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恕：中国是一个虚弱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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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虚弱的大国，因为我们很多旧的道德观念都没有了，新的道德观念又不知道往哪找，我们现在的军队是很好，但是打起来能不能顶得住，我不知道。

先父梁漱溟去世以后，如何把他的思想财富保存下来，变成我和家兄的一个任务了。我们都是在退出工作以后才注意自己的父亲。当然也还不算太晚，但是也是晚了。

梁漱溟，从佛学到儒家

今天我的题目是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的角度去看先父的儒家思想。在民国初年，清朝刚刚倒了之后不太久，主要是向西方学习风气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一些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很注意谈佛、谈儒，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交往，好像一个社团的样子，说社团又太重了一些。那么就在这些活动当中，先父就结识了一些谈佛、谈儒的人，有的时候是他向别人请教，有些时候是别人向他请教，1918-1923年这段时间，他们互相认识，而且都是一辈子的朋友。

我今天讲两个人，通过讲这两个人说明同是研究儒学，实际上个人的路子、路向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父亲本人，这三个人，按自己的气质、个性来研究或者是来传播儒学。

我父亲之所以转向儒学，基本思想就是他明白一个道理，他说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一个终极的真理，但是太多的人不可能懂得他，不可能接受他。世界上没有彼此之分，万物一体的，这个万物一体和我们的实际生活相差太远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情况下呢？完全不是万物一体的，而是对立的，我们和物是对立的，和人也是对立的，体会不到万物一体，悲悯众生也不存在。

佛家的真理，好是好，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认识它。所以他说怎么办呢？他把我的救世的想法转向儒，因为他看了儒书之后，认为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儒学更积极、乐观，同时也很稳妥。他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的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就只能提高到儒学这一步就正合适。佛学太高，所以他后来是为了大众而放弃了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他就是这样转过来的。

因此，他的这个态度和我下面要说的两个好朋友的态度就不一样，那两个人，应该说造诣也很高了，但是三个人都不一样，刚才我把我父亲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大家再听我说另外两个，会感觉三个人各有一套。

人人都知熊十力，却不知还有位伍庸伯

我先说一个叫伍庸伯的先生，这个人我是比较熟悉，因为熊十力先生和伍先生我都见过。由于有这样一个父亲，别人见不到的我都见到了。

熊先生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伍庸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称呼他。是新儒家还是什么，我认为这些称号都不必要。在我父亲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补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我就先说一下伍先生。

伍先生他原来是学军事的，是第一名的毕业生，而且很快就在军界一帆风顺。等到1916年中国买了几架飞机想要组建空军的时候，他是管几架飞机的空军。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空军司令，我吃惊。他说我不会开飞机，是别人扶我上去的，这是他对自己的自嘲。

一个人做军人活一辈子对吗？他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活，他活着就处在一种迷惑的状态，所以他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个问题然后再说，其他他不能干了。所以他就辞职。别人说你辞职吃什么穿什么？他不管。

后来他辞职了，而且他的陆大的同学和同事们，一人给他几块钱，他靠这个活着，在北京找各方面的基督教的牧师、和尚、道士，北京大学去旁听。他用6年的时间，最终他选定了，儒家最好。并且还有一个特点，他选定儒家之后，再也不评价其他的学派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有什么长短。我就认为这个好，其他有什么我不说，他就是这样的态度。

伍庸伯先生另外一个特点，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部队，但是在北伐的时候出任后方办公的厅主任，掌握最繁重的工作，前面在打仗，他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北伐一完成他就辞职。他有两次代理广东省的主席，主席一回来他就交权，他的力量就是利用在本乡，办教育，缴土匪，他的儒家学问只在本乡跟他的一些乡亲们中间有兴趣的人，讲给他们听。

我想说的是，他选择的儒家的路就是差不多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周遭靠近他的，他也关心，或者说他也愿意辅助人们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跟我父亲不一样了。我父亲是说他要用儒学来拯救人类，因为佛家太高，这中间关切的范围是区别非常之大了。

我只能用很少的几件事情来说明伍庸伯先生的不平凡，以及修身方面及其认真来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他的老家是在广州以北几十里的地方，他进广州通常都是坐火车，几点几分有一个火车离他们村几里远的地方，他坐这一趟火车进广州。以前都是火车到他也到。但是有一次是火车已经到了他还没有到，如果他跑还能够赶得上，但是他不跑，他立刻就决定我今天回去了。回想今天我为什么没有赶上火车，因为火车是定时的，我去火车站需要走多少时间也是一定的，都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赶上。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他可以用来检查自己，防止一时之懈。顷刻之间心不在，他们强调心要刻刻在当下，不要走作，中国成语说心猿意马，人在做这个事，其实脑子里面在想着别的事，这是他们非常反对的。伍先生决定不赶上火车，我今天就是有所走作，心有懈，就是懈怠的懈，当我们把这个作为小事放过的时候，他不放过。

他后来在北京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进屋就看他的嘴唇缩上去了，上嘴唇盖不住牙齿了，有手指那么宽的缝子露出来，正好他拿着一个小镜子在看，他也看到牙齿露出来了，他说了一下，恐怕大势已去了，然后他就不吃药了。同时还对别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个时候死正好。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责任，对于乡土，对于其他的人都不负有任何的责任，此时生命的在与不在只关系到个人，所以他说此时正好，他不吃药就死了，这就是伍先生的儒家工夫实践的一面。

他在讲书解书，他解书在我父亲看来是最正确的，为什么正确？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家，常常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加到古书里面。有一个毛病，解书的时候，多有转折，把一个意思加以改动，经过3、5次的改动成了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古书的意思。用我父亲的语言说：古人就我。让古人来迁就我的意思。

但伍庸伯先生没有这个意思，他不善改古书，他对王阳明和朱熹的批评就是他们有这个问题，王阳明讲着讲着就要讲“良知”，就是“格物致知”，王阳明加了一个“良”，加了究竟好不好，它不是古书的意思了。这个古书在我父亲看基础是摆在那里大家看的，每个人自己去体会，不要你去改，靠自己的心得去理解古书，所以他说伍先生的态度最好，他讲解书的时候最原原本本，一字一意，一句一意，而王阳明他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父亲对于伍庸伯先生长处的评价是什么呢？伍先生这样的解书，这样的实践，好在什么地方，可以利于初学普济一般人，他更明确的说，不要用心太过，虽然你是研究孔子的精神，但是你用心太过，用力太大都不好，这里面好像也是对于朱熹、王阳明的不赞成，反过来说伍先生在解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毛病。

我眼里的熊先生

下面说一下熊十力先生。他是一个新儒家，但是这个新字我不太同意，但是我们不说了。熊先生很有名声，在我父亲看来他在后期有很大的毛病，他起初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人肯定是才气很高，对于儒学也有真知灼见，但是他有太多的毛病。

这个最根本的毛病就是，说是要破我执，但是从来不破我执。虽然我执是谈佛的，但是我执强的人做什么都不好。熊先生他是有很多毛病，我跟大家说一些事，你们就知道他的毛病了，他的特点也非常有意思的。

熊先生，我十几年前台湾杂志让我写一个熊先生的介绍，当时我给他两个字“率真”，但是今天改一个说法，他有率真的一面，但是更应该代表他的一句话，熊先生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感受，他也不想适应外界的变化，他终生都是穿中式的衣服，袜子、鞋子都是自己做的，腰带必然是一个布带子，不会是皮带，说话非常不顾忌环境。

有一次我去看他，那里有一对夫妇已经在场，结果他骂起（吴晗），骂完了（吴晗），几乎把他妈也骂起来了。他很容易兴奋，兴奋之后他就管不住自己，说话非常粗，也离题很远，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主观太强，他把科学说得非常简单，汉代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偏差，然后到宋明又出现什么偏差，好像是几个思想家造成中国文化里面缺乏科学，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但是熊先生就可以说得这么简单。

我父亲在晚年做了两个事，一个是写长篇文章，给伍先生撰书。伍先生不着书，我父亲替他着，伍先生笑了，你听我的教导不但不反省还要给我着书。我刚开始说的，我父亲转向儒学就是惦记他人众生，所以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字上其实就是他的感情，伍先生的感情不像他那样扩散的非常大，伍先生不仅不扩散，连他自己都管不住。

我父亲晚年也为熊先生做了两篇文章，一个就是（《熊着选粹》），把他书里面正确的东西摘录出来成为一篇文章，又把他的错误从早先一直到晚年，从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都给他罗列出来，他的晚年已经到了不可救的地步，掷笔兴叹。熊先生这个朋友，当初好的状况不可能在见了，这就是我父亲为他的好朋友在晚年的时候各写了一篇文章。

古今交错的背景当中，儒家何为？梁先生在面对这样的主义会说什么？

在座的各位，年轻人比较多，虽然不年轻，但是对于几十年前的事不太知道，像我这样经历了国民党、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时期，这个事是很麻烦，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中国人把他的全部力量转向追求物，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见效非常快，中国从来没有以这样高的速度发展物，一下子变成世界第二位，所以常常提到大国。但是我非常担心。

中国是一个虚弱的大国，因为我们很多旧的道德观念都没有了，新的道德观念又不知道往哪找，我们现在的军队是很好，但是打起来能不能顶得住，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施政或者是思想里面，其实有很多东方的东西。比如他非常强调决心、人心的力量大。当时的大跃进，他之所以提出那么多高的要求，就是因为他觉得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人心的力量简直是无穷，他就不知道人心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物质是有限的。

物质的力量，我们当时为了每年造1300万吨钢，把全国人累得半死，但是现在我们有6亿吨钢，怎么来的呢？它是物质条件渐渐聚集在一起，中国人生产6亿吨钢，所以这是一个配合的事情，身与心要配合，一旦只用一种力量就出事。

关于梁培恕

梁培恕，1928年生于广州。1933年随父母到山东邹平。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邹平到四川。1944年秋从勉仁中学去广西桂林，入中山中学读书。日本投降后，从广西回到重庆。1946年夏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解放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校长是徐悲鸿。当时，梁漱溟先生积极参与民盟活动，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的对象。培恕在艺专学习时，隐瞒了父亲的真实姓名，把堂姐梁培昭作为家长填在表上。但是，时间一长，很多人还是知道了他是梁漱溟的儿子。在内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艺专的学生也同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一样，反内战，要和平，举行游行示威。当时艺专参加的有200多人。1947年放暑假时，学校当局开除了包括梁培恕在内的闹学潮的10名同学。青年时期的梁培恕对政治的兴趣很大，一心想学新闻，被学校开除后，一九四八年前往解放区参加革命。

1948年秋，20岁的梁培恕经陈道宗介绍，到冀东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陈道宗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陈亚三之子，陈亚三曾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主任，是山东乡建运动的核心人物，同梁先生关系密切。陈道宗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时就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梁培恕参加革命后，先在唐山市军管会干训班工作， 1949年5月，经陈道宗介绍到了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1951年3月调人民日报社国际部，1961年调入黑龙江安达日报社，做农村采访工作。1964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文革”时下放干校待分配，靠边站达10年之久。1976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所。1984年调入美国研究所，曾任该所副编审。离休后从事先父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