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百年(六):对日作战的艰苦八年(13)——国共摩擦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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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占领区内的治安问题成了日军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而制造这些麻烦的正是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抗日游击,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120师主力调入冀中,129师主力调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115师则挺进山东,与地方抗日部队相配合,大力发展中共在各地的影响,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此后,在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内,日军的扫荡和八路军的反扫荡就成了大陆教科书内最热门的词汇。在反扫荡战争中,八路军曾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抗战期间八路军击毙的最高级别的日军指挥官。到1940年底,中共的晋察冀根据地已发展成拥有1500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其余如晋冀豫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等也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在南方敌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也确定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开辟了皖东根据地、鄂豫边根据地,扩大了苏南根据地。

为了挫败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从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八路军调集了105个团,约20万兵力,在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对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此即“百团大战”。在三个半月的作战中,八路军和日军总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伪军1.8万余人,攻克数千日军据点,破坏铁路近500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其它桥梁、车站、隧道等更不必说,从而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蒋介石虽然派遣国军配合了中共的百团大战,但当他获悉共产党竟能集结100多个团的兵力时,还是为中共在抗战三年间的迅速发展大吃一惊,从这个角度讲,八路军搞百团大战,实际上是暴露了自己的实力,使国民政府对其愈发提防,以致两党摩擦逐步升级,矛盾日益激化。

“百团大战”后不久,八路军就为此付出了代价。为报复中国军队并巩固在华占领区,日军从1941年到1942年对中共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清乡”、“蚕食”,着名的“三光政策”就源于此时。在这两年间,仅对华北根据地的进攻,日军就动用了80多万人,共产党势力受到了较大的打击;同时,国共在此间又摩擦不断,加上华北、华中地区自然灾害,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减少了约10万人,根据地也缩小了六分之一,财政十分紧张,中共由是进入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度过这一艰难时期,共产党做了两件最主要的事情,一件是发起“大生产运动”,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由此产生了诸如359旅、南泥湾等一系列大陆教科书上的关键词;另一件是进行“延安整风”,名为反对党内不良风气,实则和同时期的苏联一样,是搞党内的大清洗。

面对日军的扫荡,各地八路军、新四军都进行了奋勇抵抗,并且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联防战、交通破击战、水上游击战等经典战例。在晋察冀、鲁中、冀中、苏中、苏南、鄂东、鄂中、珠江和琼崖等地,中共敌后武装都给予了日军一定的打击,顽强的生存了下去。

在东北,东北抗日联军也遭到了日军的残酷攻击。1939年10月,30万日军讨伐东北抗日联军,将第1路军困于原始森林中,杨靖宇与敌周旋数月,终于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抗联其余各部队也在当年遭受了严重损失,形势日趋恶化。1941年12月太平战争爆发后,日军为解除后顾之忧,稳其东北基地,并策应德国对苏联作战,形成对苏东部的威胁,在中国东北增兵百万,意图将抗联力量根除,东北抗联由此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只得将一部撤至苏联境内,其余则留在东北坚持战斗。抗战末期,抗联参与了对日反攻作战,日本投降后,他们被合编进八路军和新四军。

1939年1月下旬,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新的“溶共”政策出台。在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938年12月,汪精卫叛逃,走上了媚日卖国的汉奸路线(这些内容我在以后会详细讲),这使蒋介石认为可以趁机推动国共两党的合并,并在1939年1月20日,即五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向中共周恩来提出了此事。但是,共产党方面明确拒绝了两党合并案,国民党也郑重声明不接受跨党方案,国共合作由此出现危机,国民党内反共情绪高涨。对于如何对付共产党,蒋介石明确表示: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于是,“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被确定下来,国民党防共委员会也随之成立,国府虽然表面上维系抗日统一战线不分裂,但暗中却制定了许多旨在限制共产党发展的秘密文件,并对中共力量处处提防、封锁、打击。

整个1939年,蒋介石不断向华北、华中地区敌后部署国军,一方面扩大游击战的规模和实力,一方面加强国军在这些地区的武力,以监视、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从而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共之间在1939年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和冲突,如4月的山东博山事件,6月的河北深县事件、湖南平江事件,11月的河南确山事件,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及家属被杀1500余人。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蒋介石觉得世界大战开始了,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问题,中国的抗战必将与世界大战同时结束,因此对于取得抗战胜利的问题,蒋介石将很大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了美英等国际力量身上,这等于是在告诉国军将领:今后可消极抗战,等待美英的出手,国军实力应主要用于解决中共问题。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政治限共”政策改变为“军事限共”政策,并发出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密令。12月,胡宗南率国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袭占八路军所据的五个县,并准备进攻延安,八路军紧急从晋西北调兵回援,配合留守军队击退胡宗南部,收复陇东大部地区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晋西南,阎锡山调集6个军发动“十二月事变”,从12月3日起,先后袭击了受中共影响的抗日武装决死队(山西新军)、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以及各县城的中共抗日政权,也称“晋西事变”。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进行了反击,后退入晋西北和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并编入八路军序列。由于共产党军队的顽强反击,阎锡山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蒋介石嫡系势力趁虚而入,阎锡山权衡利害后,决定与共产党停战讲和,划分防区。

1939年11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石友三不断在冀南制造反共摩擦,不过胜少败多,损失了万余人,打乱了蒋介石围攻冀南的计划。1940年2月,蒋介石令朱怀冰、石友三向太行山区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发起进攻。面对国军的进攻,八路军发起冀南反顽战役,将石友三部驱逐至卫河以东地区;3月初,八路军又发起卫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驱逐了朱怀冰和石友三;此后,八路军主动后撤至平顺一线,提出停战。3月中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议定国共防区,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日本为尽早结束侵华战争,用尽一切手段,谋求重庆政府的妥协,促成蒋介石与南京汪精卫的合作,而美英也加紧了对中国的援助,希望中国继续抗日,牵制日本使其不能策应纳粹德国。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的地位陡然提高,同时也感到,如果趁此良机打击中共势力,应当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蒋介石把反共的中心从华北转移到华中,开始打击新四军的力量。对于当时已经发展到近10万人的新四军,蒋介石一方面克扣其军费、补给,一方面想法设法割断其与八路军的连系。1940年3月,蒋介石命令江北新四军一律开赴长江以南,使其远离江北八路军,并派兵进攻新四军支队。中共方面在拒绝蒋介石命令的同时,还提出了调江南部队到江北的相反要求,而同时新四军也挫败了国军的袭击。

1940年7月初,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反共的问题,并提出“中央提示案”:强令中共取消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隶属行政院,归陕西省政府领导;重新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防区,取消冀察战区,将冀察两省、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划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到10万人,并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之冀察地区。不久,国军开始封锁中共根据地,还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对此,中共方面强烈反对,蒋介石遂决定武力解决。

1940年9月30日,蒋介石派韩德勤率兵进攻苏北新四军,结果被新四军打败,蒋介石由是决定将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皖南。 


三鉴斋 2010-08-07 03: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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