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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成败得失的检讨 第一节　　中国的国民革命与反革命——时代精神的重要性
　　我们抗日战争初告成功，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次殖民地的时代 已成过去，国家乃得到了独立自由的地位，但为时不出四年，而戡乱 剿共的军事遽告失败，大陆各省关入苏俄共产帝国主义的铁幕，沦为 亚洲第一个新殖民地，更进入了一个最黑暗的奴役时代，这是我们中 国历史惨痛无比的记录，也是中外一般人士惶惑不解的事实。我以为 要推求这一大变局的由来，必先对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背景及其 所代表的时代精神，须有深切的了解。
　　　　（甲）国民革命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方针
　　美法革命所激起的世界潮流，由西方向东方发展，而我们中国政 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在这一世界潮流之中，都受到强烈的影响， 发生各种不同的反应。其间最大多数的人士，都是力谋消极的抵制， 而不谋积极的创造。但是我们　国父孙先生独以其创造的精神和积极 的行动，倡导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从美法两大革命的历史先例之 [202] 中，研究中国国民革命所应取的方针。　国父为中国国民革命所确立 的方针，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点﹕
　　一、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於一役，要建设 　　　　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国家。（注一）这 　　　　一革命事业必须彻底，决不可半途中止。（注二）
　　二、使国民革命成为全国国民共同的事业，以全民力量参加革命 　　　　，求得国家之自由平等。
　　三、反对残暴的阶级斗争，以和平方法解决民生问题，并以平均 　　　　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合作互助的精神，为经济建设的基础。
　　四、当革命破坏之後，就要继之以革命的建设，而以地方自治为 　　　　民主宪法的基础。
　　　　（乙）国民革命所代表的时代精神
　　美法两大革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欧洲与亚洲先後进入这个新 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世界潮流，在西方以民主主义为其主流，而在东 方却以民族主义为其主流。现在要再加说明的，就是这一个时代精神 ，在西方乃是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的科学精神，在东方却是国家独立 与政治解放的民族精神。故东方民族的觉悟与革命的兴起，乃是与西 方旧殖民地主义，先天的站在对立的地位。
　　但是这中间，我们　国父倡导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独有其远大 [203] 的眼光和崇高的理想。由上述国民革命的基本方针之中，就可知我们 的三民主义乃是汇合东方的民族精神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为 一个思想体系。我们的国民革命，当然是要解除西方殖民地主义所加 於中国的束缚和压迫，来建立中国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同时我们 要在中国的主权之下，开放中国的资源与市场，与西方各国平等合作 ，来消弭国际战争与阶级战争。（注三）我们可以明白确切的说﹕中 国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乃是十九世纪以来，时代精神在东方的结晶 。这一时代精神，使我们国民革命，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新兴力量的 主流。　国父说﹕「此种力量，全由道德与真理所合成。」（注四） 其对於东方，为民族独立自由的先驱，而对於西方，为世界和平安定 的关键。
　　　　（丙）国民革命中之反革命的逆流
　　但在我们国民革命对於旧的反革命势力帝制余孽，正在前线作艰 苦的斗争过程中，而新的反革命势力——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 ——却从我们的内部进行其渗透和颠覆的阴谋。同时，我们对於旧殖 民地主义者正在直接冲突的时期，而新殖民地主义者却对我们间接的 肆行其阴狠的侵略政策。
　　三十年来，我们中国对俄共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潮流对反 [204] 革命逆流相激荡，争存亡的记录。这一历史记录，可以说明新殖民地 主义和新反革命势力，对於我们为国家求自由平等的国民革命，是更 大的威胁，而且这新殖民地主义和新反革命势力所使用的斗争方式— —「和平共存」，实比旧殖民地主义者武装侵略的炮舰政策，要受到 更深的危险与祸害。故自民国十三年以来，我们国民革命的环境，乃 是对新旧殖民地主义及新旧反动势力两面作战的艰苦奋斗。因为旧殖 民地主义和旧反动势力，从正面来阻止我们国民革命，所以我们有北 伐与抗日的战役。因为新殖民地主义及新反动势力，从背面来破坏我 们国民革命，所以我们在北伐与抗日两战役之间，更有剿匪戡乱之役 。现在我们对国民革命中新反动势力的逆流，略加分析。
　　在西方民主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与世纪潮流中，俄共 的极权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反动。他要把俄国革命的公 式，应用於中国，使中共的反动性更为增强。他交给中共的公式是这 样的﹕
　　　　第一步参加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第二步以民主斗争，来分化民族革命的阵营。
　　　　第三步转化民主斗争为阶级斗争，而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农 　　　　　　村革命﹕
[205] 　　　　　　（１）初期的农村革命，是以全体农民对地主斗争；
　　　　　　（２）次期的农村革命，是以贫农对富农斗争；
　　　　　　（３）最後以其所控制的贫农，为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 　　　　　　　　　工具。
　　为什麽俄共要在中国组织其第五纵队，必须走上这以阶级斗争来 破坏民族革命，并且以农村革命来建立其专制政权的基础？因为，俄 共征服世界的战略计画中，要利用东方的民族主义及其广大人口，来 打击西方的旧殖民地主义，同时又在东方的民族斗争中，利用农村暴 动，来瓦解其民族精神，而後才得建立其苏维埃附庸政权。当一九二 二年，列宁强调「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纳入一个为了世界革命的革 命斗争」，（注五）和一九二六年季诺维也夫高呼「拥有九亿人口的 东方是觉醒了」（注六）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 」的主要工具。所以共产主义，在我们国民革命中，形成了惟一反革 命的逆流。

——　　——　　——　　——分节——　　——　　——　　——

2-2-2. 第二编　　第二章 第二节　　国民革命各战役成败得失的检讨
　　三十年来，我们曾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三度克服这反历史的和反 时代精神的逆流。今日我们是第四度对这一逆流来继续奋斗。现在先 检讨北伐抗战和剿匪战争的成败得失。
　　一、国民革命第一战役—北伐战争
[206]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俄共阻 止我们的北伐，十六年北伐军事到达长江流域，俄共更进而破坏我们 的北伐，所以十五年广州定乱与十六年全面清党，乃是我们国民革命 北伐成功的两个关键。如果没有十五年的广州定乱，根本就没有北伐 出师的可能。若是没有十六年的全面清党，那更是没有北伐成功的历 史了。为什麽俄共对我们北伐战争，定要这样事前阻止，并且中途破 坏呢？我在第一编中，业已分别说明其实际的经历，本章只就我们北 伐的战争思想和战略原则上，重加考察。
　　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初，无论财力、兵力，和武器实力，都不 及北洋军阀十分之一，而其所以克敌制胜，仍能在此三年之内，获得 最後统一成功的基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北伐乃是革命战争，发挥了国 民战争的精神。（注七）当时中国是在一个社会变动和民族觉悟的时 期，北洋军阀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违反国民心理和时代的需要，所 以他们虽有优势的财力、兵力，和旧殖民主义的後援，仍不能抵抗我 国民革命军，而在军事战场上宣告失败。
　　我们的革命方略，是在军事力量到达长江流域之後，以军事与政 治双管齐下的方针，求全国的统一；并在军阀割据一经扫除之後，立 即从革命破坏转入革命建设的阶段。我们对外以外交谈判方式来撤废 不平等条约，对内以社会民生建设来建立统一的基础。所以北伐完成 [207] 以後，我们国民政府即着手建设，於是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之间， 虽遭受了共匪与日本不断的侵略和破坏，而在政治、经济、财政、金 融、交通、教育，各种事业上，建设的成绩仍得创造了中国的新记录 。
　　当时俄共对於我们国民革命，只图利用其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 ，来发展其共产主义的侵略阴谋。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 国的自由平等，所以中国国民党始终警戒着他要在反旧殖民地主义的 斗争过程之中，投入新殖民地主义的陷阱。因此，俄共要在本党中央 还是局限於广州的时期，夺取我们的政权为其反革命的基地，然後由 他共党假借三民主义的旗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名义，渗透全国社会 各阶层，来进行其阶级战争，把我们整个国家转向苏俄而为其亚洲的 第一个附庸。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於广州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 伐，使国家对内的统一，成为国家对外独立的基础。
　　於是我们在北伐之前，乃有戡定中山舰事变，以及在北伐的中途 ，更要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份子，防制了阶级战争，并粉碎了他挑 拨国民革命军在南京上海汉口各地与列强的冲突，为苏俄赤色帝国主 义建立东亚新殖民地的阴谋，於是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北伐战争，才能 达到最後的成功。这两大事件，乃成为我们北伐战争成败的关键。
[208] 　　二、国民革命第二战役—长江剿匪战争
　　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一九三零—一九三四），我们国民政府对中 共匪军，实施了五次围剿，第一编中，已略有叙述。我在这里要指出 的一点，就是我们剿匪战争的思想，乃是本於民族革命的国民战争的 思想，这一战争思想，在第五次围剿之中，表现得最清楚，执行得最 彻底，所以这次围剿就能达到最後的胜利。
　　在这一时期，中共匪军窜扰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 开辟了他八个苏维埃游击区，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实行 他「战略的持久战，和战术的速决战，平时分兵以发动群众，战时集 中优势兵力，以包围歼灭敌人」的原则。无论他自称其这一「革命战 争的军事路线」如何「正确」，而在实质上，不过是俄国式的武装暴 动和游击战法，与中国旧时流寇式的裹胁群众，望屋而食的流动战法 ，在其「绝对战争」思想之下，综合运用而已。
　　当时我们国民政府，正是在日军与共匪两面作战之中。日军每次 的侵略军事，常给予匪军以突破国军的包围，而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日军与共匪两面夹击的形势，使我们国军的战争，更限制於被动的 地位，於是第一次至第四次，连续三年的围剿，都未能收到预期的成 效。二十二年十月，乃在南昌召集前方高级将领顾祝同、蒋鼎文、 [209] 陈诚、薛岳、孙连仲等，开剿匪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中，遵照政府「 先安内而後攘外」的政策之下，确定了第五次围剿的计画，采取了「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并确立了「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 势」的原则。我们在军事上实施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 进合击的战法，来打击共匪的人海战术与游击战术。尤其是在政治和 社会上，凡是及龄的壮丁，不分农、工、商、学，皆在三民主义旗帜 之下，一致参加剿共工作和防奸清匪的保甲组织。在经济与交通上， 对匪区彻底封锁，杜绝消息，不使其有向外钻隙，超越渗透，和发展 其宣传与组织的间隙，更不使其获有外援接济的机会，以充实其战力 。因为在这样政治、社会、经济、交通的条件互相配合之下，国军的 舰艇、飞机和重武器，都能充分发挥其效用，使共匪破坏我交通，截 断我後方，孤立我据点，腰击我增援，所谓「围点打援」、「猛攻速 决」等等一切的战术，丧失其效用，皆不能阻碍我国民革命军进剿的 计画。於是第五次围剿，乃继北伐之役，而完成了肃清长江七省匪区 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而贯彻了当时「安内 攘外」的政策。
　　三、国民革命第三战役—抗日战争
　　时代精神在我们国民革命中所发生的力量，以及其在我们战争思 [210] 想中所占有的地位，更不是旧殖民地主义者所能认识。这一事实，可 以日本军阀对於中国国民革命，毫无了解，而招致失败为例，来加以 说明。
　　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一九二六——一九二八），我们国民革命 军北伐时期，日本军阀把我们的国民革命战争，仍看做北京政府时代 的北洋军阀内哄，认为我们国民政府，无论如何不能越过黄河以北， 统一中国。所以他在我们革命军进入黄河流域的山东省区时，他就藉 口保侨，出兵青岛、济南，无端挑衅，横阻我军北进。後来我们国民 革命军，竟於当年收复整个东北，完全统一了中国，这是他们所梦想 不到的。到了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後，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清 剿共匪，进行建设，对於日本，不惜委屈忍痛，暂维和平。二十三年 ，我发表「敌乎？友乎？」的小册，促使日本军阀觉悟。二十四年十 一月，我对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外交报告，决定对 日的方针，就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 最後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仍然期待日本军阀能够放弃其军事侵 华政策。到了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我在庐山谈话会 中明白宣布﹕
　　　　「我们如果临到最後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 　　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 　　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後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 [211] 　　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後的胜利。」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 　　，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日本军阀至此仍然不能了解我们抗战的本质是什麽。他倡言只要 使用其三个师团兵力，在三个星期之内，就可依照其速战速决的战略 ，征服整个中国；故毫无忌惮的一意孤行，继续扩大其侵略军事。到 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为南京撤守，向全国国民宣布﹕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後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 　　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於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 　　国同胞，诚能晓然於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 　　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 　　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不能徒顾一时之胜 　　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後胜利之信心 　　。」
　　我今日率直的指出﹕这一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最後胜利的信心， 乃是以三民主义的时代精神，发挥其民族革命的全民战争的特徵。再 明确一点说，当时我们亦抱定无限战争的思想，乃毅然决然采取长期 抗战的决策，以消耗战略打击敌人「速战速决」的侵略行动，以焦土 [212] 政策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战争思想，并宣布「以空间换时间，积 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方针，来抵抗日阀「大东亚新秩序」的侵略战争 。最後乃以平汉与粤汉路以西交通困难的广大地区为根据地，转守为 攻，而与敌人决战。
　　我们这一战役的决定，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决定兵术」 的原则。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 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後，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 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 「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 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 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 反动的叛乱，但最後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
　　四、国民革命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後反共斗争的挫折
　　抗战期间，国民革命的逆流——共产主义，在民族精神的压力与 我们政府严峻防范之下，他们企图转变民族战争为阶级战争，以及其 转化外战为内战的阴谋，都被我们逐一粉碎，而终归泡影。但是到了 抗战胜利之後，苏俄与中共反得以施逞其侵略计画，而我们反共战争 ，竟遭受悲惨的挫折。其原因究竟何在？我在本章中，要对我们反共 [213] 战争期间的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以及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分别加 以检讨。而在这里先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中国对日抗战所依恃的力量 ，是精神重於物质。这一民族精神力量乃使我对日抗战前後继续至十 四年之久，而屹立未撼。当抗日战争发动之初，我们政府早已预定这 一战争为长期战争，并且预计这一对日长期作战之後，苏俄必将乘我 国力凋敝之余，肆其外部侵略与内部颠覆之阴谋。因此我们确定「抗 战建国方针」，要在抗战中加强精神动员，进行建国工作，并预期抗 战胜利之後，建设三民主义富强康乐的现代国家。当然俄共及中共也 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长期战争之中，始终与日军的侵略战事， 互相呼应。一面对我国军乘虚蹈隙，内外夹击；一面更在社会各阶层 乘机渗透，潜伏煽惑，运用其伪装欺诈之反宣传，无形中损害我政府 信誉，沮丧我国军士气，尤其是阻碍我政府一切的建设计画。到了抗 战结束之後，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卖国残民，全面武装叛乱的行 动，摧毁我国家一切建设事业，阻绝我政府一切复员工作，破坏经济 ，扰乱社会，特别针对人民久战厌倦的心理，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毒 素，最後卒致一般社会，是非颠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计後果 。於是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斲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 乎毁灭。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 之瓦解。此为中国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214] 　　现在我们要开始检讨反共斗争经历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推求这些 缺点和错误的根源。
（注一）民国纪元前六年十月七日，　国父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 　　　　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为「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 　　　　候，须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後来的社会革命。」
（注二）民国十年十二月，菲利滨分部党所落成，并开恳亲大会， 　　　　国父训词之一﹕「诸同志勉旃﹕作革命事业，必须彻底，如 　　　　半途中止，必养痈而贻患。」
（注三）实业计画结论。
（注四）民国十年，在捂州对国民党员讲「党员须宣传三民主义」。
（注五）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册，二九三页。
（注六）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演说。
（注七）本节所谓「国民战争」及「绝对战争」，参看本书第三编第 　　　　二章，第一节及第二节，第三一一页至三一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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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第二编　　第二章 第三节　　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
　　在前节中，我对过去革命战役的成败得失，已作大体的评判。我 在本节中，再针对着俄共的行动规律及其斗争方式，来对我们自己重 要的缺点和错误之所在，作一总检讨。现在先对我们反共组织与技术 上的缺点，加以分析﹕
[215] 　　　　（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
　　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是「不念旧恶」。我们 中国国民党又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民国十 三年容共与二十六年收共受降之後，我们对於中共是如此，民国二十 二年对俄复交之後，我们对苏俄亦是如此。我们对共匪始终是重伦理 、讲信义，相信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因而一向诚心诚意企图与共匪 同循民主的正轨，完成建国的事业。（注）那里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 ，他对於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只要是我们组织 不密，戒备未周的处所，就是他乘机构煽、伺隙施逞的机会。这也就 是我们以民族意识和民主观念做衡量共匪的尺度，使反共战争，遭受 挫折的重大因素。我们过去组织散漫而警觉不够的事项，分析如下﹕
　　一、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 ，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余地。民国十六年清党以後，我们随即对俄绝 交，自此以来，我国民政府始终未曾承认共匪的合法地位。这就是杜 绝他宣传煽动群众的一个根本方法。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 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 。我们在政治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 ，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尤其是民国十三年和三十五年之後，本党两 [216] 度陷於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於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 高，而使共匪在此反共策略矛盾之中，有其可乘之隙，乃是我们一个 重大的错误。
　　二、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三十年来 ，共匪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抗战而破坏北伐抗战 ，其所用的战术，对於一般群众就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 和「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其对於我们国民革命就是其所 谓「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和「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我 们对於他这种辩证法的质变战术，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 然认识的清楚，防范的周密。但是一般人士，甚至本党党员，还有参 加反共斗争为时甚久的份子，仍然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 人，随声附合，对於我们反共的组织和宣传，指为不民主；对於我们 反共的措施和法令，斥为不自由；反而对於共匪的「新民主主义」， 误认其为民主思想；对於他的「统一战线」，误认其为民主运动；对 於他的中立主义，误认其为自由主义；对於他的「联合政府」，误认 其为民主政治。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莫斯科征服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国 版。依照莫斯科的公式，共匪所谓「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 「中立主义」与「联合政府」，不过是他运用辩证法的否定律，来颠 覆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阶段中的组织形态与战斗口号。到了他夺取政 [217] 权之後，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再质变为「社会主义国 家」，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後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 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 ，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 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 点。
（注）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八零至八二页。
　　　　（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
　　由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成功，到二十四年围剿的胜利，匪党及匪军 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三十四年抗战胜利，我政府对於中共问题， 如抱定决心，以军事来解决，乃自有成功的把握。但是当匪党及匪军 已告失败，穷无所归的时期，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制造下列几个论点 ，向社会上及政府中普遍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 战斗性，所以无法突破这国际政治心理攻势，亦不能伸张民族正气和 国际正义，致令我们政府，受了国际上与社会上种种现实的牵制，虽 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兹举当时共匪宣传 的论点如下。
　　一、第一个论点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世 [218] 界民主政治卷入两道逆流而几於溃败。这两道逆流，就是苏俄的共产 主义与德义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亦同为民主 政治的敌人。但是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 指使各国共党，力求其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而 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其共同目标。於是世界各民主国家，在共党及 其同路人宣传煽动之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怖」，同时更造成一个 「假逻辑」，就是「反共就是法西斯」。在这一种气氛之中，我们虽 仍咬紧牙根，贯彻了「安内攘外」的政策；但在匪军溃败之後，我们 仍不能不对共党问题，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後来抗战结束了，而国 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政治宣传的攻势，环攻我国民政府为法西斯，其 目的仍然是牵制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 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这两个实例，说明了我们宣传的失败， 乃是我们对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
　　二、第二个论点是「共产党可能消灭，而共产主义不会消灭」。 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党认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是他的思想武器 。他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证明共产主义自原始社会已经 存在，更要证明现代社会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共党依据这个论 点，在他溃灭的时期，就发出「共产党可能消灭，而共产主义不会消 灭」的「理论」。
[219] 　　当然，在马克斯列宁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均产和共产的思 想，但是我们必须分辨，那种思想是基於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理想。 而今日马克斯的共产主义与此完全不同，可说他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 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并且是国际共产党制造仇恨和制造 斗争的行动方针。而自俄国苏维埃政府实行其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主 义之後，这种共产主义又是什麽？他是残忍残酷的暴君极权主义，他 是大斯拉夫主义诈骗人类，征服世界的魔术圈套。这种共产主义是与 马克斯列宁以前的均产和共产思想完全相反的，而且他并不是单纯的 社会思想，而为苏俄帝国集团侵略政治的一种武器。因此，只要苏俄 共产帝国主义集团存在一天，人类社会就不应该容许这冒用社会主义 的名义来实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类的共产主义存在。
　　但在我们二十四年剿匪成功，以及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 们的宣传亦不能打破这共产党可灭而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 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 中共的信心。这是我们反共宣传失败的第二个缺点。
　　三、他第三个论点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 决」。这是我们抗战结束之後，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其全力向国际 社会普遍散布的一个论点。照他们的说法，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 [220] 不能解决共党。并且国民政府如用军事方法解决共军，必使国家财政 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而共产主义及共党组织必将更为发展，最後的 失败者仍然是国民政府的本身。所以，国内外一般人士都误信这「剿 共即是造共」的口号，来反对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而我们的宣传 ，又不能突破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这个政治心理攻势，於是我政府 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共党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了。
　　其实，莫斯科所规定而为共匪所坚持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是革命的武装，打击武装的反革命」。这就是说，共匪对国民政府 的斗争，必须以武力对抗武力。共匪自己知道，只要他解除了武装， 他就丧失其存在的根据。因此，我们为了解决中共及其匪军，固然必 须统合军事与政治的力量，击败他的武装部队，同时毁灭他的政治组 织。但是如果我们只用政治方法而不用军事方法，那就只有听任他以 武装叛乱来助长他的政治攻势，并以其政治攻势来准备其暴力决战了 。
　　抗战结束之後，这一「共党问题只可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所能解决 」的论点，不仅使一般社会和国际人士误信我政府只有这政治解决的 一条出路，并且竟使我政府内部对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乃 不得不与共匪进行政治协商与和平谈判，於是就造成了不战不和，边 [221] 打边谈之局，而最後结果只有让他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乃使 大陆各省沦入苏俄帝国主义的铁幕。（注）所以我们对国际反共的宣 传没有力量，就是我们反共宣传失败的第三个缺点。
（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九三至一九四页。

　　　　（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
　　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对於他斗争的目标，不是控制就是 毁灭；对於他接触的群众，不是压迫就是利用。所有统一战线、中立 主义、和平谈判、政治协商乃至白纸黑字的条款与协定，都是他一时 的斗争方式，而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他最後决战。用我 国的习语来说﹕共党的性格完全是「阴性」的。他们的行动是阴狠的 ，他的一切手段，都是阴险的。你如不消灭他，则他终必要消灭你的 。但是我们解决匪党和匪军问题的时候，常为内政外交乃至心理的条 件所限制，使我们意志不能集中，手段亦不够彻底，所以要招致这样 失败的结果。现在分别说明如下﹕
　　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
　　克劳塞维茨所谓「无限战争」的观念，（注一）发展为莫斯科及 其国际共产党的总体战。俄共与其第五纵队之中共对我们中国的侵略 战，在本质上就是无限战争的总体战。
[222] 　　我们在反共斗争中，常受国内国外现实环境的牵制，和民族精神 及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只能作有限战争。只有民国二十三年第五次围 剿，是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的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才能获 得全面的胜利。（注二）到了民国三十六年，国内政治与社会都受到 共匪的组织渗透，致使失败主义弥漫全国，民族精神几乎消失殆尽， 以致动员遭遇阻碍，教育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不能稳定，尤其 是通货膨胀，金融混乱，再加以国际宣传攻势的包围，国际阴谋的压 力，士气人心完全动摇，社会基础全部瓦解，只有军队单独对匪作战 ，而其战斗意志亦受到民族失败主义的影响。（注三）这种有限战争 ，决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其必归失败的。
　　二、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的兽性与暴行。
　　我们中国是亚洲一个大国，有其悠久的历史，高尚的文化，和民 族固有的爱好和平崇尚信义的德性。我　国父倡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 ，承接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适应当代的世界潮流，从君主专制之下 为人民争自由，从帝国主义侵略与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为国家求平 等。经半世纪的艰苦奋斗，乃使三民主义在国民中间，有坚定的信仰 ；国民革命，在社会中间，得到普遍的拥护。因此，　国父对於革命 建国的成功，始终怀抱着坚强的信心。我个人亦复如此。 [223]
　　民国十二年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早已指出其共产主义不能实 行於中国。（注四）　国父於容共之後，虽亲见当时中共领袖陈独秀 及其跨党份子小丑跳梁的恶劣行为，仍然自信他们中共不能对中国有 什麽危害，更不信俄共能赤化中国。我个人游俄回国之後，虽抱定反 共的决心，亦由於同样的自信太过，竟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 ，和根本的解决。
　　所以自民国十六年清党至民国二十三年围剿成功，我们的政策始 终是剿抚兼施。只要在军事上击溃其主力，在政治上破坏其组织，我 们常用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去感化他们，希望他们转变过来，为救国 建国来效力。因而我们对其残余部队，不作最後的追剿，而对共党且 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注五）
　　民国二十五年以後，匪军盘踞延安，其实力不过五千人。当时我 们在日本侵华战事迫於眉睫之际，乃放松他一着，与他进行政治的谈 判。此後抗战期间，我们一方面坚持对「特区」的警戒与隔离，尤其 防制他向西北打通其国际路线。（注六）然而另一方面又与他进行了 五次商谈，总以为抗战进行之中，无论共党如何背信食言，阴谋煽乱 ，而在此民族精神、国家意识与社会公论之下，始终有就范之可能。 （注七）到了抗战胜利之後，国家需要建设，人民渴望复员，而不平 [224] 等条约已告撤销，国家独立自由已告成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观念的 一个中国人，必然是效忠国家，不敢再存这样丧心病狂的出卖民族的 企图。所以我们政府决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接受盟国的调处，而 与共党进行和平商谈。（注八）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 们对於「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阶级性和国际性 的兽性与暴行，因而对待他都是以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於 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然， 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
　　三、我们对共党放范较严，而对其外卫组织及同路人过於轻忽。
　　共产党虽具备一个党的形式，而在其本质上不是一个普通政党。 他的党之核心乃是一个阴谋暴动的组织。他的党之周围，乃有多数外 围与群众组织。他从群众组织中训练干部、吸收党员，更以其干部和 党员组织群众，来制造其武装暴动。所以无论他怎样高唱「和平共存 」的口号，宣传其「和平合作」的政策，而实际上，他不仅随时准备 武装暴动，并且随时可作武装叛乱。
　　共党的外卫团体和外卫份子，有各种组织方式，亦有其各种的用 途。最显着的就是共党没有合法地位而无法公开活动的时候，他指使 左派份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来活动。即令共党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开 [225] 活动时，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对他敌人的後方或侧面，迂回 袭击。所谓中立主义的活动，也不过是这种外卫团体的各个份子，在 其自由和民主的伪装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敌友不分的政客们， 替他共党间接作战而已。
　　今日我们检讨过去反共斗争的一个错误，就是防制共党不能如防 制共军那样严峻，而对待其外卫左派份子和中立份子，又不能如防制 共党一样的重视。所以我们能够屡次击败匪军，而未能消灭共党的组 织；我们能破坏有形的共党，而未能制止无形的共党外卫的活动。实 际上，只要是左派份子和中立团体能够活动，则共党组织就有其潜伏 和发展的基础。只要是其外卫组织能够发展，则其武装暴动就有其制 造和扩充的根源。所以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 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然犹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这就是我们 只防制有形的共党组织，而忽视无形的共党活动的一个重大错误。
◎　自由人注 ◎　为什麽民国二十年前後，乳共／毛共趋於败亡，「而他仍然犹能 ◎　借尸还魂，贻害国家」？ ◎　此处如果只注意到政府与毛共的争执与战斗，这是不完全的！ ◎　蒋中正总统在多处指出「苏俄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 ◎　　　　　　　　　　及「俄共的侵华工具中共党徒」，所以 ◎　重点是必须要把眼光放到欧共的因素上！ ◎　这就是中国在与欧共拔河，中国政府对毛共「剿抚兼施」及「我 ◎　们常用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去感化他们，希望他们转变过来」。 ◎　如果没有欧共，中国政府必定以和平、理性的政策解决地主与佃 ◎　农之间的纠纷，土地转让自战国以来是买卖关系，一个家族总是 ◎　兴三代、衰三代，地主与佃农随时可能易位。 ◎　马克思提出阶级斗争论之後，这种暴力手段的病态论点，本来就 ◎　是不值得一顾的邪说，然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邪说是一个把敌对 ◎　国家内部搅翻天的「大好材料」，於是欧共把「阶级斗争」装扮 ◎　成一个「理论」，交给毛共来搅乱中国社会，削弱中国国力。最 ◎　後的事实是欧共把「存这样丧心病狂的出卖民族的」毛共拔过去 ◎　了，致使大陆陷入毛共动荡风暴的三十年，「丧心病狂的」的毛 ◎　酋扬言黑暗的文化大丧命运动「隔几年还要再来一次」。 ◎　因为欧共赢了拔河赛，可以推知民国二十年前後，共产国际在我 ◎　们的社会里全力倾销他的「阶级斗争」、「世界革命」和「反共 ◎　就是法西斯」等诡论，他的谎话说一百遍、一千遍，於是渐渐影 ◎　响国人的心理，导致「而他仍然犹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 ◎　扶植毛共取代中国政府是欧共的预定政策，在欧共侵略战争和日 ◎　本侵略战争两重压力之下，最後中国政府不得不黯然离开大陆。 ◎　８７１０１７１６３２
　　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
　　中国百年来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致一般国民丧失了民族的 自尊和自信。所以我们国民革命救亡图存的运动，首先的一个根本工 作就是心理建设。九一八以後，我们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实质上就是 要从国民的生活上，推行这心理建设的工作。到了抗战期间，我们更 [226] 实施精神动员，使一般国民在抗战中激发起来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 总动员的中心力量，促进各种动员工作，争取抗战的胜利。到了抗战 胜利以後，不平等条约早已撤废，国家得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正是我 们革命建设的良机。但在此时，我们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尚在萌芽 长成之初，乃一方面内受共党及其外卫份子散布其民族失败主义的毒 素，而另一方面又外受苏俄共党帝国及其国际同路人对我政府以及我 国家的信誉，加以诬毁。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销 ，而归於失败。卒使一般国民的反共意志，趋於瓦解，而我政府剿共 戡乱的政策，也就再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 失败了。
（注一）本编第三章，第一节，第二五三页至二五六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五节，第六五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九一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一七至一九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二节，第八三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一零零至一零二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八零至八三页。
[227]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四节，第一三三至一三七页； 　　　　　　　　　　　　第十四节，第一五八至一五九页；

　　　　（丁）外交陷於孤立与经济陷於崩溃——通货恶性膨胀
　　苏俄是一个铁幕国家，且拥有国际共党统一的组织，渗透世界各 国，执行其采取情报，煽动群众，操纵舆论，制造恐怖，转移其所在 国家的政策之任务。反之，我们中国是一个自由公开的社会，和民主 初创的国家。我们对苏俄的外交，固然是站在极端劣势不利的地位； 就是我们为了中共问题，要积极的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援助，或消极的 解除国际的障碍和压力，也不易收到预期的效果，乃竟遭致国际重重 包围，陷於孤立，而卒归惨败。其中最显着的事例﹕
　　一、我们中国处处以诚信对俄共的欺诈，因而每次对苏俄的交涉 ，终至陷於被动的应付。
　　三十年来，中国与苏俄签订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注一）、 互不侵犯协定（注二）和友好同盟条约（注三）。我们政府对於每一 条约每一条款，都自动遵守，并引为交涉的根据，而莫斯科却是随手 签订，亦即随手撕毁。最显明的实例就是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期，我们 中国政府依据中俄条约及其附件的规定，接收东北的主权，而苏俄处 [228] 处背信违约，事事阻挠破坏，使我东北成为其苏俄装备中共匪军，策 动其全面叛乱之基地。（注四）我政府对於东北问题，受了中俄条约 的拘束，和军事调处的限制，而在外交上乃完全陷於被动的地位。这 是我们以诚信对俄共的诈欺所招致的失败。
　　二、我们中国与各友邦是以个别的立场和分歧的意见，对苏俄集 团整个的阴谋计画。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对战後世界的全盘计画已经确立，（注五） 而以我们中国为其侵略的第一目标。大战初告结束的时期，如果自由 各国的政策能够协调，对共的认识能够一致，我政府必能控制国家的 全局，制止共党的发展，保持国家的安全而有助於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莫斯科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集中国际共党的全力，先在美国的 舆论和外交上击败我们政府，而後在中国战场上击败我们国军。史达 林为了离间中美的合作，一方面对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战术，企图促成 中国的中立化（注六）；另一方面又在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处过程中 ，他以中立战术促成美国对华政策之中立化。（注七）其结果，美国 政府撤回其驻华军队，并停止其援华贷款与军火接济。而其美共同路 人，抨击我国民政府，尤其对我个人的诽谤，几乎用尽字典上所有恶 劣的名词。莫斯科这一着对美的中立战术的展开，乃使我们国家和政 府，於敌人当面的压力之外，又受到国际上侧面的胁制，而完全陷入 [229] 孤立的地位。这是我们自由世界以个别纷歧的意见，和孤立的地位， 对苏俄整个的阴谋计画，所招致的失败。
　　三、通货恶性膨胀的结果，经济陷於崩溃。
　　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我政府与人民对於战後建设，一致怀抱着热 烈的期望。到了抗战结束之後，正是军队复员，各安生业，国家建设 ，急待进行。惟在这长期战争之後，通货膨胀的压力，已是日见严重 ，故一般国民对於和平复员与经济建设，期待更切，如果当时复员建 设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那这一通货膨胀的威胁问题自不难於解决。 所以共匪对我政府的经济政策，乃力图破坏，无所不至。於是政府对 共匪的斗争，不只是军事作战和政治作战并且是经济作战。
　　当时我政府对共匪的经济作战，不只是在内政上努力，并且要在 外交上斗争。就内政上说，我政府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而其主要原 因是军费浩大。政府为了裁减军费，必须缩编军队，但是共匪亦看破 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更要破坏马歇尔特使努力促成的「整编和统编 方案」，一方面又破坏美国的军事调处，致使我政府整编军队和复员 计画不能完成，同时，政府为了要恢复国家治安，乃不能不动员戡乱 。就外交上说，我政府的战後建设方针，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之下， 需要国际资本和技术合作，来开发我国的资源，发展我们的经济，和 [230] 建设我们的工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反之，莫斯科的侵华计画 ，却是要孤立我政府，破坏我们的国民经济以及自由生活方式，尤其 要破坏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而遂其颠覆我政府以独占中国的阴谋。 他这一经济作战，不只是对中国，并且是对美国；他一方面指使中共 来破坏我全国的交通，毁损我们的各地工矿，阻挠我们的一切建设事 业；同时更动员其美共和同路人，在美国的舆论和外交上，破坏其政 府对中国的贷款，及其人民对中国的投资。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 是三十五年三四月间，正在和平协商及军事调处进行之中，而美国对 我国之五亿信用贷款，已经商定而突告停止。这在美方的用意，是要 施用其压力，使我政府接受调处，获致和平；他以为这样，更有利於 建设的进行。但在中共看来，这五亿美国借款如果成功，对他的叛乱 暴行和颠覆阴谋，无异予以致命的打击，所以他非彻底破坏不可。而 我们一般国民，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治乱和经济荣枯，全在於复员工 作与和平建设计画之实行，而其能否实行，乃取决於友邦美国政策， 对於中共所蓄意破坏我们国家建设的阴谋，能否予以阻止。换言之， 就是这次贷款，是否能如约实践，表示其援助政府恢复全国秩序，促 进和平建设的决心和诚意，惟有如此方能遏制中共明目张胆的叛乱， 和阻止其颠覆国家的阴谋。亦可以说，这不仅是我政府对中共经济作 战成败所系，而且是整个中国安危存亡的关键。 [231]
　　不幸当时一经中共表示反对，而美国立即将这已经商定的贷款， 无限期停止。这一举动，就是我们中美的经济合作基础，竟为共产国 际的阴谋所彻底破坏。其对我国的国民经济所发生物质的影响还小， 而其对我国的国民心理所发生的精神影响之大，乃是无法估量的。就 是这样，一般国民对於国家建设的前途，丧失了信心的情势之下，我 政府的财政经济措施，不仅不能发生其预期的实效，而且其间对经济 的设计和行动，亦就不断的发生波折，并犯了各种错误。在战後第一 任行政院，自三十四年九月至三十六年二月，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和金 融的动荡，动用了整顿币制的基金，从此政府对於财政，就不能建立 一个具体有限的政策，对於金融亦无法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计画。於 是第二任行政院，在三十六年三月，发行美金债卷，不久以後，又宣 告停止。到了第三任行政院，於三十七年八月，乃采取了金圆卷改革 币制的计画，以致币信每况愈下。於是共匪乘机大肆其反动宣传，煽 惑人心，动摇社会，尤其对於各大都市的金融与经济，施展其有形和 无形的各种破坏手段，最後影响了全国金融的紊乱，物价的波动，乃 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於是军公人员的生活更见 艰苦，而军政风纪亦就不能保持其抗战时期的水准。我们反共斗争之 [232] 所以招致失败，这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这一失败，无论是主观的错 误，或客观的情势所造成，都值得我们重加检讨和警惕的。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第一四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九节，第七一至七二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第一四四至一四五页； 　　　　　　　　　　　　第十八节，第一六六至一七一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一六至一一八页； 　　　　　　　　　　　　　第三十四节，第一二七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一节，第一五二至一五三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七节，第一六四至一六六页。

——　　——　　——　　——分节——　　——　　——　　——

2-2-4. 第二编　　第二章 第四节　　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以上四点乃是我们反共组织与行政技术上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 ，都还是可以设法补救的。即令其不能完全补救，只要反共的意志和 决心能够坚定，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那我们虽是以拙制巧，相信仍 能争取最後的胜利。现在我再对过去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加以 检讨。
　　我们反共斗争的政策上，最大的错误在那里呢？一般以为我们第 [233] 一个错误，是我们接受雅尔达的条件，而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 因为雅尔达密约是损害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来作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 的条件。我中国接受了这些条件而与苏俄订约（注一），徒然给予苏 俄对我东北的侵略行为以条约的根据，构成了中共祸国殃民的张本。 但是我们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是承认雅尔达密约而受其拘 束。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达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谘商我政 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 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在日俄两 面侵略之下，为国家独立自由与国际和平安全而奋斗。至此日本侵略 主义者已告投降，我们为了结束东方的险恶局势，而要保全国家生存 ，不能不谋取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而望与苏俄和平相 处的途径。这是当时我们订立这个条约的决心。我们亦预想到苏俄是 没有信义的国家，如果他对这个条约破坏的时候，怎麽办？那就是我 当时在中央常会里所说的﹕「即令苏俄此後对我们中国继续其侵略政 策，则这个条约亦可以作为国际上衡量苏俄侵华行为的尺度，和我们 中国对俄交涉的根据。」所以这一着并不能遽然断定我们的政策为有 重大的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 当然，中共接受美国调停，只是利用其一纸停战协定，来运用其中立 战术的阴谋，阻止我们政府的动员，束缚我们的军事行动，以致坐待 [234] 他匪军的袭击。（注二）我政府为什麽要接受美国调停，签订停战协 定，来作茧自缚呢？但是我们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如不签订中 俄条约，并接受美国调停，将使我们更陷於孤立，政府此时虽有力量 解决中共问题，却没有力量单独对抗苏俄共产帝国主义，而阻止其侵 入东北，策应中共。我政府反省自己要度德量力，为了和平要仁至义 尽，对待朋友要开诚布公；只要我们尽其在我，而在道义上无所愧怍 ，即不能认为我们在政策上有重大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三个错误，是我们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政。因 为剿共作战，必须全国国民意志集中，而行宪时期，各省县市各职业 各民族及各宗教的中坚人士，由於选举上的竞争，而分化乃至对立， 不仅影响各政党间的主张纷歧，矛盾百出，并且使我们本党的组织和 纪律亦呈分裂瓦解的现象。共匪及其同路人更乘这个机会，在「民主 」与「自由」的掩护之下，加紧其渗透、分化，散布失败主义，因此 遂使剿共战事归於失败。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中国为民主 国家，而在抗战之初，我们预定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宪政开始之时。 所以对日抗战军事一经结束，我政府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实行宪政。在当时，倘如我们真是为了行宪而招致失败，那麽我们 对於这种失败，是决无遗憾亦不後悔的。到今天，事势的演进，更说 [235] 明了我们民主宪政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我们确信只有民主政治和法 治主义，才是我们击败共产极权暴政的根本力量，也只有这部民主宪 法，与苏俄帝国铁幕统制相对照，才能暴露共匪对人民施行恐怖和残 杀的罪行，而注定其最後必归失败的命运。故在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 政，对於剿共军事虽有若干不利的影响，但亦并非是我们什麽重大错 误。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以上三点是剿共失败的重大因素，那麽我们 在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又在那里呢？我以为下列四点乃是我们政策和 战略上的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七三至一七五页； 　　　　　　　　　　　　　第二十六节，第一九一页。

　　　　（甲）对俄复交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後，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的北进， 就希望中国对他复交。我政府对此极为慎重，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才 宣布中俄复交。（注一）此後的事实，可以证明下列四点﹕
　　（一）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这五年中间，中俄关系没有任何进 展，而苏俄反而力谋其与日本接近，最显明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 予伪满洲国，侵犯我中华民国在东北的主权。（注二） [236]
　　（二）到了二十六年以後，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注 三）并订立了易货协定。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 件至为苛刻，而他对我国输入的武器都没有预备零件，且不能适时应 用，并於民国三十年即完全停止了。
　　（三）三十年四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注四）鼓励日 本的侵略，同时违反「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中俄互不侵犯协定」 ，事实上中俄「和平共存」已经丧失其根据。
　　（四）中俄复交之後，苏俄派驻中国的使馆和领事馆，以及其贸 易机构，就是他部署其间谍组织，和指挥中共匪徒，颠覆我国家的机 关。西北的国际交通路线，为莫斯科与延安的交通所利用。上海的苏 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 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苏俄驻迪化的领事馆更是制造新疆一切事 变和纠纷的指挥台。（注五）
　　由此可见我们对俄复交，对於我们抗战，不独无益，而且有害， 至少也是得不偿失。而抗战前後十四年的经历，可以说明当时一般人 以为「只有联俄才能抗日」的见解，完全是一种幻觉，也说明了我政 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八节，第六八至七一页。
[237]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八节，第六八至七一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九节，第七一至七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八节，第九六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

　　　　（乙）收编共军
　　民国二十一年，我政府既已对俄复交，到了二十三年剿匪胜利之 後，亦即着手於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注一）尤其是二十六年芦沟 桥事变之後，更进而收编共军。（注二）这一政策固然是我们受了日 本军阀侵华战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也是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 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 予以接受。这一政策竟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战的时期，反 得袭击我抗日部队，扩张其武装暴力，到了我们抗战最艰苦的阶段， 他更传播失败主义，企图与日军夹击我後方，而颠覆我政府。（注三 ）
　　这一事实，说明了我们收编共军，并容许共党与其他政党以同等 地位来参加抗战，对於我们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由此更可证明， 九一八以後，一般人所谓「抗日不反共」的论调，完全是中了共匪及 其外卫「人民阵线」虚伪宣传的流毒。而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 [238] 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节，第七二至七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二节，第八三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


　　　　（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
　　二十一年，我们对俄复交，可以说是引致苏俄进入太平洋的导火 线。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显然违约背信， 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收东北的计画，最後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 并继续进行接收，（注）更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东北土地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人民是我中华民国的国民，资源 是我们国家建设所不可缺乏的条件。我们收复东北的主权这一立场是 不可动摇的。但是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 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 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棌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 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 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 政府在关内有充分的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 [239] 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 进太平洋的野心计画。
　　然而我们决策之後，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 ，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 陷於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後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 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第一四四至一四六页。

◎　８７０９０８１０３２自由人注始 ◎　阅读至此时，自由人要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 ◎　调遣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赴东北接收国家主权是绝对正确！ ◎　反之，如果当时国军真的坚守榆关，并向联合国提出公断要求， ◎　如意算盘是联合国断定东北隶属中国，但是国际政治不是我们所 ◎　能左右的，如果国际间有人唱出「榆关为界，重立伪满」，那不 ◎　是全盘尽墨？所以接收东北主权是绝对正确！ ◎　因此致使华北军力减弱，导致强权鲸吞大陆，只能说是中国之命 ◎　运如斯也！ ◎　啊——！！ ◎　８７０９０８１０５５自由人注止

　　　　（丁）对停战协定的方针
　　三十五年一月，停战协定签订了，而政治协商会议也开会了。这 中间，中美双方坚持一个正确的方针，就是东北问题不列入政治协商 的范围，而「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 调动，不受停战协定的影响」。（注一）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一、我政府派兵到东北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东北领土的主权，而莫 斯科也承认东北没有共军，因此不应受停战协定的影响。
　　二、我政府为了接收东北主权而对苏俄交涉，乃是根据中俄条约 及其附件。这是国际外交问题而不是国内政治问题，因此不应列入政 治协商的范围。
　　但是，苏俄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与其外卫之民主同盟，要把东 [240] 北接收主权问题转变为国共问题，而进行军事调处，而且主张其由「 美苏调停」；同时要把东北的国际问题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而进行 政治协商，而且迫使我政府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非法行动和非法的事实 。所以中共为了苏俄对东北问题的阴谋策略，乃在热察冀鲁各地以及 苏北，发动其全面攻击，（注二）致令三人小组不得不继续与其商谈 东北的军事调处方案。然而我政府始终拒绝政治协商会议或其综合小 组讨论这个东北问题。
　　所以当时中共对政府的争执，实际的焦点乃是东北问题。政府认 为接收东北，已非中俄两国双方所能解决，更不能作为国内政治问题 ，而中共硬要将其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中共利用关内的武装叛乱来 迫使政府对东北问题的让步，而政府也只有决心阻止他这一企图的实 现。当时政府如其对外关系不太过顾虑，以致处处陷於被动，而能积 极的集中力量，执行三十五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对於共军违背协定的 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 可以获得最後胜利的。至於东北主权接收问题，我政府本已决心如前 节所述，提交联合国解决，而不使其与关内的军事问题，互相牵制。 不幸我们的决心不够，而对於这一个最重大的东北问题，在当初的决 策，又因对外的国际关系而中途动摇，不能贯彻到底，遂使我们遭受 这种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241]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一五八至一五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一七三至一七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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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第二编　　第二章 第五节　　共匪在中国反共斗争中所以致胜最重要的一个魔术—— 　　　　　　　　　　　　　　　　　　反战运动与暴力决战
　　共党与我们三十年斗争中所施展的各种政治战术，我将在补编中 另行叙述。在此先述其政治作战中所使用的最後一着，就是他一面以 反战的口号阻止敌人的攻击，而一面准备其武装以展开他自己的攻势 ，实行准备决战。分别说明如左﹕
　　　　（甲）失败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施展
　　列宁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已提出「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 战争」的口号。他说﹕「政府军队的失败，可以削弱政府，并使反抗 统治阶级的内战较为容易。」（注一）一九一七年，他利用其军事失 败主义，乃击败了其临时政府，而建立他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零年 各国共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其第四条规定各国共党必须「 在其本国军队中，坚决而有系统的进行其宣传与煽动，并在其每一军 事机构中，组成共产党团」。於是施展失败主义，乃成为各国共党的 [242] 重要政治战术。中共在我们国内所施展的失败主义，最显明的事例如 下﹕
　　一、中共施展这失败主义来制造变乱，最早是民国十五年一月至 二月之间，季山嘉与中共宣传北伐必败的谬论，随即演成中山舰事变 。（注二）
　　二、民国三十三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粤汉 路，深入我西南的後方。中共此时一方面宣传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已经 失败，必将投降，而一方面集中兵力，企图乘机突破我国民革命军的 封锁，向西北打通他与苏俄的交通路线，并从我大後方与日军来夹击 国民政府。（注三）
　　三、抗战结束以後，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一面与我国民政 府进行和平商谈，同时对我国民革命军到处肆行袭击；而一面在我国 民革命军的後方，散布失败主义和制造厌战心理，使一般社会中间乃 至政府里面，流行一种论调，以为戡乱军事没有胜利的可能，只有和 谈才是一条出路。（注四）
　　民国十五年，我们制止了中山舰的变乱，誓师北伐，完成了国家 的统一。三十三至三十四年，我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奋战到底，卒能 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都没有被他失败主义的战术所击败。但是到了 [243] 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他施展民族失败主义的反战运动，竟瓦解了我 们的士气，颠覆了我们的政府，其影响所及，徐蚌战役以後，除了登 步岛之战与金门之战以外，几乎没有坚强的战斗，而大陆各省就相继 沦入了俄共的铁幕。
　　当时中共匪党及其外卫团体，最显明的就是民主同盟，在政治活 动与社会运动中，都保持着他的阵容，也就容易暴露其形迹。但是他 的这些外卫组织变相的渗透工作，更以其中立的姿态深入於政府内部 与民意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之中，甚至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宗教团 体，和秘密结社的哥老会之流，而且曾对共党斗争、对匪军作战的军 人，还有一些以奔走国共之间为其政治资本的政客，都被他渗透包围 ，而直接或间接的全为共匪所操纵利用。一般人以为落伍的军阀官僚 、投机的商人掮客，总不会是共党及其同路人吧！但是共党要想颠覆 国家、扰乱社会的时候，对於这些愈是腐化，愈是落後的废物，更是 无孔不入的来利用他们，为共匪明目张胆，奔走呼号，以其所谓反征 兵、反徵粮、反动员、反内战等口号，动摇社会的基础，瓦解士气和 民心。我们政府虽明知其为匪作伥，但在民主法治制度的拘束之中， 和共匪及其外卫之「自由」与「人权」的烟幕之下，只有听任一般宗 教团体、秘密社会、三教九流‧黑团体、流氓群、落伍政客、投机商 人，受其煽诱和操纵，而成为共匪反对政府的後备军。这亦就是如本 [244] 编第三章所引述的列宁所谓对其敌人的燃火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 令其为最古老的，最陈腐的、以及似乎没有希望的东西，都要搅他起 来」，供他利用，以达到他作战的目的。就是这样，他利用一切中立 主义和失败主义，使其很迅速很广泛的传播社会里，散布於政府和军 队之中，来挑拨离间，造谣生事，也就是这样在社会与政府中间发生 了矛盾和离心的作用。於是我国民政府正在必须动员的时候，无法实 施动员；而我国军正在最後决战的关头，亦不能集中力量与共匪作最 後的决战，而遭受这样悲惨的挫败。
　　　　（乙）暴力决战的准备
　　无论是苏俄对自由世界，乃至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对其政府，不 仅准备暴力，并且准备着随时使用暴力。所以苏俄集体的内部，固然 是经常在动员状态之中，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也是经常在动员 状态之中的。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说﹕「直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最後胜败决定以前，恐怖战争的状态必将继续下去。」（注五）就是 这个意思。
◎　８７１０１７２０００ ◎　自由人注 ◎　是什麽力量促使共产党「准备着随时使用暴力」？ ◎　是马克思的歪点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苦大仇深」 ◎　。全世界的民主政府都在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唯独毛共 ◎　鼓励以穷为荣、以粗为荣，打击（五十年前）「一部分先富起来 ◎　的人」，歧视（二十年以前）有知识的人。 ◎　民国三十八年以前毛共流窜时期，中共内部有「右顷机会主义」 ◎　、「左倾冒险主义」等人，可是没有资本主义者。 ◎　三十八年毛共夺取政权之後，已经是「所向无敌」，应该好好建 ◎　设他的无产阶级政权，奈何在这「高枕无忧」的年代，共产党内 ◎　部反而冒出了大大小小数不完、抓不尽的「走资派」？！ ◎　是吗？掌权的人就会变为「走资派」吗？这不是正好说明马列毛 ◎　的「理论」毫无价值吗？ ◎　●　所谓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没有企图消灭人性， ◎　●　认知人有私心、有爱心这种天赋的本能， ◎　●　而容许及适度节制人性的自然流露。 ◎　不止是资本主义，除了反人性的共产主义之外，三民主义及所有 ◎　其他的主义都容许人性的自然流露，警惕节制私心，鼓励发扬爱 ◎　心。五十年前，中央政府要照顾全国所有的百姓，而提早执行了 ◎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本此，毛共把中央政府侮蔑为 ◎　「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 ◎　今日不抓走资派的中共、 ◎　今日执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中共， ◎　应该要为五十年前「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恢复名誉」！ ◎　对於「准备着随时使用暴力」的毛共表示遗憾就可以了！ ◎　安定团结第一嘛！ ◎　８７１０１７２０３５
　　但是我们中国与共匪相持三十年的经历，指出了一个事实，共匪 真是使用暴力来作战的时候，他胜败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 们的手上，而并不是完全取决於他的。唯有我们在共匪的战争威胁之 下，自陷於动摇与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谈，而以为从此可以获致和 [245] 平，这才是百分之百的失败。这个事例，在我国最明显的确证就是﹕
　　一、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共党发展至八个游击区，蔓延至七 个以上的省区，拥有武装部队号称五十万人。而我们国民政府对他五 次围剿的结果，最後终能得到全面的胜利。（注六）
　　二、到了民国三十四年，抗战军事初告结束，当时匪军非法盘据 的地区不过七十县，即在受降时期，他一时发展，也不过二百县。如 果共匪以暴力对我国民革命军作战，他的结果必定是与民国二十三年 时在赣南一样的命运，被我国军消灭，毫无疑问的。因此可知其共匪 对我们国家的颠覆工作，最後虽施用其武装暴力来决战，但是他制胜 的因素，并不是在於军事，乃是共党最後决战的规律，就是他对於「 从量变到质变」和「从渐变到突变」的辩证法之运用。他在全面叛乱 期间，其军事上所发生的效用最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其国际宣 传与情报活动的力量之大，实在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余百分之 三十，就是他在我们国内所运用的统一战线与中立战术，以及散布失 败主义的宣传。而他全面叛乱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的发展，使国民政 府失却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运用其接触、渗透、宣传、情报 、组织等诈术，复以其假和平的「反内战」口号为掩护，而来准备其 [246] 最後的武装暴力。故其真正的军事武力战争，不过为其决战阶段最後 使用的武器之一种而已。（注七）

（注一）列宁全集第八册一四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三九至四二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七节，第一九一至一九二页。
（注五）列宁「新经济政策」，选集第九册二四二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第六二至六四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有关和谈与调处各章； 　　　　　　第一三九页、第一四九至一五零页、第一六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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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第二章　　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成败得失的检讨 第六节　　我们在反共斗争挫败中，建立了反攻复国最後胜利的基础
　　以上各点是我们过去反共斗争中，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政策和 战略上的错误，以及共匪所以致胜的魔术，我们今日重加反省，乃是 为今後反共抗俄战争，提供革命的教训。然而我们在此可以指出的， 就是在我们与俄共相处的时期，我们政府和我自己尽管在反共抗俄战 争中，曾经有各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在反共斗争的基本政策上， [247] 乃是有其坚定的立场和强固的决心。所以我们在这三十年之中，关於 立国的几个原则，始终一贯的没有动摇，亦没有受到他俄共的损伤， 而且已在这长期间迂回曲折的过程中，建立了最後反共复国，克敌制 胜的基础。
　　第一、在俄共对我们三度「和平共存」的过程中，俄共的侵华工 具中共党徒，自知其共产主义不适合於中国国家的需要与国民的要求 ，其先後一贯的阴谋，是假借我们国民革命的名义，来发展其阶级斗 争，篡窃我中国六十年来革命历史所建立的中国国民党的名义，隐蔽 其苏俄傀儡政权，企图其把我们的三民主义，脱胎换骨，来实行其共 产主义，对我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偷天换日，来建立其所谓「无产阶 级专政」的苏维埃组织，最後乃转变我们独立自由的国家为苏俄帝国 的附佣。但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始终坚持三民主义救国建国的最高指导 方针，保卫了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严守国民革命为中国 求独立争自由的立场，虽屡次为国际共产党所不断的围攻和袭击，并 被中共匪徒长期间的渗透和倾陷，而终竟突破其重重阴谋，不为其任 何政治攻势与和平诈术所动摇，且使他不能不提出其所谓「人民民主 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名义，来证明他自己是苏俄共产帝国附佣 之一员，以暴露其出卖中华民国的汉奸伪组织的滔天罪恶。
[248] 　　第二、我们与俄共「和平共存」，虽在最後阶段中，招致了大陆 上悲惨的挫折，但是我政府始终拒绝苏俄的调停，决计不在其所谓调 停之下，而与其侵略工具的中共签一个字。而且再三拒绝其组织联合 政府的要求，亦决不在其各种威迫利诱之下，来换取一时的苟安。如 此坚持到底，以维护我国家的人格，与民族的尊严。因此我们保持了 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继续为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来奋斗。
　　第三、　国父手订建国大纲，确定三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骤。 其民权主义建设的程序，就是革命战事结束，统一告成之後，首先普 遍推行全国地方自治，然後由各县市各地区选民所选出的代表，举行 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因此，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後， 我们国民政府即依此一程序进行政治建设。後来国民大会虽因抗日战 争发生而暂告延期，而政府当时仍对全国人民宣布其预定抗日胜利之 日，就是宪政实施之时的约言。但在抗战结束之後，中共及其外卫之 民主同盟，全力阻挠国民大会的举行，惟恐民主宪政的实施，其目的 即在组织联合政府，并在其共党操纵之下，转变为「民主专政」的「 人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仍然依照建国大纲中所确定的建国方针， 坚决执行，自然不顾共党反对国民大会的阴谋，亦不受共党武装叛乱 的威胁，而毅然决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普选，成立民选 [249] 政府，以贯彻　国父实施民主宪政的国民革命之宗旨，至今我们中华 民国的民主宪政及其在台湾所实施的地方自治，恰与大陆上共匪所谓 「民主专政」的极权暴政，成为鲜明的对照，而我们反共抗暴必胜， 和复国建国必成的基础，也就在这里奠定了。
　　第四、我们在民国三十七年冬，剿匪戡乱战争逆转之时，遭受到 内外夹击，四面包围，完全陷於孤立无援的环境之中，乃决定宁可放 弃整个大陆，而不能不保持台湾一片乾净土，以为反攻复国的最後根 据地的国策。至今七年，我们仍在自己国土之上，屹立不摇，集结海 内外爱国同胞，共同一致，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下，为太平洋的 集体安全与复国建国事业，始终不渝的来进行反共抗俄战争，使俄共 所预定的如期灭绝我中华民国，达成其统治大陆，独霸欧亚之野心， 为之彻底粉碎。
　　第五、我们在反共斗争中，以诚制伪，以拙制巧，虽曾遭受其重 大牺牲，但我们并不因之气馁，而且自信其真理必可克服邪恶，公义 自能战胜强权。因为我们与俄共三十年的经历中，凡是他们背约失信 ，甚至违反了盟约，毁弃了协定，而强占我国土，伤害我主权，扶植 其傀儡，颠覆我政府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始终是遵守条约，履行义务 ，不愿违反在协定中任何一个条款。就是到了最後我们在联合国控诉 苏俄违约的事证，以及声明废除中俄协定时，亦是依据法理，来采取 [250] 行动的。所以我们与俄共在三十年之中，一切行动程序，都是以法律 与道义为根据，无论任何处所，绝不给他可以指摘我们为不合法或违 约的行为，来作他侵略我们中国的口实。这是我们在法理与道义上的 精神力量，自信其最後必能制胜强权的侵略，乃是绝无疑义的。
　　第六、我们对俄共曾经三度和平共存，而始终不屑采取中立主义 。最显明的事实，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後，共党的外卫团体，以中立的 姿态，发起抗日联俄运动，企图迫使我政府跟随着莫斯科的路线来前 进。当时我政府决心排斥他这个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促成国 际的合作，为国家生存与世界和平来抗日作战。到了三十五年抗战结 束之初，我政府又拒绝史达林的建议，排斥其中立战术，保持国际正 义，维护国家独立与自由的立场。这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一贯的精神。
　　第七、我们始终认定中国的自由平等，乃是亚洲民族自由平等的 先驱，并且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关键。所以我们过去对日抗战与今日反 共抗俄，都是为了国家的自由平等，也都是为了亚洲和世界的正义与 和平。我们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不对任何其他国家转嫁其战争的 灾祸。我们本於中国「尽其在我」的古训，宁可首先当强权侵略之冲 [251] ，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奋斗到底。尽管苏俄及其国际第五纵队，对我 们盟友之间，极尽其狡狯阴险挑拨离间之能事，尽管国际舆论对我们 的不谅解，而客观的事实可以说明，我们无论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与国 际逆流之中，始终站在民主阵营的前哨，为反抗侵略强权，维护国际 正义的一个忠实的斗士。
　　这就是我们反共抗俄的立场和信心，足以保证民族独立与自由战 争的最後胜利。
　　至於当时内政上的财政、军事、经济、工商、教育、司法、社会 等各方面很多缺点，自然也是反共斗争失败的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 失败的主因。如果我们在反共组织和技术上没有重大缺点，在政策和 战略上没有什麽错误，尤其反共斗争的民族精神，如果不致动摇，那 我们这些行政上的缺点，还是随时可以改正补充，根本上并没有不能 解决的问题。而且长期战争之後，政治社会上发生各种缺点，不仅是 我国如此，即在其他任何国家，亦恐不能避免。所以我们认为当时行 政上的缺点，并不是反共斗争上的致命伤。但是我们今日在各种行政 技术上应该改进的事项，在我们的组织与宣传上应该研究和发展的问 题，以及在我们思想与精神上尤其是心理上应该改造的处所，实在还 是太多了。特别是对匪的认识与警觉上，应该更加深入和更加提高； 而对於国民革命的时代精神，就是三民主义的建国精神，更应加以恢 [252] 复重建，使之强固不拔。惟有如此，国民革命反共抗俄的战争，方能 恢复战力，再造河山，消灭国际共产主义，而获得彻底的成功。

蒋中正 2013-08-16 15: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