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２年，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按照苏联的模式全面改造，一场全国性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轰轰烈烈地展开来。已有七个学院的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番调整后，仅剩下一个工业大学。这个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无数辉煌并享誉国内外的综合性大学，宣告解散，作鸟兽散的浙江大学的教师、教授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重找位置、归宿。束星北也面临着选择。远在北京的王淦昌向老朋友伸出了手，他极力催促老朋友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任职。　　１９５０年４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同吴有训、钱三强、彭桓武、何泽慧（１９１４－）等共同筹划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１９５３年更名为物理研究所）。　　１９５１年，钱三强被任命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被任命为副所长。钱三强因兼任了所外的很多工作，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完全由王淦昌主持。　　１９５２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与近代物理研究所密切相关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将被列为中国科学院十一项重点工作的第一项。王淦昌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①这个时候，王淦昌非常希望束星北能够和他一起共谋大业，可是束星北以中国科学院人才济济无须他去添赘为由，谢绝了王淦昌邀请。有人称，束星北不去北京，主要是中国科学院有一些令他不舒服的人，在他眼里，那些人属于“政治学者”，所谓“政治学者”是指学术造诣不深却热衷政治并活跃于政界的人物。与此同时，山东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也向束星北发出了邀请。束星北选择了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良好的学风和科学自由民主的传统。还有着其它高等学校难以相比的优美的海洋环境和浓浓的殖民文化色彩。“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②“山大的环境可以说是中国惟一的，背山面海，实在是适于研究学问的地方”。③山东大学一直是学者教授们梦想所在。　　一个大学如同一个人一样，山东大学的“个性”充满了教育家杨振声、赵太侔等多任校长的风格。他们大都是学贯中西：既受过现代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薰陶，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儒学风范，因而山东大学早在３０年代起，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管理制度的建制和规模上，都臻于成熟完善。３０年代的山东大学除去与全国高等院校相同建制外，还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特色——文理合一。这一点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赞许：“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它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因为文理不能划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许多课目，过去都划在文科里，现在却都归为理科了；如果文理两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程。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起来办——我们知道工与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应用，理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分开的。现在山大将两院在一起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按照本省的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这也是非常适宜的”。④　　１９３４年秋季，王淦昌从德国留学回国后，马上就被聘为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尽管他在山东大学仅有两年的执教与科研生涯，可是山东大学的治学、管理和学术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山东大学设在海滨城市——青岛，风光秀丽，气候宜人，得天时，占地利。校长赵太侔是留学美国的戏剧文学家，办学热忱，处事稳重，属于学者治校的类型。学校设有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各项重大兴革和决策。这既发挥了教授治校的作用，又体现了民主管理学校。那时学校规模不大，有文、理、工三个学院七个系，学生也不多，但教师阵容比较齐整。记得文科有张煦、老舍、洪琛、沈从文、游国恩、萧涤非、孙大雨等等着名学者，多是当时学界之彦。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郑衍碖、何增禄、王恒守、郭贻诚、王普、汤腾汉、傅鹰、刘咸、童第周等等专家，又都各有所长。工学院虽是新建，也聘有唐凤图、尚津、周承佑、张闻骏等一批知名教授。这个教师阵容，和全国着名大学相比，实无逊色，可以代表那时山东大学的学术水平。　　三十年代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着，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科学研究工作，更是学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记得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向例由教授轮流作学术讲演，各系的学术报告会或讨论会，从不间断，全校呈现出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喜人景象。师生动手编印的各种科学和文学刊物，甚受学术界的欢迎。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均须选定专题，由教师指导进行独立研究，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和开拓精神。在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的两年中，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举行全国大学生自然科学竞赛，山东大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参赛的学生，成绩都名列榜首，为学校赢得了社会声誉。那时毕业的学生，如臧克家、汪志馨、郭质良、庄孝、张致一等等，都已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由此可以窥见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⑤    

 

束星北所以选择山东大学，显然是这里“背山面海”的环境和对“将来必成为文化中心点”的期望。　　但是他眼前的青岛，已完全不是老舍、沈从文、梁实秋笔下的青岛，王淦昌给他描绘的山东大学的学术气氛已无从感觉。扑面而来的是沸沸扬扬的政治热浪和诸多的与学术无关的嘈杂的喧嚣。很长时间里，他不知如何是好。　　与其它老牌或知名的大学相比，山东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个显着的区别：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的两校合并。通常那些老牌或知名的大学，在新政权军事接管后，大学的基本教学或研究人员变化不大，而合并后的山东大学，不仅是人员的变化，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以后的运动或改造中，政治气氛尤浓，力度尤大。这是因为华东大学同山东大学完全是两种环境和体制下产生的学校。　　华东大学是革命与战争的产物。它的前身是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临沂山东大学建立于抗战胜利，国内革命战争初露其端的１９４５年８月，目的是为国内革命战争培养有用之才。其实临沂山东大学只是一个适应战争与革命之需的政治速成班。临沂山东大学的老师大都是革命营垒里有些文化的文职干部，也有一些“弃暗投明”的国统区知识分子和进步开明人士。生源以解放区年龄１８岁至３０岁的青年为重点。也吸收一部分从敌占区过来的进步青年。（吸收敌占区的青年也是当时生源的重点。为了争取敌占区的青年学生入学，学校专门选派优秀的战士，潜入青岛济南等城市宣传策动青年入校。上海，南京一些城市的地下党也常介绍一些青年学生进入临沂山东大学。）既然是适应战争与革命“速成班”，便没有春雨润物的天长日久，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转变人的思想头脑出发。换句话说，“速成班”的任务和目标，就是为军队培养优秀革命干部和革命战士。大学学习课程大都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论联合政府》、《论人生观》等社会科学和哲学课本。其实，“速成班”是一个地道的军营，所不同的是它参战的机会少一些，读书时间比正规军多一些，歌唱得多一些，小戏演得多一些。　　华中建设大学是在华中党校的基础上创办的。１９４４年冬，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为了解决解放区和各方面革命干部的匮乏，中共华东局决定建立一个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革命干部大学。大学根据革命需要只设民政系、财经系、文艺系和一个高级干部班。各系的头目都由华中局的高级干部兼任。　　１９４５年华中建设大学首届招取的学生共４００人左右，民政系招收的是区乡干部（实际上大部分是乡干部），财经系招收的是多少有点文化的地方和部队中的业务干部，文艺系学生多数是来自上海、南京等江南的一些学生。高干班的生源是部队里正团级工农干部，也有很少一部分县级干部。学校师生干部生活为供给制：一天一斤大米，衣服、鞋子等一应生活用品全部由公家统一发给（临沂山东大学的衣服每年两单一棉，从最高领导到战士全都吃一样的大锅伙食，后来专为教授开设了小灶）。大学的教育以改造世界观转变头脑为主，它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明确的学制和课程布置，每日的课目便是一些领导轮换登台演讲形势和党的政策，过一段后就开始讲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堂就是每次行军安顿下来的村头路旁田边或者晒麦场，讲完后便是小组讨论。学习之余便帮助老乡翻地种菜或排练简单的配合战时需要的文艺节目。华中建设大学与临沂山东大学的形式基本相同，也属于适应战时的“速成班”。它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给解放区培养输送用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干部。“双十协定”后，大学的眼光比以前远了一些，它不仅为革命和战争培养干部，还开始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了。“速成班”设立了畜产、造林、农化和纺织、土木工程、应用化学等等专业课程。有了正规大学的初步框架，师资力量也有了较高的要求，大学于是颇费周折地从国统区请来了一些先生、教授。招生规模和形式也是按正规大学进行的。虽然学生没有按既定的计划招来，办正规大学的意图已经很明确了。可是随着国共战争重开，“双十协定”的名存实亡，仅按正规路子办了一年功夫的华中建设大学又回到老路上，其培训宗旨更为明确，“速成”速度也更快了。一般情况下，学员从入学到毕业，期限仅为四个月。在国共战争的头三年半的时间里，两所大学就为地方和部队输送了四千多名干部和战士。这部分人到了建国之后，不少人都成为新政权重要部门的骨干力量和主要领导人。　　１９４８年４月，华东部队，攻克了国民党的鲁中重镇——潍县城。山东除济南，青岛几个孤立的城市还被国民党占据着，全省已成为解放军的天下。为了迎接胜利，适应华东新解放区的需要，中共华东局决定以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的经验为基础，建立一所为革命胜利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思想觉悟高的革命干部学校——华东大学。学校设置大学预科部和临时研究班。预科部招收高中肄业和中学毕业生，学期一年；研究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大学肄业的青年学生，学期为二到三年，待遇一律实行供给制。学生生源多数为昌潍当地新解放区的初高中生，再就是山东省和苏北老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小学教员，还有一部分从国统区跑过来的进步青年。大学的教育基本与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相类似。教学大纲明确表示：大学就是以提高政治觉悟，坚定革命立场为己任。课程大都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发展史和自编的中国近代史。时事政策为必修课：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联共党史等等。    

 

１９４９年初，解放军取得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欲乘胜渡江南下。因而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刚刚要坐下来喘口气的华东大学学员又开始在“服从祖国召唤，接受革命考验，坚持自觉自愿，为中华民族做贡献”的口号下，随军南下了（报名的有两千人，占华东大学所招收学员的百分之九十，实际批准的为一千五百多人。）。接着又要成立南下工作队，又先后抽调了二百名学员充实有关军政部门，也就是说，大学才创办了半年，就将还没有坐稳屁股的大学生全都送了出去。一个空壳又开始迅速地向里填充人员。当然也是有点饥不择食的。于是学校很快地从全国十三个省市也包括国统区的十几所学校临时招收了两千多名学生。直到解放前夜，华东大学仍没有摆脱“速成班”的教学形式和训练模式。　　直到建国之后，华东大学的“速成与短训”历史才告结束。可是它的班底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性质：没有教材，也没有校舍，也极少自然学科，师资基本是革命干部与政治教员。因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秀才们想到合校这个一举两得的法儿：合校既能马上解决速成班向正规大学的过渡；又能够解决对旧大学的领导与管理问题。１９５０年９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以华东军政委员会名义致电政务院转中央教育部申明其意。中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称：山大与华大合并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同志坚决主张的，而且早有准备，因此我部应予批准。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８日，一千多华东大学的师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青岛，全国最大的革命大学与旧大学的合并史拉开了序幕。⑥　　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一个是战火中诞生并适应与解放战争需要的短期干训班，一个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的正规大学。两所大学，历史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教育制度和组建方式也不同。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校硬性地合并起来，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先例。奇迹是可以创造的，特殊的年代，要奇迹诞生，奇迹就会诞生。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校，３月１９日两校在一片欢腾的歌声中举行了合校后的祝捷大会，就任山东大学校长不久的华岗提出了“事理兼顾，舍异求同”的合校方案并宣布３月１５日为校庆节的决定，迁并处理委员会主任彭康用皆大欢喜来形容两校合并的成功。会上一个突发奇想的学生将一个用松枝野花编织的桂冠戴到了华岗校长的头上，这质朴而美丽的贺礼使华岗笑了，⑦这个细节给祝捷大会增添了些许暖意和情趣。尽管会场始终处在一种高昂与热烈的气氛中，两个学校的人不时相互招手致意，一起热烈鼓掌祝贺两校的合并，却无法抚平堆积在“老山大”心头上的忧虑。他们大都清楚，两校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差异，而这个差异是无法用掌声和美丽的言词来消弥的。　　建国初期，在同类大学中，山东大学的政治运动搞得尤为轰轰烈烈，政治气氛尤为浓厚，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进行的“政治大课”，山东大学搞得极有声势。显然与两校合并的“基础”有关。　　山东大学政治大课学习制度是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开展起来。１９４９年６月２日，青岛解放，军管小组接手山东大学后，为了使全校师生认清形势，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便采取了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会。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７日，新成立的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及京津１９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的改造方针，明确“对高等教育应进行坚决的和有步骤的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的学习”。⑧根据会议精神，校委会决定建立学校学习委员会，院系成立分会，制定学习计划，确定学习内容，编班分组，定期讲授，学生列必修课，计学习成绩。从而将“大课”形成制度。　　自１９４９年冬季开始，由罗竹风〈军管会成员、军管会下设的党总支和青年团团委书记〉讲《新民主主义论》，并聘请在青岛疗养院疗养的党的理论家华岗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每个星期六下午为政治大课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占用，每两周讲课一次，分班组讨论一次，各分会及时汇报。为了推动学习和交流经验，校委会还决定自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起将油印的《山大生活》校刊改为铅印，每周出版一期，重点报道学习动态及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报道学校的重大新闻、校委会决定以及有关兴革事项，充分发挥校刊的指导作用，这一阶段的政治大课学习，一直延续到全国院系调整前的１９５２年秋天。⑨１９５２年９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学校的党组、党委合一，由华岗担任党委书记，崔戎、武杰任副书记，委员较以前也有增加，设常委主持党委的日常工作，党委的职权扩大了，成为学校的领导决策机构。新组织的学校党委认为，要把山东大学建设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破除人们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从而使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的师生，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思想也获得真正的解放。在此基础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就可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开拓前进。因此，１９５３年初恢复因院系调整暂停的政治大课的制度，重新组织学习委员会，由华岗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副校长分任正副主任。校学委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学习，由华岗担任主讲。⑩    

 

那是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大学师生大都有着强烈的了解学习政治的热情。他们渴望了解上面的政策、精神、意志，当然也渴望了解学习马列主义。华岗顺势而为。他将自己对马列的博学，诗人的激情和哲学家的雄辩熔为一炉，使山东大学的政治热潮，熊熊燃烧。　　华岗（１９０３－１９７２）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而优秀的才子，也是最早加入革命组织的中共党员之一。早在１９２４年华岗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５年入党并到上海担任了团沪西区委书记，不久便被任命为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江浙联合省委进行了改组，分设浙江和江苏两个团省委，华岗担任了团浙江省委书记，负责恢复和重建浙江团组织。不久，江苏团省委遭到破坏，华岗又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并兼管团上海市委的工作，随后调任团顺直（河北）省委书记。　　１９２８年５月，华岗受共产党的委派随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１０月在上海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　　１９２９年３月，华岗离开了团中央，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华岗担任了总编辑。在此期间，华岗因抵制王明路线和家长式统治，受到长江局负责人王明的排挤、打击直至撤职。可是他却日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重视。１９４３年，周恩来将他派往云南做龙云等人的策反工作，此间结识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文教界着名知识分子。１９４５年９月，毛泽东由延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建国”的谈判，华岗被专门召至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谈判。１９４６年５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华岗随周恩来到了上海，担任了中共设在上海的上海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１９４８年春，华岗身体欠佳，被秘密送往香港治病。中国解放前夕，华岗应召从香港搭船回来，他原计划着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北京。因吴淞口遭到飞机轰炸，船只得驶向青岛，华岗便留在了青岛。当时，山东大学初被接管、合并，千头万绪亟待一个既有革命资历和实践经验，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领导来主持。中共山东分局和当地的一些负责人把目光盯上了华岗，应中共山东分局的要求，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工作。　　在党内，华岗的才华是无庸置疑的，早在１９２９年，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期间就撰写了《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中国大革命史》，这部书被认为是中国史学上，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惟一着作。一年之后，华岗在上海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系英汉对照译本）。１９２０年陈望道首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华岗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个翻译者。以后，华岗陆续写出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五四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等着作。在党外，华岗也有一定的统战经验和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能力。因而，经过反复协商（周恩来专门为此事同华岗交换了意见），华岗作为最合适的人选，成为接管合并后的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　　一个新型大学的工作很多，千头万绪从何做起，善抓“牛鼻子”的华岗认为，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目标的问题，要培养适合形势需要的治国人才，必须以新的教育体系代替旧的教育体系，因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思想、世界观的问题：“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学校建设等等，都是依靠人来进行，而人又是受思想支配的，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人的世界观，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华岗在大学建立了学习委员会，在各系设立了学习分会，要求在全校范围开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他亲自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讨论一次。“华岗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参照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中的观点，将理论寓于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研究成败、工作得失常见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事例，生动具体，说服力强，大受欢迎，引起了青岛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每次讲课，校外许多人蜂拥而至，能容纳四千人的广场挤得坐不下，成为青岛一大盛事。他每次讲三个小时，一年讲三十五次，声波越市界、省界，变成文字出现在报刊上……”　　很多人显然对这种“政治氛围”颇不适应，特别是“过来人”，感到“经史子集”、解惑授业、师生相承的教育之路突然截断了。大学是什么，大学是“社会拿出血汗换来的有组织的学术机关之一”。它应当“以学术增加人类的幸福来报答他们！”（山东大学老校长杨振声语）可是山东大学的道路离他们的感觉越来越远：“政治大课”、“知识分子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迭起，许多配合形势的新人新事更是层出不穷：一份学术性很强的校刊——《文史哲》问世了，这份以马克思思想作为统领的杂志，很快就以其深度和新意引起了毛主席和很多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工农速成中学开天辟地头一回建立在大学校园里。以创造了闻名全国的“郝建秀工作法”的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成为速成中学的第一届学员，深感荣幸的山东大学派遣着名文学家陆侃如兼任速成中学的校长。以期那些“识字班”的学员们迅速地变成既有革命思想又有文化的劳模；两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小人物向他们的“红学”祖师爷俞平伯开战了。最初小人物的文章只是发在校刊《文史哲》上，可是它被敏锐的大人物发现了，一篇初衷也许只是学术争鸣的文章，便成为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排炮。小人物运用马列观点批判俞平伯非马列观点的文章马上就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转载了。大人物成了由党培养起来的革命的文化战士的有力的臂膀。两个小人物自己当时也没有弄明白，他们的一篇文章会有这么大力量，竟能够掀开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思想政治化的新的一页；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也搞得沸沸扬扬，校园再不是“深宅大院”，它与社会遥相呼应。    

 

与他人比较起来，束星北对这种“政治氛围”的反应更为强烈，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那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　　束星北还曾联合过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些意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为一场轩然大波。　　刘洪宾（青岛职工业余大学（现为青岛技术职业学院）教授，五十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与华校长第一次见面就剑拔弩张，我没想到。本来，我以为两个人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在物理学界，束星北的才华无人能及，而作为党的代表，华岗德才兼备，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识分子，因而，深受知识分子拥戴。束先生一来山大，我就有意将两人引为相知。　　华岗虽不了解束先生，但对他的名气和在中国物理界的地位还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３６号教授别墅大院。３６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６００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８４０元。８４０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这么高的薪水，让学校大为诧异，为此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向高教部请示，高教部认为过高，下文要山东大学削减，束先生却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减到７２０元，即使是７２０元，在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例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华校长对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说要把他介绍给华校长，他便欣然允诺，这足可以说明他对华校长是很有好感的。　　华校长住的是一幢红瓦黄墙的德式洋楼，在青岛龙口路四十号。他的家有个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条用贝壳镶了边的鹅卵石小路，夹在百日红，紫荆，迎春和丁香之间，小路的鹅卵石和贝壳都是华岗在海边捡来的。华岗还喜欢养花弄草，这样的情趣，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能见到的。那时候，山大的师生，谁都可以走进华岗的家门，只要他在家，你一准会受到热情接待。　　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影响很大，一直为山东大学引为骄傲，声势弄得很大，不但青岛很多单位来旁听学习，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来取经。因而，华岗对他的“专业”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么事，他都能联系到辩证唯物论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先生直载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觉里，华校长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当作一种糊涂认识。华校长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辩证唯物论又是他的拿手好戏，因而，等束先生说完，华校长便开始正本清源。他的观点和思路和上大课的讲演一样，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原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个佳话的，没想到两个人就此结下疙瘩，从此战火不断，到最后，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我不敢说，这次见面导致了束先生另样的命运，但他每况愈下的境况却肯定与此有关。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之所以是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却也杂有不少情绪（束星北本身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将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政治说教，将辩证法称之为“辩术”。他认为，哲学说到底是空谈，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解释和解决自然现象的诸种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物质。“我最初就是学哲学的，在德国时期我学过，因为这个路子走不通，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和数学了。”    

 

束星北对华岗的辩证唯物论是统管一切科学的科学更是不认账，他认为：“哲学不独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它科学也不能管。”“哲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分家。”　　华岗是公认的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因而他认为，一切离开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最终都要成为反动的或唯心主义哲学的俘虏：　　为什么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宇宙观，同时又是研究自然、社会思维——世界一般法则的科学？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页）。而辩证唯物论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类思想一切宝贵成果的最高综合和发展。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进唯心主义泥坑。　　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其中特别是讨论到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关系问题的时候，竟有个别物理学教授表现出很不虚心的态度，公然认为“辩证唯物论不是普遍真理，不能应用到物理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中的微观世界，完全受到自由意志所支配，根本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说，也不是辩证唯物论所能解决”。有人居然公开声言“自然科学应该和哲学分家”，要求辩证唯物论不要“过问”和“干涉”自然科学，尤其不要“过问”和“干涉”物理学。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声言中所包含的根本意义，这在实质上是唯心论者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一种反攻。全部科学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任何一个扬言拒绝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存心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引进唯心论。事实上凡是责骂进步哲学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最丑恶的哲学体系的奴隶或俘虏。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所以自然科学本身也就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因而自然科学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可以说有封建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有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有工人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但是，我们不能说有什么封建阶级的化学、数学和物理学，不能说有什么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化学、数学和物理学。然而，自然科学本身显然不是上层建筑，虽然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但自然科学必须被自然科学工作者所掌握，才能发生作用，而自然科学工作者既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就不能不带上阶级的烙印。这样一来，自然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它不能不和一定的阶级发生关系，不能不和其他上层建筑发生关系，并且必须要受到一定的宇宙观所指导，才能发生作用。因为自然科学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要思维就必须有思维方法，而任何一种思维方法都不能逃脱宇宙观的支配。恩格斯说得好：“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高兴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来支配他们，还是愿意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来支配他们。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一切自然科学都不能没有哲学宇宙观的指导，物理学当然不能例外。……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是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琥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 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刘洪宾：　　其实，华岗的人品和修养是很受人称道的，他不但受到党内人士的称道，也深受旧知识分子的钦佩。有些人将华岗时代的山东大学称为黄金时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东大学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爱戴，无人能同华校长相比。华校长曾多次讲过，老知识分子是大学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既有学识又有名气的专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个生活发生问题，华校长一定会亲自过问的。外语系一位老教授家里子女多，妻子又患重病，他知道后，便遣人将补助费送到他的手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化学教授，对国产的兵营式宿舍住不习惯，他便专门从校外为他租了一幢西式洋楼。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有时甘冒政治风险。张维华是个国学底子深厚的老先生，调至山东大学之前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委员。“三反”“五反”运动，原校领导做了个推论：既然此人曾是“庚子赔款”的管理会委员，一定会有贪污行为。于是便追“老虎”追到山东大学。华校长将那些来抓“老虎”的人挡在了门外：你们不会否认山东大学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吧。既然山东大学和齐鲁大学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何不将张先生的材料转过来，由我们按着上面的政策来处理呢？张维华得救了。　　华校长本身就是个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常年在“白区”生活，使他结识了很多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他认识他们，也知道怎样同他们合作。因而在他身上嗅不到那种“江山是俺们脑袋挂在裤腰上打出来的”的那种“占领者”和“统治者”的自卑又自负的气味。　　但是束星北却触动了他的根子，触动了大是大非问题。他当然不会作出让步。那个时候，华岗是代表时代的，他的思想观点自然为多数人接受、拥戴，不过束先生的思想观点也有一批听众，当然这些听众多为旧山大的老知识分子。他们表面上不会给束先生帮腔，心下却觉得束先生讲得有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对炽热的政治之风感到不安，不知道大学要被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束先生与华校长的“论战”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华校长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地批判了束星北糊涂观点认识，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束先生也站起来当众喊道：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有人称，束星北栽到了华岗手里，或者说，造成他另一种命运的源头始于华岗，这显然是误解，华岗从不以权势压人，也从不随意给人扣政治帽子，即使一些已被划到敌人营垒里的人，他也不会轻易举起致人死命的拳头，一般情况下，他会放一放，抻一抻，宁可让时间来说明问题。可是华岗又是个有信念讲原则的人，同老一代共产党人一样，信念、原则是他们的生命，比钢铁还要坚硬。这一点清楚地写在他的革命经历特别是遭劫后的经历中。　　华岗在山东大学的校长职务只担任到１９５５年，这一年秋，他在全国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运动中落马。在全国的肃反运动中，山东党内在康生的领导下，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过去曾与向明一同蹲过监狱，有牢狱之交，解放后两人都在青岛工作，颇有接触。向明事发，华岗因不肯昧心揭发而被划进“向明反革命集团”，并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１９５７年华岗被押送北京，到１９６５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却始终没有查清“罪证”。但最后还是加了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公民权七年，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华岗诗），在隔离审查和关押期间，华岗以惊人的毅力写出《规律论》、《美学论要》、《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自然科学发展史略》、《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近百万字的文稿。　　华岗与束星北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却演绎了极为相同的命运。华岗并没有因他曾经的地位和忠贞而稍获宽恕。在隔离关押中，华岗饱受了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以致造成了多种疾病，被监狱遣送回家治疗。他的家人在他落难后便从原来的别墅迁出，挤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为了家人的生存空间，也为了不在政治上牵连家人，他在家住了不到一年，病体尚未好转，便又回到监狱。他自己要求返回监狱的时间是１９７２年春节前夕，回到监狱后几个月后（５月１７日），便病死狱中。华岗尽管受尽折磨，贫病交加，饱尝世态炎凉，可是据山东省监狱看守称，至死，他的信念与原则也没有动摇。　　１９７９年由于胡耀邦的过问与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　　如果说，华岗的信念与原则坚硬如铁，束星北的信念与原则也是坚不可摧，两个人在大是大非上都不会稍加退让。大学一些对两人的人格和品质深为爱戴敬仰的老教授们，颇感遗憾，曾多有调解撮合，却不能稍缓两人钢对钢铁对铁的越来越猛的碰撞。束星北对那些真诚劝解的人回答道：我或许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华岗则认为：好人的概念基本与认识是平行的，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的。    

 

注释：　　①《王淦昌先生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第２４６页。　　②１９２９年８月３日蔡元培致吴敬恒（雅晖）函，载台湾《山东文献》　第六卷第三期。　　③蔡孑民（元培）先生在国立山东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词，　载《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８５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４日。　　④蔡元培先生在国立山东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国立山东　大学周刊》第８５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４日。　　⑤王淦昌《往事回顾》代序，《悠悠岁月桃李情》，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页。　　⑥以上均据山东大学校史第三章第一节临沂山东大学的创建；第二节　临沂山东大学的学风；第三节在华中地区创办的华中建设大学；第　四节华东大学的组建；第五节向新型正规化过渡的华东大学；第五　章第一节：山大华大合并。　　⑦据《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３９页。　　⑧《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⑨《山东大学校史》，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１９１页。　　⑩同上２０２－２０３页。　　纭{1}据《华岗生平简介》，《华岗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至４页。　　紝{1}《山东大学校史》，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３５页。　　紞{1}据《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９页。　　紟{1}《揭发束星北的反动思想》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纺{1}刘洪宾采访录，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　　紣{1}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紤{1}同上。　　紥{1}华岗：《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第五页。　　紦{1}同上，第一页。　　纷{2}《揭发束星北的反动思想》第２页，束星北档案资料散装卷。　　纭{2}同上。　　紝{2}刘洪宾采访录，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　　紞{2}据吴富恒《华岗校长的生平》，《悠悠岁月桃李情》中国文史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７—４８页。　　紟{2}据刘洪滨采访录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　　ＳＨＵ ＸＩＮＧ ＢＥＩ ＤＡＮＧ Ａ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