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红军主力的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历时一年，由于其后还陆续有各路红军前来陕北会师，因此长征的最终结束是在1936年10月，也就是说历时两年余。“长征”一词本出于大陆历史教科书，因在中共看来，两万五千里长征是共产党及其军队历史上甚为辉煌的壮举，而且还如播种机一般将共产主义的理念播撒到了长征沿途各地，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并为其今后的成长奠定了群众基础，同时也展示了红军坚韧不拔、克服万难的大无畏精神。在台湾的历史书上，红军的长征被贬称为“逃亡”或“战败逃窜”，因其标志着南京政府江西剿共的胜利。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如此恶劣的形势下，能将自己的武装力量保存下来，并历尽千难万险将其军事和政治中心从四面受敌的江西转移到天高皇帝远的陕北，这本身就是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的奇迹，是影响了未来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其意义是不容忽视和贬低的，即使抛开意识形态来看，这也是值得尊敬的。因此，我在行文中将保留使用“长征”一词，并与“战略转移”这一最客观、中性的说法混用。

面对国军重兵集团向中央苏区腹地的继续推进，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湘西与当地红军会师。10月7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集结，12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红军主力和机关党委8.6万人开始长征，同时留下红军第24师及地方部队的几个独立团共一万多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于都南渡贡水，21日突破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渡过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十分缓慢。

11月8日，红军突破国军设在湖南的第二道封锁线，15日又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发现红军已经向西突围后，于11月12日任命何健为追剿总司令，率军五路追击，红军陷于国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当时，国军各路追兵之间因内外矛盾而难以协调，这本来是非常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的，但博古却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这便是中共所谓的“逃跑主义”。11月25日，中央红军分成四个纵队开始抢渡湘江，27日第一路红军突破国军第四道封锁线，成功渡过湘江，国军遂南北对进向红军发起总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在12月1日渡过湘江，但此时中央红军人数已经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后，沿湘桂边界继续西进，而蒋介石也重新调整部署，调集15个师阻截红军，并令桂军在红军侧后追击，红军处境十分危急。在此形势下，博古仍然坚持要赶赴湘西与当地红军会师。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这里力主放弃原定的湘西会师计划，改向国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避免了红军的全军覆没。12月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数城，于1935年1月初渡过乌江，7日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并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制定了此后红军的战略方针，可以说是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共，因此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中共和红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毛泽东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创始人，所以遵义会议的地位自然是无比崇高的。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渡长江与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与当地红军会合，调集了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及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共几十万大军紧逼追击，意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进入川南。这时，国军开始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根据情况的变化，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放弃原计划，暂缓北渡长江，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返回黔北，并于2月下旬经激战重占遵义，取得了自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胜，赢得了一个短期休整的机会。

遵义战役后，国军改用堡垒战术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方法，意图围歼红军于遵义。红军则开始向西转进，于3月16、17两日“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部队向川南集结，意图在此聚歼红军。不料此时红军又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3月21日“四渡赤水”，秘密折回黔北，继续向南疾进，于31日渡过乌江，摆出进攻贵阳的姿态，将追兵甩在乌江以北。正当蒋介石急调滇军援黔时，中央红军主力又于4月8日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军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蒋介石紧急调兵回援昆明。4月29日，中央红军转向西北前进，5月9日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在乌江北岸活动的红军也于5月5、6两日渡过金沙江与中央红军会合。至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位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在滇、黔、川的作战行动，发起了嘉陵江战役。至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先后控制了以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蒋介石则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打算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天险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5月20日，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通过彝民区，24日占领了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5月25日，17名红军冒死乘船强渡大渡河成功，巩固了滩头阵地，但由于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而国军追兵又已逼近，红军遂决定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5月29日，红军22人飞夺泸定桥，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全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战略意图。

强渡大渡河后，中央红军继续北进，突破国军数道封锁，并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方向前进（此即红军的“爬雪山”）。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也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到达达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央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时，红四方面军由张国焘领导，军队人数约8万人，而中央红军却只有8000人左右。

懋功会师后，毛泽东等提出向东、向北，在川陕甘边建立根据地以接受苏联外援，但张国焘却主张向西、向南，在青海、新疆、西康等地发展。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召开，毛泽东与张国焘会面。当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冒雨在门外列队等待张国焘，足可看出在那年那月，有枪的就有地位，有队伍才叫中央。不过，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定，但由于张国焘手握重兵，是当时红军的主力，因此中央仍于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同时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指挥，两路大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班佑地区（此即红军的“过草地”）。接着，红军击败当地国军，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跟随右路军前进，部队一路走，中央与张国焘一路互发电报，就北上和南下进行争执。9月9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致电其部下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分裂不可避免的发生了。9月10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8000余人悄悄北上，于16日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军渭水封锁线，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11月下旬，红军又击败了国军对陕甘苏区围剿。

另一方面，张国焘于1935年9月中旬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两个军南下，重过草地，向川康边转移。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8日开始发动绥崇丹懋战役；11月中旬又与川军激战七昼夜，虽然歼敌不少，但自身也伤亡惨重。1936年2月，张国焘向西转移，4月进至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军队人数已从8万人减少到4万人。这时，陕北的中共中央规劝张国焘归队，并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进行工作，张国焘遂于1936年6月接受了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国军集中130多个团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当地红军遂于11月19日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后经四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至贵州西南，并在此时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命令，分两路向西急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2日，来自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并改称红二方面军。6月，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7月，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克服重重困难，越过茫茫草地，击败国军之拦截，于9月初进入甘南。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宁夏南下接应；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长征全部结束。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人领导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继续在江西与国军周璇。1934年8月后，国军已经占领中央苏区大部，驻守之红军损失惨重，就连中共高层瞿秋白也被捕牺牲。此后，红军陆续转移到临省进行游击，而其它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在当地打起了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