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又回到了北方。在此之前，我们对北方局势的叙述截止到直系赢得第一次直奉战争，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5月初，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独揽了北京政府大权。直系在努力排挤其它派系，抵制南方广州政府的同时，其首领曹锟还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为了登上总统之位，曹锟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

首先，曹锟否定了大总统徐世昌的正统性。我们曾经讲过，徐世昌是在1918年皖系当政时期由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而安福国会又是为段祺瑞所御用的，而段祺瑞又是在张勋复辟后为孙中山所讨伐的“破坏临时约法”之人，因此，曹锟才说徐世昌总统之位不具备正统性，从而要求恢复民国五年时的国会。民国五年，即1916年，袁世凯在这一年称帝，国会自然就被解散了，后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出任总统，又恢复了国会，这个国会是附和《临时约法》的民选立法机关。

既然已经全盘否定了与皖系段祺瑞有关的国会，而要恢复1916年的国会，那么很自然的，曹锟就提出了让黎元洪复任大总统。1922年5月15日，直系将领孙传芳发出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5月19日，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发出征求恢复旧国会的通电，得到了一大批军阀和政客的响应。6月1日，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宣布国会恢复，并宣布1917年6月张勋入京时的国会解散令无效，1918年的安福国会更为非法国会，徐世昌则为伪大总统；自今日始，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6月2日，徐世昌被迫宣布辞职；同日，曹锟、吴佩孚等联名通电，迎黎元洪依法复大总统之位。6月11日，黎元洪入京代行大总统职权，下令撤销民国六年六月的“解散国会令”，旧国会得以恢复。这一事件被称为所谓“法统重光”。

严格来说，黎元洪和民国五年的那个国会早已期满，并不存在所谓恢复的问题，直系搞“法统重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去法律依据，陷南方护法政府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进而达到取消广州政府的目的；另外，“法统重光”还可以抵制各地兴起的“联省自治”潮流；同时，借“法统重光”搬到徐世昌，让并无实权的黎元洪做过渡工具，也可以为曹锟当上大总统铺平道路。

“法统重光”后，民主共和的步伐并没有加快，加快的反而是直系“武力统一”的脚步。1923年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计划一面准备与关外奉系张作霖开战，一面联合陈炯明对抗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将直系势力伸向南方，同时派孙传芳等起兵进攻福建、广东、四川、湖南等地。地方各省军阀为了抵制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保住自己的地盘，纷纷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相抗衡。

经过连年征战，直系军阀的军事实力迅速扩大，控制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巩固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后，曹锟便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步计划，发动逼宫政变，胁迫黎元洪去职。

第二步计划实施所借助的是1923年5月的制宪经费政潮。旧国会恢复后，一些议员认为，过去国会两度被解散均由宪法问题引发，致使民国成立11年来一直都没有正式宪法，因此他们主张应抓紧制定宪法，于是便出现了“先选后宪、先宪后选”的问题，制宪问题又与现实政局连在了一起。拥护黎元洪的议员主张加快制宪，而拥护曹锟的议员则想以拖延制宪来帮助曹锟上台，于是附曹派议员便随意缺席会议，致使宪法会议多次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制宪计划遥遥无期。眼看本届众议院到1923年10月就将届满，于是有人提出修改宪法会议规则，将法定人数减少，并规定议员每出席一次会议就发20块钱，缺席则每次扣20块钱；该提案随后获得国会通过，两院议长和部分议员面见黎元洪，要求拨付，黎元洪见此法于己有利，有助于先宪后选，便积极筹划。黎元洪与内阁总理张绍曾商议后决定，这笔钱从海关建筑经费里下拨。

曹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授意拥护自己的直系内阁成员挑起府院冲突，制造内阁危机。这次危机的制造，就不能用“缺席”的方法了，因为黎元洪在“奖惩费”上做文章，直系议员也都不是和钱有仇的人，于是他们再次全体出席国务会议，但却在会议上对总统不经国会批准就擅自决定制宪经费一事提出质问，指出这违背了责任内阁的精神，其中必有黑幕，应该取消。在附曹派议员的压力下，国务总理张绍曾连连推卸责任，说这全是总统一人的主意。后来，黎元洪多次公开解释说，划拨制宪经费只是为了尽早完成制宪，绝不是为自己赢得选举而讨好国会，但曹锟一伙已是箭在弦上，哪里会听这些解释。在6月6日的国务会议上，附曹派议员拿出了事先就已准备好的辞职通电稿，并声称黎元洪近来或者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政务，或者以命令的方式将政务处理结果交到国务院，要求照办，这已经构成越权，使责任内阁精神遭到破坏，既然总统不信任我们，我们也只好主动让贤，免得贻误国事。内阁总理张绍曾在无奈之下只好宣布内阁总辞职，并于当晚离京赴津。

6月7日，黎元洪通电说明府院矛盾的原委及自己的苦衷，对内阁表示挽留，并派人赴天津劝说张绍曾返任。张绍曾虽然不愿下台，但也明白这一切都是曹锟一派蓄谋已久的，于是就婉言推辞了来人的劝说，不过临了还是暗中摆了一道，他让与自己同到天津的秘书长张廷谔带上国务院的空白命令纸赶回北京，盖好副署印信后送入总统府，以便黎元洪组织继任内阁。然而这时的张廷谔早已被曹锟收买，回京后便将空白命令纸深藏于怀，于是附曹派便得以按计划阻碍黎元洪再次组阁，静候黎元洪独力难支时自动下台。

但是，黎元洪却没有主动退缩，在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第二天，他就召集人马商量继任总理的问题。于是，附曹派开始安排陆军军官以内阁无人负责为由直接向黎元洪索饷，并让巡警全体罢岗，使北京秩序无人维持；同时，又有唆使市民在总统府请愿，所谓“国民大会”在天安门举行，纷纷要求黎元洪马上下台。此外，这一期间，直系冯玉祥等九个省区的军阀通电指责黎元洪违法越权，干涉内阁。此后，北京局势更加混乱，黎元洪虽多方解释并筹划重组内阁，但都无济于事，没人敢跳内阁这个火坑，最后总统府甚至被断水断电。6月13日，黎元洪被迫出走天津，并宣布将政府迁到天津。黎元洪一行刚到天津，就被直系人员扣押，被迫交出了总统府印信并签署通电稿，宣布辞职，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这才得以脱身。曹锟一伙成功完成了逼黎下台的“第一次北京政变”，民国进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时期。

第一次北京政变后，不满直系的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有的去天津投奔黎元洪，有的则南下广州。这样一来，急于当总统的曹锟便因留京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召开国会进行选举，于是，在美国银行团和各省直系督军、省长的“资助”下，曹锟以高价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当时，曹锟以40 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并以每张选票五千到一万元的价格，贿买议员500多人（这批人被称作“猪仔”议员）；10月5日选举时，曹锟又派出大批军警、宪兵在北京街头、会场内外进行警戒，当天有593名议员出席，曹锟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这就是臭名昭着的曹锟贿选。

1923年10月10日，曹锟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并提名由孙宝琦组阁，完成了第三步计划。接着，“猪仔”议员们赶制了被称为“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