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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传说与族群分合 

    正如世界别处的人类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传说与神话，传颂着古代英雄的事迹，其中有些人物竟成为超凡的神人。在古代，这些神话及传说，常与历史混淆，必须经过清理，才能窥见隐伏的历史事迹。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举其重要的项目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神农开始农业、有巢氏造居室、黄帝创制度、五帝递嬗、尧舜禹举贤禅让……种种故事。这些传说其实来自不同的来源，却在逐步走向大一统的过程中，不同族群的故事糅合一起，编织为共同的传说系统——这也是构建集体记忆时，人类社会常见的情形。

    盘古创世与印度传说有关 

    以盘古创世的传说为例，今天民族学的研究，已知它是中国南方族群的故事，和印度传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汉代以前未有盘古传说的记载。

    女娲造人及补天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似乎最早也是属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而伏羲与女娲，兄妹相偶，尤其以两蛇交尾的形象作为象征，在汉代十分常见，也可能是属于南方文化兄妹交配传说的类型。但是女娲补天及共工氏撞倒天柱不周山的传说，既与天地开创的故事有关，又与洪水故事有关，内容相当复杂，牵涉的人物共工氏，又有相当古老的北方背景，是以女娲故事本身有不同的成分，而且来源也是多元的。

    黄帝故事包含不同的主题

    黄帝故事是中国传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至今中国人大都奉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然而，黄帝故事的系列，包含许多不同的主题，例如：黄帝与蚩尤及炎帝战争的故事；黄帝制定种种文物制度的“文化英雄”形象；黄帝为五帝之首，为各代王室共同祖先的身份。黄帝既是一个人，但轩辕氏又是一个朝代；而他的对手炎帝、神农氏也俨然是历世久长的一个朝代。凡此种种复杂的性质，显示黄帝传说的系列，来源不只一个，组合的方式也不只一个。更遑论，黄帝是人间的君主，有君临天下及开启文明的伟业；他同时也是神只，有差遣神鬼、呼风唤雨的超凡力量（例如在与蚩尤的战斗中，差遣了能降雨的应龙和能止雨的旱魃）。

    炎帝蚩尤

    正因为黄帝传说的本质如此复杂，清理传说，寻找可能的历史现象，殊非易事。黄帝传说，以其有关的“遗迹”言，中国北方由东往西，几乎处处有之，真寻到其原生地区恐非易事。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些可以注视的线索：黄帝的部众，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是迁徙不定，以师兵为营卫；轩辕一名，与车辆有关；而炎帝是放火烧山（所谓烈山氏），号为“神农”的族群领袖。这两大对手的抗争，可能即是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斗争。黄帝传说中，涿鹿与阪泉两次重要的战役战场，都在今日河北的北部，处于农牧交叠的地带。在历史时期，农牧进退，也即在这一线上推移，是则炎、黄两部，均在河北地区。

    黄帝的另一敌人蚩尤，在中国传说系统中，列于反派人物。但是，晚到汉代，山东地区的神只，八神将之一的兵主，俨然即是蚩尤！如果以此划分，结合最早黍粟农业遗址在磁山、裴李岗，以及接续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广布于河北地区，于是考古学家郭大顺即主张炎、黄的接触与对抗，反映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长期竞争，而胜利者黄帝一系，移入农业地区，也一变其师兵营卫的生活，改为种植五谷的农业了。同时，如果蚩尤在山东地区，长为兵主战神，则这一股力量，是否即代表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族群？他们在河北地区失败了，可是后世山东地区的“夷”众，到周代仍是与华夏对抗共存的庞大族群。

    少皞鸟官有集体记忆的真实性

    传说的五帝系统中，有太皞、少皞两氏，春秋时代的郯国，仍自承是少皞的后裔。据郯子自承其祖先以鸟名官，亦即以鸟名作为不同职司人员的官衔（《左传·昭公十七年》）。这种古老的传说，在历史时代难以造作，当有其集体记忆的真实性。奉太皞为祖先的春秋诸国（如任、宿、须句）均在济水流域。太皞、少皞都指陈日光照耀的高天，而大汶口文化遗址陶器上的陶文，有日在山上的一个景象──

    此陶文是否即是“昊”或“皞”字？如果以此推演，则炎、黄与蚩尤的三角竞争，毋宁正是仰韶、红山、大汶口三个北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接触，而最后组织为“五帝”的传说系统。至于转化为前后相承的三个朝代，是否又是一种融合的方式？

    帝喾与颛顼

    帝喾与颛顼是五帝中比较次要的人物。《礼记·祭法》中，虞、殷、周三代都祀奉帝喾。他的功绩，据说是能序星辰。在古代，天文知识与农业有关，也与宗教信仰有关，帝喾这样一位君主，大约是以宗教功能取得显赫的位置。《山海经》的帝俊，生育日月，可能即是帝喾的另一名称。所谓生育日月，也可以解释为设计历法，又是宗教与天文知识的结合。《山海经》不在北方学术传统之内，其中颇多怪异之说，似与长江流域的江汉文化族群颇有渊源。

    颛顼，号为“高阳氏”，屈原引他为祖先，则与祝融八姓有关。祝融八姓，分散在淮河流域，地处南北之间，可能是若干族群的联盟。春秋以后，其中芈姓在今日湖北，结合当地“百蛮”，创立楚国，于江汉地区蔚为大国，其势力可以抗衡中原的华夏诸国。《礼记·祭法》称道颛顼的功绩是能修明黄帝“正名百物，明民共财”的事业，是以他与黄帝传说也有关系。颛顼又曾令重黎分司天地，将神界与人界一分为二，这一功业，大约是象征神职人员势力退潮，世俗行政力量上升；另一方面，有了专业神职，消除家家可以担任巫师的浮滥，又未尝不能当作是神职地位更为崇高。总之，颛顼的身份应也有相当的神圣性。后世所谓楚文化，其中神只的名字与职守，由《楚辞》看来，颇与北方的传统不同。楚之为楚，是在春秋时代始有之；然而楚文化不能仅由祝融八姓族群创建，江汉土着文化（所谓百蛮）也当占有相当成分。颛顼与巫觋（或萨满）的关联，究竟祖源何来？颇不易知。但是，五帝系统是东周才逐渐建立，或因楚人在南方兴起，这一融合各地传统的系列，不得不将颛顼纳入五帝之中。

    其他传说人物

    《礼记·祭法》列举古代许多传说的大人物，以为都有资格列入祀典。这一群人物中，创造农业的农神有神农与后稷二人；治水的水神有鲧、禹父子及商人祖先冥三人，似乎农业与水利的事业，在不同文化各有其纪念的英雄。共工氏，在神话中是怒触不周山，造成天地倾斜的反派角色，正与蚩尤一样，通常被排斥于北方主流文化的英雄谱外。可是，《礼记·祭法》还是提到共工氏，称他既是九州岛的霸主，也是后土的父亲。后土是地神，号称为“社”，其地位与能序星辰的神职相当。是以，共工一系的显赫位置，当也因某一古代族群的文化记忆，而后能进入这一传说系统。

    古代中国的传说，头绪纷繁，不同文献各有异说，其不能一致的主要原因，自然由于古代大小文化圈，各有其独特的传说，在融合的不同过程与不同阶段，即编织为不同的版本。本节不能列举各种传说，只能撷取几个显赫的传说人物，说明他们由不同文化的英雄，终于汇集于同一神统，以显多元叠合的现象。本节不能将考古学上的文化圈完全与传说的渊源密合，则是因为资料不足，不能强作解人。

复杂社会的出现

    复杂社会的条件与特质

    前面几节讨论了聚落的形成与扩大，也讨论了新石器文化的区系与文化圈的出现。村落的社会更为扩大，即是超过单一村落的聚落群；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也当导致相当地区内人民进而产生文化认同，由此即可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社群。以上两项发展，遂是构建复杂社会的条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以现有的考古数据说，这种复杂社会，呈现下列一些特质：

    ●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足以维持有训练的工艺人才，制作礼仪性的贵重物品。

    ●有具备礼仪性建筑物的礼仪中心出现。礼仪中心也可能有层级的差异。

    ●有一些人物拥有较别人为多的财富与权威，社群之内遂有层级的分化。这种层级分化，各地可以有不同的形成过程。

    ●社会复杂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为了执行管理功能，即会出现权力的层级化，也就是社会体走向政治体，终于形成国家的组织。

    ●聚落之间的层级化，会出现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人口众多，财富集中，是权贵居住的地方，也可能兼具贸易中心、礼仪中心……多种功能，这就是城市，亦即苏秉琦所谓的“古城”。城市也可能有防卫设施，例如城墙、壕沟……

    ●为了礼仪与管理功能，会有专业人员担任这些工作；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可能发展了文字或其他类似的符号──这就是文明的象征。

    大汶口墓反映了墓主的权威与财富

    中国新石器时代，在不同地区，常有遗址呈现前述若干现象之一二，例如山东泰安大汶口十号墓，随葬物品多而精致。在同一遗址，似乎集中了大汶口文化社群中的少数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墓葬的随葬物品，包括玉钺、象牙梳、蒙鼓的鳄鱼皮、细致的白陶……或则是远距离外地的产物，或则是手工精美的艺术品及礼仪性器物，反映了墓主的权威与财富。由此显见，大汶口可能正是当时一个中心聚落所在，其领袖取精用弘，才有实力收集大量的珍贵物品，并且有以此殉葬的余力。

    大地湾遗址显示中心聚落的气概

    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更能显示一个中心聚落的气概。这一遗址以北边山坡上的大型房址（901号）为中心，南向扇形布局，又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较大型的房屋与小屋遗址。901号建筑遗址，由前堂、后室与东西厢房构成。前堂宽16米，深8米，面积近130平方米，前有门垛及台阶，前堂中央有直径2.5米以上的火塘，地面是类似混凝土的地面，压实磨光。前堂南、北壁各有8根列柱，火塘后侧左右，各有一个直径约90厘米的粗大圆形柱洞，全堂的宏伟壮观可知。前堂加后室及东西厢房，面积超过290平方米，房址前方有130平方米地坪，列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又有六个青石板排列在柱洞前方。901号房址南面，有许多大小房屋，每一小区以一座较大房址为区内中心。这些房屋，都是坐南向北，面对901号房址。小区内较大房屋，可以405号建筑遗址为例。405号房址宽13.8米，深11.2米，面积150平方米，室内也有火塘、顶梁大柱与扶墙列柱。405号房址之西，有一座小型房址，面积只有27.5平方米，但内部规格也是火塘、顶梁柱、扶墙柱，一应俱全，只是具体而微，规格缩水了。

    大地湾乙址的大型居住遗址，有三个层级，可能是一个相当于“首都”的礼仪中心或权力中心。每一个小型房屋，可能由第三级首领使用，405号中型房屋由第二级首领使用，901号大型房屋是第一级首领召集各级首领聚会之所，前面十二个柱洞及六块石板，也许即是竖立旗帜之用。那些火塘，当是献祭牺牲的火坑。这一“首都”之下，当有同样三层的人群结构，统辖同族的各级村落或社群。

    红山文化诸遗址是宗教与礼仪功能首领的权力体现

    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红山文化，至今出土多处大型遗址群，年代至少距今5000年前。位于辽宁凌源、建平两县市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于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了积石冢群、石砌祭坛、金字塔、女神庙和山台……构成一个气势宏伟的礼仪中心。女神庙中有泥塑的女神像，大小不等，大的神像残块如手臂、腿和耳、鼻的体积，分别是真人手臂、腿和耳、鼻的两倍和三倍大。有一个相当完整的女神头像，正好与真人头部同大，面部涂彩，以圆形玉片为眼珠，表情甚为逼真。女神像是丰满的孕妇，当是代表生殖力。从残片分布推想，女神庙中有不同体积的神像，分别为真人大小、真人两倍、真人三倍三等规格，排列有序，而最大的神像位在主室的中心部位，应是庙中主神。如果神界的等级，反映人间的现实，则人间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已是层级化了。

    此外，喀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出土石砌建筑群址及包括一件约为真人三分之一大的女神残像，和两件小型裸体孕妇陶塑像在内大小不一的陶塑人像群。东山嘴遗址，也是有祭坛及墓葬的礼仪中心，只是规模不如牛河梁遗址群。这两处之间，相距数十里，当是两个等级不同的礼仪中心。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于大凌河流域，为数不少，北越西拉木伦河，南到渤海，东到辽河，西到滦河上游，而牛河梁的位置，相当适中，并且河谷道路四出，堪为中心。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及其支流的各流域，多建于山冈之巅，因而有些学者视之为“陵墓”或“山陵”，称积石冢群为“陵区”。红山文化遗址，普遍出土有玉雕品，包括熊龙、猪龙、鹰隼、乌龟、勾云形器、双兽首三联环器等等，质地佳，手工精。牛河梁出土诸件，尤属精美，非有巨大财富，不能生产如此精品。陵墓、神庙与祭坛、山台、金字塔配套，似乎积石冢的墓主，是附葬于礼仪中心，而不是以陵墓为主附设礼仪建筑。因此，这些显赫人物，大致是宗教与礼仪功能的首领。考古学家郭大顺以为这一社会已是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是有道理的推论。这一政治实体的权力基础，不在政治权威，也不在军事权威，似乎在礼仪功能。女神庙既占主要地位，则这一礼仪中心的首领，可能是奉祀生殖母神的祭司或巫师一类人物。

    良渚文化的首领兼具宗教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身份

    在东南地区，得名自浙江余杭良渚的良渚文化，时代相当于距今5300到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口、钱塘江口，及太湖围绕的三角地带，外围远达长江以北的江苏新沂花厅。良渚文化遗址在余杭良渚、瓶窑、安溪三镇辖区间的谷地中，分布最为密集，在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100多处遗址，大型遗址一个紧挨一个，形成了“良渚遗址群”。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营建遗址──莫角山遗址，其上有夯筑的基址，基址上有宏大的木构建筑遗迹；在莫角山遗址的东南部还发现有大面积燎火的火坑。莫角山遗址位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央，不少大型的土台祭坛墓围绕四周。因此，良渚遗址群可能即是良渚文化社会的中心，而莫角山遗址，又是中心的中心。

    大型的良渚土墩墓，皆是填土堆积的小山，以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为例，这一金字塔型的大土墩，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估计先民在原有高地上堆筑的土方体积为25920立方米，土方取自附近一个大水塘──或者可说，取土的地方，掏空成为一个大水塘！

    这些墓葬遗址，出土了不少玉石制件：琮、璧、璜、管、钺……动辄数以千计。玉器中，尤以琮为最具特色。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大玉琮，重达6.5公斤，四面刻有8个神人兽面纹，每一个图案，在高不及3厘米，宽不到4厘米的微小空间，微雕神人骑兽的图形，同样的图案也出现于同一墓葬的一件玉钺。良渚考古专家王明达以为，良渚玉琮上常见的兽面纹，实际上是简化了的神人骑兽纹。这一图案，据考古学者张光直的意见，是巫师骑神陟降的通天达地象征。良渚墓葬中，男性墓主常有玉钺随葬，钺是武器，象征军事权威。良渚的首领，拥有琮、钺，是则兼具宗教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身份。

    余杭瑶山是一座小山，山上堆砌一座祭坛。祭坛是一层一层台阶形堆筑，坛顶有五色土铺设，内层是6至7米见方的红土台，外面是宽约3米的砾石层，面积近400平方米。祭坛南侧布列有12座墓葬，墓主男女各半，男性均有玉钺随葬。离此不远的汇观山遗址，有1座祭坛及4座大墓，祭坛面积1600平方米，而形制与瑶山祭坛相似。从瑶山与汇观山的祭坛与墓葬看来，墓葬后筑，打破了祭坛的地层，似乎都是以墓葬随附于有祭坛的人工土山。祭坛在山顶，大约是登山祭天之用。

    莫角山遗址是一个大型的人造土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这一大面积人工堆积的土台，上面还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龟山等土墩。这三座土墩之间，是一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上分布有排成两列的大型柱洞。在莫角山大土台的东南边缘处，则堆积有大量燎火的红烧土。这遗址显然是一个作为礼仪中心的复杂建筑群基址，以这一土台遗址为中心，四周30余平方公里内，密集分布有数十处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其位置都是正南正北方向，形状是方形或长方形。莫角山遗址四角附近，各有一处重要的土墩墓地或出土礼器的遗址，凡此结构当是有意的布局。

    远在常州的寺墩遗址，面积达90万平方米，整体以河道围绕为正方形，由内向外，依序为：以高达20多米、平面呈圆形的祭坛为中心，祭坛由方形的内河道围绕；内河道之外，环绕着一圈地势较低、亦由人工堆筑的贵族墓葬区；贵族墓区之外，是地势更低的平地，是居住建筑遗存区。以祭坛为中心的十字形河道连通内、外两重护河，也把贵族墓地和居住建筑区划分为四个象限。这是一个规矩井然的布局，由中而外，高度逐级下降，内外三阶，四角四象限，层次分明，河道既有防护功能，又有沟通功能。看来，寺墩遗址也是一个礼仪中心。

    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反映多层级的秩序，是以地域为层级的多层秩序：余杭良渚附近是中心的中心，寺墩遗址是外围一个地方性的中心，上海福泉山等处土墩遗址则是规模又次一级的中心。同时，反山、瑶山一类大型土墩附有的大型墓葬或墓葬群，为礼仪中心的一部分，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多，数量丰，质量高。一些土墩墓，也是大墓，规模及随葬品的质量，等级即差一层，而一般良渚文化小墓，形制卑小，随葬品大致只有陶器，没有玉制品，则又差了一等。这是不同中心之间的层级。

    因此，良渚文化的社会，似是一个相当层级化的复杂社会，其拥有的财富及组织能力，均非同小可。这一社会的领导权可能是在兼有宗教与军事权力的人物手中。良渚文化扩展范围，远达长江以北，花厅遗址兼有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遗存，而以良渚文化为主，大汶口文化为从；其中意义，可能是良渚文化北上，征服了大汶口文化在该区的人群。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良渚文化的社会实体，似已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了。

    5000年前的人类社会已是十分复杂

    从上述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及江南良渚文化三例言之，5000年前，这些地区的社群，都已发展为控御广大地区，能动员大量人力，掌握不少财富的多层级复杂社会。从1万年前人类掌握生产食物的能力，形成定居聚落，经过5000年的发展，人类社会既聚合，也分化，已是十分复杂了。

古代文化与两河古代文化发展的比较

    两河流域古代文化是人类几个古代主要文化之一。本章前节讨论农业起源及定居聚落，也是取自两河考古学首次提出的农业革命与聚落形成两个观念。古代中国的农业是北方的粟黍稷（小米）与南方的稻作农业；两河地区的农业是麦类耕作（包括大麦、小麦、黑麦与燕麦）。这三种农业，作物不同，耕种的方式不同，都是独立发展，彼此没有文化传播的亲缘关系。单从这一点着眼，即有比较讨论的意义了。不过，中国地区广袤，两河地区只是今日伊拉克的核心部分，面积至多相当于中国几个大文化圈之一（例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圈）。为此，中国地区内部文化的互相影响，即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两河地区也有内部诸区间的起伏与互动，规模终究有限；然而，两河地区文化与周边文化，尤其与埃及文化的关系，却是一个广大区域的多元互动。

    两河地区的农业早于中国最早的农业文化，至少有一两千年

    两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启轫早于目前中国考古学可知的最早农业文化。两河地区有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平行东流，下游是两条河流的冲积平原。数十年前，一般理论每认为大河流域是文明发源地，即以两河、黄河、尼罗河、印度河作为这些古代文明的摇篮。两河地区发展农业的过程，却是从大河河谷的外围开始驯化食粮作物，农业的起源不是在肥腴的河谷冲积平原。

    近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土耳其东南部的赛米（HallanCemi）遗址。这个古聚落遗址坐落在托罗斯（Taurus）山麓，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这里的古居民还不知道种植农作物，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年龄不满1岁的雄猪，说明养猪是他们赖以存活的生业。赛米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是距今10400-10000年间，是迄今为止人类生产食物的最早纪录。大约距今１万年前，两河东北边缘札格洛斯山（Zagros）山麓的沙尼达尔（ZawiChemiShanidar）遗址，也有驯养家畜（羊类）的迹象。距今9000年前，种植作物及畜养山羊，已属常见，而猎取及采集活动，也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七八千年前，札格洛斯山山麓已处处都有农业村落，其中一个重要的耶莫（Jarmo）遗址，除种麦的农业之外，养殖家猪也已出现。两河流域西北，今日土耳其安那托利亚山区的恰塔尔休干（CatalHuyuk）遗址，及西面海东地区，今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Jericho）遗址，都是初期农业的村落；在这些遗址，有些甚至还没有陶器。考古数据也显示，与这些初期农业遗址同时，距今七八千年前，还是有许多采猎为生的社群，在这些地带活动。

    札格洛斯山山麓，今日还有不少麦类植物的野生远亲散布各地。正是从这些麦类亲属群中，两河流域的古代人类选取可以栽培的品种，尝试驯养为食用作物。最早驯养的品种，可能是“黑麦”（secalecereale），后来又尝试驯养“单粒小麦”（einkorn）、“二粒小麦”（emmer）、二棱及六棱大麦，和今日所谓的“面包小麦”（breadwheat）及豆科作物。在这一地区，人类也驯养了山羊、绵羊、狗、猪，安那托利亚高地在距今8000年前，已有驯养的牛类。凡此生活资源，不但是两河文明发展的基础所寄，也由此四向传播，使欧洲、北非洲及波斯湾以东的西亚，各处人类先后发展了生产食物及定居的文化。

    中国栽培粟黍稷和水稻，两河流域栽培麦类作物，各自发生“农业革命”

    两河流域栽培作物的农业与驯养家畜的历史，比目前中国考古学上最古老的农业遗存，早了至少1000年，甚至2000年。但是，东亚栽培作物，迥然不同于两河的作物，两者之间应是各自独立发生了“农业革命”。中国北方的粟黍稷栽培遗址是在太行山麓的磁山与裴李岗，不在低平的渤海湾沿岸冲积平原。中国北方山区，普遍可以找到粟黍稷的远亲。这一现象，与两河驯养与栽培麦类作物，如出一辙。小米的种类甚多：黍、稷、粟、粱……陆续成为主要的品种；同时，这些种类始终并存，迄于今日。至于麦类，除了少数品种，不同的麦类也至今共存。中国南方的稻作遗址，最早可能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遗址位于湖南南部的山间盆地中，不在两湖的平原上。中国境内的野生水稻，由云南到广东的河湖沼泽，均可见到。粳稻是从籼稻育养的栽培作物，今日籼稻、粳稻两种水稻，都是东亚的主要食物。凡此现象，西亚、东亚的发展模式，几乎一致。

    农业起源于山地，不在大河的冲积平原，后续的文明发展则是在河谷平原出现。距今5000年前，两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已有许多农业聚落。麦类生长需要相当水分，扎格洛斯山脚坡度不大，有雨水湿润，麦类可以成长；冲积平原土质松软，地下水充沛，于麦类更为适宜。人类育种，寻求高产品种，而这些优良品种，例如所谓“面包小麦”（今日食用的品种），尤其需要吸取水分。于是，驯养麦类，肇始于扎格洛斯山坡地及地中海海东地区，而农业扩张、出现许多定居的农业聚落，却是在两河中游与下游的沿岸。

    距今四五千年前，两河流域出现大型复杂社会

    这些聚落，出现于各处，尤其南部的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分布最为密集。距今5000多年前，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而又远离河口沼泽地带，欧贝德（Ubaid）文化揭开了人类城市经济的序幕。这一转变，经过一段演化过程。大约先是在许多毗邻村落中，出现了一个中心村落，逐渐以此为核心，发展为聚落群。聚落群能聚集资源与人力，合作改善生活条件。两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全为土质，不见岩石，新石器文化生活必需品的石料，必须求之他处。冲积平原上，多灌木而少大树，生活所需的木材，也必须取于两河上游及山地。另一方面，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常有泛滥；地下水多咸卤，不宜于稼穑。人们必须建构水利设施，引导河水灌溉，排除苦卤。长程贸易与水利工程，都不是一个村落的力量可以做到，于是超越村落层级的聚落群，遂应运而出现。在欧贝德文化的基础上，南部出现了许多城市，吾尔（Ur）、艾力都（Eridu）、乌鲁克（Uruk），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城市。

    城市有城墙保卫居民，有市集供贸易活动。更为重要者，在城市生活中，出现了一群专业人员，他们掌握对农业生产有用的天文历算知识；他们也发展出对贸易及测量有用的计算数量工具；他们组织了崇拜星辰日月及自然力量的信仰，以此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与规律，并以此作为上述各项知识的根本。这些专业人员，以宗教信仰为支撑，成为分派工作与资源的小区领袖，亦即以神庙祭司的身份，掌握了城市的统治权。凡此，都指向一个历史现象：两河地区的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组织为若干相当大型的复杂社会，多元、有层级，也有分工。

    两河地区的发展模式与红山、良渚诸文化的发展情形相同

    两河地区发展的模式，竟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良渚与仰韶诸文化发展的情形相同，都验证了农业革命与复杂社会两大命题。当然，从中国考古学可见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内的古代人类，经历了两次平行的发展，北方与南方分别出现。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北方农业肇始于太行山下，而红山的复杂社会则是燕山辽河的个案；南方的农业开端于湖南的山间盆地，而良渚的复杂社会，则是江南的例证。农业与复杂社会两个阶段的发展，在时间与空间，都有脱节。如何处理这一难题？大约还须有更多的考古资料出现，才可能证实或修正目前的知识及解释。**中国文化的黎明**

    （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3世纪）

    中国文化终于涌现了。由商到周，华夏文明体系逐渐明朗成形。更重要的是，中国文明思想体系，亦即北方的儒家与长江流域的道家，两者相互交流影响，形成中国型思想的核心。许多有关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概念，在此有了明确的界定。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与车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圈里引发过十分重大且深远的变化。两者之间，青铜的出现较为有迹可寻；中国地区何时开始用车，在考古学上尚未能找到确切的时间。但是，这两项重要发明的信息进入中国地区，很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可能都是经过中亚与内亚草原上的交通路线，间接传递进入的。

    人类最早使用铜制品是在今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发现的

    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纯铜质地较软，锡、铅更软，三者的熔点都低，很易熔化，混合成为合金后，质地相当坚硬，足以铸造为各种器用。人类最早使用铜制品的考古遗存，当是在今日土耳其的恰约尼（CayonuTepesi）遗址，位置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安那托利亚山地边缘。这些铜制品是用铜矿石直接打制的铜针、别针、铜锥及铜珠。此地与今日蕴藏丰富的铜产地相去不远，有此发现也是合理的。位于安那托利亚的哈拉夫文化（Halaf），是铜石并用的文化，兴盛2000年之久，然后文化中心才转移到两河地区。哈拉夫文化的时代，农业发达，依靠灌溉给水，成串的村落构成复杂社会并有神庙建筑。这一个从公元前第六千年纪到第五千年纪的文化，能生产器壁甚薄、经过高温焙烧的精美彩陶。哈拉夫文化衰落后，文化中心移入两河地区，继之而起的如欧贝德文化（Ubaid，公元前4300—前3500）及乌鲁克文化（Uruk，公元前3500—前3100），其铜制器用已是常见。再下面一个千年纪，则是青铜文化了。凡此文化，都已有城市为中心的复杂社会组织，有了专业的工匠与祭师，也有了相当专业的武装人员。从原始的铜制品进展到青铜铸造的器用，在西亚经历了不下两千年之久，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才是青铜文化的时代。

    马家窑时期的青铜刀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

    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期地层中，曾出土一件使用陶范铸造的青铜小刀。马家窑期的时代当在公元前3100—前2700年，所以这件青铜刀可能是中国地区最早的青铜器。但是，中国地区较古老而且较普遍的铜制品遗存，当是在齐家文化的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河庄、秦魏家等遗址发现的铜制刀、凿、锥、斧、钻头。近来在广河齐家坪还出土了中国地区最古老的铜镜。齐家文化的时代，经过碳-14测定为公元前2050±155年至1915±155年之间，亦即公元前第三千年纪过渡到第二千年纪之际。这些铜制品，大多是冷锻的红铜，铜镜却是冶铸的青铜，正呈现青铜文化初期的混合现象。齐家文化的铜器时代，至少晚于西亚两河流域青铜文化有整整一个千年纪。齐家文化所在的地区，正是中亚交通路线的东边尽头。

    中国北方，由西往东，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之下层，这一连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铜刀、铜制装饰品出土，其间有相当的一致性，时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中期。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通道。中国内地的河南与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也有十余处出土了相当原始的铜制品。河南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锡铅青铜铸件，是铜锻的残片，时代是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前半段。

    中国的青铜工艺由西方传入

    究竟中国地区的古代文明自行发展了青铜？还是青铜工艺的知识由西亚传入中国？由上述时、空两个条件来看，解答的线索隐约可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铜制品，原始铜制品与青铜铸件各地均有出现，以其分布情形看，西部的铜制品早于东部。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中国地区的青铜工艺，当由西路传入，但传播过程中，中国地区的工匠可能并未得到铸造合金的完整知识，于是各地还是从打造原始铜件开始，摸索寻求青铜工艺的技术。中国新石器文化制陶的工艺技术相当成熟，能够掌握火候，高温焙制陶器。从制陶工艺发展铸铜技术，有了掌握高温及制造陶模两项条件，铸造青铜的工艺，即不难有迅速的进展了。商代的青铜铸件，种类多、数量大、水平高。从龙山文化晚期到商代，时间不过数百年，青铜工艺的进步速度，相当可观！青铜文化与国家政权有关

    青铜铸品，作为小型的锋利工具，切割的功能胜于石器、骨器。但是，青铜质脆易断，用于大型破土的农具与砍伐树木的斧斤，并不十分有用。因此，使用青铜工具，未必能提高生产水平。用青铜制作武器，却能提高杀伤力。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解释几个青铜文化的现象：出现了专业的战士、复杂的社群，以及资源集中、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凡此，都因为铜料难得，铸铜技术又不是人人能够掌握，以致只有少数人垄断这一有效的武器，从而以此劫持社群，形成资源的集中及社群的分化。中国传统所谓“三代”，正是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时期，其与青铜文化的出现，有一定的相关性。

    车是外来事物

    车出现于中国地区的时间，至今还难定言。考古证据所见，商代车辆的形制，基本上与西亚、埃及和印度的两轮马车类似。在中国地区，至今未见原始形态的车辆，也未见车型演化的过程。凡此可以推知，车是外来事物。用车的知识与铸造青铜合金制品的知识同时传入中国，是颇为合理的推测──车之用于战争与青铜武器的使用，两者都与广袤草原上武装族群的移动有关。战争能带来族群之间文化的交流及资源的交换。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中期，西亚、南亚、东欧、北非的族群移动十分频繁：希克索人侵入埃及，赫底人在西亚建国，希腊半岛有族群的交替，印度次大陆也有一波又一波的亚利安人移入。这些族群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

    中国虽地处东亚，但中亚是开放的地形，中国承受这些族群移动的影响，遂有了用车的知识；又配合自己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制陶工艺，也迅速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接受外来信息的刺激，在自己固有技术上，激发创造性的转化，是人类历史上常见之事。公元前第二千年纪，中国地区发生的许多变化，正是这一现象的例证。古代文化核心的商文化

    中国传统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代表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中原意识，也经这一核心观念衍生。不过，夏代的历史，至今只有传说，未见确切可靠的考古证据。中国考古学界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所在，也只是从传说中夏代的地望，配合这一遗址有大型公众礼仪性的建筑，遂以为这里相当于夏代的王国都城。其实考古数据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青铜时代初期的城市即是夏都。

    商代的遗址，则自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以来，不仅有建筑与墓葬遗存，也有大量商代甲骨卜辞的当代文献资料，证实了传统历史有关殷商的记载。因此，本节以殷商王国及其文化的形成代表中国文化核心的发展。

    商文化分为先商、早商及晚商三个时代

    由传统历史记载来估计，商王国从公元前17世纪建国，到公元前11世纪结束，享国五六百年之久。今日考古资料，将商文化分为先商、早商及晚商三个时代。先商文化的分布地区，较早的类型在今日河北的太行山东麓，以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卫辉一带。这些文化遗址，毗邻一向被认为是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区，但两者的文化特色又有显着的差异。早商文化时期的遗址，则是在今日郑州地区，其文化特色与二里头文化相当接近。由此推测，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商文化，在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之后，开始发展为早商文化代表的强大势力。

    早商文化的主要部分，以二里岗遗址为代表形态，分布地区十分广阔，遍及河南全省、山东的大部分、山西南部、陕西中部、河北西南部，以及安徽西北部，涵盖后世所谓“中原”的华北地区。北部的早商文化，以河北城台西遗址为代表，北及拒马河，南至邢台；南部早商文化以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代表，分布于长江以北，湖北中部与东部；至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的商文化，地方色彩浓厚，只能作为商文化的影响所及；西部早商文化，远及陕西的扶风与岐山。这一地域广大的分布形态，说明了早商文化的强劲，其发展当与商王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有相当关系。

    有关晚商文化的主要材料出自安阳的殷墟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到前11世纪，延绵二百余年，亦即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历史。晚商考古工作偏重河南地区，以致不能呈现较为广阔的分布形态。但是，将近20万片卜辞所见的数据，显示商王国政权所及，足以伸展到上述早商文化分布的领域——亦即后世所谓的“中原”地区。

    卜辞是殷商文化的时代性特色

    殷商文化的时代性特色，一是有了当代文字的记录——卜辞，二是从卜辞中显见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文字与王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从史前文化进入历史时代的分界线。

    成熟的文字优势，使商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主流

    中国文字的源头，早于殷商时代。河南舞阳贾湖、陕西西安姜寨及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陶器上，都有刻划的符号。这些符号的意义不明，然而都不是装饰性的图案。大汶口的陶文，有些已是复合的符号，颇似中文部首的意味。大汶口陶文中有几个符号，例如日在山上形象，日形与山形，俱已抽象化，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笔画。这一个符号，在相距数百里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有出现，而且形象一致。此一现象，也许意味符号已有文字的功能。

    殷墟卜辞的文字，已离开图像。例如，鸟兽象形字，都已简化为反映某一动物的特征，而且都是侧面直立的形象。中国文字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项造字原则，大都已见于卜辞文字。卜辞句法，反映其文法已有一致的规律，而且不是自由口语，因此商代卜辞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商代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具有礼仪性，遂较卜辞为复杂；其中象形字的形象皆近写实，但也不是图画。凡此可见，商代文字有其前身，只是商代使用的文字，不仅成熟，而且与后世中文文字之间的演变谱系，可以步步还原。近来考古发现的先秦文字，除了战国楚地文字稍有差异，至今未见另一不同的文字系统。殷商掌握了当时唯一成熟的文字系统，以此优势，则商文化自然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

    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体，足以发挥文化核心的作用

    从殷墟卜辞所记载种种活动重建商王国的政治组织，反映了晚商二百余年的演变方向。商王的王权，本来可能与占卜主持人的教权相辅，但200年来王权不仅压倒了教权，而且商王取得了“下帝”的位置，以与“上帝”相称。商王国的统治机制，有几个圈子：大邑商、畿内商王亲族与王后的封地、王国的领土、服从的诸侯、四周的方国。从商王东巡的旅程看，商代末期，东方诸侯形同属地；远方的方国，有敌对的鬼方、土方……也有已接受商人优势地位的国邦。商王国的政府，由“小臣”之属的家臣系统，逐步发展演变为有五个部门的统治机器。商王使者的地位，相当于以凤鸟为上天的使者，可以领兵，建立四方的治权。商王墓葬中随葬的人殉，即祭祀时以人为牺牲，反映王权权威之高。商王资源之丰裕，宫室、器用之精美，均可由墓葬的诸种器皿与建筑显见。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体，在当时的中国地区，无疑居于领导地位，亦足以发挥文化核心的作用。

    商王国神只主体具有普世性格

    新石器时代的商王国，是个以族群为基础的复杂社会体，有地方与亲缘的局限，并无普世性格。商王国的神只主体，主要以宗神与山岳、河流崇拜的地方守护神构成，这是因为商王国的政治势力远及四方，在吸纳从属族群及方国时，商人不能不同时接受这些从属族群的神只。商王祭祀系统，由卜辞可见，有新旧两派，此起彼伏，旧派的祭祀对象是谱系严整的先公先王祖妣；新派则杂收诸神，包括各种自然神及大人物（例如大巫），至于祖先神，反而更为收缩，致祭时只祭祀大宗及五世以上的先妣。新派出现，已在晚商后期，其时代与商王国的扩张相近。这一现象，可能意味商人摆脱了地方及族群的局限性，开始走向普世文化的方向。

    晚商二百余年，只是商人历史的后半段，从殷墟考古及卜辞数据为依据，我们可以知道：商王国在新石器时代古国“万邦”之中脱颖而出，商文化成为中国地区的文化核心。文化核心既已形成，即不难逐步收纳凝聚各种地方文化，发展为后日中国文化的庞大体系。

许倬云 2014-07-14 07:59:36