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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道德救赎——重组市民社会

　　奇理斯玛升出了地平线。这是一次辉煌的日出吗？在它化为日落之前，确实是。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说：“在法国革命最初的几年里，社会固有的那种自我神话或创造神明的倾向空前显着地表现了出来。这种宗教有自己的殉道者和传道者，深深感化了广大群众，最终还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事物”。D F

　　道德救赎之扩张，当务之急是观念先行，倒果为因，把塑造道德新人的教育革命放在首位。１７９３年６月２３日，雅各宾执政的第一个月，即公布教育体制改革的法令。

　　围绕着塑造新人和教改方案，国民公会展开了激烈辩论。

　　雅各宾党人俾约·瓦伦出版了一本《共和主义基础知识》的小册子，提出革命者必须承担起“提高人民道德”的责任，国家必须代替父权，抓起年轻一代的教育。否则，“你们必将失去年轻的一代”。他盛赞斯巴达教育“是转向道德的一个明显例证，这一例证说明，从腐败道德向简朴道德的转化能够进行，而且要比败坏一颗正常心灵更容易、更迅速。人们如何能够怀疑，人生来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天性，倾向于追求并崇尚美德？”

　　孔多塞，杰出的数学家，百科全书派当时仅存的一个活着的成员，也提出了一个教改计划，却遭到雅各宾派议员迪朗· 马来纳的讽刺。后者说孔多塞的这一计划是推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非道德主义和无神论，而不是追随卢梭的教诲。

　　迪朗·马来纳的发言又遭到百科全书派的崇拜者雅科· 杜邦的反驳：“迪朗·马来纳竟敢在８月１０日以后重复那位日内瓦哲学家的怀疑和谬论。那位哲学家说什么科学与艺术败坏了道德。我请问迪朗·马来纳先生，所谓道德的败坏，说得如此夸张，以致人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否要考虑一下，应该把道德和诚实马上从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驱逐出境？迪朗·马来纳主张限制人的理性，甚至追随专制者的榜样，限定人的思想和能力，而不是让人的思想和能力在共和制度下，进入所有方面，探索所有可能的方式，以扩展人的领域，这种主张实在是太荒谬了”D G。

　　杜邦攻击卢梭，当然不为雅各宾派所容。国民公会拒绝了杜邦意见，将雅各宾一派的佩蒂埃所提出的教改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佩蒂埃的方案充满道德理想：“所有的孩子都从父亲身边领走，交由国家教育：教育免费；男孩从５岁到１１岁，女孩从５岁到１２岁，穿同样的衣服，受同样的教育；饮食菜谱有严格规定，禁绝酒和肉类；他们必须割掉与家庭的联系，形成新的人种，爱劳动，有规范，守纪律；他们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与我们已经腐烂的那一部分人类隔离开来。”D H

　　有人指责上述方案是“乌托邦”，佩蒂埃的兄弟费里克斯大声争辩说：“乌托邦？他们如此贬低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的高尚思想？”

　　与此同时，圣鞠斯特提出了一份更为彻底的方案，勾画了一幅完美的民粹主义社会蓝图。

　　佩蒂埃的方案仅仅规划了孩子从５岁到１１岁或１２岁的教育。接下来的岁月怎么办呢？或者说，共和国如何规划成年人的道德生活呢？圣鞠斯特写有《共和主义制度》一书，回答了这一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最重要的是这三大方面：教育，道德监护官和抚养与继承，至于经济和政治则从属于道德问题。他比佩蒂埃更为彻底之处在于：

　　 母亲抚养孩子，５岁而止。在此之后，孩子交给共和国，直至老死；那种从未哺育过孩子的母亲，在祖国看来，已不能作为母亲而存在；孩子５岁后进学校，只能穿布衣，吃蔬菜、水果，只能饮水，不能喝酒；每晚在地席上睡八小时；他们得学习阅读，写作和游泳，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学会坚强；他们将被教育成热爱沉默，厌弃聒絮，他们只学一些简约的词汇；

　　 从１０岁到１６岁，孩子的教育是军事和农艺；逢收获季节则要下乡支援农业；从１６岁到２０岁，孩子们必须学会一门精湛的工业技术或农艺技术。２０岁至２５岁，他们必须去服兵役，为祖国而战……。D I

　　 以上所说都是男孩。至于女孩，圣鞠斯特只用两句话就打发了：女孩归母方家庭抚养；一过１０岁，她们没有父母或其它监护人的陪同，则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每一个人到了２５岁，就必须到神庙里去，向众人宣布他的朋友是哪些人。这一宣布必须在每年的风月里更新一次。（如果一个人与朋友断交，他必须向众人说明理由，否则当受惩罚！”）

　　卢梭生前所设想的透明社会，也就不过如此？还有甚者：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的朋友也应受惩。因为他朋友不知情，等于说这个朋友在友谊中不受信任，也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朋友了，因此，他必须受惩”D J。

　　这岂不是一种连坐法？但圣鞠斯特之初衷却是，当着瓦解家庭联系的时候，应该代之以公民之间紧密的道德联系，以此奠定新型道德国家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持民族的道德联系，还必须对外国人保持警惕：“正是外来者，一代又一代地引导我们走向他们的目标；外国影响造成了叛国者，使得邪恶受到尊崇，美德受到蔑视；他们使我们不得安宁”！D K

　　最后，在这个民粹主义道德理想国中，还要选举道德模范，设立道德监护：

　　 在每一场革命中，都需要有独裁者来拯救国家，监护者来拯救道德；D L

　　 监护者从年满６０岁的男性公民中选出。他们在每年的老人节那天去神庙朝拜，让众人评议。如无非议，他就可以佩上白色值星带，标志他已当选，从此履行对美德的监护职责；

　　 这些佩戴白色值星带的监护者要维护神庙里的烛火长明不灭，重点监督对象是那些官员、军官和议员代表的道德行为。这些人一旦被发现腐败行为，立刻从高位上撤换下来。监护者要使人敬畏，在公共场合，他们通常是缄默不语，这是一条禁令，任何人不得违反。D M

　　 热月政变后，在圣鞠斯特的文件堆里发现有一个法令提纲，宣布建立监护者阶级。圣鞠斯特写道：“救国委员会责成我来宣布下列法令：在法兰西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建立监护人 ……监护制作用于政府，决不能作用于不可腐蚀的人民 ……”D N

　　该法令几乎逐字不漏地抄录了他在《共和主义制度》中的那些狂热设想。至此，似应承认，雅各宾派并不仅仅崇信行政权力改造市民社会的威力。他们不也有权力制约意识？只是他们所设计的权力制约，原来是以道德监督权力，而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在这场教改大辩伦——实际上也是再造新人重组市民社会的大辩论中，罗伯斯庇尔态度如何？

　　１７９３年７月１３日，也就是与圣鞠斯特写作上述小册子的日期同时，罗伯斯庇尔从费里克斯那儿接过佩蒂埃的方案，略加修改后，作为他的提议，向国民公会提出。他的演说词是这样开头的：

　　 国民公会给历史将留下三项足堪纪念的伟业：宪法、市民法典和公共教育。

　　 征服和胜利的荣耀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美好的制度能够长存，并且德化所有的民族。

　　 我承认，直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议论的东西并不符合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理想：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计划。我 已经领受了一套庞大的思想体系，并且考虑过究竟是在哪一关键点上，人类被我们旧的社会制度的罪恶所腐蚀。 我确信，必须来一次全盘更新。如果让我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意见，那就是：创造一种全新的人！

　　 罗伯斯庇尔把制度和教育作了区分，教育作为观念先行，优先于制度建设：

　　 教育联系每一个人，并且泽被天下。然而，现在却被人们忽视了。

　　 　就我而言，我坚信，我们在确立一种制度以前，必须确立这种制度的基础。制度只能播益于少数人，教育却能播益于所有人。O E

　　着重号是我加的。很显然，那套庞大的教育体系领受于卢梭。人类被社会罪恶所腐蚀，必须全盘更新社会制度等，也非卢梭莫属。更重要的是，卢梭“倒果为因，观点先行”的危险观点，在这里开始进入了实践层面。

　　这场旷日持久的教育改革重塑新人的辩论，幸亏被战争危机所打断。但是，雅各宾派执意贯彻卢梭教化新人哲学主张的热忱，却未中断。在危机年代里，他们抓紧了另一方面的教化——对于既成年人的教化。

　　１７９３年，国民公会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面向社会成人，以新的教化手段推进法兰西社会再生的伟大工程。新人教化全面铺开，是一幅极其宏伟的社会改造图景：

　　１、共和历。

　　与民更始，启新正朔，历来是各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必然现象。但是，雅各宾派超越了一般统治者在这种时候的狭隘眼界。他们以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代表面目出现，从最原始的时间概念开始，启发人类自然状态，从中吸取道德能源。１７９３年１０月５日出台的共和新历，就打上了这一鲜明的自然与美德的烙印。

　　新历完全顺应自然秩序，每三个月为一个自然季节。１２个月的月名废弃罗马诸神的名字，而是随当月的自然物候命名：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每月３０天，每年多余５天最初被定名为“无套裤日”，后来又分别定为“才智节”、“劳动节”、“美德节”、“舆论节”和“报酬节”。

　　饶有趣味的是，共和历比共和宪法还要持久。法国革命全过程共有５部宪法，每部宪法都很短命。而共和历一经启用，则延续１２年之久，而且在革命后还常被人们重新采纳。如１８４８年革命中，志士仁人称他们的斗争为“共和五十六年革命”；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起义，社员们使用的是“共和七十九年” 的年号，甚至进入２０世纪后，１９６８年的“五月风暴”，还曾激起人们对共和历的怀旧情绪。法兰西政治文化于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战斗风格，在法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此可略见一斑。

　　２、文艺和演出。

　　 １７９４年５月１６日，救国委员会曾专门颁布法令，号召文学家大写革命的主旋律。据统计，十年革命中所产生的革命歌曲多达３，０００多首。流传较广的有《马赛曲》、《出征歌》、《就这么办》等。戏剧方面，巴黎剧院从卢梭时代的３座，一度激增至近５０座。１７９３年８月２日，国民公会下令，在巴黎市府指定的一些剧院，必须每周上演三次描写布鲁图斯、威廉·泰尔的悲剧，或其他表现革命题材的剧目；其中可由国家负担一次演出费用，戏票免费发放，时间规定在下午５：３０至９点之间，以方便劳动者。当时有议员认为只要看过《布鲁图斯》一剧，人人心脉贲张，都会成为刺杀暴君的壮士。据统计，革命时期共创作和上演的戏剧达２，０００余部。政府还曾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中国街头活报剧那样的政治性鼓动剧，每逢节日庆典，就在广场上演出，以此烘托和强化革命气氛。

　　与此同时，不破不立。在雅各宾派最终禁绝戏剧以前，１７９３年８月２日的法令已规定，不得上演败坏道德和宣扬王权迷信的旧戏、坏戏。政府成立的专门审查剧目的委员会多达１２个，它们在两个月内就查禁了１５０部戏剧，其中３３部被禁演，２５部被勒令修改。１７９４年５月，拉辛和高乃依的古典风格作品被查禁。其他如谢尼埃这样最着名的革命剧作家，他创作的《蒂投莱昂》等作品，也因一两句台词被认为有反革命意味而被撤消。

　　３、图书和文物。

　　雅各宾派真诚地希望图书和文物能为全民所用。１７９３年６月曾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图书、档案、博物馆事业。１７９３年１０月法令曾规定，“有价值、可运送的文物古迹，若带有违禁内容，清除起来可能造成损害者，得送交邻近的博物馆，以便作为国民教育的材料而妥加保存。”国民公会规定一切博物馆向人民免费开放，从而使各种艺术遗产第一次成为人民的财富。名闻遐迩的卢孚宫，就是在雅各宾执政的１７９３年６月，第一次向平民大众开放的。

　　与此同时，革命者的道德审视也未放过对图书、文物和艺术品的检查。１７９３年６月，让·邦·安德烈就这样说过：“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并非科学，而是道德。如果我们真想成为共和主义者，我们就必须至少忘却一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当时，民间已出现焚书运动，在国民公会引起激烈辩论。国民公会一度通过一些关于保护图书的法令。但是一部分激进人士还是要求从严审查书目，以免漏过“毒草”。国家书志署署长多梅格打报告给国民公会，要求“用革命的解剖刀审查庞大书库，割去图书躯体中发生坏疽的部分”。

　　４、国民节日和人民大游行。

　　卢梭生前曾在给科西嘉、波兰的立法建议中，多次提出执政者应有意识地创造大众节日文化，以凝聚民族向心力，激扬道德理想。对此，雅各宾派的创造能力，可能已臻世界历史中同类活动的巅峰程度。１７９３年１２月关于组织国民教育的法令中，全国和地方性的节日与公民会议、剧场、军事演习等一起让列入“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内容。当时全国性的重大节日有：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攻占巴士底、１７９０年联盟节、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推翻王权、１７９３年１月２１日处死国王、１７９３年５月３１日推翻吉论特派等周年纪念庆典。此外还有３６个每隔十天举行一次的全国性节日聚会，反复激发人民的理想精神，几乎达到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的频繁密度。

　　节庆的主题设计罗伯斯庇尔都亲自过问，具体实施由大卫安排，颂歌多由谢尼埃作词、戈塞克谱曲。节庆活动通常都设计成人民大游行，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行业、性别、年龄排成行列，井然有序地通过广场。１７９４年６月８日罗伯斯庇尔主持的“最高主宰教”开教大典，是所有这类活动中最盛大的一次。广场上堆起巨大的假山，假山下５０万人盛装游行，五彩缤纷的仪仗，狂欢忘情的呼喊，使任何一个参加者、目击者终身难忘。

　　５、日常生活的革命化。

　　１７９３年，进入巴黎任何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你会发现革命如强大电流已经击穿各个家庭壁垒，使人们的世俗生活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首先起来迎客的一个孩子，可能已不叫让 ·皮埃尔、玛丽这类取自法国传统的宗教名字，而是叫着“马拉、布鲁图斯、卢梭、自由、平等、山岳”这类革命化的名字。在父亲的鼻烟壶上你可能会看到一句口号：“为国家而死，无上光荣”，在母亲的梳妆镜上，你会发现另一句口号：“我们情同手足，祖国永存”。一家人再穷，墙上总有大幅革命宣传画，神龛里也会摆上一尊廉价的革命先烈石膏像。一家人全戴小红帽，忙进忙出，奔走革命。偶尔坐下来玩一圈棋牌乐，那上面也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革命符号：“国王”改成必须“将”之的暴君， “王后”改成女公民特鲁瓦涅，“王子”改成无套裤汉，四张老 “Ｋ”画的是布鲁图斯、卡通、梭伦和卢梭四大古今贤人，四张 “Ｑ”牌则是审慎、联盟、正义和力量这四大道德符号O F……

　　形形色色的新生事物，还可以再举出一些。早在中国文化革命开始前１７３年，１７９３年的法兰西人已经尝试过一次文化革命。法国当代史学家比昂奇论述１７９３年历史的专着，即以《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命名。O G谁也不能怀疑，共和二年的文 化革命——法兰西社会道德重建的伟大工程，在雅各宾派不 遗余力推广下，在卢梭思想指引下，确曾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 响应，取得了暂时的然而确实是辉煌的成功。雨果回顾１７９３ 年的巴黎街景，曾有一段极其生动的纪实描述，也许比历史学 家的笔触更精彩，更传神：

　　 人们过着露天的生活；妇女们坐在教堂的石阶上一边制造纱布一边唱着“马赛曲”。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正在紧张开工的兵器工场，路人都鼓掌欢呼，到处只听见人人在说：“忍耐些，我们是在革命时期。”人们英勇地微笑；

　　 巴黎仿佛到处在搬家，古董店里堆满了王冠、法冠、王杖、百合花徽。这就是被推翻了的专制政体的残余；这个在摊子上补抹子的是一位伯爵夫人，那个女裁缝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莱夫人住在一间顶楼里，她在顶楼里可以望见她以前的大厦；还有吴朗，他自己取名为“八月十日”，每逢断头台杀人他从未错过，他跟在死囚的车子后面走，他说这是去参加“红色的弥撒”…… 到处都是报纸，各区的旗帜你来我往，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旗子上写着“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的阶级”，标语上写着一共和国万岁，小孩子咬音不准地唱着“沙依拉！”O H

　　 卢梭盗火，法兰西人传薪；卢梭点火，法兰西人引爆。１７９３至１７９４的短暂岁月里，法兰西人对世俗文明的救赎热情，如石破天惊，冲天而起。这是不是一次辉煌的日出？黑格尔说，是。康德说，是。歌德还说，是！迄今为止，它在人文世界造成的震荡，只有另一次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行为才能匹配：２０世纪的热核爆炸。１７９３年那摄人心魄的冲天火焰，使后世所有的理想主义在全球各个角落缅怀不已，心魂激荡；它所造成的辐射、污染亦如漫天尘埃，至今未能落定。１７９３年的法兰西人，她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

朱学勤 2013-08-20 15:3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