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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二十年以前，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破四旧”的名义把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封资修”、“大洋古”之名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作为对这种大破坏的反作用，在中国大陆掀起过一阵“文化热”。此之所谓文化大体就是指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不但并不如文化大革命所认为的那样坏，而且为了救治文化大革命的祸殃，还迫切需要恢复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文化。但是，同时也有另一种认识产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八十年代上半期，很有一些论证文化大革命为“封建社会主义”，论证应当“建立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文章发表在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报刊上，不过这阵风刮得并不长，热闹了没有几天，很快就过去了。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就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朦朦胧胧地认为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后来知道庞朴同志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还把这个意思写成论文，在1993年“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后来又发表在同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题目就叫做《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很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庞朴同志套用中国古老的说法，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我的看法相似而不相同，至于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庞朴同志并无具体说明。我以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184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东西只要慢慢失传了，如《周礼》中的许多规矩、制度，也就从传统文化变成已死的“文化遗迹”了；外来的东西，只要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了，与中国文化接轨而融合，它就可以称是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们今天是没有人会把它看成是传统文化的，但是再过若干年，它们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看胡琴、金刚经……一样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如庞朴同志所说的是一种惰性力量（或曰惯性力量），“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因此，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根据我近年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为什么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这个问题太大。我只能依靠权威学者的结论来作我的根据，就是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的一段话。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出的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对于主宰了中国人传统文化的三纲六纪，我还要引用中国近代第一位“儒学名臣”曾国藩在他家书里的话再作进一步的说明。他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时）曾国藩这段话把三纲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确实只有希腊柏拉图所说的Idea可以相比，因此，把三纲六纪（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说称之为“形而上的”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过去常常引用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以为他所歌颂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也是极具形而上意味的中国民族精神。实际上，它也是专制主义下的爱国忠君的表现。只要再往下看：“……为严将军头，为稽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就足以证明了。这些话跟明朝人的话“万古纲常维宇宙，一生节烈凛星辰”，再到上引清朝人曾国藩的话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意思。
　　当然，经过这一百年的西化，中国已经没有皇帝了，父母、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历来被认为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一个孝字，现在已经几乎听不到看不见而被洋里洋气的“爱心”代替了。但是只要一加审视，三纲在历史上就不是平等的，作为政治范畴的专制主义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是子事父的“孝”和妻事夫的“顺”可比的，这是没有制约的权力结构的本性决定的。这一点只要看《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这一幕就明白了。不是她先向长辈请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这位贵妃，这就叫做“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因此，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老百姓对人主的“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存不衰，而且变本加厉。我是清朝覆亡十二年以后才出生的，然而我记得在小学读书的时候还学过一首歌，虽然连调子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有一句“把生命交托给总理”却还记得很清楚。总理指的是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他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灵却还要管治着中国的芸芸众生。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歌颂的是既非国家元首，又非政府首脑，可是却在实际上统治着中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至于以后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怕一直到今天还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说专制主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决不是仅指这些形式，而是指它的实际影响。虽然可以同意多数世人的见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主义，译成洋文就是totalism，autocracy，tyran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这些词程度有强弱，范围有大小，但是基本意义差不多，而中国的专制主义，因为时代的不同，内容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大体上也差不多。它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教礼俗。它实际上就是历来所说的名教、礼教、礼法。我现在特别拈出“政教礼俗”这四个字，以为可以说得更全面、更明白些。凡是能决定支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教礼俗的，就是意识形态。
　　非常特殊的是：就专制主义之作为意识形态而论，不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也不论大小传统怎样划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个多世纪以前，被正统的清朝与儒家视为异端的“太平天国革命”，实行的“万事爷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那一套。其他的武林、黑道……就不用提了。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共元老李维汉在1980年5月24日特意求见邓小平，向他提出，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是因为中国的封建遗毒太深。因此建议邓小平“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邓小平完全同意李维汉的意见，并在6月27日指示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报告时，特别提出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可见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恶梦的中共元老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毒害是有共识的。他们之所谓封建主义就是我所说的专制主义。不过所谓“肃清”的工作后来也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不了了之。其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
　　附带说一句，本来也可以以别的概念来总结中国的文化传统，如由范文澜发明而后来得到顾准赞同的“史官文化”，又如中国人自古以来各派各家都标榜的“道”，或者宋以后的“理”，甚至“天人合一”、“实用理性”、“忧患意识”、“乐感文化”……等等。但是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概念实在都是过分抽象，因而暖昧不清；或者信口开合；言人人殊（中国人的“道”不知有多少种说法，甚至一个人都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子之所谓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只有“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才能满足“文化传统”的定义各方面的要求。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正是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
　　“意识形态”一词，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这个解释大概受到日本人的影响。事实上，“意识形态”这个词也正是日本人藉与中国人共用的汉文，对西文ideology的翻译，其实不但文理欠通，意思也不确切。据英国的牛津字典，ideology的解释是：Asystemofideasandideals，especially onewhichforms the basisofeconomicorpolitical theory andpolicy。照美国的韦伯斯特字典的解释是：Asystematicbodyofconceptsespecialy about human life or cultu。另一个解释是：The integrated assertions ，theories and aims that constitute a socialpolitical program。三者大意差不多。如果用中文简单地陈述，就是一整套关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教条和理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恰好符合这个解释。
　　在上述列举的西文与中文专制主义对应的词中，我的朋友、去年逝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最爱用的是第一个词totalism，他译之为“全能主义”，因为皇帝老子什么都要管，实际上也就是“权力通吃”。藉此，也可以更清楚地明白专制主义的涵义。不要忘了，不过几十年以前，全国各地，不分东西南北，普通人家的堂屋正中，还都是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的。
　　海外华人学者有把ideology按声音译成“意底牢结”或“义谛牢结”的，倒也尚能传神达意。它真是牢牢地固结在一起，不用极大的力量，不经过长期的冲激，不经过内部的腐烂，确实是攻不破的。所以，意识形态很近似于中国古人所谓“道统”。为了与之相区别，又因为近代的西化了的中国人好谈“理论”，我主张译为“理统”。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以译作《德意志理统》为好。
　　所谓专制主义，只是用一个名词来说。它也可以一分为二地说，那就是在上的一方面是专制主义，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它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因之而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在这方面迄今为止看得最深最透的是鲁迅，他所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阿Q明明是奴隶，可又老想当主子，后来又因为加入“革命”而威风了几天，于是又大摆其主子的架子，最后还是以乱党的身份被杀了头。鲁迅说，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实际上就是皇权趋于稳定或皇权遭到破坏的时代。这实在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话。

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议，截断众流：定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时算起。这样二千二百年的历史也已经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了。当然别的国家在宗法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阶段，也有专制主义的因素，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大多没有中国长。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秦始皇以前当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统一，才出现了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响大局。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其实只是中国，不过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国了），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他当秦王已经有二十五年了，统一中国以后，他首先就让群臣给自己上尊号为“皇帝”。这是合远古所谓三皇五帝而言，其尊贵是从来没有的。皇帝自称曰“朕”，历来称为“民”的百姓则更名“黔首”。他既然扫灭诸候，并吞六国，就索性废除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县制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又分为若干县，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统治，同时统一全国的文字与度量衡，筑驰道通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所谓“车同轨，书同文字”，或者是所谓“混一车书”，“并冠带之伦”。在两千年前，秦始皇的这些作为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唐朝的李白说：“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的李贽则尊之为“千古一帝”。这些都是他应得的赞扬，但是到二十世纪，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就已经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动的了，只是他的伟烈丰功却还是压在中国人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或者虽有改变而又藉尸还魂，变本加厉。
　　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国为止，两千一百多年间的中国政治制度，除了汉初有过若干年分封诸王的反复外，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由于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中国经济制度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是有名的中国停滞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学术界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以所谓五阶段论（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过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的理论）的影响。不断有人论证，到明朝末叶即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侵略，中国自己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来。但是这只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而据另外一些学者如傅筑夫、顾准等人的研究，则中国早在周秦即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因为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主义而始终发展不起来，一直到西方帝国主义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资本主义才得以艰难地成长，却又因为政治制度的束缚而始终不能顺畅地发展。我是比较相信后一种说法的。

中国专制主义的理论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专制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体系（我主张称之为理统），然则它的理论是什么呢？
　　历来作为主导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脉是儒家。唐朝的韩愈与宋朝的朱熹甚至制造出一个道统来，把《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说成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珂”的所谓“十六字心传”，是以后又经韩愈、朱嘉传之后世的“道统”。事实上，即使不说这只是虚妄的捏造，光把儒家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脉，也是极其偏颇的。应该明确，法家在缔造中国文化传统亦即专制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其作用决不亚于儒家。儒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构成中国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统，或曰理统。首先，不但秦始皇在建立大帝国的时候，就纯粹是按法家的思想统治天下的，而且秦之所以富强，以至被六国视为“虎狼之秦”，又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励精图治一百多年的结果，商鞅当然是儒家所鄙视的法家。法家虽然刻薄寡恩，但是在两千几百年前要做到富国强兵还真是有办法。不过，秦政苛暴，二世而亡，从统一算起享国才十五年。汉承秦制，后世又承秦汉的制度，虽不无斟酌损益，但是到底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动。所以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千真万确的。虽然毛泽东自己实行专制主义，还要扬法批儒，无非是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中国自己的道统作根据。但是他明确指出法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看到大反传统的五四先贤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在学术上倒是颇有贡献的。
　　不过，法家相信“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毕竟太肃杀了一点，施政效果也可以从秦二世而亡这一点上证明不怎么样。因此，到汉文帝的时候，贾谊作《过秦论》就批评秦“仁义不施”；到汉武帝时，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都尊崇儒学，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法家则自秦以后即不得其传，没有一个学统，道统亦隐而不见。于是形成一种成见，认为儒学是中国学术的正统。其实，法家的思想早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废了。以至北宋的苏东坡都说：“读书万卷不学律，致君泽民总无术”，“儒主礼乐而法崇刑赏”。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使之增加一点“仁义”，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国都有“儒表法里”，“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实在是不错的。事实上，汉武帝的玄孙，后武帝十三年当皇帝的宣帝就对自己的太子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汉书·元帝纪）所谓霸道与王道杂用，说的就是法家与儒家并用。这一点，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是十分明白的。再看一看号称尊崇儒学的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竟因为看到孟子书中有对帝王不敬的话而勃然大怒，差一点把他永远革出孔庙，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学领袖朱熹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只能慨叹：“（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儒家的“德治”或“礼治”的理想始终未能实行。不过，认真说起来，法家也有理由对这千五百年之间的治道表示不满意，因为“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的“铁面无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只是法家反对儒家的“德治”、“礼治”的说法，决不是建立在现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从来没有得到贯彻，在朝廷执法的过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关系，托人情”的循私枉法的事例，中国的专制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在这种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状况下延续了下来。而且儒家也自有其严酷的一面，它与法家都尊崇绝对皇权。即以上面所说的自以为中兴儒学，传承道统的韩愈而言，他在着名的《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就是这个韩愈，硬是替两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殷纣王认罪效忠的《拘幽操》，说什么“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这原本应该是十分可耻的一句话，倒成为千年来中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不过，据我的同学唐振常教授的考证，韩愈此话“是微词，是反语，是消极的咒骂”。但是我本来并不知道这些，倒确实是靠了这两句话发扬自己的奴性即阿Q性，才渡过了被划为右派后思想上极其艰难的最初两年。我确信还有不少与我抱同样心理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是以亲身的经验验证了专制主义主宰中国人灵魂的实际的。
　　中国人总是把佛教融人中国文化评价得非常高，以为中国文化特别富有包容性，殊不知释氏与道家所谓“二氏之学”虽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对儒学的精致化与形而上学化有所推动，但是对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教礼俗来说，与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无法相比的。印度人欣赏的“佛法平等”，硬是被中国的专制主义挤得无影无踪（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远不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严酷）。倒是佛教给中国引入了印度的地狱与西天极乐世界的信仰，对中国人相信因果报应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还带动了所谓“中国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又从而带动了一大批“邪教”从白莲教到义和团……的发展。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的实际生活也起过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终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统地位。

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
　　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都曾有过专制主义的历史，若不是如此，洋文里怎么会有上面举出来的那么多名词呢？要比较各自的特点，非学贯中西不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学力，但是笼而统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也勉强可以说出一些特点来。
　　第一是资格特别老。从秦始皇称帝算起，专制主义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比起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长得多了。
　　第二是儒家虽然未必能如康有为、陈焕章以及今天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就是一种宗教，但是它确实具有某种神学的品格。本来从孔孟起，儒学就把天或道与人事相联系，特别是从董仲舒开始，把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体地联系起来，形成一套颇为完整而又精微奥妙的理论，使皇权具有神圣的意味。从来皇帝的尊号中都有“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这样的字样。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这样神圣的光环。我了解外国的情况很少，只知道在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王权或皇权都要受到上帝或安拉或者他们的仆人教会的制约，基督教国家的国王或皇帝登位后还要由教会来加冕。中国的皇帝则是直接通于天的，他是唯一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当然的圣人，一切都由他作主。藉外来的术语来说，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其实，因为中国的政与教由于儒法两家都有“君师合一”的传统，历来就分不清楚，所以也许还不如说“政教混一”更为确切。
　　第三个特点就是把专制主义人情化，也就是有名的“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三纲六纪本来就是从家人父子的亲情出发的，所谓“孝弟其仁之本欤”；再转到忠君上，所谓“近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转到天的头上，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循环纠结怎么样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网，而最后落实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
　　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都称为“臣民”（subject），现在有的学者也把这套到中国人身上，说中国人只有臣民心态而没有公民意识，中国的出路就在让臣民社会演化为公民社会。其实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还是不够确切，中国老百姓的实际地位是“子民”，是无法翻译成洋文的。历来说“天子抚育万民”，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层。
　　这一传统之深可以从前几年还唱彻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歌声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以后，一面表示服罪，一面在内心对自己说：“被党打了，就跟被爹娘打；还能怎么样呢？”这些话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那样就是不服罪，就是继续反党。等到平反以后把这些思想公开出来，却又居然被认为是“政治觉悟真高”的标志。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人并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
　　第四个特点是“大一统”。《春秋公羊传》固然有大一统的说法，认为周天子应当做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但是只有到秦始皇才在事实上做到，以后就成为定制。虽然中国的历史上分分合合，正如《三国演义》上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毕竟是合多分少。即使是分的时候，其中一个比较强的国家也总是要处心积虑，力争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国家，地处亚洲的东方，至少从秦起就是世界第一大国，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又老早就是世界第一大民族。所以中国虽然一再被北方来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可他们又都不得不“师汉法”，也就是学习汉民族的文化以统治汉民族，金元之际为一代儒宗的元遗山甚至还夥同别人请蒙古的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呢！
　　第五个特点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这也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而形成的。中国历史上屡次受到外族的人侵。但是任何文化较低的北方游牧民族都不能改变而只得接受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事实上，古代西方的罗马帝国，也是因为北方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这些蛮族的文化也远低于罗马帝国，他们也不得不被罗马的文化所同化，但是他们不是化于罗马的政治制度而是化于罗马人信奉的基督教。结果是成立了许多分立的封建小国。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共主，但是第一，这只是一部分国家；第二，罗马皇帝的统治是松松垮垮的。因此，据后人研究，欧洲的封建国家倒是比较容易产生民主主义的。中国则不然，自秦始皇以后，地方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层层节制，最高权力集中在“执长策以御天下”的皇帝一身，统治力量要强得多，严密得多。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如此，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直到现在，“父母官”三个字，还是挂在人们嘴上，压在人们心头。这些所谓“亲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是往往是更加专横，更加残暴，到今日而尤甚。
　　中国专制主义的第六个特点，也是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其实它本来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必有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是而相非，自贵而相贱”，本是人性中固有的阴暗面，因此现代民主制度首先必须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以相互宽容作为民主的第一要义，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则反之。且不说秦始皇以前的孔子即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就有“息邪说，放淫词”的话，至少那时还容许“百家争鸣”，虽然争鸣的内容一概都是“人君南面之术”。秦始皇是完全靠法家的理论立国的。他称帝以后，除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外，还燔百家“以愚黔首”；“以吏为师”以统一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以后，法家之治渐渐儒化，情况当然要好一点，但是总的来说仍然是实行的“舆论一律”，到后来更发明了开科取士的方法，又进而发明了八股制艺。天下士子都得“为圣人立言”，“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至于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则代不绝书，而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达到顶峰。
　　由于以上的六个特点而有了第七个特点，即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这一点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明白的事实。请看1911年10月10日辛亥起义推翻帝制，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后，人们本来满以为专制已经结束，民主马上可以实现了，殊不知不过三年（1915年）就发生了袁世凯称帝的活剧，虽然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下台而且病死了，但是次年（1917年）又发生了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短命闹剧。以后经过十年的军阀混战，好容易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了中国，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法西斯独裁的本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果却迎来了1957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极左路线，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国人民一百几十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的本质，只是革掉了一个皇帝。反观同在亚洲的日本，照说也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而且它的天皇据说还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子孙，实际上则是京都由“将军”主政，各地由“大名”统治的封建国家。自从1854年被美国海军打开国门以后，经过所谓的“尊王攘夷”到“大政奉还”，到1868年不过十几年的功夫就实行了明治维新，正式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日本的民主是很不成熟的，后来军部专权，实行侵略政策，又败于同盟国之手，又在美国的占领下重订宪法，实行了第二次开国。到目前的世纪之交，在信息时代的大形势的压力下，日本又在酝酿“第三次开国”了。可以预计，日本将进一步民主化，人民将得到更多的自由。同日本对比起来，中国停滞的主要原因只能归咎于我们的专制主义文化积淀太厚。

中国专制主义的支持力量
　　在中国，专制主义还受到许多强大的思潮以至现实力量的支持。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这点应该是自明之理了。用最简单明白的话讲，就是计划经济只有一个老板，即国家。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所以现在有人质疑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人普遍地软弱、奴性，没人格以至无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任何人敢不服从，就得面临没有饭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番道理在中国改行市场经济以后渐渐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国迄今还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甚至拒绝忏悔，这才是中国的耻辱。
　　专制主义还容易受到十九世纪以来因为遭到外国侵略而义愤填膺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支持。正如一百年前如狂飚突起的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专制的启蒙运动，不过它确实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开头。以后的几十年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也并非无稽之谈。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去，它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统治。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可以取得政权。一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立刻可以使听众百脉偾张，满座若狂。中国人民历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历来不讲究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的。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
　　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个强大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个人主义”的观念，就同根本没有“自由”与“人权”的观念一样。虽然战国时候有个“杨朱为我”，但是其思想从未发育成一种有效的政治、伦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孟子将他同墨子一起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骂倒了。“大公无私”，“为集体而牺牲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好像谁都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行为。“识大体，顾大局”更是被认为是高贵的情操，然而就在这种情操之中，人都变成了奴隶。上面所说的风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决定摆脱人民公社的严酷束缚，自己谋一条生路而按血手印决定分田单干的时候，他们是自觉地在“犯罪”。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开辟的道路给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成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还没有人把他们的行为所代表的理性的力量作出像样的总结。
　　当然，中国的专制主义也受到中国的传统哲学的支持。这样说有点像同语反复，似乎并无多少新意。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不但是由上面说过的那些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如董仲舒、韩愈、朱熹、曾国藩所提倡，甚至铸造的，它还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阴阳家和谶纬学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释氏的消极的支持。现在是有人从老庄禅宗中间发现了所谓“消极的自由”，即使此言属实，他们反正是到现在都没有发展成为足以与专制主义对立或者足以消解专制主义的积极的自由。甚至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许多老共产党员（包括少年时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样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事情才会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成了“为民作主”；“法治”一辞在今天的中国，也明明是ruleoflaw的翻译，但是没过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国”，变成rulebylaw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曰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皇权主义
　　对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理论、特点讨论了一番之后，应该讨论一下它同封建主义、皇权主义的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因为受马列主义的强力影响，中国人一直把秦始皇以后到鸦片战争为止的两千年历史称之为封建主义阶段；把1840年到1949年（因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生长）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是极不准确的，是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推导出来的。中国自己的传统则历来都把秦始皇一统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前称为封建时代。从社会制度上说它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主义，也就是西方一般史学家普遍说的封建主义基本一致，甚至也与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各地由“大名”统治的封建制度基本一致，而与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大不相同。所以发生这样的误解都是因为用“五阶段论”硬套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众口一词，己经积非成是，积重难返了。流风所及，老百姓把一切传统的东西，包括风俗习惯，都冠之以封建的形容词，如坐花轿、拜天地、裹小脚、烧香祭祖、求神拜佛……等一概称之为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五十年前有一位卫生部长甚至把中医称为“封建医”，引起上下的反对，于是改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唯一得到纠正的一例。
　　照国际通例，封建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专制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专制主义可以发生在经济相当发达的地方，如德国与苏联，而封建主义则无论如何是与现代社会不能相容的。
　　我的总的看法是：人类社会在过去几百万年的发展道路，或曰发展模式是很不相同的，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本来同源共祖的人类居然能分化出白人、黑人、黄人等肤色形貌不同的人来。因此即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也很难说五种制度能够包括一切。封建制度废除以后的中国的中古社会就是相当独特的一种，是不能硬归入欧洲中古的封建社会一类的。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有待认真深人细致的研究。但是作为数量占人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时间长达两千年的一种模式，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自立名目。我历来认为，最好就称之为帝国主义，因为民国以来已有不少学者称周朝为封建而以秦汉为帝国，但是因为与世界上已经约定俗成而且意思另有所指的imperialism犯重，所以只好称之为皇权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皇权专制主义，或者绝对皇权主义。我杜撰了一个英文译名emperorism，以此来称呼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以代替名实相乖的封建主义（feudalism）。十几年来也曾多次就教于同道诸君子，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只有一个人认为以称郡县制为好，但是它不好翻译成外文，无法与外国交流，无法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不能表示与近代国家一般都有的地方行政区划不同的特点，也不能表示皇帝老子“予一人抚有万方”的威严。想来想去就还是以皇权主义为好。请高明指教。
　　俄国虽然现在由普京起自称是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它的文化与社会制度也自有特点，因此决定了它在二十世纪走了近八十年的极权主义的道路，在此以前，它的社会——政治制度被称为沙皇主义，我以为它也是有资格与中国皇权主义的社会——政治模式并立的。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光凭全球化这个“化”字，当然可以使世界上许多国家会有许多方面归于趋同，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但是它是不是会达到全球一道同风，我还是有怀疑。既然同源共祖的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会变得“殊方异俗”，甚至“殊形异相”，难道在将来真的会回到一个模式里去吗？把未来的世界看成是一个大体相同，然而各民族又各有特点的“和而不同”的世界，似乎要合理一些。全人类的发展道路可以大致一样，但不会完全一样。毕竟按生物进化的过程说，不论是全体生物，还是某一物种，都是越进化就殊异性越大。各个民族在各个阶段，各有自己的形式是可以想象需要研究的。

中国的专制主义与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从1840年算起，也已经有一百六十年了，在物质方面是有成就的，而且可以说是成绩大大的，比如一百年前，中国人连火柴、洋袜都造不出来，但是中国现在已属于少数几个能造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卫星）的国家之列了。在精神方面，也可以说有许多的收获。比如1901年底才由皇上“劝谕女子勿再缠足”，现在可以说已经看不到多少小脚老太太了。其他种种“解放”，也真是不胜枚举，触目皆是。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就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化很少。最近看到报上有青年干部说：“看看他们现在对上级说话的态度，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意思是说上下关系已经很民主了。我却很怀疑，不一样的恐怕只是失去了中国曾经十分讲究的礼貌与规矩而趋于随便与粗野，不变的却是首长的自以为是和下属的曲意逢迎。证据真是随处可见，只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看看上面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都是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又比如，现在的社会，真可以说是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而所以能出现这种现象，又是因为存在着广泛的以权谋私的可能性，而所以可能大规模地以权谋私又必然是因为公权力行为缺乏公开性或透明度的结果。这恰好就是专制主义存在的明证。
　　这样的社会不但在精神上与现代社会的标准相距甚远，而且在物质上，也就是在经济建设上，即使能取得若干进展，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持久的。经济，尤其是现代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依靠的是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有充分的安全保障，也就是民主和法治。饮水思源，中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从1978年安徵风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血手印分田单干开始的。这既说明了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何等强烈，也说明了自由的价值何等伟大。要知道，这一点求自由的精神是从当年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小岗村到当今世界上最富裕、最先进的硅谷是完全贯通的。1925年，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劝中国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话在当时倒还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现在则成了鲁迅的一大罪状。我自己对中国书是读得不算多的，但是对外国书读得更少，对鲁迅的回答既没有反对过，也没有深究过。一直到近两年，我才渐渐悟到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鲁迅的话固然是愤激的话，然而却是一个只有对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有深刻觉悟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话。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垢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这真是可悲的事。

中国现代化的前瞻
　　我曾经相信过鲁迅的话，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也曾服膺过陈寅恪的话，认为中国今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经过近几年的观察与思考，我现在认为，所谓“固有之血脉”或者“本民族之地位”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继承作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的。
　　只要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广大部分，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可以而且应该继承发扬，即使是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也都有应该继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但它并不难转化出民主主义来。古人的许多嘉言彝行都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的源头。我曾说过：“孔颜孟曾、程朱陆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国彻底清除了专制主义之后，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会与教皇的专横腐败以后发扬光大一样。”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也可以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轨。不过要注意，说“王子犯法”，而不说“皇帝犯法”，就表示统治者是高居于法律之上的，因此还不是现代的法治而只是专制主义者的法制，要警惕！最近在报上看到有人主张加强德治。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不过要指出，认真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挥好作用，否则难免不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孔子的一些话，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还有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简直可以说完全与现代的个人主义相通。同样孟子给“大丈夫”下的定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不但在历史上已为士所取法，在明天还可以为更多的人取法。更不用说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了。这些都是必须放到中国未来的公民教科书里去的内容。
　　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
　　要有一批人长期潜下心来做认真细致的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其实所谓素质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识。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只有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
　　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现代化只有物质的标准，只是几十年前乡下人对城里人的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延长与放大。殊不知中国人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一百多年前，严复在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成为第一个看出中国的病根在人的不自由，以后，他又成为第一个把西方关于“自由”的学说介绍进中国的人。但他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的时候，竟因为担心“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而费尽心思改译为《群己权界论》。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心情，继承他的遗志，做好启蒙工作。个人与他人的权利如何划分，如何划定界限，确实是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还不是全部内容。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培育出来的顺民与刁民还必须分清个人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的范围，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东西。可以说，凡是应该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几乎没有一条是不重要的。
　　要注意，上面所说的两条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说要民主化必须有合格的公民；一方面又说没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两者顶牛。实际的解决办法是：只有先实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我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从大学毕业的，毕业后不久就到战时首都重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正好赶上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我当然没有资格躬逢其盛，但也算得是一个就近的观察者。当时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国民党要把持政权，并且以政府的名义要解散或者收编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则主张成立联合政府，要国民党开放政权，开放民主。其中有一个到今天看起来还特别有意思的论点是：国民党认为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而共产党的反论则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实行民主，人民的素质永远不会提高。奇妙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国民党的论点现在成了共产党的论点，而大批的知识分子，从当年的国民党人和党外人士到今天的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虽然身份变了一个个儿，但是论点却完全一致，都是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短期内不能实行民主。这个观点是康梁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国要有前途，必须打破这个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远转不出来的论点，历史是人干出来的，不是抠书本、讲死道理抠出来的。当然，如果机缘凑巧中国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预言那个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们只能以此为起点，认认真真地进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阔斧地也是一点一滴地剔除中国人灵魂里的专制主义的毒素，使中国的民主逐步健全起来，正规起来，再在大体上实现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条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中国的志士仁人只有以此为目标，有努力奋斗几十年的思想准备来建设中国的民主。
　　人类的文明史证明：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莫不以保护人民的自由与公民权利为第一任务。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国家才能成为最稳定、最繁荣、最强盛的国家。
　　
　　二○○○年五月十五日
　　原载于《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李慎之 2013-08-22 14:1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