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早在120多年前，恩格斯在其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提出了着名的“历史合力论”。恩格斯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他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东欧剧变，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或一个“历史结果”，无疑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出来的“合力”形成的。形成这一合力的既有东欧各国的国内的力量，也有东欧各国的国外的力量；在国外诸多力量中，既包含苏联，也包括由美梵神圣同盟所代表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力量；在国内诸多力量中，既包括受境外敌对势力影响和操纵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包括受梵蒂冈影响和操纵的各种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尽管致使东欧剧变的原因有“无数”个，但无论如何，美梵神圣同盟对东欧诸国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作为导致东欧剧变“合力”要素中的“一力”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东欧诸国的剧变过程中，有哪一个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曾有过高度的警觉呢？有哪一个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曾对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曾有过有效的防范和抵御呢？其中的教训无疑是惨痛的，是需要认真反思、努力汲取的。

人们往往把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诸国的政治变迁称作悲剧。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似乎不得要领。因为悲剧之为悲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内蕴有悲壮的气氛和情节。然而，在东欧剧变中，我们无论如何却感受不到这样的气氛，看不到这样一些情节。

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巴黎公社运动无疑是一出悲剧。巴黎的工人阶级虽然英勇顽强，但他们的政权组织——巴黎公社在巴黎仅仅存在了两个月（1871年3月28日—5月28日）。但在这出悲剧中，我们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悲壮的气氛，都可以看到悲壮的情节。巴黎公社运动从一开就洋溢着一种悲壮气氛。因为巴黎工人阶级是在普鲁士军队兵临城下、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与普鲁士签订投降协定并决定全力镇压巴黎工人的背景下以大无畏的精神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巴黎公社政权的。不仅如此，尽管巴黎公社从成立之日起，其处境就极其恶劣，军事形势尤为严峻，但巴黎公社还是有条不紊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可歌可泣的是，在巴黎公社最后的日子里，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面对5000多名政府军的围攻个个英勇不屈，全部壮烈牺牲。以致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时，情不自禁地赞颂道：“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数目之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战斗。”“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然而，我们在东欧剧变中，似乎却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英烈。请看，那个在1990年年底波兰总统选举中下台的雅鲁泽尔斯基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卡洛伊在匈牙利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雅克什和乌尔班内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姆拉德诺夫在保加利亚的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昂纳克和克伦茨在民主德国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不配！南共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和潘切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剧变和解体中配得上英雄称号吗？不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剧变中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更不配！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配不上英雄的称号，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差不多都是不战而败的。既然不战而败，无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可言，自然也就谈不上战斗英雄了。然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战，并非完全由于他们惧战，而往往是由于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战斗对象，找不到自己的对手，至少从他们对向他们国家实施境外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美梵同盟缺乏警觉这点看，情况是如此。尤其荒唐的是，他们这些共产党领导人中有许多不仅对向他们国家实施境外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美梵同盟缺乏警觉，甚至在其处理国内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时还往往将已经结成西化东欧神圣同盟的美国和梵蒂冈视为盟友。这一点在波兰剧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如前所述，至1988年，由于美梵神圣同盟及其操纵的团结工会和波兰教会反共势力作祟，波兰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势下，波兰统一工人党不仅没有积极开展同这些敌对势力的斗争，反而在当年6月召开的十届七中全会上发出了同受美梵神圣同盟操纵的团结工会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的呼吁。不仅如此，为了达到与受美梵神圣同盟操纵的团结工会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的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9年1月召开的十届十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上专门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不仅如此，波兰统一工人党还屡屡将消除国内政治危机的宝压在受梵蒂冈直接操纵的波兰教会身上。该党不仅多次乞求本来与团结工会沆瀣一气的波兰天主教教会充当政府与团结工会的调停人和中保，而且在1989年6月议会选举这一生死关头寄希望于波兰教会。为了换取波兰教会在选举中的中立立场，不仅雅鲁泽尔斯基亲自会见格莱姆普红衣大主教，而且波兰议会还于5月17日通过一项名为《关于波兰政府与天主教关系的法案》。该法案除以法律形式正式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合法地位外，还给波兰教会提供了连波兰教会都意想不到的诸多便利。但受梵蒂冈操纵的波兰教会早已有了自己的既定的政治目标，并没有为其所动，照旧站在团结工会一边，致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惨败，波兰政局也因此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看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之所以在事关人民波兰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认敌为友，干出与虎谋皮的蠢事，最根本的就在于他们对美梵神圣同盟及其操纵的波兰国内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缺乏必要的警觉，从而未能识破美梵同盟及其操纵的波兰国内敌对势力的政治真面目，最终陷入了不战而败、葬送人民波兰社会主义事业的凄惨结局。这无疑是波兰剧变悲而不壮的一项根本缘由。

因此，波兰剧变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启示在于：为要有效地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维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就必须牢固地树立“东西”意识，树立“世界”意识、“主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对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并对之采取行之有效的防范和抵御措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东西”意识、“世界”意识、“主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必备的基本素养。这可以看作是我们从境外宗教渗透角度审视苏东剧变希望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

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一观点，下面我们不妨对当代波兰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沙夫这个个案作一番剖析。沙夫在波兰剧变的前期和后期对波兰剧变的态度和立场有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推动其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因正在于他对美梵神圣同盟及其操纵的波兰境内敌对势力反共政治意图的意识和警觉。因此，对于我们当前这个话题来说，沙夫实在是一个典型不过的例证。

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是波兰着名马克思主义者，波兰科学院院士，曾长期担任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一如沙夫自己所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波兰剧变中，他并不是“一个‘逍遥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身份出现的。1978年，沙夫完成了他的专着《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试图对当时刚刚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1981年8月，他写了《波兰的教训》，试图对1980年8月以来波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一分析”。1981年12月，波兰军队接管政权并宣布波兰处于战时状态后，沙夫又及时地写了《波兰的教训（续）》。90年代初，波兰剧变后，沙夫发表了《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从沙夫的这些论着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东欧共产党人的迷失，也看到了一个东欧共产党人的觉醒。对沙夫这些着作的比较研究实在是一件饶有趣味且意义重大的事情。

如前所述，沙夫是在1978年完成《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这部专着的。70年后半期，波兰的国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方面，盖莱克的改革非但没有拯救波兰经济，反而使波兰的经济形势明显恶化，而且越来越依赖西方。另一方面，群众对波兰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滋长，其关系也开始趋于紧张，一些政治反对派组织，如“工人防卫委员会”、“保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大学生团结委员会”、“农民自卫委员会”、“波兰青年运动”和“独立波兰联盟”等相继出现；在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下，波兰社会的意识形态从下至上都开始出现混乱和危机。事情一如拉科夫斯基（Mieczyxaw Franciszek Rakowski，1926—2008）在其《回顾与展望——波兰向何处去》一书中所说：“70年代后半期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即目的在于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权力、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力量的种种压力，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断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教会在西方势力和梵蒂冈怂恿下，也开始加快了干预波兰政治的步伐，不仅或明或暗地支持政治反对派，而且开始公开批评人民波兰的社会制度，并千方百计地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然而，面对波兰教会的步步紧逼，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非但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予以回应，并积极引导波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反而步步退让。为了缓和波兰日益紧张的政教关系，为了借助宗教势力化解波兰的社会危机，盖莱克还亲自访问梵蒂冈，与罗马教宗保罗六世会晤，促成波兰与梵蒂冈尽快正式建交。而且，盖莱克对梵蒂冈及其操纵的波兰教会可谓言听计从，即使一些波兰共产党人对此也有非议。例如，此后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波兰总理和波兰会议主席的拉科夫斯基在谈到70年代后期的波兰局势时就曾抱怨说：“教会的强烈意见往往比我们许多同志或同盟者的意见更加受到重视。”

如果我们比较充分地考虑到沙夫写作《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的这样一种社会背景，考虑到当时波兰群众对波兰政府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和紧张气氛，考虑到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的主流观点，我们对沙夫在该着中所表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立场，就不难理解了。在这部着作中，沙夫力求扮演的是“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一方面他极力鼓吹改革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党的官僚机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他又极力鼓吹建立“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

在该着一开始，沙夫就“摊出”了他的“名片”：“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的这个说法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他想藉此宣称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开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是他想藉此宣示他对“现实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实践中的种种形式”的态度和立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当前实践中的种种形式，尤其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沙夫采取的是一种较为中庸的立场：既不属于“它的讴歌者”，但也不“全盘否定它”。也正是在这两层意义上，沙夫将“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界定为“立足于共产主义而力图改变其现存形式的人们”。其实，沙夫的“不同政见”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首先，是“革命的异化”、“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社会主义民主”和“个性自由”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论述过程中逐步集中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存模式”及其“改革”问题，集中到“摈弃斯大林的遗产”问题，最后又集中到“党的模式和党内民主形式的问题”。其次，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宗教和教徒的关系问题”。在沙夫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是必须明确和不能回避的。这就是：“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不能同唯灵论和宗教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神论是它的不可‘遗漏’的组成部分。其次必须看到，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可以为宗教的动机所接受的。”沙夫强调说：对“无神论者”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将其理解成“非教徒”，一是将其理解成“信仰的反对者”和“教徒的敌对者”。沙夫将对无神论者的后面一种理解宣布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当抛弃的“宗派主义的和已经过时的无神论”。他极力倡导的则是对无神论的前面一种理解，并在对无神论的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的口号。

在具体阐述“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时，沙夫强调说，如果一个教徒在关于社会活动的目的这个问题上“即使是部分地与我一致”，那“他就是我的战友”，尽管他的行为由另外一种动机支配以及他在其他方面有着与我不同的观点。“认清分歧，但同时也看到为争取社会变革而奋斗的共同基础（这种变革能够保证使人们在谋求幸福的生活时获得更多的可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对话的最深刻的含义所在。这就是从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出发实现一个特殊的基督教徒大联合的基础。”如果沙夫的这些话原则上似乎无可挑剔的话，则当他用抽象的人的学说、用教宗保罗二世通谕的观点来进一步解释他所谓“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时，他就难免有些离谱了。他继续阐释说：“大‘家庭’对我们来说就是人的大家庭。在这个问题上所持有的一种特殊观点与教皇保罗二世颁布的《救世通谕》有关。这个通谕详细阐述了（客观和主观的）异化问题，并提出了为消除异化而斗争的要求。”他洋洋得意地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能够在一篇教皇通谕权威的基础之上进行共同的斗争，这是一幅多么广阔和现实的前景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沙夫在这里并不只是在泛泛地探讨宗教学原理，也不是在一般地在探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而是在为波兰政府摆脱现实的政治困境提供的灵丹妙药。因为他在说过这些话之后，紧接着便强调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有了摆脱困境的办法，而这困境原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盖莱克和此后雅鲁泽尔斯基的政治实践看，我们似乎看不出在沙夫身上有什么“不同政见者”的痕迹，我们看到的却是波兰政府高参的气象。

然而，沙夫开出的“灵丹妙药”并没有奏效。至1980年，不仅波兰的经济形势更加糟糕，而且波兰的社会危机也更加严重。1980年8月31日，在工人罢工的浪潮中，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成立了华沙签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该工会组织在成立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很快就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其会员人数便激增到1000万人，占波兰工人总数的80%，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波兰当局乃至苏联当局都开始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波兰问题，并且还是一个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问题”。许多家欧美报纸都近乎一致地将这一事件列为当年的世界十大新闻之首；美国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S·比亚勒教授认为这次事件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要大得多，匈牙利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则干脆说，”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堪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团结工会的出现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其对波兰乃至所有东欧国家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绝好时机。1981年初，公开宣布苏联为“邪恶帝国”的里根一上台，便紧锣密鼓地开展与西方其他国家和梵蒂冈对波兰的渗透工作。里根政府除了继续发动“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传媒进行煽动性宣传外，还于1981年4月派遣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赴罗马与梵蒂冈商讨建立瓦解东欧国家的神圣同盟事宜。不仅如此，里根政府还于1981年8月初，通过向波兰贷款等方式来“保护团结工会和促进波兰改革”。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沙夫依然持守其鸵鸟心态。而他也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来审视80年代初出现的波兰事件，并写作《波兰的教训》一文的。与此前态度不同的是，在《教训》中，沙夫点名批评了西方社会，不仅批评了美国政府，批评了里根和“美国政策的官方发言人”黑格等，而且还批评了“北约的政策发言人”伦斯等。但沙夫批评的并非他们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而是他们对波兰事件的“判断”。沙夫批评说，里根总统“关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末日就要到来”的谈话是“幼稚到令人羞愧的谈话”，是在将他的“虔诚的愿望”当作“思想范畴”。但沙夫着重批评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宣传”：“根据这些宣传”，波兰事件“是由敌人代理机构唆使和组织的，由帝国主义领导和资助的反革命事件”。沙夫谴责说：“这显然是官僚机构的防御性反应，他们对本国公民实行鸵鸟政策。”在这篇长文中，他不仅对境外敌对势力插手波兰事件的行为视而不见，而且还极力为这一最终导致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运动辩护，强调：“波兰事件的主角是工人阶级”，“这是波兰人民群众不愿意在现今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而爆发的一场自发的、真正波兰的运动”，“在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这场反对政权和制度的群众性的人民造反行动，具有和平革命的一切特点（至少现在是这样）”。当然，沙夫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谴责和赞颂层次，而是进一步对波兰事件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经过一番分析后，沙夫得出结论说：波兰事件并非“敌人代理机构唆使和组织”的结果，乃是由社会主义波兰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社会主义波兰的“罪过”造成的。沙夫断言：社会主义波兰的“大罪”主要有三条：（1）“是企图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之主、客观条件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这是原罪”；（2）“是不顾社会心理状况，企图实现社会主义”；（3）“是使社会主义制度下必不可少的领导力量的党异化的一切行动”。团结工会的造反行动之所以是革命行动，乃是因为它反对的是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社会制度和一个已经异化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官僚机构，它反对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官僚社会主义”。由此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波兰事件非但不能证明有人在反对社会主义，反而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的“成熟”，证明它已经“转变成为‘自为的’阶级”。沙夫写道：波兰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波兰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了，它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了。按马克思主义的行话来说，工人阶级已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了。用通常的话说，就是波兰的工人阶级（已表明他们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意愿）已不愿意让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工人阶级希望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工作。”至于团结工会，则被他称作“一个直接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利益的组织”，它在波兰的出现不仅是难免的，也是适时的：“在党明显垮台时，波兰工人阶级成熟和要求自治愿望日益增长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团结’工会。”

由此看来，沙夫的《波兰的教训》，除了对团结工会造反行动的赞颂和对波兰社会主义原罪的揭发外，与其1978年完成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相比，似乎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相反在某些问题上，他甚至还向后倒退了一步。例如，如果说在《若干问题》中，沙夫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缺乏警觉的话，在《波兰的教训》中，沙夫则对之加以坚决的否认。尽管沙夫以“开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不同政见者”自居，但无论从其1978年完成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中，还是从其1981年8月完成的《波兰的教训》中，我们都感受不到这一点。

然而，随着波兰事件的进一步升级，境外敌对势力对波兰实施政治干涉和宗教渗透日趋公开化，沙夫的头脑开始清醒，其政治立场也开始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其在1981年12月波兰实施军管后写作的《波兰的教训（续）》一文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1981年下半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梵蒂冈支持和怂恿下，团结工会中的右翼势力逐渐抬头。当年秋天召开的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提出了“自治共和国”和“多党制”等口号，而且还提出了“重建国家”的口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的和平谈判终究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甚至连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的建立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民主协商阵线”的建议也完全没有可能落实。在这种情势下，波兰统一工人党意识到它现在有必要“像保卫波兰独立一样保卫波兰的社会主义”。于是，在12月12日，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和波兰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雅鲁泽尔斯基下令波兰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沙夫的《波兰的教训（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波兰的教训（续）》在对波兰形势的分析上与《若干问题》和《教训》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篇文章中，沙夫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为团结工会唱颂歌，把团结工会的成立看作是波兰工人阶级成为成熟的“自为”阶级的标志，而是开始为团结工会唱“挽歌”，谴责“他们越来越被胜利冲昏头脑”，特别是谴责团结工会主席团12月17日的拉多姆决定本质上是在挑起“内战”。沙夫写道：“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团结工会主席团在拉多姆决定，为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沿岸的12月事件，于12月17日在全国举行街头示威游行。如果政府仍不答应团结工会的要求，就宣布举行无限期总罢工。”沙夫在具体分析这一事件时还如实地给挑起内战的团结工会右翼势力扣上了“推翻社会主义”的的罪名。他分析道：“在这里，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发问：国家政权能有什么抉择？很清楚，12月17日在波兰会发生内战，因为只有政治上的稚童才会相信，拥有强大的权力机关、并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做好准备的党和政府不会以暴力对团结工会领导人几个月来就公开宣称的‘推翻社会主义’的企图作出反应。团结工会领导人通过12月17日时间想达到什么目的是清楚的：通过总罢工使国家陷于瘫痪，在工厂中组织战斗小组并消灭共产党人……一句话，他们寄希望于内战。”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教训（续）》不再仅仅从波兰“内部”，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官僚机构”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开始从“外部”来反思波兰的动乱。沙夫不仅将波兰的动乱明确地宣布为“外国不知羞耻地利用”国内反对派“政治上的愚蠢和幼稚”“进行宣传的结果”，而且还明确地谴责境外敌对势力为“政治煽动者”和“幕后策动者”，说“他们总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尤其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各种特务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有意识地保留和维持下来”；“他们进行操纵而不让公众看见自己”。沙夫在谴责境外敌对势力时，甚至明确地使用了“美国和西欧的反动集团”这样的字眼，谴责这些“肮脏的手在玩弄这场关系到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赌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的教训（续）》中，沙夫对其向来视为“盟友”的波兰教会开展了批评。尽管沙夫依旧非常怀念维辛斯基红衣主教，说他虽然“非常保守”，“不屈不饶地为宗教信仰而斗争”，“但他同时又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波兰人，他准备同政权当局携起手来，尽管他并不喜欢它”，尽管沙夫依然寄厚望于“波兰的教皇”，把他说成是“一个当然的最高仲裁人”和“伟大的深明大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却开始对受到“波兰的教皇”支配的波兰天主教会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谴责道：“我们的教会最近一段时期是否继承了维辛斯基红衣主教的这种传统了呢？没有。如果维辛斯基红衣主教仍然在世，在军事管制条件下可能导致民族灾难的示威游行，就不会从做完弥撒后的教堂出发（但几乎所有的示威都是这样发生的）。如果维辛斯基红衣主教仍然在世，就不会有哪位神甫敢于发表现在人们听到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引起社会混乱的布道演讲（我是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的，并非只是从官方消息中了解情况），教会就不会同国家权力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不会在涉及到民族团结和教会参加民族团结这类重大事务上采取儿戏的态度，不会一味地支持团结工会。”

然而，沙夫的觉悟，或者说沙夫在波兰剧变问题的政治立场的最后转变却是在波兰剧变的最后时刻实现的。如果说沙夫在写《波兰的教训（续）》时，他对罗马教廷和罗马教廷支持的波兰天主教会“仲裁”和“缓冲”波兰事件还寄予希望的话，则至90年代初，当波兰剧变完成，一切真相大白后，沙夫终于明白波兰事件的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原来竟是美国与梵蒂冈，是它们结成的“神圣同盟”。沙夫在谈到“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合谋导演波兰剧变时，援引“一位美国分析家”的话说：“就波兰而言，教皇和总统……所干的就是利用国内对立势力的矛盾，制造内部冲突，自己却不留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沙夫在谈到里根政府的和平演变谋略时，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利用教会这张牌来征服人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己又不留一点可以被人利用的痕迹。由此，我们看清了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垮台的过程中，美国领导人及其特务部门是如何积极开展工作的。”

应该说，在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的长期教育下，沙夫终于醒悟境外敌对势力通过宗教渗透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和“社会复制”乃波兰剧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因。尽管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官僚机构及其腐败作风和波兰政府改革的不力是波兰剧变的一项基本原因，美梵神圣同盟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同样是波兰剧变的一项不容忽视的原因。诚然，沙夫的这样一种觉悟是以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被颠覆为惨重代价的，但从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问题，他的这样一种认识依然是难能可贵的。

当年孙中山在解释民权主义时，曾经将人分成三种：第一种人叫“先知先觉”，第二种人叫“后知后觉”，第三种人叫“不知不觉”。根据孙中山的这个说法，我们既可以将沙夫划归于“后知后觉”，也可以将其划归于“先知先觉”。

我们之所以将沙夫划归于后知后觉，乃是因为沙夫在波兰剧变的前期，不仅对国内反对派活动的政治意图缺乏警觉，而且对境外敌对势力对波兰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也毫无警觉，从而对波兰事件作出了一系列的错判。直到波兰剧变进入后期，甚至直到波兰剧变进入最后关头，他才对波兰剧变的政治实质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才对波兰反对派“推翻社会主义”的政治意图以及美梵神圣同盟利用波兰教会演变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有了清醒的认识。

我们之所以将沙夫划归于先知先觉，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在苏东国家，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像沙夫这样在苏东剧变中提高了觉悟，对境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及其恶果有所认识的。另一方面，还因为尽管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史的角度看问题，人类社会自上个世纪初开始已经步入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尽管只要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一发展阶段存在一日，“一球两制”的状况会就存在一日，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活动也就会存在一日。因此，无论是对于那些尚未觉悟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于将来对此应该觉悟的人们来说，沙夫的这样一种觉悟和认识都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资产。鉴于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沙夫的这份觉悟和认识不仅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将会是影响深远的。

沙夫的这份觉悟和认识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为要有效地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就必须具有世界意识和国际大视野，就必须向波兰剧变后的沙夫那样，既要学会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看问题，也要学会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看问题，及时识破和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的罪恶阴谋，有效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否则我们就会重蹈波兰剧变前和波兰剧变中的沙夫的覆辙，成为一个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坐看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成为沙夫那样一个“不愿做逍遥派”的“逍遥派”。在积极借鉴沙夫“后知后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学会从“外部”、用“一球两制”的世界眼光来看待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变“不知不觉”为“先知先觉”，防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和宗教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于未然，乃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历史正命。（注释略）

本文选自段德智主编《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研究》第三篇《苏东剧变的理性反思》之第三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燕南园爱思想 段德智 2015-08-23 08:5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