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中共在赣南的根据地及武装势力已经比较壮大，这里也成了共产党中心势力的所在地。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在这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终于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共产党了。于是，从1930年底开始，南京方面先后发动了五次对中共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台湾方面称之为“江西剿共”，而大陆则称其为“反围剿”，二者均属中性措辞，故我将随机混用。

1930年11月，蒋介石从南京来到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开始部署第一次围剿作战。12月，南京国民政府调集10万大军和航空队以南昌为总司令部开始了对江西共军的第一次围剿作战。当时，中共的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共有4万余人。12月20日，战争打响，国军先向东固推进，并发起东固战役，此役国军虽胜，但被其打败的并非红军主力。红军方面采用毛泽东、朱德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之计，于12月30日在龙岗实施中间突破，歼灭国军近万人，取得龙岗战役的胜利。随后，国军各部纷纷退却，红军趁机挥戈东向，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突袭立足未稳的国军，取得东韶战役的胜利，俘虏国军官兵三千余人，其余部向南丰方向溃逃。在第一次江西剿共战争中，红军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经东固、龙岗和东韶三次战役，毙伤国军1.5万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其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1931年2月，南京政府开始部署第二次剿共行动，何应钦出任南昌行营主任，共调集国军20万人。从4月1日开始，国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五路向红军根据地推进；红军方面则继续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于4月23日进军至东固、龙岗地区隐蔽集结。5月16日，红军在东固歼灭来犯之敌，随后向东横扫700 里，连续进行了白沙、中村、广昌和建宁四次战役，消灭国军3万余人，至5月31日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昌主持部署第三次围剿，以何应钦为剿匪前敌总司令。这一次，南京方面集中了30万兵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罗卓英、赵观涛、蒋鼎文和卫立煌所部也被调至江西。鉴于前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国军这一次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意图先击败红军主力，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清剿。7月1日，国军开始大举进犯闽西红军，红军因兵力单薄且缺乏补充和休整而开始向赣南兴国地区转移，以图集中兵力歼敌。7月底，红军主力成功转移到兴国地区，蒋介石得知后即下令国军大举推进，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之势。在此情势下，红军本打算避敌主力突破富田，穿插到国军后方，但在向富田开进之时被国军发觉，是以改为从国军中间突破，进攻莲塘。红军先是在莲塘之战中取胜，然后又在良村战斗中克敌，到8月11日于黄陂之战击溃国军后，已经是三战三捷。

8月9日，国军发现红军主力所在，立刻向西、南调动部队，摆出了密集包围的姿态。红军声东击西，派出一队人马伪装主力，吸引国军，而真正的主力则于8月18日在国军结合部偷越，回到兴国隐蔽休整。8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经西去，本打算调兵追击与红军决战，但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的国民政府却乘蒋介石剿共之机发兵北上讨蒋，引发宁粤战争，先锋已逼抵湖南。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下令撤兵，将军队移至湘粤边境驻防，红军趁机反攻，于9月7日和15日两败国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府不得不增兵华北，第三次剿共遂于9月21日结束，红军则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共红军从1930年底开始，在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击败了南京政府的三次围剿，不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红色根据地，而且还使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了15万人。

1931年12月中旬，在广州方面和“珍珠桥事件”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下野；1932年1、2月间，在党内重重矛盾和淞沪抗战爆发的形势下，蒋介石再次上台。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1932年2月，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开始部署第四次剿共，计划先集中兵力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块根据地，然后再合力进攻中央苏区。

1932年5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调兵30万分三路南下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鄂豫皖根据地。当时，中共在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与国军交战不力，被迫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线，进入陕西汉中，后抵达川北，并乘川军混战之机，建立了川陕边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方面，由于中共高层采取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红军因此一直处于被动，湘鄂西根据地很快就被国军占领，红三方面军被迫转制外线作战，几经辗转损失惨重，兵力从1.4万人减少到3000人，最终于1934年进入贵州建立了黔东根据地。

对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块根据地的围剿成功后，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昌，调兵遣将准备围剿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方面，第三次反围剿之后，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命令下，曾连续进行过六次进攻战役，先后攻打了赣州、漳州等城镇，虽取得了一定胜利，但自己也损失重大；同时，在红军中，毛泽东已被撤销了军中领导职务。

1933年1月1日，南京政府的第四次剿共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命红一方面军强攻南丰以粉碎敌之围剿，结果红军进攻南丰不克，反倒正中国军欲与红军主力决战之下怀。于是，周恩来、朱德等根据形势变化，果断决定红军从南丰撤退，主力秘密向西南转移。2月27日，红军在登仙桥与被围之国军展开激战，取得大胜，随机发起反攻。3月中旬，陈诚改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派兵向广昌方向进攻，诱使红军主力与其决战。3月20日，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击败国军后路纵队，使陈诚所部陷于孤军奋战，蒋介石急令蔡廷锴和余汉谋驰援，但二人因与蒋不和而不肯相助。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日本军队已经进至长城隘口，对华北构成了威胁（这部分内容在后面文章中介绍），南京方面又不得不调兵北上，第四次剿共因此终止，红军的第四反围剿再次胜利。

不久，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开始部署第五次剿共。这一次，南京政府立下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原则，并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以碉堡群和公路网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严密封锁，然后再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清剿、分进合击。红军方面，虽然军事力量有了一定的增强，但是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苏区，左倾冒险主义方针自然也扩大了其在苏区的影响和统治。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李德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却在当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支持下，掌握着军事指挥权，红军因此采取了李德“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

1933年10月17日，南京政府的第五次剿共正式打响。当日，红军主动出击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国军发生遭遇战，取胜后又发动硝石战役，后因久攻不克而退回洵口。此后，红军又奉命于10月22日进攻资溪桥，结果仍然未克，并遭重大伤亡。11月，“闽变”发生，国民党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抗日反蒋（详情在后面文章中介绍），蒋介石紧急从剿共部队中抽兵入闽镇压。此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向博古提议乘机发动进攻，打破围剿，但却被博古拒绝。不久，蒋介石平定“闽变”，并于1934年1月再次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动进攻。此时，博古、李德等人又转为实行全线防御，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以堡垒对堡垒，完全放弃了红军打游击的特长，而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193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等被选为政治局常委。1934年4月，国军进攻广昌，红军死守18日，损失惨重，29日被迫撤出，广昌为国军所占。7月，国军以31个师的兵力分六路进剿苏区中心地带，红军也分兵六路全线抵御，结果被国军各个击破。9月，国军进抵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之后，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开始了长征（这部分内容我下一次讲），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南京政府的江西剿共至此也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