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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孕育大儒的时代

自康熙三年起，曾经出现过一个近十年的相对平静局面。之所以说它是相对平静，其根据在于，清圣祖亲政前后，鳌拜辅政，屡兴大狱，擅杀无辜，弄得朝野不宁。六年，圣祖亲政。八年，总算把鳌拜除去。但是，此时台湾郑氏犹拥兵自立，不奉正朔:西北准噶尔部封建王公正在积聚力量，以与清廷抗衡;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藩王，则异志渐萌，尾大不掉。所以，与其说是平静，倒不如说是更大规模对抗和动乱前的酝酿。一方面是清廷强化其中央集权政治需要的日益迫切，另一方面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割据欲望的恶性膨胀，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演成了自康熙十二年(1673 年)起，长达八年之久，蔓延十余省的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三藩乱平。嗣后，清廷才于康熙二十二年降伏郑氏势力，统一了台湾。

一如前述，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已经是一个崩溃的烂摊子。清军人关之初，连年用兵，战火不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状况久久不能复苏。就连清世祖也不得不承认，顺治中叶的社会状况，依旧是“民不聊生，饥寒切身”，“吏治堕污。民生憔悴”①。三藩乱平之后，康熙帝也曾及时指出:“今乱贼虽已削平，而疮痍尚未全复。”他深以“师旅疲于征调”，“闾阎敝于转运”为念，敦促内外官员“休养苍黎，培复元气”②。一时民生疾苦，当可想见。然而，毕竟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腐朽的封建秩序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被打乱了，农民大众争得了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且，抗清斗争的长期进行，也促使清初统治者不得不对明末积弊及清初虐政作出适当调整。明末的“三饷’加派，早在顺治初即已明令废除。宦官干政，官绅结党，也为清

① 《清世祖实录》卷 75，顺治十年五月已卯条。

② 《清圣祖实录》卷 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已条。

·5.

矿世大德--顾炎武

廷三令五申严行禁止。清圣祖亲政以后，鉴于“圈地”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于康熙八年六月，特为颁诏，宣布:“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①所有这些，都为清初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可能。康熙中叶的理学名臣陆陇其曾经说过:“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② 这样的话，应当是可信的。

平心而论，清朝初期，尽管有四十年的动乱，但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较之明末，显然有调整，有进步。所以，以清代明，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只是这个蹒跚的前进过程，采取了曲折的动荡形式罢了。

二、满汉文化的剧烈冲突

满文化发端自早期的女真文化。明中叶以降，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是满文化形成和崛起的过程。努尔哈赤登上历史舞台前的女真文化，是一种原始的采集和渔猎文化，较之毗邻的蒙古文化、朝鲜文化，尤其是先进的汉文化，要落后得多。就社会形态而言。当时的女真社会，尚处于原始氏族部落的末期。自从努尔哈赤发动统一战争，揭开满族共同体历史的新篇章，女真氏族社会因为战争和兼并而急剧解体，迅速地越过奴隶制形态而向早期封建农奴制社会飞跃。古老的女真文化，亦不断接受汉文化、蒙古文化和朝鲜文化的影响而大步迈进。进入辽沈之后，大量蒙古人，尤其是超过女真人数以十倍计的汉人的加人民族共同体，在先进的农耕文化影响之下，古老的女真文化逐渐退居次要

① 《清圣祖实录》卷 30，康熙八年六月戊寅条。② 《清经世文编》卷 28,《论直隶兴除事宜书》。·6·

广世大孺一

贵族进人辽沈，即强令广大汉人依照满人习俗，改变衣冠服饰，调人有剃发旧俗，男子顶发四周皆剃去寸许，中间保留长发，朝后编成发辫。此一发式自成一格，素与汉人有别。由于满洲贵族以剃发与否作为汉人顺逆标志，所以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早就成为一种局部的文化冲突。人主中原之初，由于军事抗争的需要，清廷一度放宽对衣冠服饰强令划一的规定。然而当他们在西北告捷，尤其是在江南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之后，剃发与否再度成为对清政权顺逆的标志。

顺治二年(1645 年)六月初五，清廷以江南奏捷，遣侍卫尼雅达、费扬古等南下，向前敌将帅和硕豫亲王多铎等颁谕，明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①十天之后，清廷再颁剃发令，宣布:“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②

在强制剃发的同时，清廷于顺治二年六月明令，汉人必须依照满人样式，改易衣冠服饰，规定:“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同年七月，鉴于服饰改易进展迟缓。清廷重申前令，宣布:“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①《清世祖实录》卷 17，顺治二年六月丙辰条。② 《清世祖实录》卷 17，顺治二年六月丙寅条。·8.

-第一章一个孕育大儒的时代

重

体”的政权体制，但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才是这一政权的实质所在。这样的政权实质，就决定了满洲贵族对广袤国土上的众多

因 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制统治。反映在文化政策上，便是民

族高压政策的施行。由顺治初叶开始，以武力为后盾，渐次向全国推行的剃发易服，构成了民族高压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一政策的强制推行，其结果，一是直接导发江南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剃发斗争，促成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同南明政权的联合，并以之为主力，与清廷展开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其二，则是它在民族心理上造成的隔阂，历二百数十年而不能平复，从而在一代历史中时隐时显，成为长期潜在的一个严重不稳定因素。

与之相一致。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开焚书恶劣先例，以“畔道驳注”为口实，于当年十一月，下令将民间流传的《四书辨》、《大学辨》等书焚毁，严饬各省学臣:“校士务遵经传，不得崇尚异说。”① 翌年一月，又明令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②。接着便于康熙初叶的四大臣辅政期间，制造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字冤狱--庄廷钱明史案。从此，研究明史，尤其是明末的明清关系史，便成为学术界的禁区。圣祖亲政以后，虽然奉行“宽大和平”的施政方针，对学术文化界苛求尚少，但是在这样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则不容越雷池一步。后来文字冤狱的再起，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着述而招致杀身惨祸，直至雍正、乾隆间文网密布，冤狱丛集，根源皆在于此。

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禁阏思想，摧残人才，成为一时学术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

①《清世祖实录》卷130，顺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条。② 同上书卷131，顺治十七年正月辛已条。

·19·

扩世大德--照炎式-

康熙九年十一月，日讲重开。翌年二月，中断多年的经筵大

典再度举行。此后，每年春秋两次的经筵讲学，便成为一代定 方大

制。自日讲重开，年轻的清圣祖在日讲官熊赐履等人的辅导之 清廷

下、孜孜向学，将“崇儒重道”的既定国策稳步付诸实施。以康 荐之

熙十七年的诏举“博学鸿儒”为标志，宣告了清廷“崇儒重道”

中务

儒

国策的巨大成功。

第四、“博学鸿儒”特科的举行。 身

学

开科取士，意在得人。封建王朝于既定科目之外，为延揽人

代

才而增辟特科，载诸史册，屡见不鲜，并不自清初始。然而如同康熙间的“博学鸿儒”科得人之盛，则是不多见的。自顺治初年以后，在连年的科举考试中，虽然一时知识界中人纷纷入彀，但是若干学有专长的文化人，或心存正闰，不愿合作;或疑虑难消，徘徊观望，终不能为清廷所用。既出于“振兴文教”的需要，又为争取知识界的广泛合作以巩固统治，在平定三藩之乱胜利在即的情况下，清圣祖不失时机地作出明智抉择，对知识界大开仕进之门。康熙十七年一月，圣祖颁谕礼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着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在发出这一通议论之后，他责成内外官员:“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①

命令既下，列名荐牍者或为“旷世盛典”歆动而出，或为地

①《清圣祖实录》卷 71，康熙十七年正月乙未条。，22，

2022-12-08 19: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