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疑的时代，我该如何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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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漫长的隧道中，一群人摸索前进，眼目所及，尽是黑暗，他们看不见彼此，无法相互安慰，孤独捆绑着每一个人，希望渺茫，不知何处是黑暗的尽头，伤痛、哀怨与绝望渐成灵魂的重负……如果此时，有人燃起烛火，微光摇曳，那又会是怎样的景象？

2014年的一个秋日，已经有12年未出新着的宗教学家何光沪，在为自己的新文集写前言时，想到了隧中秉烛者的形象。他说，秉烛者令人仰慕，他们使得人们看见了脚下的路，看见了同伴的脸，而且，最重要的是，秉烛者使得人们在彼此的面孔上看见希望与爱。

▲何光沪（1950年9月28日－），贵州省贵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着名宗教哲学学者，主要从事宗教学理论、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

撰文 | 新京报记者朱桂英

生活着，用眉间滴下的汗水

何光沪生于1950年，自幼丧父，家贫如洗，母亲一人抚养五个孩子，靠出租小人书维持生计。全家住在一间不到七平方米的木板房，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又遭逢非常态的动荡社会，人们陷于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中，时代的悖谬与暴力合力而成疾风，把何光沪一步步推往绝境：1968年下乡务农，1970年随母亲再次下放农村，他常肩挑重担，在大山里踽踽独行，精疲力竭时，坐在地上仰望高山蓝天，感慨人世艰辛。

所幸政治风暴在深山之中会有所衰减，尽管被贴了污黑的政治标签，何光沪还是获得了农民的信任，担任了山里小学的代课老师，白天教授学校里所有课程兼体操、唱歌、讲故事，天黑后上山打柴。青春被封闭在大山之中，生活的世界窄小无出路，人生的路要去往哪里，完全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生活就是如此、仅限于此，要证实有另一种世界。带着这样的渴望，学英语就有了一种非常巨大的意义——一种不同的语言，意味着有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使他有了证据，相信眼前的世界并非一切。

1977年高考恢复时，何光沪已经27岁。梦想复燃，却不存奢望，只低调选择了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进校后第二年，他还是抵不住心中的念想，要向更高远处行走，于是准备考研。恰好当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招生，其中有基督教专业，要求考试的科目并不难，何光沪啃了一遍《大英百科全书》中的“Christianity”词条，决定斗胆一试。复试时，考场上只有他一个考生，面试则在徐怀启先生的病床边进行。接到研究所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何光沪在《光明日报》读到一则新闻：上海师大开始考虑给老教授们配备助手，原因是一位老教授去世后，留下的基督教史手稿无人能够整理，那位老教授就是徐怀启。可见宗教学在中国之冷门。而何光沪的斗胆一试竟获成功，也实在得益于此。当他在研究所图书馆那灰尘厚积的外文书架上，随手取下麦奎利（1919-2007）的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并由此开启自己翻译宗教哲学作品之路，他心有感恩，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指引着自己。

存在着，理解时代的真相

何光沪在山区教书时，周围有很多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底层的赤贫，以非常极端的方式袒露自身：路边，长满荒草的空房子，本住在房子里的人，已经死绝。而那时所有媒体都在说，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多挖两锄自留地，就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人们承受着相似的苦难，却不能真正谈论它，生活的真相，远在公开的语言表达之外。

“文革”结束之后，言论的疆域缓慢拓展，生活在真实之中，成为之后好几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何光沪尝试真切谈论生活世界，是在自己的而立之年，他发表文章批判机械死板的考试制度对人之发展的抑制。他谈到了全国被耽误12年的高龄同学们关切的两点——在校期间应该可以报考研究生，也可以结婚。这正是他已然完成的挑战，他在大学第二年报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又结了婚。对自己保持诚实，同时真诚期待自己的言论对他人亦有益处，何光沪就这样开始以文字介入社会生活。

“忽略真实世界，以理性开始的哲学，必然会违背真实的生活，把自然与历史变成一套抽象的网罗。”何光沪自知对思辨的偏好，很容易让自己滑入抽象的危险，幸好自己还被赋予了另一种品质，敏于感受，这使他不会忽略真实世界的重量。有一次，在参加完会议后，他随一群学者参观中越边境元阳县的高山梯田，壮观景色摄人心魄，但他还有另一层感慨，农民辛劳其中依靠吃饭的生生所资，成了城里人旅游饱眼福的审美对象，这种错位里的审美，令他忧伤。在自选集《三十功名尘与土》中，他特意将此事写入这一年的人生纪事。

行动着，寻找底线的共识

作为宗教学家的何光沪，最近一次被媒体密集报道，是在去年年底。当时，中国思想界为寻求共识，来自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以及基督教研究学派的28位学者，共同签署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由于该文本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的，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而何光沪是“牛津共识”最早的起草人，作为基督教研究学派代表参与其中。最后的文本，希望提出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

思想界这一寻求共识之举，得到了国内和海外关心国事各阶层人士广泛的认同与赞誉——对“牛津共识”社会反应所做的多方面社会调查和统计数字表明，国内外绝大多数受访者都高度正面评价这份文件。但在另一方面，共识条款的内容、文本拟定的过程、签署人的身份，甚至选择在英国牛津开会，也都有人批评。甚至有人说，此般大动干戈而行，又苦心积虑而思，最后出来一个并不在大家意料之外的文本，是思想界的行为艺术。因不惮于向人解释共识拟定的初衷与意义，何光沪在这一事件中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他的肖像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面容消瘦，白发苍苍，眼神肃然；话语间的恳切与严谨，也使人自觉感到看待“牛津共识”需多一点严肃，多一点善意。

“牛津共识”对何光沪而言，并非一个文本，一次签名，而是一以贯之的实践：克服派系的局限，超越自身的限制，以对话达成共识，共求更好的世界，更丰美的人生。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不能走向他人，自我就是一种牢笼。至于对话的目的，他很赞赏斯威德勒那种温和克制的表达：更深地了解自己；更真地了解别人；更充分地据此而生活。

那些看起来冷硬的政治或体制层面的表述，在何光沪这里，与温和有爱的哲思是同质的，即：在与世界、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才得以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获得美好的形象；此生的意义，在此生之中，在与此世的关系中得到证实；人在当下的所有选择与行为，构成了历史的面貌，也决定了未来的模样。

对话何光沪：

人生无法脱离痛苦，但是不能没有意义

新京报：年少时代，是一个人确立与这个世界基本关系的时期，即“对于世界的最初的经验”会影响人的一生，如今回望自己的过去，你是否愿意与我们分享自己的“最初的经验”？

何光沪：这种经验是艰难而痛苦的。最深切的感受还是精神的困惑：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刚进小学时，家住学校院子里，院里竖起一个高大的火炉，每夜都有鼓风机吵得没法睡觉，家家户户把锅碗瓢盆交出来，扔到炉里，熔成铁水，凝成许多铁锭堆在墙角，多年生锈无人过问，同时报上和广播每天说我国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小学还没毕业，知道自己的母亲是好妈妈，也是好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夸她），但却被赶出学校，以致全家衣食无着！初中未毕业，就不得不看着学校似乎永远停课了，学知识居然被批为“反动”，无数敬爱的老师天天被折磨、被关押、被逼自杀，随处都可以见到近邻远亲朋友熟人被侮辱、被殴打……最荒谬的是，打人者趾高气扬，被打者无人救助，旁观者不敢言、不敢怒，还得帮打人者鼓噪助威，所有媒体和言论都在赞扬这类暴行，“为革命行动叫好”……我很困惑：一个人看着身边另一个人挨打受虐，却只能沉默，这个人的生活，即使茶饱饭足，还能算人的生活吗？

新京报：在一个充满悖谬扭曲且贫瘠的时代度过自己人生最初的几年，你有过现实与梦想的疏异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在之后的人生中，你如何克服这样的疏异感和痛苦的？对你而言，最有益的知识与技巧来自何处？

何光沪：我似乎只能，也是自然而然地转向自己的处境之外，甚至是所见的现实之外去寻求支持。不是要克服同现实的疏离和痛苦，因为同荒谬不义的疏离是应当的；而现实同理想的距离是永远的，其所带来的痛苦也是永远的。人生无法脱离痛苦，但是不能没有意义，意义可以帮助应对痛苦。所谓寻求支持，就是寻求人生的意义。这种支持来自信仰的对象，即天地之本源与主宰。如果你确信世上存在终极的真善美，并把为之服务作为目标，相信这才符合天地大道，那么，只要真心尽力，即使成绩很小，人生也就有了意义。就理解自己“时代的真相”而言，对外部世界尽量全面的了解，对中国和世界真实历史的了解，是最有益的知识。用独立的思考和清明的理性，去判别种种流行的说法，是最有益的技巧；因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就常常会被误导或愚弄。在那个时代，外部世界的信息全被干扰过滤，独立思维的性格处处遭到压制，全面公正的历史书在图书馆和书店都找不到。所以在那时，设法浏览“限制发行”的《参考消息》是我最大的乐趣，偶然见到“内部发行”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如获至宝，而《西方哲学资料选辑》则成了我在偏远山村小屋中每夜的良伴！

新京报：你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思，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人心片面地偏向狭隘的理智，已经太久了，所以，良知、良心、公平、正义、创造与爱，与我们渐行渐远。造成“片面地偏向狭隘的理智”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

何光沪：所谓片面地偏向狭隘的理智，是说凡事都从自己的或自己（或大或小的）团体的利益考虑，从可见的、或短期的、或单方的、或片面的利益考虑。这是哲学家所谓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这种理性或理智不可缺少，但是只有这种理性，人就不复为人。你想，即使依靠这种理性获得了物质的富裕、地位的强大，但却远离了人之为人不可或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良知、公平、正义、创造和爱，那同弱肉强食的林中禽兽有何区别？多年来，我们先是片面强调阶级利益、阶级斗争以及政治的专政、压迫功能，不考虑（甚至批判）全民利益、社会和谐以及现代政治的管理、服务功能，后来则片面强调物质生产、经济效益以及国家发展的经济、技术层面，未能建设好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制度、法律保障。这是上述状态的主要原因，所以需要进行相应的反思和改革。

新京报：你认为，儒家学说，能为当下中国提供足够的现代理性吗？理性化与信仰的保守，有怎样的关系？

何光沪：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理性化或合理化，其中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等人民权利之保障，以及“公平正义”等古今中外公认的价值之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绝不反对这些，尽管封建专制时代未能建立对这些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当代新儒家也不应反对这些，除非他们背离孔孟思想的仁义核心，除非他们弃其精华（五常）取其糟粕（三纲）。与此相关，包含精华和糟粕的儒家学说，虽然在精神核心上与这些观念一致，但作为古代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无法“为当下中国提供足够的现代理性”。换言之，我们需要大大地解放思想，扩展思维，吸收古代其他传统的思想，以及近现代丰富百倍的、甚至已成常识常态的制度思想。对良知、正义、自由、平等之类理念，是需要信仰的；这种信仰同理性完全一致，古今中外，理性可以而且已经为之作出了无数雄辩的论证。所以，现代的理性化与保守的信仰，在原则上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支持的。

新京报：关于我们的公共生活，你以这样的句子描述之：破坏人作为人生活的意义，伤害人作为人的本质。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从个人出发，幸福与尊严何以可能？充满不安与怀疑的时代，信仰如何发生？

何光沪：当下社会，我们不能仅仅看到那种拜金逐利、趋炎附势之类的“洪流”；我们也知道有反抗“过度世俗化”的洪流。也许那只是一种潜流，因为即使在各种传统宗教复兴的热潮中，也显然包含着“拜金逐利、趋炎附势”的成分，而关切自己的灵魂，关心邻人的义务，往往遭到忽略。

幸福如果陈义较低，则幸福常以尊严为代价，尊严常以幸福做牺牲，二者已不可得兼矣。幸福如果陈义较高，则尊严实为幸福之条件，幸福乃以尊严为前提，二者均不能独存矣。正因为“眼前的世界”如此，人才需要“眺望更高的境界”，祈望“那里有平安喜乐”；需要是可能的前提，祈望是信仰的结果。在充满不安与怀疑的时代，信仰虽不易发生不易确立，但是如果怀抱虚心、坚持寻求，怀抱祈望、坚持爱人，我相信“斯人”已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