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孙中山于1922年秋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最早参与国民党党务的是当时中共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随后又有大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在重要部门任职。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会议，出席代表165人，会期十天。大会着重讨论了容共问题，期间虽然有反对声音，但附议者甚少，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遂被确定；此外，还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反对“跨党”，中共李大钊反驳说共产党是想对国民革命作出贡献才加入国民党，其结果必然是无损而有益。当时，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都没有把跨党问题看得太严重，认为以纪律相约束即可，于是在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章程》中便删去了禁止党员跨党的规定，这样一来，中共党员们就可以保有原来的党籍，只是“精神上”与国民党结为一体。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这是执行“联俄容共”政策中的一项失误。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其中中共党员3人，分别是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其中中共党员7人，分别是沈定一、于方舟、韩麟符、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没有中共人士；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九个部，更是只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和农民部长林祖涵为中共党员。从上述权力分配情况来看，中共在国民党内仅靠正常手段和程序是很难做大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在国民党容共后，中共的发展极快，以致于后来蒋介石不得不以流血方式铲除党内的中共势力。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了成功的党团活动，而当时又有国民党人因同情共产党并需要苏联援助而没有对此予以有效的制约。

不管怎样，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总结过去数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放弃了“以军阀制军阀”的政策，转而寻求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制衡苏联和中共势力的日益壮大。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在1923年重返广州后便着手准备筹建军事学校，后来成功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因此也被称为黄埔军校。后来，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所组成的武装力量成为国民党反军阀、反帝以及反共的主力；许多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军官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从20年代到民国退守台湾，他们一直都是中国军政两界最活跃、最重要的力量，中共有很多高级将领、开国元勋也都出自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代表。1924年5月5日，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培训，6月6日正式开学。随后军校学生数不断增加，至1926年北伐战争之前，已经接近万人，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成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骨干，而另一部分学员则成为中共武装的中坚。

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于1955年对解放军将领进行了第一次授衔。这次授衔产生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和57位上将。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黄埔军校，分别是叶剑英（教授部副主任）、陈毅（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聂荣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徐向前（黄埔一期）、林彪（黄埔四期）。十大将中有三位出自黄埔军校，分别是陈赓（黄埔一期）、许光达（黄埔五期）、罗瑞卿（武汉分校）。五十七位上将中有八位出自黄埔军校，分别是周士弟（黄埔一期）、陈明仁（黄埔一期）、杨至成（黄埔五期)、宋时轮（黄埔五期）、张宗逊（黄埔五期）、郭天民（黄埔六期）、陈奇涵（学生队队长）、陈伯均（武汉分校）。此外，中将中还有九人，少将中还有八人，其它在建国前牺牲的中共黄埔学员也有数十人。

至于国民党军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骨干就更多了，仅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就有近四十人，在中将中，担任过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五十余人。这些人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杜聿明、陈明仁、孙元良、桂永清、关麟征、宋希濂、胡宗南、侯镜如、郑洞国、戴安澜、谢晋元、张灵甫、胡琏、李弥、王耀武、戴笠、廖耀湘等人。

1924年8月，广州发生了广东商团叛乱，煽动商人罢市；10月1日，黄埔军校学员出动，成功镇压了商团叛乱，首次树立了军威。

国民党容共、黄埔军校创立后，共产党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时任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谭平山，积极向各地派遣党员发展共产党组织，在国民党改组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广东各县均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工人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员廖仲恺同情共产党，其秘书就是中共党员，因此凡共产党提出要建立的工会，都很快批准。农民部长林祖涵也是中共党员，他大力发展农民组织，扩大共产党在农民阶层中的影响力。此外，共产党还充分利用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借助任职于黄埔军校内的中共党员不断在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阵营中的势力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张引起了一些国民党人的不安，后来李大钊承认北京政府，于是各地国民党员纷纷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检举中共违反党纪。1924年8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各地提交的弹劾案，汪精卫、胡汉民等都主张尽力弥补两党关系，中共于树德也辩解说两党冲突不能只怪中共一方，瞿秋白则提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应遵守党纪。最后，会议仅作出加强党纪的决定，没有对所谓两党冲突进行深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受革命形势所迫，国民党不想因与中共闹僵而失去苏联的援助，同时，孙中山和廖仲恺也不相信共产党有颠覆国民党的力量。

然而，弹劾案的草草收场却给国民党和革命阵营带来了不利影响。受弹劾案影响，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员结下仇怨，共产党开始寻找机会对国民党进行报复，国民党监督共产党的形势于是变成了两党互揭伤疤的形势。另一方面，当初提出弹劾案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温和态度感到气愤，最终变成了对党务漠不关心。至此，国民党的“容共”已经由“容纳”共产党变成“容忍”共产党了，国民党内的反共一派蓄势待发，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