吴先生被接回泾阳的时间，是在1976年12月。吴须曼在“文革”中，曾三次从泾阳来重庆探望吴先生，最后一次是在1976年12月来的，而非11月。这或许可说是张紫葛记错了，那么，二，吴须曼是在12月到西南师院看见吴先生后，决定接先生回家，经先生同意，并得校方同意，同时电召其子王玕、女婿鲁予生来渝接先生。其事极为仓促，先生何能有暇去向张告别？三，吴须曼之所以决定接吴先生回家，是因为她发现先生眼盲腿折，重病卧床，不能行走。吴先生既已不能行走，怎么可能去向张紫葛告别，且是“黑夜送别”？四，书中所写刘尊一女士，是张的老朋友，张书多次写《日记》记及刘尊一，说是“素不喜其人”，从不来往。据吴须曼回忆，她接吴先生回乡时，只有校方前去送行，并无刘尊一其人。五，同据吴须曼回忆，三去重庆，从未见过张紫葛，也从没有听吴先生提起过张紫葛。这一点，只能留待张先生本人思考了。



张书《淡淡的悲哀》一章（页348～353）厚诬吴先生，厚诬陈寅恪先生，厚诬陈吴二先生一生深厚的友情，不可不词而辟之。

张书此章写了吴先生1961年9月专程去广州探望陈先生之行，开端似为陈吴二先生晤谈做一总结，说是“两人意见一致的是”，这已经够怪了。两位相交多年的至友晤面，畅叙别情，切磋学问，哪里用得着类如发表公报一般的形式，标举一致的意见？而所谓相一致意见的第一条是：“都希望神州大地像1956年那样发展下去。”吴先生未曾对1956年有过幻想，已如上文《〈观且感〉真相》所述，陈先生更是如此，精研学问，撰述名篇，丝毫不为外界风雨所动。管它什么东西南北风，吹不皱一池治学的春水。既写两人意见之一致，就必有不一致的意见，接下去，果然出现了“却也小有分歧”的字样。

“分歧”云何？张紫葛举出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吴先生关于自己思想改造的文章，标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张居然说是，吴先生带去了这篇文章，念给陈先生听了。于是有如此一段妙文：

陈安静地听他念完全文之后，徐徐询问：“文中所言，悉出肺腑，并无造作之词？”“是的。”“秉笔为文之前，即知此文即将刊之报端乎？”“当然知道的。”沉默。吴宓折叠收拾好文章，陈寅恪才说：“他们没叫我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如果叫我写，我也是不会写的。这一点，你比我强。”吴宓默然，未置一词。内心却对陈寅恪的“壁立千仞”并很不赞成。但他未对任何人说过。（振常按，张书原文此段是分行排列，为省篇幅，我把它连写如上）

以上所谓“分歧”，全是捏造诬陷。据所知，吴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屡次检查，未能通过，后在领导和同事“多方帮助”下，勉强再做检查，文章乃被校方拿去公开发表，刊于重庆《新华日报》，相继为《光明日报》及上海《大公报》全文转载，吴先生对自己的违心之言和此种做法极为痛苦，时有自责之语。至同年10月2日有友人告诉吴先生，说是当局已将先生这篇思想改造文章译为英文，对外广播，“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先生在当日《日记》中于此语之后，记下了“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的痛心语言。《日记》中，同年10月3日阴历中秋节，有《壬辰中秋》一诗，写先生自责被迫写思想改造文的违心，诗中有句云：“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末句重申素志：“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此诗可以为先生作证。再引一事以为参证：吴先生是红学大师，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时，吴先生自不能免被强令写文章批俞。这一回，吴先生是顶住了，坚决拒绝，然对此深感内心痛苦，同年11月19日《日记》云：“自恨生不逢辰，不能如黄师（按指黄晦闻）、碧柳（按为吴芳吉）、迪生（按为梅光迪）诸友，早于1954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痛苦。”对于“批俞”之事，尚且感到如此痛苦，何况是切身所关的“思想改造”之自污乎？对于这样一篇极感痛心的文章，还能加以张扬，讲与人听，又是读给几十年心灵共通的陈先生听吗？其事之荒谬编造，人共识之。再举一例。《吴宓与陈寅恪》页145，引1961年8月31日《雨僧日记》述陈吴二先生是日谈话内容，在“其间宓亦插述宓思想”后，出版时删去数字，意义大变，应为“其间宓亦插述宓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经历之困苦与危机”，原意甚明，对于思想改造与教学改革不满也。

张紫葛的编造不止于此，更深一层的对陈吴二先生的诬陷，接踵而至。紧接前文，所谓吴先生对陈先生的“壁立千仞”很不赞成而未对任何人说过的话，“直到1974年吴宓在本书作者的那间小屋里和作者叙述这段往事时，才一一引举如下。”按张书所述，吴先生所不赞成于陈先生的事是，陈先生对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很欠明智”，“只可解释为故意激恼对方”；红专大辩论，大字报贴到陈先生家门外，陈先生不该生气，不该询问领导，不该提出辞职，不该提出搬出中山大学。如此等等，难于想象张紫葛是如何编织以陷陈吴二先生的。陈吴二先生已逝，说自由我说，但是，张紫葛忘了一条：吴先生广州之行，留下了两万多字的《日记》。《日记》正在整理，陆续发排、出版以后，张紫葛何以对天下人？

张紫葛笔下此事未完。吴先生既有上举“这么几条（对陈先生）不以为然，却是秘而不宣，这岂不是腹诽？少年莫逆之交，乃此腹诽，大非朋友之道。别后，吴宓越想越觉不爽。”于是，吴先生便拟再访陈先生，“俾得坦率直陈，讨论讨论这些不以为然之处。”其实，吴先生计划再到广州，完全是为了视陈先生折膝之伤（陈先生于1962年7月入浴时跌倒，右腿骨折断），吴先生于1963年10月得知此事，因而计划去看望陈先生。几次计划出发，均因故未成。此中过程，详记于《吴宓与陈寅恪》中，此书连同《吴宓自编年谱》，吴学昭曾寄赠张紫葛。张紫葛只顾抄录于他“有用”之处，不惜歪曲和编造其他事实。

吴先生确实对于陈先生说过“壁立千仞”的话，那完全是对陈先生崇高的颂扬。1961年9月3日，在广州，中山大学陈序经先生及夫人请吴先生在陈家早餐，相对畅谈，陈序经先生又谈到“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此已习惯且安定矣。”（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页146）则“壁立千仞”之语，可能是陈序经先生的原话，更可能是吴先生听了陈序经先生对寅恪先生情况简介后所作的概括，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显然是对陈先生的最高颂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试问，此种境界，不是对陈先生学问、道德、人格的颂扬是什么？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都以此种境界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箴言，企求达到这个地步。而张紫葛却反其意而用之，反其意而加之于吴先生，以为是吴先生加于陈先生的微词，何其妄也！

1961年9月，吴先生自广州到北京，贺麟告诉吴先生，周扬曾主张调吴先生进京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贺麟表示愿陪老师去见周扬，先生拒绝了。先生手订的《吴宓自编年谱》（页231）这样写着：“宓惧祸，辞未往。（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惟就此事而论，周扬实为宓之真知己，亦‘可人’哉！”到了张紫葛笔下，竟又拉扯上陈先生，颠倒为吴先生之拒绝访周扬，是为了和陈先生比高低。张书（页352）如是写：周扬拟访陈先生，陈先生先是拒绝，后经陈序经反复劝说，勉强同意。“到陈序经陪同周扬来访，周扬态度谦逊，而陈寅恪却很为矜持，并且主动问难。说有关领导人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周扬耐心解释，陈寅恪却一再责难。然而周扬始终彬彬有礼。”（振常按，周扬后来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他那次“不该激怒陈先生”。张紫葛何以解！）张书接着说：“陈寅恪以周扬来访，矜态相见。吴宓上访周扬，还请贺麟先容。我吴宓与陈寅恪情同手足，学问虽自愧弗如，品格历来相同。奈何今天在周扬名下高下差别如此？两相比较，能不自愧？”这是张紫葛论定吴先生拒访周扬的一个理由，只能说是以己之心度君子。

陈吴两先生一生的友谊，吴先生对陈先生的佩服尊重，两先生心灵相通，患难与共，世所共知。张紫葛先生只顾自做文章，全不考虑。为了提醒张先生，于此稍加摘引陈吴二先生相知之深的证明。1919 年哈佛初识，倾谈定交，终身皆秉初旨。《空轩诗话》有文述：“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陈吴两先生哈佛对谈的内容，陈先生所谈对于吴先生影响之深，具见于《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所引《雨僧日记》，可为佐证。此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两先生所谈更广更深，关系于中国文化之前途，立身处世之道，以及立学之本，亦可覆按。1927年王国维先生自沉，对于两先生影响极大，陈先生以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作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先生在写成此文前，对吴先生谈了以上观点。吴先生谨受教，而表示：“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这是两位大师、文化巨人不惜以身殉文化的悲怆壮烈之语。吴先生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有感写成《落花诗》八首，痛陈文化衰落之苦，可参。因而，吴先生乃有王静安先生灵前之誓：“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吴宓与陈寅恪》，页43）到了“文化大革命”，陈吴两先生果然以身殉文化了。

正唯陈吴二先生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认识和理想上，是真正的知音，便两心相通，至死不泯，况之古人，伯牙子期，也不过尔尔，是以才有彼此间的关切。1961年，吴先生有广州之行，后又多次计划再去广州，是一例。而在1971年9月8日，吴先生还戴着“牛鬼蛇神”帽子，在四川梁平劳动改造之时，竟以无畏的勇气，写信给中山大学，探问已经逝世两年的陈先生下落。这不是一般常人之情，非心灵相通如二先生者不能办。小而至于，1944年吴先生之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燕京大学授课，就是因为陈先生到燕大去了，“遂决即赴燕京，与寅恪、公权（按为萧公权先生）共事共学。”（《吴宓与陈寅恪》，页110）甚而梦寐之间，吴先生亦念及陈先生。如1952年12月30日，《日记》记：“28日未晓，梦与陈寅恪兄联句，醒而遗忘。”（《吴宓与陈寅恪》，页133）1971年1月29日《日记》记：“阴，晦。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①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②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吴宓与陈寅恪》，页154）1973年6月3日《日记》记：“阴雨。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 再醒。适梦陈寅恪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陈吴二先生作诗唱和、互道衷情之作甚多，备载二先生集，不引，只转介未曾发表的吴先生一首诗之数句。上引1952年12月30日《日记》“梦与陈寅恪兄联句，醒而遗忘”后，紧接“乃作一诗怀寅恪云”。其诗前四句为：“两载绝音响，翻愁信息来。高名群鬼瞰，劲节万枝摧。”第二句云“翻愁”，当指当时“思想改造”运动，可为前述对“思想改造”之痛苦感佐证。后二句自指肖小之徒对陈先生的攻讦。末二句为“昆池呜咽水，只敬观堂才”。自是言陈先生独佩服自沉昆明湖的王静安先生，亦可移用于吴先生以陈先生比王先生，而独佩之。吴先生向以“受教追陪”于陈先生为荣，吴先生1959年7月29日《寄答陈寅恪兄》诗“受教追陪四十秋”可证，吴先生结识陈先生后之行事可证。

本节文字写来较长，窃以为陈吴二先生之素志未必为人所尽晓，而二先生毕生相知之深，相交之笃，实是古道不泯，乃竟为妄人所歪曲和伪造。辩之，不只为止妄人之口，且为明正道、正人心也。



吴先生一生为保卫中华优良文化，献身学术，乐道，明道，卫道，远离政治，与现实政治无涉。先生早年有“二马之喻”，即一面欲图事功，一面欲“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着作”，先生曾欲兼得此二者，所以喻为“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面挚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1927年6月14日《雨僧日记》，据《吴宓与陈寅恪》引）先生所谓事功，不是入世谋政治上的事业，而是以自己的力量，组织人谋学术文化的发展，那就是先生与志同道合者创办《学衡》，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独力主办《大公报·文学副刊》，筹办并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等等。这一方面的事业，和先生毕生研究学问，培育青年相并进。先生是以学人而兼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组织者、倡导者与保卫者。先生毕生乐此，对现实政治不只远离，而且厌恶已极。“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之时，先生甘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大不韪，而反对批孔，即是反对政治干预学术。与朋友交，不言政治，只谈学术。在张紫葛笔下，吴先生变了一个人，不但热衷政治，分析形势，趋时媚世，乐在其中；对于他在解放初期享受的政治待遇，极感自得。还乐于“见大人”，如书中所谓的求见邓小平（尽管不是为自己）。甚且杜撰给毛泽东、邓小平算命这样厚诬先生的不经之事。甚至于说，1956年匈牙利事件初起，先生竟能联想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一定会紧起来，这在一个纯然不懂政治的吴先生身上，绝无可能。

吴先生为人光明磊落，方正纯朴，心口如一，从不作谎语，不知如何应付人事，或可说是迂，或可说是书生意气。因此，一生做过不少在旁人看来是傻事，在先生看来，则是道之所在、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张紫葛笔下，吴先生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庸俗的人。这又是厚诬吴先生。

甚而在恋爱上，吴先生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热恋毛彦文，原出于抱打不平，既经卷入，光明正大，从不隐晦。张紫葛何能知此，拉出了个朱小姐千里寻先生，而先生呢，张书把先生写成一个庸俗的人，一个鬼鬼祟祟的人，与朱氏兄妹分别，先生对张“轻轻叹了一声，念了一句仿《西厢记》崔莺莺的道白：‘叹人生，烦恼填胸臆！量这般大小的车儿怎生载得起！’又转头对我说：‘此词难谐我意。你别误会，我并没和朱某恋爱。过去不曾，现在更没有。’”（页275）先生不管是否恋爱朱小姐，都不会这么说。当年恋爱毛彦文，先生公开发表诗，有句云：“吴宓苦爱□□□，三州人士共惊闻。”何其襟怀坦白。这种境界，非庸俗人所能理解。张之出此，良有以也。

全书写吴先生日常说话的语言，简直是不堪卒读。无论何时何地，书中的吴先生，一开口便是腐朽恶劣的文言，没有半点活气。吴先生无论讲课，还是日常交谈，从来是现代语言，没有书里这种怪腔滥词。张紫葛自称与吴先生相交三十八年，对于吴先生的语言竟全无所知，也就够奇怪了。

读过全书，写成此文，期待张紫葛先生有以指教。

1997年6月8日至10日深夜

 

唐振常 2011-04-11 2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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