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恕:中国是一个虚弱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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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虚弱的大国,因为我们很多旧的道德观念都没有了,新的道德观念又不知道往哪找,我们现在的军队是很好,但是打起来能不能顶得住,我不知道。

先父梁漱溟去世以后,如何把他的思想财富保存下来,变成我和家兄的一个任务了。我们都是在退出工作以后才注意自己的父亲。当然也还不算太晚,但是也是晚了。

梁漱溟,从佛学到儒家

今天我的题目是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的角度去看先父的儒家思想。在民国初年,清朝刚刚倒了之后不太久,主要是向西方学习风气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一些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很注意谈佛、谈儒,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交往,好像一个社团的样子,说社团又太重了一些。那么就在这些活动当中,先父就结识了一些谈佛、谈儒的人,有的时候是他向别人请教,有些时候是别人向他请教,1918-1923年这段时间,他们互相认识,而且都是一辈子的朋友。

我今天讲两个人,通过讲这两个人说明同是研究儒学,实际上个人的路子、路向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父亲本人,这三个人,按自己的气质、个性来研究或者是来传播儒学。

我父亲之所以转向儒学,基本思想就是他明白一个道理,他说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一个终极的真理,但是太多的人不可能懂得他,不可能接受他。世界上没有彼此之分,万物一体的,这个万物一体和我们的实际生活相差太远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情况下呢?完全不是万物一体的,而是对立的,我们和物是对立的,和人也是对立的,体会不到万物一体,悲悯众生也不存在。

佛家的真理,好是好,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认识它。所以他说怎么办呢?他把我的救世的想法转向儒,因为他看了儒书之后,认为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儒学更积极、乐观,同时也很稳妥。他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的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就只能提高到儒学这一步就正合适。佛学太高,所以他后来是为了大众而放弃了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他就是这样转过来的。

因此,他的这个态度和我下面要说的两个好朋友的态度就不一样,那两个人,应该说造诣也很高了,但是三个人都不一样,刚才我把我父亲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大家再听我说另外两个,会感觉三个人各有一套。

人人都知熊十力,却不知还有位伍庸伯

我先说一个叫伍庸伯的先生,这个人我是比较熟悉,因为熊十力先生和伍先生我都见过。由于有这样一个父亲,别人见不到的我都见到了。

熊先生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伍庸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称呼他。是新儒家还是什么,我认为这些称号都不必要。在我父亲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补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我就先说一下伍先生。

伍先生他原来是学军事的,是第一名的毕业生,而且很快就在军界一帆风顺。等到1916年中国买了几架飞机想要组建空军的时候,他是管几架飞机的空军。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空军司令,我吃惊。他说我不会开飞机,是别人扶我上去的,这是他对自己的自嘲。

一个人做军人活一辈子对吗?他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活,他活着就处在一种迷惑的状态,所以他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个问题然后再说,其他他不能干了。所以他就辞职。别人说你辞职吃什么穿什么?他不管。

后来他辞职了,而且他的陆大的同学和同事们,一人给他几块钱,他靠这个活着,在北京找各方面的基督教的牧师、和尚、道士,北京大学去旁听。他用6年的时间,最终他选定了,儒家最好。并且还有一个特点,他选定儒家之后,再也不评价其他的学派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有什么长短。我就认为这个好,其他有什么我不说,他就是这样的态度。

伍庸伯先生另外一个特点,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部队,但是在北伐的时候出任后方办公的厅主任,掌握最繁重的工作,前面在打仗,他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北伐一完成他就辞职。他有两次代理广东省的主席,主席一回来他就交权,他的力量就是利用在本乡,办教育,缴土匪,他的儒家学问只在本乡跟他的一些乡亲们中间有兴趣的人,讲给他们听。

我想说的是,他选择的儒家的路就是差不多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周遭靠近他的,他也关心,或者说他也愿意辅助人们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跟我父亲不一样了。我父亲是说他要用儒学来拯救人类,因为佛家太高,这中间关切的范围是区别非常之大了。

我只能用很少的几件事情来说明伍庸伯先生的不平凡,以及修身方面及其认真来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他的老家是在广州以北几十里的地方,他进广州通常都是坐火车,几点几分有一个火车离他们村几里远的地方,他坐这一趟火车进广州。以前都是火车到他也到。但是有一次是火车已经到了他还没有到,如果他跑还能够赶得上,但是他不跑,他立刻就决定我今天回去了。回想今天我为什么没有赶上火车,因为火车是定时的,我去火车站需要走多少时间也是一定的,都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赶上。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他可以用来检查自己,防止一时之懈。顷刻之间心不在,他们强调心要刻刻在当下,不要走作,中国成语说心猿意马,人在做这个事,其实脑子里面在想着别的事,这是他们非常反对的。伍先生决定不赶上火车,我今天就是有所走作,心有懈,就是懈怠的懈,当我们把这个作为小事放过的时候,他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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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在北京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进屋就看他的嘴唇缩上去了,上嘴唇盖不住牙齿了,有手指那么宽的缝子露出来,正好他拿着一个小镜子在看,他也看到牙齿露出来了,他说了一下,恐怕大势已去了,然后他就不吃药了。同时还对别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个时候死正好。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责任,对于乡土,对于其他的人都不负有任何的责任,此时生命的在与不在只关系到个人,所以他说此时正好,他不吃药就死了,这就是伍先生的儒家工夫实践的一面。

他在讲书解书,他解书在我父亲看来是最正确的,为什么正确?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家,常常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加到古书里面。有一个毛病,解书的时候,多有转折,把一个意思加以改动,经过3、5次的改动成了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古书的意思。用我父亲的语言说:古人就我。让古人来迁就我的意思。

但伍庸伯先生没有这个意思,他不善改古书,他对王阳明和朱熹的批评就是他们有这个问题,王阳明讲着讲着就要讲“良知”,就是“格物致知”,王阳明加了一个“良”,加了究竟好不好,它不是古书的意思了。这个古书在我父亲看基础是摆在那里大家看的,每个人自己去体会,不要你去改,靠自己的心得去理解古书,所以他说伍先生的态度最好,他讲解书的时候最原原本本,一字一意,一句一意,而王阳明他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父亲对于伍庸伯先生长处的评价是什么呢?伍先生这样的解书,这样的实践,好在什么地方,可以利于初学普济一般人,他更明确的说,不要用心太过,虽然你是研究孔子的精神,但是你用心太过,用力太大都不好,这里面好像也是对于朱熹、王阳明的不赞成,反过来说伍先生在解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毛病。

我眼里的熊先生

下面说一下熊十力先生。他是一个新儒家,但是这个新字我不太同意,但是我们不说了。熊先生很有名声,在我父亲看来他在后期有很大的毛病,他起初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人肯定是才气很高,对于儒学也有真知灼见,但是他有太多的毛病。

这个最根本的毛病就是,说是要破我执,但是从来不破我执。虽然我执是谈佛的,但是我执强的人做什么都不好。熊先生他是有很多毛病,我跟大家说一些事,你们就知道他的毛病了,他的特点也非常有意思的。

熊先生,我十几年前台湾杂志让我写一个熊先生的介绍,当时我给他两个字“率真”,但是今天改一个说法,他有率真的一面,但是更应该代表他的一句话,熊先生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感受,他也不想适应外界的变化,他终生都是穿中式的衣服,袜子、鞋子都是自己做的,腰带必然是一个布带子,不会是皮带,说话非常不顾忌环境。

有一次我去看他,那里有一对夫妇已经在场,结果他骂起(吴晗),骂完了(吴晗),几乎把他妈也骂起来了。他很容易兴奋,兴奋之后他就管不住自己,说话非常粗,也离题很远,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主观太强,他把科学说得非常简单,汉代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偏差,然后到宋明又出现什么偏差,好像是几个思想家造成中国文化里面缺乏科学,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但是熊先生就可以说得这么简单。

我父亲在晚年做了两个事,一个是写长篇文章,给伍先生撰书。伍先生不着书,我父亲替他着,伍先生笑了,你听我的教导不但不反省还要给我着书。我刚开始说的,我父亲转向儒学就是惦记他人众生,所以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字上其实就是他的感情,伍先生的感情不像他那样扩散的非常大,伍先生不仅不扩散,连他自己都管不住。

我父亲晚年也为熊先生做了两篇文章,一个就是(《熊着选粹》),把他书里面正确的东西摘录出来成为一篇文章,又把他的错误从早先一直到晚年,从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都给他罗列出来,他的晚年已经到了不可救的地步,掷笔兴叹。熊先生这个朋友,当初好的状况不可能在见了,这就是我父亲为他的好朋友在晚年的时候各写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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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交错的背景当中,儒家何为?梁先生在面对这样的主义会说什么?

在座的各位,年轻人比较多,虽然不年轻,但是对于几十年前的事不太知道,像我这样经历了国民党、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时期,这个事是很麻烦,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中国人把他的全部力量转向追求物,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见效非常快,中国从来没有以这样高的速度发展物,一下子变成世界第二位,所以常常提到大国。但是我非常担心。

中国是一个虚弱的大国,因为我们很多旧的道德观念都没有了,新的道德观念又不知道往哪找,我们现在的军队是很好,但是打起来能不能顶得住,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施政或者是思想里面,其实有很多东方的东西。比如他非常强调决心、人心的力量大。当时的大跃进,他之所以提出那么多高的要求,就是因为他觉得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人心的力量简直是无穷,他就不知道人心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物质是有限的。

物质的力量,我们当时为了每年造1300万吨钢,把全国人累得半死,但是现在我们有6亿吨钢,怎么来的呢?它是物质条件渐渐聚集在一起,中国人生产6亿吨钢,所以这是一个配合的事情,身与心要配合,一旦只用一种力量就出事。

关于梁培恕

梁培恕,1928年生于广州。1933年随父母到山东邹平。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邹平四川。1944年秋从勉仁中学去广西桂林,入中山中学读书。日本投降后,从广西回到重庆。1946年夏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解放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校长是徐悲鸿。当时,梁漱溟先生积极参与民盟活动,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的对象。培恕在艺专学习时,隐瞒了父亲的真实姓名,把堂姐梁培昭作为家长填在表上。但是,时间一长,很多人还是知道了他是梁漱溟的儿子。在内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艺专的学生也同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一样,反内战,要和平,举行游行示威。当时艺专参加的有200多人。1947年放暑假时,学校当局开除了包括梁培恕在内的闹学潮的10名同学。青年时期的梁培恕对政治的兴趣很大,一心想学新闻,被学校开除后,一九四八年前往解放区参加革命。

1948年秋,20岁的梁培恕经陈道宗介绍,到冀东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陈道宗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陈亚三之子,陈亚三曾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主任,是山东乡建运动的核心人物,同梁先生关系密切。陈道宗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时就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梁培恕参加革命后,先在唐山市军管会干训班工作, 1949年5月,经陈道宗介绍到了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1951年3月调人民日报社国际部,1961年调入黑龙江安达日报社,做农村采访工作。1964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文革”时下放干校待分配,靠边站达10年之久。1976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所。1984年调入美国研究所,曾任该所副编审。离休后从事先父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

本文为梁培恕先生在世纪文景·文景季系列沙龙活动中的谈话实录,共识网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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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载 2015-09-15 09: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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