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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晚明实学思潮的熏陶
昆山顾氏,为江东望族。炎武祖上世代为官,及至明末,伴随着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这个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衰败下来。炎武的曾祖父章志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郞,而祖父绍芳仅任左春坊左赞善,其父同应更未得进入官场,不过是国子监的荫生而已。在国运和家道的江河日下中,顾炎武艰难地奠定了早年的为学藩篱。
一、“士当求实学”的家训
顾炎武自幼由叔母王氏抱抚为子,为学伊始,即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嗣母王氏知书达理,孀居课子,克勤克俭,于炎武早年的成长,影响甚大。据炎武手撰《先妣王硕人行状》记:“自不孝炎武幼时,而吾母授以《小学》,读至王蝎忠臣烈女之言,未尝不三复也。”又云:“尤好观《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而于刘文成方忠烈,于忠肃诸人事,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明亡,清军南下,南京城破,昆山、常熟相继失守,王氏绝食十五日而卒,临殁,遗言炎武:“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①
① 顾炎武:《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26,
-第二章 说明实学思潮的重陶
由王学向朱学回归。他指出:"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①又说:"自良知之教兴,世之弁髦朱学也久矣。一人倡之,千万人从之,易也。千万人违之,一人挽之,岂易易哉!此所谓不惑者也,能反其本者也。夫学者学为孔子而已,孔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惟朱子之学得其宗,传之万世无弊。”② 因此他断言:“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而失司南也。”③
在晚明学术界,顾宪成、高攀龙以向朱学的回归,试图重振没落的理学。他们的学术主张借助其政治影响,向南北迅速传播,使之成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④。风气既开,去虚就实遂成儒林呼声。
三、经世思潮的兴起
在学术史上,每当一种学术形态走向极端而趋于没落的时候,它必然要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晚明学术界由王学向朱学回归倾向的出现,已经表明这一转化过程的到来,而蓬勃兴起的经世思潮,则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转化的实现。
晚明的经世思潮,是一个旨在挽救社会危机的学术潮流,它具有益趋鲜明的救世色彩。因而一时学术界中人,无论所治为何种学问,救世都成了一个共同论题。万历中叶以后,经世思潮初起,东林巨子顾宪成即以救世为己任,他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
①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5,《会语》。② 同上书卷9上,《崇文会语序》。
③ 钱士升:《高子遗书序》,载《遗书》卷首。④ 《明史》卷 243,《高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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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晚明实学思潮的重陶
学习天文、数学、历法,翻译西方古典数学名着《几何原本》编译《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和《泰西水法》等实用数学着作。为了国家的富强,徐光启以一个儒臣而亲临营伍选练士兵,撰成军事着作《徐氏庖言》、《选练条格》。晚年的徐光启,倾注全部心力领导《崇祯历书》的纂辑,完成了不朽的农业科学巨着《农政全书》
在徐光启的经世思想影响下,崇祯间,复社诸君子闻风而起,把经世思潮大大地向前推进。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或向徐光启“问当世之务”①,或就天文、历法“径问所疑”②。他们承其未竟之志,于崇祯十二年将《农政全书》整理刊行。此前一年,陈子龙、徐孚远等人还编选了卷帙浩繁的《明经世文编》全书网罗明代二百数十年间的军政要务,试图从中探寻学以救世的途径,成为晚明经世思潮高涨的象征。在这部匡时济世的作品中,陈子龙等人向当时的空疏学风发起猛烈挑战,指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③ 他们甚至惊呼:“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④
作为心性空谈的对立物,在晚明经世思潮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通经学古”的经学倡导。此风由嘉靖、隆庆间学者归有光开其端,他指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六经之言,何其简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别求讲说,别求功效,无怪
① 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载该书卷首。② 张溥:《农政全书序》,载该书卷首。③《明经世文编》卷首,《陈子龙序》。④ 同上书,《许誉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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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晚明实学思潮的熏陶
学,不务空谈,讲求实际。为他们所传播的科学技术,“皆返本跳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上穷九天,旁该万事"①。这种“实心、实行、实学”②,不仅赢得了学者和士大夫的信任,而且也示范了一种博大的务实学风。明末的着名学者,从焦竑李费、陈第,到李之藻、徐光启、方以智等,无不受到这种学风的熏染。晚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形成,固然有其自身的必然历史依据,而西学的输人,无疑也起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徐光启正是有感于利玛窦等人的“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③。将数学知识广泛地运用于“富国强兵”的追求,从而升华出“务求实用”的新学风。方以智同样是受到西方传来的“质测”之学影响,但并不以之为满足,而是进一步去探求“通几”之学,试图追寻更深一层的道理。他说:“万历年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④ 由此出发,他写成了百科全书式的名着《物理小识》和《通雅》。
再次,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从利玛窦开始,即把他们的宗教和学术活动,同讲习、表彰我国的传统儒学相结合。利玛窦不仅长期究心儒家典籍,谙熟儒家道德哲学。而且还把孔子的思想和学术主张介绍到西方去。他说:“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五百五十一年,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着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
① 徐光启:《徐光启集》卷 2,《刻《同文算指》序》。② 同上书卷 2,《泰西水法序》。③ 同上书卷9,《辨学章疏》。
④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 6,《物理小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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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世大儒--顾炎武--
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人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利玛窦认为,《五经》、《四书》等儒家经典。或为孔子撰写,或为孔子汇编,“构成最古老的中国图书库。”对《论语》一书,他尤为赞赏,指出:“它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②这种对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的表彰,既顺应了晚明知识界于理学没落之后,试图从传统经学中去寻找出路的要求,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知识界对经学和孔子学说的再认识。
最后,耶稣会士学习我国语言文字的实践,也给了我国语言学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利玛窦是一个知识广博的学者,为了研讨儒家经典,他曾下苦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因而他不仅深知中文的优劣,而且还按照元音和辅音的划分,把每一个汉字分解成若干音节,这就无异于在进行汉字拼音化的尝试。继利玛窦之后,金尼阁又发展了这种尝试,撰为《西儒耳目资》,用拉丁文对汉字进行拼音归类。耶稣会士的成功尝试,比起我国传统的反切法来,无疑是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样,就给我国当时及后世的语音史研究,乃至汉字的拼音化,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万历间遨游南北的福建学者陈第,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致力于古代音韵研究的。后来,方以智继起,更是独辟蹊径,专意讲求古代语音,甚至朦胧地提出了参照西文改革汉字的设想。他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
①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第一卷第五章,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31 页。② 同上书第 35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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