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

　　广州的张柠也是一位支持“第三种批评”的批评家，他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叫《没有经典的时代》。不少人对他文中的意思不以为然，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许多“经典”的，与此相应的“大师”也很不少。事实上，陆续出版的号称“经典”的着作，据说都很受欢迎。读者大多十分青睐篇幅浩大、装帧豪华的“经典”，习惯于在装修新居的时候（幸运的是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少，因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将其买回家来放在“书架”上；同样；也有不少“大师”为人所熟知，比如一个钱钟书就让大家有说不完的话题，不仅养活了众多的大学教授，而且使“先富起来”的一些生活“很有品位”的人，多了一个佐餐的谈资，——他们习惯于在茶余饭后，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议论着钱钟书的“吃葡萄”的哲学和“吃鸡蛋”的幽默。可是，张柠这个人就喜欢认死理，他振振有词地反驳说：如果所谓的“经典”和“大师”沦落为“中产阶级”书架或餐桌上的装饰品，那么你还认为这个时代存在着经典或大师吗？这个张柠实在是太书生气了，正如两位山东的青年批评家吴义勤、施战军一样，后者偏偏就在人家兴致勃勃地编着出版着百年经典的时候，冷不防跳出来质疑一番，说人家的标准混乱，没有稳定的立场和知识参照等。其实，人们同样有理由对吴义勤和施战军的“质疑”也来一番质疑：你们的质疑依据在哪里？如果你们自己同样无法提供有效的标准和稳定的知识参照，又凭什么否定别人的呢？张柠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诘问：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可以有自己的经典和大师呢？你凭什么如此高傲？
　　所以，在我看来，尤其说这是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不如说这是一个“没有知识的时代”更加确切一些。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普遍稳定的知识参照，所以制造经典的人必得遭到质疑，并无法在这质疑面前自圆其说；出于同样的理由，任何质疑也并没有恒定的知识依据，而不得不同样遭到质疑。人们甚至不能开口说话，因为说话者与听话者缺乏共同的知识参照作为交往的依据，注定不能得到同声响应；或者说话者自身的知识依据是飘忽不定的，所以说出来的话总是闪烁其词，经不起质疑，只得“王顾左右则言他”。人们已经注意到90年代以来所谓知识界的这一基本状况，并已经将这种状况命名为“失语”，即认定这是一个“没有话语的时代”。其实，“没有话语”也就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实质，即关键在于没有一个必要的知识参照系统。
　　80年代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由于意识形态的坚冰尚未打破，一方面，为数不少的一派说话者处在这一意识形态的营垒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扞卫着什么；他们说话的姿态是绝对不会闪烁其词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相反，他们手中紧握着某一僵化得差不多成了固体的原则、规范、标准，几乎用不着进行个人化的思考，便先天性地具有了说话的勇气和信心，——他们仿佛并非代表着他们自己说话，而完全是他们手中的“意识形态真理”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自动化地得到了意识形态教条这一“批判的武器”，他们在闯入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的芳草地从事着“武器的批判”时，完全是胸有成竹的，而且由于借助了意识形态的权威，他们的批判也分外有力。另一方面，作为这一意识形态营垒的对立面的另一派说话者，那些处于知识界最前沿并具有时代超前意识的人，就是被称为“精英”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同样不乏“真理公司独家代理”的坚决的立场和义无反顾的勇气及信心，只不过他们所“批发”的“真理”，内容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完全不同而已；是什么使他们如此高傲呢？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信自己成为了历史所挑选出来的精英，而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就是要以执着和决绝的姿态，去批判、消解僵化意识形态的“超稳定性”；在这里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坚冰不仅是他们的对手的一个稳定的知识参照，而且也正是他们自己说话的一个同样稳定的参照，——打破这一坚冰的一切努力都自动化地得到了价值肯定，而将这种努力视作自己当然的历史使命正是他们一切高傲的资源。
　　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这些被命名或自命名为知识分子的人，其实相互之间并不具备一个绝对的肯定性知识参照的，这种情形实际上与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否定性知识参照而已。他们用来消解、否定、批判僵化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常常是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冲突的，例如有人借助于儒家士大夫的“浩然正气”来为自己的批判姿态打气，有人反复重申和强调的是“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精神，更多的人是在刚刚开放的西方“宝库”中找到知识依据的，而这些人的视野所及也大不一样，如有的着眼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有的来到了现代，也有的发现了几乎同步的后现代。但是知识背景的不同甚至冲突并没有被注意到，因为人们在面对僵化意识形态这一否定性知识参照时形成了“统一战线”。僵化意识形态这一现实的中国问题的存在，使所有非现实和非本土的知识依据一下子具有了现实的和本土的性能，可以在当时的语境下显出非凡的效力。但是，或许正是这一过分幸运的事实掩盖了一种由来已久的不幸：中国的知识界其实并未形成真正现实和本土的知识系统，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其实都还处在“没有知识的时代”，只不过一直都有太多的非知识参照或否定性知识参照（非知识参照如救亡运动，否定性知识参照如僵化意识形态），我们从来不意识到一个属于自己本土的、现实有力的肯定性知识参照多么重要和迫切而已。所以，当意识形态的坚冰打破，同时也不再有如救亡之类的事要做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当下中国没有自己的真正知识，因此也没有自己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不幸后果就终于暴露无遗了。
　　9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时代。当这个时代的不幸到来（确切地说，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不幸显现出来）的时候，许多人还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呢，因为不管怎么说，长期禁锢着知识界的僵化意识形态总算是无疾而终了。事情仿佛就是由时代的分界线所决定的，仿佛没有任何征兆，原先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僵化意识形态就突然不再具有效力了。许多人依然说着意识形态的话，行使着意识形态的权威，但却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胸有成竹，不再显得像是真理的代言人了。另一方面，原先执着地以消解僵化意识形态为目标的说话者，也仿佛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达成了协议，放弃了不依不饶的批判，——事实上，一旦两个阵营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僵化意识形态完全只是形式上的存在，那就意味着僵化意识形态已经彻底崩坏，一切批判、消解的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于是，80年代的知识界，也就是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共同体，宣告解体了。从最初的“下海”和“致富奔小康”的浮躁中清醒过来之后，90年代知识界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番无中心无参照的图景。“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有人这样描述着。可悲的是，哪怕就是这样一句描述性的话，最初也并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口中，而是由俄罗斯人巴赫金说出的。
　　可是，正如明明是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而“经典”和“大师”却普及到了中产阶级的家庭，明明是一个“没有话语的时代”，却又到处是“众声喧哗”一样，这个“没有知识的时代”，却被非常确切地称做“知识爆炸”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时代缺少的只是纯粹的知识和真正的知识分子。至于作为某种工具、某种资本的“知识”、“信息”之类，在网络化、全球化的今天，却恰恰高度膨胀到了几乎令人窒息的程度。同样，我们这里也并不缺乏依靠知识谋生的人，依附在某一权力或利益集团身上的国家化、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以及非常聪明地利用自己的知识致力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日常生活化的“知识分子”，简直就是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特殊风景。“没有知识的时代”所没有的是纯粹的、只与其本身的历史和创造有关，而不具有任何其本身之外的目的的知识，而唯有这种纯粹的知识，才能着眼于长远，才能为民族意识和当代思想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参照。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许就是以这种纯粹知识为生的人，他们只忠实于自己的思想、逻辑，永远只属于知识和知识界本身，既不至于集团化，也不会沦为日常生活的奴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是一个“没有知识的时代”，知识变成了资本，——不仅是一种比喻，而是的确作为与资金资本对等的因素，在诸如软件业、传媒业的管理和运作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谓“知识经济”的要义所在。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于知识界、知识分子，除了把他们看做与某种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词汇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吗？而作为纯粹知识对当代生活和文学艺术说话的所谓“文化批评”，能在这“没有知识的时代”找到立足之地吗？
　　当各种不同的批评口号纷纷出笼的时候，“没有知识的时代”又有了一个新的注解：“没有批评的时代”。尤其是在今天时过境迁之后，那些短命的口号与旗帜只显出了几分可笑，因为它们既没有系统的批评思想，也并未提供能够对当代生活和文学艺术发言的知识依据。所有说话的声音都不过是众声喧哗，众多的批评口号只是更加明白地告诉人们批评的“失语”。“第三种批评”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几个人公开提出的，而直到现在，即直到其它各种口号相继被人们遗忘（时间其实也并不太长）的时候，它才真正体现出思想的深度。并不是因为“第三种批评”与别不同地拥有纯粹知识作为参照，它甚至也并没有提出它自己所渴望提出的纯粹知识意义上的真正的“中国问题”。恰恰相反，也是它最独到和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承认这是一个“没有知识的时代”，纯粹知识是几乎不可能的，认为我们现有的全部知识都不能作为今天进行批评活动的依据和参照，因此批评的当务之急就是将我们所有的知识储备全部搁置一边，以“悬空”的状态直接面对批评对象，直到真正的（中国）问题显露出来，再循着对问题的绝对思考重建一个纯粹知识系统。有人指出这是一种现象学批评，如果的确如此，也只是在方法上的相似，因为现象学与其它一切知识一样，都是“第三种批评”要搁置的对象。如果说现象学是某一特定学派进行文化批判的武器的话，“第三种批评”所从事的是一种“没有武器的批判”，需要把一切现有的知识武器统统丢到一边去。毫无疑问，“第三种批评”是一种异常艰难的文化选择，由于它破釜沉舟地置身于悖论丛中，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它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是，基于对这个“没有知识的时代”的最深刻的认识，出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下的文化无奈，这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最后选择。
　　从更深一层来看，这个“没有知识的时代”甚至也是一个“没有常识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知识”、“话语”爆炸性地膨胀，不仅使纯粹知识成为空谈，而且把普通人的基本常识也遮蔽住了。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奇怪的情况：一部文学作品置于普通人面前的时候，这个人还能对它说出些道道来，而一旦拿给某些“知识分子”（专家）和批评家看的时候，他却反而语焉不详和闪烁其词，或说得谁也听不懂了。普通人都会有欣赏一般的艺术美的能力，这得益于与生俱来的审美感官和通过社会交往无形中确立的基本审美常识。可是，这些以知识为生的人却一直怀抱着虚假的知识而不自知，直到失去了最起码的感官和常识的能力了。对于批评家来说，应用知识对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说话是一种职业，可由于他所应用的并不是纯粹知识，也不是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脑感受和思考过的知识，他所谓的知识于他便真的是一种“业”了。在佛教观点里业就是障，批评家的虚假知识就是遮蔽常识的“业障”，必须彻底打破或悬置一边，首先把常识解放出来，恢复普通人最最基本的审美感受能力，才能进一步达到真正知识的创造力。所以在我看来，在目前的形势下，“第三种批评”实际上就是回归常识的批评，批评家说话时不妨将头脑中现存的一切概念、知识、历史等等抛开，只听从普通人的感官和常识，这样形成的新的知识，就是属于自己的。在一个没有常识的时代，常识却往往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就像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尤其是舒婷的诗），不过是回归了抒情诗的基本常识，在当时却无疑是一种“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
　　但是将现有的全部知识从自己的大脑中剔出，一定是既艰难又痛苦的事，因为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向自我开战。所以，我们要向90年代的“第三种批评”批评家致敬，如果说80年代的批评家是在与一个明确的敌人（僵化意识形态）开战的话，今天的“第三种批评”批评家却在与自己开战。对于一个知识者来说，现有知识即如无处不在的空气，是无从反抗的一种宿命，而现在“第三种批评”却恰要在无从反抗处反抗。离开了呼吸也许就要窒息而死，可是这些虚假的知识，这有毒的空气，浓雾一般的空气，不是也一样会让人窒息而死吗？同样是死，又何不置之死地而后生呢？在80年代，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如果成功地战胜了对手，便立刻会被称为“黑马”，闻名于世；那么，90年代的批评家，一旦成功地战胜了自己，他将会得到一些什么呢？没有人告诉这问题的答案，而这一点也许正是令冒险家（“第三种批评”批评家）们最最感兴趣和被诱惑的。
　　
　　
　　
文艺争鸣长春76～78J1文艺理论谭运长19991999 作者：文艺争鸣长春76～78J1文艺理论谭运长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20:2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