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陆续退入关内，日本逐步占领了整个东北。虽然政府军没有抗日，但东北地方人民却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形成了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至1933年初，大多溃败。此外，中共也在“九一八”之后在东北建立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我们熟悉的杨靖宇、赵尚志等就是这些游击队的领导者。南京政府方面，在1931年9月19日即向日本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其撤兵，同时还请求国际联盟出面主持公道。此后，国联多次照会中日两国，希望两国保持克制，勿使事态扩大，并向日本提出了最后撤兵期限。当时，日本内阁有意妥协撤兵，但却无力约束少壮派军人，关东军因此继续在东北扩大战争。1931年10月24日，国联以13票对日本1票通过决议，要求日本立刻撤兵，并于11月16日决定派遣一个委员会到中国实地调查。

1932年1月14日，国联成立由英、法、美、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中方以顾维钧为代表，于3月底抵达上海，后来又到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和东北各地调查。9月4日，调查团在北平签订报告书，10月2日在日内瓦、东京和南京同时发表，肯定了日本军事占领中国东北以及策划满洲国独立的事实。1933年2月1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对日本1票通过了调查报告书，日本遂于3月27日正式宣布退出国联，中国政府借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落空。

1932年1月18日，日本关东军高层委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雇佣了几个中国无赖，在上海租界围殴5名日本僧人，造成一人被打死，两人受重伤。此一事件立刻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骚动。1月20日，在上海居住的近千名日本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侨民，并沿途滋事，捣毁商店，殴伤华人；1月26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发函抗议，要求中国政府道歉、惩凶、赔偿并取缔上海的民间反日团体，限期48小时内作出答复，否则将采取行动。迫于巨大压力，时任国府行政院长的孙科于1月25日宣布辞职，1月28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蒋介石这时也已回到南京主持临时中政会。

1932年1月28日下午，上海市政府答复日方，接受全部条件，日本政府方面表示满意，但日本海军司令官却因“军事部署已经就绪”而不肯改变原计划，日军遂于当晚十一点半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进攻，与驻于当地的国军第十九路军展开激战，从而引发了“淞沪战争”，也称“淞沪抗战”或“一·二八抗战”。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和蒋光鼐的指挥下，死死拖住了日军，粉碎了日军原定四小时解决战斗的计划，使之苦战两日终未能越过租界一步。

1月2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抗击日军侵华，30日宣布国民政府迁至河南洛阳办公。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调国军精锐赴沪，增援十九路军，摆出了积极抗战的姿态。日军方面因战事进展缓慢而三易统帅，并不断调集援军到上海。2月中下旬，日军作战部队已增至9万人，国军第十九路军也已全部投入了战斗，但兵力却只有日军的一半左右，且装备较差，战斗十分艰苦。此一期间，汪精卫曾下令其它各部队增援上海，但他却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也私下指示其嫡系部队不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同时，汪精卫还下令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起兵北方，牵制日军，但张学良也没有出兵的意思。于是，十九路军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困境。

3月1日，日军发起全线总攻，国军招架不住，被迫放弃第一道防线撤退到嘉定、黄渡一线待援，日军占领淞沪地区。3月4日，中日双方停战，14日开始谈判。经此一役，汪精卫看到没有蒋介石出面国民政府就无法统领军队的窘境，因此只好提出让蒋介石重掌军权。1932年3月6日，蒋介石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蒋汪共管党的格局。由于上海是”东方巴黎“，欧美各列强在沪都有利益，因此在英法美三国公使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于1932年5月5日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12月，国民政府从洛阳迁回南京。

1932年7月17日，日军在热河发起新的军事进攻，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但张学良却声称汪精卫无权过问军事，出兵要有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念及张学良过去帮他打赢中原大战，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汪精卫在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1932年12月，黑龙江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苏炳文因战局不利，被迫率部退入苏联境内，日军已无后顾之忧，于是开始大举进攻热河。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300余人力战殉国，3日，山海关失陷。2月中旬，日军以10万之众分三路进犯热河，沿线中国守军兵力单薄，被迫于3月2日退至喜峰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遂于3月4日不发一枪占领了热河首府承德，热河全省随即沦于敌手。由于热河省大片领土沦陷，南京方面因此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但汪精卫却提出，回国的前提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息民愤。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也自感难保张学良，蒋、张二人遂于3月9日会于保定，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3月10日，张学良通电下野，3月底，汪精卫重返南京复职。此间，南京方面命军政部长何应钦驻扎北平，并调国军北上增援。

在占领承德后，日军继续向长城各隘口发起进攻，华北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国军的“长城抗战”就此打响。3月9日，正在南方进行第四次剿共的蒋介石从前线汉口飞抵保定，与张学良、阎锡山会商，次日，张学良辞职，何应钦接管北平（上一段说过）。3月9日，日军进攻长城喜峰口，国军守将宋哲元率部与敌浴血奋战，并组织大刀队，偷袭日军后侧，使喜峰口失而复得；至15日，国军将日军击退，取得了华北抗战的第一个胜利。接着，日军进攻罗文峪，与国军刘汝明部展开激战，国军虽伤亡巨大，但阵地却始终屹然不动。4月9日，在喜峰口吃了败仗的日军转攻冷口，与国军商震部激战两日，占领冷口，商震部退过滦河。随后，日军又重攻喜峰口，因冷口失守，日军得以从侧面迂回，喜峰口守军被迫撤退，长城抗战形势因此急转直下。

另一方面，3月初，日军还向古北口发动了进攻，中国守军奋力抵抗，但因武器远不如日军，官兵死伤惨重，被迫于3月12日撤至南天门。4月20日，日军进攻南天门，守军与敌苦战数昼夜，终于挡住了日军的攻势；5月10日，日军加强火力，并派出战机轰炸，国军难以抵挡，至12日，石匣镇失守，古北口通向北平的道路已被打通。随后，日军强渡滦河，占领密云、香河，从东、北两面包围平津。

复职后，汪精卫的态度由此前的“坚决主战”转变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对此也积极支持。5月中旬，南京政府命黄郛主持华北政府，并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进行交涉。1933年5月31日，何应钦与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并签订了中日《塘沽协定》，规定冀东、察北和绥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塘沽协定》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还承认了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关于1932年成立的伪满洲国，我在后面文章中单独介绍），华北和东北之间的连系也因冀东非军事区而被隔断，致使长城以内，中国军队反无驻军之权。至此，华北门户洞开，冀察和平津已是无险可守。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联合中共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出任总司令。随后，同盟军出发北进与日军展开战斗，至7月12日，吉鸿昌收复多伦，并趁胜追击，将日伪军全部逐出了察哈尔，全国人心为之大振。不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做法显然惹恼了日本，南京方面也因此承受着日方的压力，更何况蒋介石本人也不愿意看到这么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游离于南京政府存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所以，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调集十余万军队对其进行围剿，同时还从内部分化同盟军阵营，多位同盟军将领因此先后归顺南京。迫于内外压力，冯玉祥于8月5日通电辞去总司令职务，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到泰山休养，其部下大多被宋哲元收编，吉鸿昌、方振武拒绝收编，宣布继续抗日，并在热河、长城一线转战。9月10日，吉鸿昌等抗日将领在云州整编队伍，决定公开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并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宣布将一边抗日，一边讨蒋。后来，讨贼军南下进攻北平，于9月21日占领怀柔和密云，进入了《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军事区。这时，日本向讨贼军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其限期离开，否则将出兵，南京方面何应钦也在10月初调大军将讨贼军包围在昌平，大小汤山一带，讨贼军与国军激战十余日，终于失败，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方振武和吉鸿昌化妆逃离。至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完全失败，吉鸿昌于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被捕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