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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语言磁化——革命之道德魔力

　　法兰西人凌空蹈虚，高路入云，进入了卢梭式的道德境界。他们进入了道德境界，道德则磁化了他们的符号世界。政治斗争成为一场道德语言的竞技场，政治话语成为道德磁化的首选对象。当政治词汇的中立性被道德磁波击穿，政治生活的残酷性距离宗教生活的排它性也就不远了。

　　早在那场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就曾使用话语转换战术成功地打破了当时的司法障碍。罗伯斯庇尔的发言也特别具有“魔力”，使得在场的赞同者与反对者一起进入“着魔”状态，同时鼓起掌来。这一“魔力”，就是道德语言的催眠“魔力”。入“魔力”者又何止那些投票的议员？国王的法律辩护人德塞兹，甚至国王本人，竟也使用起卢梭式的道德语言！请看当时德塞兹在现场的这段陈词：

　　 职责所在，我读过让·雅各·卢梭的这些论述：“无论是公布的法律，还是宣读的判决，都不可能代表公意，因为公意之所以为公意，就是因为它从不针对某一具体个人或某一具体行动”。这就是路易刚才在栏杆前所说的话，这也是卢梭所说的话。O I

　　 由此可见，国王受审及处死一案，既是道德合法性取代法理合法性的开始，也是斗争的双方同时接受道德语言的开始。１７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国民公会公布法令，强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废止带有贵族色彩的“您”这一称呼，代之以富有民粹平等气息的“你”。同年１２月１２日《导报》载文呼吁：“每一件事物，即使语言，也必须按照共和制度来重新塑造。”从此，强制与自发并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法兰西语言符号的道德改造运动：

　　１、人名道德化：在１７９３年９月或在此以前，取革命名字的新生儿在数量上不超过总数３％。然而到了１７９４年，这一百分比在大众参预高涨地区骤然上升，最高达６０％，最低亦达２５％。从家长社会成份看，也同样能感受到底层社会对于新生儿命名革命化、道德化的浓烈兴趣。在科尔贝依地区，这些家长的三分之一是农业工人，而在凡尔赛地区则大多是鞋匠、锁匠、小商贩和自由职业者。

　　地名革命化：１７９３年夏秋时分，改地名活动进入高潮。为数３，０００以上的市镇一夜易名，如凡尔赛改为“自由摇篮”，沙多一梯也里改为“马恩河畔的平等”。有些市镇虽沿用旧名，但加之以“人民”一词。还有一些市镇，通过在自己的名称中加入 “山岳”的字眼，以表示对山岳派的拥护。其它如长矛—沙波、自由—小红帽、阿恩—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港，等等。不曾改名的市镇仍占绝大多数，约有３７，０００个，但以同样方式修改了属下的街区名称。

　　２、语言全国统一化：革命初期，全国２，６００万人口中有１，２００万人不懂或不能正确使用法语，方言达３０多种。有议员说：“我们在语言方面如置身于巴比伦之塔”，语言障碍了巴黎的革命向全国扩展。１７９４年１月２７日，救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雷尔宣布废除一切方言。他把语言统一提高到如此高度： “在民主国度，听任公民不懂民族语言从而不能监督政府，无异于卖国。曾光荣地表达过《人权宣言》的法语，理应成为全体法国人的语言。共同的语言是沟通思想的工具，是最有效的革命因素，我们必须把它交给人民。”

　　３、语言风格平民化：就在法语挟革命之势从巴黎向全国城乡统一化推广的同时，法语在巴黎却在迅速地粗俗化、平民化。大众政治参预的爆炸，不可避免地产生大众语言的参预爆炸。自路易十四以来，法语逐渐成为欧洲的上层用语，以优雅典丽着称。但在这一急风暴雨的时代显然不敷众用。大批村野俚语以语言风暴之势，猛烈冲击旧法语“雅致的铁箍”。报纸上粗话满篇，如《杜歇尔老爹报》上形容王后的这段用语：

　　 这只奥地利母大虫到处被人们看作法国最无耻的婊子。人们公开指责她在烂泥中和仆人滚在一起，很难指明创造了那些出自她那皱褶重重的肚子的畸形、驼背、患坏疽病的早产儿的是哪一位粗汉。O J

　　 在这场语言风暴中，最有贡献者，是这些街头道德的语言喷泉——民办报纸。我们以当时销路最好的《铁嘴报》为例。《铁嘴报》创始人修道院院长福什和邦内微尔，受卢梭《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七章启发，他们认为，公共舆论的作用能保持道德。两人突发奇想，在巴黎通往法兰西大剧院的街道上树起了一个装有铁嘴的信箱，承接民众来信、建议、检举、揭发，综合为一张报纸，名曰《铁嘴》。他们写道：“在长期沉思卢梭和马布利的着作之后，人民确实需要一张‘铁嘴’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我们决定在全国每一个地区都建立一张‘铁嘴’” （《铁嘴报》１７９０年１０月号）。

　　《铁嘴报》一度十分兴旺。他们时常在报头上刊登卢梭语录，发表民众学习卢梭教义的心得体会，或按照卢梭教义抨击时政的文章。１７９０年１０月号那一期的另外两篇文章，一封是一个犹太人来信抗议人头税，说人头税人人都得交纳，太不合理，“只有耶稣和卢梭除外”；另一封是一个母亲的来信，叙述她如何按照《爱弥儿》教育孩子，说她和儿子整天玩在一起，从不操心一点财产问题”，她儿子极其简朴，“白天的衣服就是夜晚的被褥，到现在也不会猜疑任何一件事情”，云云。

　　卢梭思想普及到这一地步，以致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在援引卢梭语言，颇似我国文革时期的语录仗。当时法国人麦克东纳写有一本《卢梭与贵族》的小册子，即注意到这一语言现象：

　　 革命与贵族都援引卢梭的权威作为头条理由，这不是因为卢梭的政治着作，而是因为卢梭神话已经成为受教育阶层共同思想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新统治者与卢梭崇拜之间有着官方的合法联系，另一方面，许多人则分别援用卢梭的权威或支持或反对统治者。比如，罗伯斯庇尔所接受的卢梭影响显然超过其他革命领袖。他和圣鞠斯特都是卢梭的崇拜者，救国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引用卢梭的名字O K。

　　 卢梭成了人民的“铁嘴”，“铁嘴”则成为语言暴力的绝好象征。道德逻辑的独断性，之所以能够取代政治逻辑的兼容性，首先在于它获得了语言暴力。雨果长叹：“从人嘴这个火山口发射出来的一切熔岩，最为凶猛地吞食掉人类的一切幸福。”

　　２０世纪语言哲学揭示，语言具有软性暴力的作用，它在表述人类思维的同时悄悄扼杀人类思维，故而出现这一语言悖论：“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历史学家可以作证，早在这句警言被发现前２００年，法国革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语言环境：“不是我们说卢梭，而是卢梭说我们。”人们走不出卢梭语言之幕，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人们即使以援引卢梭来扼杀论敌，本身的语言—思维主体已在援引中被扼杀了一次。更多的政治异议者，在走上断头台以前，已经被语言暴力杀死了。

朱学勤 2013-08-20 15:3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